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文学神话：中产化写作与“优雅”的崛起

主持人：向荣(四川省社科院教授) 　　　　　　　时  间：2005年12月29日
对话人：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林和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游翠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卢衍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一　文学的焦虑、中产阶级及其文化性质
向荣：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那就是文学对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关于中产阶级的言论和思想已然成为一个核心话题，而“中产阶级”这个名词也成了文学中的一个人气很旺的关键词。那么，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为何对中产阶级产生了极大的关注情怀？在这样的关注情怀背后，我们是否也会发现文学的某种隐秘的欲望，以及文学精神立场的某些悄然的变异呢？
调查资料表明，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所占适龄人口比例只有7﹪左右，人数不过六、七千万，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型的结构，底层群体还占人口的大多数，离发达国家那种以中产阶级占大多数人群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相距甚远，这样的差距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有迅速的改变。所以，中产阶级在理论上展示的所谓“中坚力量”，还不可能成为现实。知识界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放在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的确如此，但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中产阶级不可能担当起稳定社会的重大使命，他们最需要稳定的正是他们自已。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其特殊性，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对权力和资本的依附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势利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纯粹的市场化和市民社会的历史产物，它的产生与形成是国家权力同跨国资本共谋的历史结果。政治权力与跨国资本是中产阶级形成的主导力量，市场只是一个伴生的温床，新兴的中产阶级必须依附于资本和权力，才有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可能。这种依附性还使它本能地生长出一种伴生物——势利性。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以自我利益作为处理公众事务和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自我利益高于一切。不少中产人士还有一种忽视、乃至蔑视底层弱势人群的心理意识。这是一种“厌贫意识”，与穷人的所谓“仇富心态”正好构成二元对立的相互冲突的阶层意识。
向宝云：中产阶级虽然可能达到了几千万人，但是在中国毕竟占少数。我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是一维的。它没有自己固定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是最不稳定的一个社会阶层。现在定义或维系它身份只有“收入”这样一个支撑物，它表现出来焦虑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它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话语方式，急需自己的代言人。
卢衍鹏：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原来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特别是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市民与原来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远，在理论上有了自己的言说方式，比如它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不关心与个人利益无关的形而上的主义，不关注主流文化的倡议，而是关心个人的实际生活，个人的欲望满足和情感需求等具体的问题，等等。
林和生：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化走向，有些人（如美国汉学家格里德）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我倒更愿意把当前中国社会走向称为“中国式的前文艺复兴”：个性解放，奇装异服，敢爱敢恨，创造发明，追逐财富，掠夺占有，为非作歹，月黑风高，杀人越货，良莠竞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一而足。考察意大利文艺复兴，可以发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马基雅弗尼、米开朗基罗、托马斯·莫尔、拉斐尔、莎士比亚、拉伯雷、蒙田等代表人物，几乎都可归为中产阶级出身，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中产阶级的天敌。相比之下，考察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某些“学术职业人”的社会履历，发现他们实属中产阶级，其文化焦虑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焦虑，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却硬着头皮说自已不属于中产阶级，好像是“纯洁”了自己之后，就可以为中产阶级发豪言壮语了。
