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西部传记文学的发展与走向

传记文学是从人类纪念前辈、怀念英雄、实现自我的天性中产生的最古老的文体之一。它是人类用笔为自己建造的辉煌的纪念碑。传记文学几乎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
    中国，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而优良的传记文学传统。而中国西部，也有着悠久而优良的传记文学的传统；在五四以后，西部传记文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
    作为中国传记文学辉煌开端的《史记》，就产生在西部，由夏阳(今陕西韩城)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司马迁以他全部生命和智能所创造的。 《史记》的出现，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司马迁个人的天才和勤奋的结晶。司马迁的身世与汉朝雄主汉武帝相始终，汉朝在汉武帝时代，发展到鼎盛阶段。这个时期，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力空前强盛。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与之相应的文化、历史、文学，也需要回顾历史，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并从历史和当代的著名人物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同时，升平年代也为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的、物质的条件；而且这时国家统一，资料比较集中，“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书，靡不毕集太史公。”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又使司马迁能游历全国各地，进行调查采访，掌握大量活材料。这就使司马迁能够“网络天下放失旧闻，兼系诸子百家，集其大成。”
    《史记》的成功，除了上述客观条件之外，更靠了司马迁家族的优越条件和他个人的天才及勤奋拼搏精神。司马迁的远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其父更是眼光远大，学识渊博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他不但精心培育了司马迁，而且在临终前将写出《史记》的遗愿留给了他。司马迁慨然接受父亲遗命，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不仅要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史书，还要有意识地为历史人物立传，通过人物展现民族精神，再现历史风貌。由于司马迁既是思想深刻，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才华横溢，感情丰富的作家，而他本人又有着可贵的历史意识、进化意识、民主意识、平民意识和卓越胆识及不惜以生命奉献于传记文学的献身精神，因而能写出众多的既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又有鲜明生动的个性，且又有立体感的、浑圆的历史人物，做到了史学和文学的统一，取得了辉煌的、开拓性的伟大成就。《史记》较古罗马的传记早一两百年，它体大思精，规模宏伟，结构完备，材料真实，人物众多，个性鲜明，文采斐然，不但为中国传记文学树立了典范，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传记杰作。在中国和世界的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史记》当然也是中国西部的传记文学的最早的佳作。由此，我们说中国西部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传记文学的发源地，信不为过。
    在司马迁的影响下，在司马迁逝世一百多年以后，东汉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固写出了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二部杰作《汉书》。
    班固，生于官僚家庭，9岁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文笔畅达。其父班彪曾撰《史记后传》，至班固23岁时，父死，班固觉《史记后传》多有疏漏，开始写《汉书》。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书解释，明帝读了《汉书》初稿，赞赏其才，遂正式命他继续编《汉书》。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在《苏武传》、《晁错传》、 《司马迁传》、《东方朔传》中，歌颂了汉王朝的忠臣义士的爱国情操和高贵气节；对统治阶级的残酷暴行和骄奢淫秽，则给予有力的揭露和鞭鞑。但由于《汉书》是官方下令修撰的断代史，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当权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常常站在当权者的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曲直是非。在写作上，班固能运用文学手法刻画人物，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展示人物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而且，其史料丰富，材料精确，结构安排合理，语言典雅畅达，不失为古代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特别有趣而又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三部杰作，依然出自西部名家之手。陈寿(233— 297)，是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曾在蜀汉和晋朝担任过官职，在西晋灭吴之后，他搜集了大量资料，写成魏、蜀、吴《三国志》65篇纪传体著作，为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人物立传。作者以三国鼎立，分别记述的办法，按历史发展线索，记述了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著名军事将领关羽，张飞等，文化科技人物王粲、华陀、仓慈等。作者在写作时，搜集了大量史料，进行了严格考证、选择和剪裁；而且作者长于叙事，长于挑选传主一生的动人事件及典型细节刻画人物，因而，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较高，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优秀传记文学著作。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最好的三部传记文学名著都出在我们西部。这是西部的光荣，也为西部的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优良的传统。
