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识和探索的百年回望与启示

沈华

2021年09月30日 02:44

许峰
《行政与法》2021年第6期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在理论逻辑上,党勇担理论创新责任,将改革与创新经济制度置于制度革新领域的首要位置,构建和发展了既恪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又兼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逻辑上,党披荆斩棘、锐意进取,先后在革命根据地经济社会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中为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党的百年历程不仅为经济制度的构建赋予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更为新时代凸显我国制度优势的发展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石”,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识和探索的逻辑脉络

  梳理百年征程,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发展的逻辑和实践演进的历史脉络主要经历了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四个“接力探索”阶段。

  (一)摸索设想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许多重要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践经验,其理论建树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相关论述和基本观点上。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根据地对外经济贸易、号召民族资本家去根据地投资建厂以及“中国型的资本主义”等经济思想和论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论联合政府》(1945)中对“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作出初步判断,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必要性,允许特定条件下和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当程度的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1949)上阐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积极性采取“利用”并加以“限制”的政策,并且据此提出未来取得执政地位后采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有关设想。应该说,作为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设想和实践探索不仅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需要相适应,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和中国实际。

  (二)奠定基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构架。三大改造后,形成了国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格局。鉴于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并不乐观,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与工商业人士谈话中又提及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路,给予“地下工厂”和“夫妻店”一定形式的存在空间,以此作为国营企业的必要补充。这些理论与实践设想的探索已经包含了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与市场经济的“思想火花”,为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了初始的理论准备,奠定了认识基础。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56-1978年)长达22年的时间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策经历了两次小幅调整。总体而言,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依然存在,但客观上讲,这些认识局限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反思、调整经济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警示教训以及理论演绎和创新空间。

  (三)发展创新阶段:改革开放(1978-201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廓清了理论上的迷雾,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政党治理方式选择上成功转型为发展型治理,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使其始终运行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公有产权与非公产权”关系的主题开启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改革探索,试图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其突出理论贡献在于:一是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刻剖析国情基础的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二是确立社会主义本质论,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将“共同富裕”作为价值旨趣;三是树立标准,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发展标准;四是构建框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破除“姓社”与“姓资”的理论困惑与发展方式的制度属性缺陷;五是确定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邓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僵化教条束缚,破除了制度范畴的“羁绊”,开启了铲除经济制度思想障碍和政治变革的历史性转折“新篇章”,在毛泽东同志所预想的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具有统摄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得非公经济放开手脚在增量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内持续助推党和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目标的实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延续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走向,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题将其所提出但尚未设立的制度“落地生根”,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和融合性,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步入市场经济阶段。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围绕“公平与效率”的主题,进一步提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论述。2002年至2012年十年间的理论成就与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一举跃升至第二位。

  (四)成熟定型阶段:走进新时代(2012年至今)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擘画并贡献理论探索、实践经验与制度创新相融合的重大成果,凝练、发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宝库,总结提炼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较为成熟定型的理论体系,将其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性影响的整体框架内作出新概括:一是确立“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充分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赋予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新要求;二是谋划新发展目标,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两个“十五年”新目标;三是构建所有制、经济运行体制、分配制度“三维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全部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再次融为一体;四是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坐标方向”朝着政府、市场和公平与效率三维有机统一方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公正性的经济制度基础。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中,尤其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达到的理论创新高度为代表,对基本经济制度新内涵的阐述更为完备、科学、系统和成熟,一系列基于法治经济维度下系统化的新理论新论述,为新时代经济改革和基本经济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根本遵循,对推进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成熟定型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性意义。

  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生成机制的演进机理

  新制度主义将建构理性、文化异质、权力规约、组织架构、制度强化等系统化模式纳入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域和框架,赋予其生成机制的多重内涵和诸多理论创新特质。中国现行经济制度是对经典理论的证伪和现有理论的挑战,“为质疑、修正经典理论,甚至创造新的理论与模型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样本”。[1]回望百年党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探索、生成机理、理性选择和变迁轨迹离不开多重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在长期危机背景下图强奋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以巨大的创新魄力和理论勇气正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并科学认识制度的局限性,坚持独立自主、迎难而上、敢于突破、勇于纠错的理论创新特质,遵循规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一)克服波云诡谲的国际局势干扰,独立自主设计制度

  党的百年制度探索历程充分昭示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自主权始终掌握在全体人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手中,并且党始终自觉地在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使命(动力机制)引领下探求制度创新路径。

  在“站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方针的同时不断尝试创新对经济制度的认识,并且意识到“苏式”社会主义运动和“单一公有制”的弊端。“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可互相否定。

  进入“富起来”的改革开放阶段,党逐步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并以此为镜鉴和启示,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全力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上,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发展经济。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根本方针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党牢牢把握主动融入多样性、多元化的全球化战略机遇。面对少数“逆全球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党坚持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与改革开放、携手合作协同并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向各国倡导制度不同但“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理论上升华“四个自信”,向世界展示“天下之和”、共同参与、和谐共赢的博大胸怀和大国形象,既主动承担“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国际责任,又积极争取多元化国际竞争新格局中的话语权和自主权。