卢衍鹏：对于很多倡导者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历史上的中产阶级，而是当下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当下“中产阶级”已经在语义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已经拥有、也应该拥有自己的话语形态——中产阶级写作。中产阶级写作与原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已经不存在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它们各行其道，有机共存。这种立场一方面明显地消解着传统文学对中产阶级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又把文学的颂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产阶级的未来图景。
游翠萍：对中产阶级文化的呼唤表露了一种全球化压力下的文化焦虑。关于中产阶级文化的论述中有这样一个所谓的依据，即新世纪后中国形象的变化，他们认为一个“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国”已经出现，对外是正在迅速地“脱贫困化”和“脱第三世界化”，对内则是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因此，近现代以来的“弱者意识”和“反抗意识”已经不能表达现在中国的现实，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以中产文化为代表的新世纪文化；同样，以启蒙和救亡为核心的新文学的历史使命也已经终结，以中产写作为代表的新世纪才能表达中国的现实。倡导者明显正迫不及待地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文化推入全球的文化大合唱，实现文化上的“中国梦”。欧美社会学家普遍认为，虽然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其文化趣味实在不值一提。如果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真的要跻身世界文化前列，它也绝不是靠模仿西方，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来取得文化的胜利，它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中产阶级文化想象出发，全球化的文化图景和文学图景将是高度同质化和西方化的，这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来说，不是一次拯救。而是一场灾难。
向荣：当下的文学为什么会对中产阶级大唱赞歌？无非是要拿中产阶级来拯救文学边缘化的危机，使文学摆脱低迷寂寞的困境，把中产阶级当成拯救文学命运的大救星，这种看法实在是教授才可以发明的天真浪漫。发达国家先在的文学史经验表明，文学当然要深切关注和讲述中产阶级的生存际遇和心灵秘史，但文学从来就不是某一个社会阶层的寄生物，更没有什么靠中产阶级来拯救的文学。当然，在那种天真浪漫的背后，流露出来的仍然还是对现实的文学境遇的深切焦虑。我认为这样的焦虑情感在文学界非常流行，你我多少也有，问题是如此普遍的焦虑也造成了一个消极的影响——那便是文学自信力的自我弱化倾向，而自信力弱化的后果又使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意识在文学中甚嚣尘上，所以，有人就把文学的未来信誓旦旦地托付给了中产阶层。
林和生：文学的生存焦虑其实是中产阶级自身焦虑的投射。焦虑的反面就是欲望。。中产阶级的潜意识十分清楚，只有在消费中，他们的身份焦虑和认同焦虑才有可能得到缓解。消费欲望是中产阶级的本质欲望，也是当前大众消费社会的主要成因。中产阶级是大众消费社会的社会基础，他们的欲望倾向于“阉割”（同化）全社会的价值取向。于是，进入消费，便成为大众消费社会的普遍欲望。在大众消费社会，消费者蜕变成复数的“上帝”或“神”，而制造消费、拉动消费、刺激消费的中产阶级则“升华”为“众神之神”，他们的消费欲望指向一切可能的事物，包括文学。被他们的消费欲望所沾染的文学不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学的“变形”，即所谓“中产阶级文学”。
向荣：总体上看，当下文学关于中产阶级的种种言说，浪漫的追捧远远大于理性的分析，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过度夸大和魅化想象。当下文学对中产阶级的社会预期，多了些浪漫的想象，少了些实证的分析。尤其是说到中产阶级的社会价值和进步意义时，一些缺乏经济学知识的文学研究者往往一厢情愿地拔高和夸大其阶层力量和社会作用，把中产阶级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文化品味的一个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有的言论者还殚精竭虑地把中产阶级跟文学的生死存亡拉上关系，把中产阶级包装成中国文学复兴的拯救者，好像今后文学的死活就靠中产阶级的支撑了。二是文学对经济学的依附性。当下文学关于中产阶级的诸多言说，其实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挪用和照搬，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文学版，文学自身并没有建构起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话语。而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关中产阶级的思想话语通常又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挪用。文学对于中产阶级的想象依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皮上，这个事实表明，中产阶级在当下的文学中已找到了他们的代言人和陈情者。
二　当下中产阶级写作及其文学意义