    二
    西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作品很多。与陈寿同时代的作家皇甫谧(今甘肃平凉人)，一生致力著述，尤其热心传记文学创作，著有《帝王世纪》、《烈女传》、《高士传》、《士传》等传记著作，其中《庞娥亲传》描写了一位为父报仇的女性豪杰。作者以复仇为主线，首先运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方法，突出庞娥亲报仇的决心；其次，运用动作描写和细节描写，极力表现庞娥亲像男子汉一样的英勇、机智和果敢；再次，写她提着仇敌之头颅到官厅自首的沉着冷静，写出她知法懂法，要求对她依法行刑的高贵品质；最后，以法官和作者的称赞作结。魏晋时作家傅玄(今陕西耀县人)的《马钧传》歌颂了他同时代的一位科学家的成就和贡献。唐宋以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作家苏轼兄弟(今四川眉山人)，在创作大量优秀的诗、词、散文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杰出的传记文学著作。苏轼一生写了数十篇散传。他写了官员，学者，也写了僧人、农夫、妇女。传记中既有洋洋万言的长篇传记《司马温公行状》，也有百字左右的精致小品。其《方山子传》，以400余字的小小篇幅，以极其灵动的记述、描写、对话、抒情、议论的交互穿插，兴味盎然地写出了一位侠土隐者的奇行怪节，抒发了作家的无穷感慨。其《亡妻王氏墓志铭》则精选与妻子日常生活中的几件小事，描写了聪明贤惠，见识过人的深闺妇女的形象。苏轼的弟弟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写了自传《颍滨遗老传》，写了记载兄长苏轼生平的长文《仁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代表作《巢谷传》，写奇人巢谷在朋友殉难之后不畏风险为其妻儿转送银两及在作者及兄长苏轼被贬至广东之后，还以73岁高龄不远万里前往探看，写出了传主的古道热肠和侠肝义胆。
    三
    西部传记文学不仅在古代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现当代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现代文学巨擘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他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家。作者从亡命日本的1928年3月开始写作《我的童年》，以后陆续写出《反正前后》、《黑猫》，《离沪之前》、《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洪波曲》、《苏联纪行》、《南京印象》等。后来，郭沫若把这些自传体文字汇编成4卷《沫若自传》，多达一百一十万字，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部自传。从传记的历史内涵、思想容量、人物塑造、情感抒发，文字表达等方面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沫若自传》的成功之处和主要价值在于：首先，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的艰辛奋斗和执着追求，表现了他由追求个性解放到参加社会革命直到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为我们画出了作家的生动丰满的自画像，画出了他的诗人气质，名士风流，他的热情、真挚、坦然、正直。郭沫若还敢于自我解剖，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在勇敢的叛逆时的妥协，在执着追求中的怀疑，写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第二， 《沫若自传》以作者的经历和见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长卷。作者从小就目睹了旧学校的变革，目睹了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亡命日本十年后又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这一切，作家都以生动的笔墨把它们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第三，作者以自己的亲身观察和感受，为我们生动地描写了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周恩来、朱德、斯大林、蒋介石等，以及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知名文学艺术家。可以说，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条现代人物画廊。第四，《沫若自传》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郭沫若是卓越的诗人和作家，文笔流畅、清新、优美，叙述、绘景、状物，写人、议论、抒情，均十分自然，富于美感。
    在西部传记文学创作中，四川著名作家沙汀的《随军散记》，是十分优秀的一部。沙汀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是刻画人物的行家里手。他的《随军散记》充分发挥了他观察、理解和刻画人物的杰出才能，以他跟随贺龙将军上前线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感受，运用他犀利的眼光和遒劲的笔力，通过贺龙的外貌、对话、行动，为我们展示了贺龙将军的生龙活虎的、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对贺龙语言的描写最为精彩。作者没有像一般的传记作家那样，把人物语言组织裁剪得天衣无缝，而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按人的口气和习惯，把人物的最个性化的、最有特点的语言提炼出来，从而形成真正地道的、独具特色的贺龙的语言。