  (二)正确预判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科学合理制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1952年国民经济提前恢复,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这使得党内一些同志对实现全民所有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性与社会主义的计划命令是格格不入的;政治上,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营经济的进步性形成反差,特别是1957年少数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党内一些同志认为这不再是工作政策的失误,而是严重的党内思想路线斗争。此种经济与政治环境决定了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国内发展形势的把握更加科学、准确。一方面,党始终遵循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规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等形式破除理论障碍;另一方面,党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发扬优良传统,围绕政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开展政党治理,制度化地进行自我思想革命,加强政治能力、制度执行力建设,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从而达到科学合理制定制度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摆脱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制约,客观准确安排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处理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中呈现出的理论倾向很大程度上与领导人的认识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过程也足以证明具体行动者的创设偏好对某一项政策或策略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然亦会受到其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高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逻辑和完整的民主决策链条规划领导层的理论视野,以制度消解干部队伍认知能力上的局限性,保证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适用性、开放性,并按照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逻辑进行经济制度安排,预留政策改进空间。理论逻辑上,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扬弃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视角下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主动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讨论、博弈和制定;实践逻辑上,党在经济制度制定的历史进程中,完善了充分民主讨论与政策试行的决策程序和政策形成机制,最终确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上的具有建设性、科学性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各项经济政策及其制度制定过程中,综合衡量人民诉求、政治意愿、发展设定、目标导向与发展安排等多重、多变的影响因子,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政策制定标准和政治平衡机制。概言之,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力地确保了党在政治正确前提下不断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掌控政策资源,科学划分政策进程,创新和设计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划制度和政策手段,为制定功能性经济制度和复杂系统的经济政策,构建全球化、可预期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坚强保障。

  (四)消除制度缺失和制度滞后的影响,精细化完备制度

  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一个不断调适、不断完善、不断推进的渐进性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了新的经济制度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更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与新制度体系的构建密不可分。但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经济飞速发展进程中也积聚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如处理公有产权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存在不协调的情况,在改革发展中实现二者优势互补尚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面对诸多市场不能独立解决的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还需进一步实现良性平衡,混合所有制中产权主体难以多元化等矛盾仍客观存在,在一些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领域仍需采取创造性的干预和治理手段。

  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构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摒弃计划经济语境下的“全能包办”主义,也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任主义。党总是能前瞻性地预知发展中的“制度需求”,靶向预防“制度真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尊重市场规律,剥离政府的“企业家”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精准把握政府监管市场秩序、稳定宏观经济、引领结构调整、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建立亲清、健康的政商关系,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识和探索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完善和丰富基本经济制度是凸显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在本质上必须放置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要长期共处的国际格局中进行透视。未来一段时期,仍要以凸显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势为视角,加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研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走向共同、协调、均衡和普惠发展。

  (一)理论自觉:探索创新性处理“两制”关系的根本遵循和理性准则

  中国特色的“两制观”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突破思想藩篱、深刻把握时代主题变化而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为党在全球化深度推进的新格局中奉行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剖析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走向,审思发达资本主义长期续存所积累的经济、政治优势以及继续拓展生存空间的发展现实。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言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尤其是处于世界多极化、多样化发展格局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其建立在资本链、产业链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等,轻松将国内压力转移至社会主义国家并获取高额剩余价值,[3]这恰恰是我们必须承认其强势地位并主动融入世界市场的一面。同时,资本主义制度损人利己、弱肉强食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具有所谓的“世界正义”,这是我们需要斗争的一面。其次,我党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基本要义,又要在理论与实践上破除其制度属性的弊端。无论是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利用”论,抑或是改革开放后基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上构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或者在未来较长一段高质量发展和转化增长动能的攻关阶段,都离不开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实现市场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结合,通过“比资本主义好得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放大市场发展方式的效应作出历史贡献。

  (二)发展理念:在共同体理念视域下长期竞争、融合发展的相处之道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社会制度,能够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二者在前进中竞赛,在竞赛中前进。相互间的较量与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社会性质上,党始终需要保持清醒,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可避免”对现实依然具有科学指导意义。在发展成果上,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出“被动式”论述,强调扬弃资本主义,确立“利用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使其接受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与制约。当前,二者共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态势依然代表了世界发展趋势。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陷入困境中,因此,党更要矢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信念;另一方面,充分估量二者在各自发展目标下共存的长期性与共产主义征程的艰难性。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如何本着务实开放的态度与资本主义共处,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就成为亟待正视并应着力解决的问题。[4]因此,党既要明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趋势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也需充分发挥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设方面的能动性,在“实践中出大道理”。

  (三)目标向度:服务于国富民强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是党长期和首要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的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蹚出的一条“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性实践道路,其发展的实践特色和制度模式选择完全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有效结合,[6]但在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的选择上深刻蕴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理念,研究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绝不会使社会主义由此具备资本主义制度属性。[7]客观地讲,现今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具体政策,包含了一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即“我中有你”,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其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发展手段为社会主义经济要素服务。经过较长时期的“迂回过渡”式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随着在产权关系上推行公有产权与非公经济有效结合发展的市场经济产权相容的方式,在发展上采取转变不均衡发展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的方式,在运行机制上施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机制,[8]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必将趋于成熟并最终并轨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9]回望党的百年历程,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但“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10]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凸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生命力,为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


原文参考文献

[1](美)洪朝辉.中国特殊论与中国发展的路径[J].经济管理文摘,2004,(2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405.

[3]王寅申,朱忆天.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论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0):207-212.

[4]郑云天.论“两制”并存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9,(1):95-100.

[5]谢伏瞻,蔡昉,江小涓,李实,黄群慧.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笔谈[J].经济研究,2020,(1):4-16.

[6](美)巴里·诺顿.中国特色体制: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模式[J].国外理论动态,2013,(6):41-54.

[7]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J].经济研究,2018,(7):182-197.

[8]何晓星.中国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对“当代世界经济之谜”的回答[J].山东社会科学,2019,(3):90-99+119.

[9]姜辉.中国社会主义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5):4-11.


作者简介:许峰,中共台州市委党校(台州行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台州 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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