向宝云：“中产阶级文学”，我怀疑这是一个隆重的空洞命名。提出中产阶级文学的论者对“中产阶级”这样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很有问题，其理论往往急于提出一个标新立异的概念，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向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所谓“中产阶级文学”应当是以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为叙事法则的文学，这种文学的精神立场和价值向度基本上是中产化的，热衷于呈现中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趣味，缺乏批判精神和人文理想，像《上海宝贝》、《来来往往》、《细小病毒》等小说，就是比较典型的中产化文学；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则是以中产阶级人物和生活为叙事对象的文学，但它绝不认同中产阶级的美学趣味，它的叙事立场是个人化的，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它关注中产阶级的生存欲望，探寻那些在欲望中沉浮的灵魂，并把对中产阶级人性的叙事还原成关于人类存在意义上的普通叙事，从而将文学的阶级性提升到人类性的精神高度上。我认为从巴尔扎克到福娄贝尔再到纳博科夫和当代的J·M·库切的小说，差不多都是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中国近百年的新文学史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文学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既有了中产阶级文学，也有了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像邱华栋的长篇小说《花儿花》、李冯最近发表的小说《卡门》，就是关于中产阶级的小说。还有一类讲述中产阶级故事的小说，在精神向度上则多少有些暧昧——它在炫耀性地凸现中产阶级的生活趣味时，也看出了这类中产阶级人事背后的某种症候与问题，因此传达出一定程度的批判意向，虽然总体上看其美学倾向还是认同中产阶级趣味的，但认同中又有明显的偏移和疏离，这种美学的暧昧性使这类小说反而更有艺术张力，我也把这类小说划入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范畴之内。像唐颖的《寂寞空旷》就属于这类小说。
向宝云：这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现实中出现的中产阶级，二是如何在文学中表达中产阶级的文化。对于后者，我们一般不会认同中产阶级写作的东西，我们现在更需要批判和超越的文学，而不是中产阶级文学描写的高雅和自娱自乐。而且作家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如池莉和卫慧，她们明显不同。池莉和方方同为新写实作家，方方就显得更加知识分子化，而迟莉更加世俗化、市民化，她曾经说过一句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话：“文学就是一个俗物”。相比较而言，卫慧把小说置于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氛围，表现了中产阶级的某些趣味和价值取向，把女人真实、自然的欲望和感受大胆地表达出来，特别是把新新一代的青年状态写了出来。严格来说，我们还找不出一部完全是中产阶级写作的文本，也找不出谁是典型的中产阶级文学作家。
游翠萍：中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有这样一种看法，中产阶级文学的价值在于保存了纯文学的理想。他们认为，二十世纪文学一直被启蒙和救亡所左右，代表审美现代性的纯文学理想一直被压抑。进入“新新中国”时代后，启蒙和救亡话语已经不再起作用，纯文学终于“存在于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者’的文化之中”。很显然，纯文学是一个文学的乌托邦。文学只要关涉人、社会，就免不了不纯的命运，而文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纯粹与否，那种简单地把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对立、并以为后者的价值就绝对高于前者的观点是可疑的。况且，当下的中产阶级写作虽然远离了启蒙、救亡等现代性话语，但与其说是纯文学，不如说是宣扬了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创造的是如王晓明所说的“半张脸的神话”。
向宝云：如果直接把中产阶级文学硬性地装入“新世纪文学”的口袋，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不客观。这样的批评立场，或者是启蒙的，或者是审美的。这样的论者企图用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来把这种没有立场和理想的写作变成主流或者是精英。而实际的情况是，启蒙叙事是失效的，审美叙事是失真的，而平民的叙事是最完整的。中产阶级写作的立场是什么呢？对于农民，我们知道他的立场，而现在中产阶级的立场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它可能和政治立场没有关系，也可能和精英主义立场也没有关系，把中产阶级看作是代表纯文学理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难道不是启蒙的文学，不是政治的文学，就是纯文学了吗？有所谓纯文学或文学本体吗？
向荣：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来看，当下中产阶级文学说到底无非是中产者的欲望化故事。这种欲望化故事包涵两个基本层面和元素：一个是炫耀性消费，另一个则是偷情通奸，两种叙事元素通常出现在一个故事里。文学中的中产者形象就往往是衣冠楚楚的通奸者，他的生活中就只有两件大事，在吃穿住行追逐高档和名牌之外，就是变着法子偷情通奸，跨地区甚至跨国性的偷情通奸，这种跨越空间的通奸，也正是中产阶级文学故事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说是全球化生存经验的文学表征，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现阶段中产阶级文学的中产者形象，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满肚子欲望的“花花公子”形象，只不过这一队伍中还有不少女人，比如《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可。女人成为我们时代文学中的花花公子，自然也是女权主义介入中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反映。中产阶级文学之所以要以欲望叙事为核心，这与社会逐步进入消费时代是同步对应的，也就是说文学与现实处在一个同构对应的关系里面，文学与现实、文学的趣味与中产阶级的趣味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没有深度，也不追问什么存在的意义。所以，中产阶级文学在美学上是乏善可陈的，不可能给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艺术经验，充其量作为一种文学类读物，来满足当下中产阶级关于自我形象的文学诉求，也剌激了非中产阶级人群对于中产生活方式的世俗欲望和文学想象。
