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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效益的分裂与矛盾

赵庆秋

2019年03月12日 06:20

单世联
社会科学报第1645期

关于文化的价值及其效益,古今中外有过无数讨论和研究。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反思性分析: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王国维的观点来自中/西、古/今的比较分析,其论包含了有关文化价值的两个传统:传统文化依附于政治伦理,现代文化有其自身价值。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或自律性,则其在政治、伦理方面的效果其实是文化的“效益”。“文化价值”(value, i.e., cultural values)是指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内涵,就是真善美,它们蕴含于各种文化产品、活动、服务之中,使文化与非文化区分开来。但文化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产生的“效应”、“影响”、“功能”等,即为其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区分文化“价值”与“效益”,既是为了维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可以解释文化的多种效益:有价值的东西就会有其特定的效益。

 

文化史的演变是诸效益的持续展开

 

文化史的演变也许可以理解为上述诸效益的持续展开。在理想的意义上,文化发展必须以文化价值为基础,兼顾各种效益,追求诸效益之间的动态平衡,但这是一个乌托邦。

 

“效益”有压倒“价值”的趋势

文艺复兴以来,政教分离为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加剧了传统伦理的解体与人性的解放,文艺摆脱了政治、宗教、伦理的直接控制。文化现代性,说到底就是文化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的另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是,现代社会普遍要求文化“有用”。不是文化的独立性,而是文化的有用性;不是文化价值,而是文化效益,成为现代人的主要关切。

 

“效益”之间的分裂

尽管文化有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和内涵,但其诸效益之间却是不连贯、不和谐的,古希腊的柏拉图指控史诗、悲剧和音乐,因为它们不符合他所期待的政治/伦理准则;亚里士多德为悲剧辩护,认为它有“净化”(katharsis)效果,其立论基础也是伦理的。当卢梭指控文明与道德的二律悖反时,他表达的并不只是对古罗马德行的怀旧,而是指控现代文化的道德缺失。当伟大的托尔斯泰以宗教、道德为文化的指导时,他所表达的也不只是一个宗教徒的信仰。贯穿中外文化史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审查、文化管理,其基本理由之一,就是鉴于文化艺术的非道德性或反权威性。历史一再表明,对一种效益的追求,可能会妨碍其他效益的实现。诸效益之间的冲突,有四种情形:1.追求经济效益可能导致唯利是图,从而突破政治制约、社会规范和环境限制;2.独尊政治价值效益可能无视其他效益。文化为政治服务,其极端或者是“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或者是不顾社会价值(权力制定标准)。3.注重社会效益可能对抗政治控制、轻视经济效益、压迫个性创造。4.固执生态效益可能妨碍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兴起,突出了文化的经济效益,也加剧了诸效益的冲突。各种权力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到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资本有力地控制着文化企业,社会期待文化能够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而生态环境的危机也对文化提出新的要求。文化产业的各种效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是当代世界文化、经济、政治与社会冲突的表征和后果。提出“社会效益优先”,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平衡、缓和这些冲突。

 

不同效益内部有一个矛盾的结构

 

经济效益的双重要求

文化参与交换并获得经济效益,自古已然。正如中国清代文人李渔所说:“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但只有在现代文化市场形成之后,文化的经济效益才系统实现。而文化的商品化意味着以经济效益、以赢利的视角看待文化,文化从此成为永无止境的资本流动的一个领域。如此,则文化产业就是文化的经济化、资本化。当文化产业基本上与文化具有相同的范围时,意味着在商品之外,已经很少有独立的文化生产。文化产业受到经济规律的统辖,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就是文化能够赚钱,能够参与经济发展。

但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如果要提供优秀的产品与服务,则其生产者和企业又不能“一切向钱看”。这并不是基于社会效益的考虑,而是强调文化产业的“文化”特性。为了确保产品的文化价值,从生产到传播到消费,都要有经济、市场之外的追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与“文化场域”理论,就是对此所作的一种说明。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才灵验有效,一种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因此“资本”与“场域”相互界定。在其作为艺术的纯粹形式中,文化生产场域是根据颠倒了一切普通经济的基本原则的体系来运作的。强调文化场域的自主性,一是反对把文化解释为更为广泛的经济和权力关系的副产品,二是反对把文化趣味看作是自发的创造物。一句话,就是强调“文化资本”、“文化场域”的自主性。但是,布尔迪厄同样强调不同形式的资本,比如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这种转化之所以能够进行,在于文化资本有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独立价值。说到底,一件文化产品或服务之所以有经济效益,在其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追求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恰恰要以创造文化价值为前提,需要遏制把一切文化行为都转化为经济行为的错误倾向。在文化领域反对“一切向钱看”,正是更好地、更精准地实现文化经济效益的不二法门。

 

保持社会凝聚与批判社会堕性

文化在凝聚和支撑着社会。这种有助于共同体与整体利益的功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积极的,如鼓舞信心、寄托理想的效果。另一种是消极的,这是遏制个体、取消想象的控制性。电影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代表。我们进入电影院,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它的安抚。电影可以直接绕过理智,作用于感官和无意识。观众可能会在理性上拒绝一个思想,但在情感上却无意识地接受了它。

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与社会、与他人既有和谐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文化艺术因此也有批判社会、挑战社会的一面。消极地说,文化艺术也有逃避社会的功能。德国诗人歌德有云:“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这句话最简明地指出了文化艺术的社会效益。同时,文化艺术具有理想的性质,因此就有突破社会的陈规陋习、推动社会变革的意义。在文化史上,几乎每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庸众、陈腐道德、僵化习俗提出挑战,而其效果则是引领社会走向新生。保持社会凝聚与批判社会堕性,是文化社会效益的两种方式。

 

生态效益与鼓励消费主义

文化生产主要依靠传统资源、个体创意和技术手段,而不是靠物质资源和环境消耗,文化企业也确实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上用功。但另一方面,文化渗透生活,提高了生活的外在美感与内在品质,也可能刺激消费主义。这一矛盾在中国文化产业表现得最为突出。电影产业是“造梦工业”;电视所呈现的是奢华、美丽和梦幻;媒介产品把消费者沉浸在符号与信息的海洋中,成为一个孤立的原子而被操纵为消费机器;旅游业就是生产快乐的产业;无孔不入而又短暂易逝的形象商品、文化景观意在刺激人们对变化不居的时尚的追逐;城市更新的方式是毁灭真实的地方性而代之以趋同的建筑、广场、娱乐和青年酷文化;蓬勃兴起的文化园区、特色小镇、文化地产等,在传播文化艺术、倡导美感生活的同时又在营造一种高雅的、甚至奢侈的生活方式,直接间接地鼓励了一种消费主义。

应当说,确有不少产品并未赤裸裸地宣传消费主义,但当它们以精致的、优雅的方式呈现某种美的生活方式、美的品味时,其实是以“更好更美”来实施社会分化工程。美学品位反映了文化区隔,也加剧了社会区分:一方面达成本群体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与其他品味的外群体相区隔,更进一步实现阶级区分。即便在同一群体内部,由于所拥有的资本结构的差异,各个阶层之间的惯习也各不相同,从而形成的消费行为模式与品位也有所差异。中国的文化消费,也有分化、极化和固化的趋势,违背了社会化正的理想。

这是文化产业的危险:一般地说,其生产可能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但如果它的消费参与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再生产,参与了社会区分直至生产“新穷人”(new poor),那么应该如何评估其生态效益?美学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是简单生活;幸福人生,不是拥有和占用,而是自我控制与自我调适;文化产业不是利润主导而是价值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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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12日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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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能确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