游翠萍：当下中产阶级文学的题材也是相当狭窄的，它提供的只是以偏概全的中国经验。不管文学是否还启蒙还救亡，文学至少应当真实地反映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譬如都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在快速都市化的过程获得的，它在全球化的焦虑下试图将西方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城市化历史浓缩在二三十年里，带来了许多尖锐而不可回避的需要中国用自己的智慧和文化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都不可能从西方找到答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在繁华都市的几十公里外，就有着贫穷得让城市人难以想象的乡村，难倒乡村就真的无足轻重到我们的文学再不需要关注？说到都市经验，当下的中产文学提供的也只是部分上层的都市经验，那么还有下层的都市经验如贫困、犯罪等等问题。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除了是新感觉派的欲望都市，也是左翼文学的革命都市，它们提供了不同的都市经验，丰富了我们对于上海的理解。
三　对“优雅”的质疑与文学的价值立场
向荣：有关中产阶级文学特征的论述中，“优雅”被指认为文学发展的“新空间”，被当作“新世纪文学崛起”的审美标志以及“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不可思议的询唤”。“优雅”如果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品味和情调,一种人生态度，无容置疑那是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但是，“优雅”一旦进入文学，还要在文学写作中建构成一种主流的叙事范式，那我们就要质疑“优雅”背后的意识形态了。从审美文化上说，“优雅”的源头是欧洲的贵族文化，是贵族阶级自我标榜的文化态度。贵族制度被推翻后，经由文化沙龙的中转与传播，西方上层中产阶级习得并承传了关于“优雅”的传统，其文化意图和功用，一是要借用“优雅”来粉饰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暴发户没文化没教养的粗鄙嘴脸；另一个意图就是把“优雅”当成身份式的招牌，实行文化的阶层区隔，炫耀中产阶级上流人群的品味格调，把其他的群体和阶层排除在“优雅”之外。如此一来，“优雅”的真实内涵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优雅”作为一个文化的身份符号，可以表征和体现出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据说这种品味就是“和谐与高贵的统一”。作为一种文化，“优雅”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阶级的文化符号史，当下的“优雅”则是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和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
游翠萍：“优雅”被指认为“现代性的中国梦”，是文学中被压抑的审美现代性，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如果“优雅”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品味和情调，一种对于人生的态度和看法”的话，那么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还是美学趣味，中国文学中一直就存在“优雅”。从先秦道家开始，唐宋山水诗、魏晋名士的放诞清谈、明人独抒性灵的小品，到五四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散文，都延续着这种优雅的品格，而且一以贯之，很难说是仅仅属于“现代性的中国梦”。其二，如果将“优雅”主要定义为对欧洲沙龙文化、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追求，则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殖民文化色彩和非常狭窄的美学趣味。就美学范畴来看，“优雅”应当归属“优美”。所谓的“优雅”，其趣味远较“优美”狭窄，几乎只是欧洲中产阶级沙龙趣味的模仿和翻版，非常矫情，这种文学导向既遗忘了本民族传统，也没有丝毫文学创新。
向荣：文学当然有书写和表达“优雅”的自由和权利。但问题不在于文学能不能表达“优雅”，而在于文学怎样去表达“优雅”？是全方位地歌颂和粉饰中产阶级的“优雅”，还是审慎地批判性地考量和表达？在“怎样表达优雅”的审美情境中，文学的价值立场、叙事的伦理观念、作家的精神向度都可能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也将由此决定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下和优劣。所以，文学绝不会因为表达了“优雅”，文学自己就变得优雅变得高贵了，“优雅”的价值也绝不会成为评估文学的价值尺度。相反的情形倒是，那种美学上反“优雅”的文学，更有可能获得高贵的品质和艺术价值，这样的文学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随手拈来多不胜举。这本来只是一个文学常识，但有的文学评论家却把“优雅”追捧到一个吓人的高度，不但是文学发展的“新空间”，还会“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等等，这样的追捧对于文学的发展并无任何真正的意义。
（发表于《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