    出生于成都的著名作家巴金从1927年以来，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灭亡》，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爱情三部曲《雾》、 《雨》、 《电》等。 “文革”中，巴金受到残酷迫害。 “文革”结束后，巴金以深沉的忏悔意识解剖自己，也解剖这个时代和社会，写出了五卷集的《随想录》这是巴金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罪恶的“博物馆”。这五卷回忆往事、怀念亲友的“随想”，很多篇都属于传记文学作品，其中许多篇是沉痛地回忆自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经历的： <怀念肖珊》、《怀念胡风》、《怀念老舍同志》、《赵丹同志》等，深情地怀念在“文革”中(有的甚至在“文革”前)惨遭迫害的妻子和文坛挚友胡风、老舍、赵丹等人：而《怀念烈文》、《我的哥哥李尧林》等，则是怀念朋友和亲人的。这些作品，写得极其真挚、亲切、深刻。在《怀念胡风》中，作者不仅以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感受，写出了胡风任劳任怨、提携后辈、团结同志、爱惜人才的优秀品质，以及他所受到的残酷迫害，而且还反省了自己3次被迫批判胡风的经过，作者沉痛地忏悔：“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喊出了“把文艺交给人民”，“文艺要说真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
    四
    在西部的传记作家中，还有几位从外地来四川工作的作家。
    山东临淄人张默生，抗战后来川，在重庆大学及复旦大学任教，解放后调四川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张默生幼承家学，酷嗜传记。入川后，接触了不少奇人奇事，便把其中行为奇异而又有至性的人写入系列传记《异行传》中，如《苗老爷传》、 《疯九传》、 《异仆传》和《厚黑教主传》等，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义丐武训传》。《义丐武训传》在当时诸多武训传中是最丰富的，最生动的，第二年即译为英、法、俄文，可见其影响之大。《义丐武训传》以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运用人物独特的语言、行动和心理，刻画了武训独特的、罕见的形象和性格。作者还以武训为筹措义学经费，把自己打扮成丑角及吃蛇、吃蝎子、吃屎喝尿等丑恶的外貌和行动，反衬武训的内心之纯洁和高尚。特别是作者还引用了武训大量的粗糙而通俗的顺口溜来展示他为兴办义学而甘愿忍受一切艰辛的美好品质。
    江苏人王火则于1983年调成都工作，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他在山东工作时采写了《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和《外国八路》两部传记文学作品。1999年他出版了长篇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作者说：“我欣慰自己能活着记述这场红色大疯狂的经历，它也许仅仅只能作为一部粗略的野史留存人间，但它是真实的。”作家以他十年的惨痛经历，为我们和后代，留下了一部血泪史。作者真实地写下了他在“文革”中遭到的批斗、毒打、劳改、威逼、刑讯、活埋等残酷的蹂躏和摧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特定条件下灵魂的异化和扭曲，让我们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及其对人性的摧残和践踏!作者还写出了他在文革中的深刻思考，写出了他对自己的严格剖析和真诚反思，写出如何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正直、善良、宽容的美好人格。
    在西部传记文学中，还应该提到云南摩梭人杨二车娜姆的《走出女儿国》。杨二车娜姆出生并成长于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她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是，当她十二岁被选拔到西昌参加了民歌演唱会后，就渴望奔向外面的大世界。十三岁时，她不顾母亲的劝阻，毅然一个人勇敢地离开原始母系氏族的女儿国，到西昌市凉山歌舞团当独唱演员。以后，她又冒险去到上海，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1989年，闯过重重难关，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再以后，她又闯出国门，去到美国、欧洲。 1997年出版的《走出女儿国》，就是她年轻的人生的真实写照。这部传记的第一个特点是写出了摩梭人(即女儿国)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她们独特而新奇的民俗、民情、民风。令我们大开眼界，大开视野。其次，传记写出了一个摩梭姑娘勇敢地闯荡世界的传奇经历和爱情故事，写出了她的真诚和坦率，她的大胆和热烈，写出了传主的独特性格。第三，传记突出地灌注一种不满现状、不甘平庸，抓住机遇，拼命奋斗，不达目的，绝不停步的奋斗精神。作者以她的艰辛奋斗和不懈追求，告诉我们：“我不信命!我相信抓住机遇，就会改变命运!”
    五
    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1950年生于重庆。她以毛毛的笔名，发表了回忆录《在江西的日子里》及长篇传记文学《我的父亲邓小平》、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在江西的日子里》以深情而质朴的文字，记述了邓小平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以后被疏散转移到江西三年的生活。这篇文章的写作，可以说是毛毛的邓小平长篇传记的开篇和序言，也可以看作是投石问路。
    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人物，是新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其经历既波澜壮阔又坎坷曲折，内容极其丰富，极富传奇色彩，要写好他的传记是极不容易的。而小平的女儿毛毛，却倾注了全副心血，前后花了好几年时间，以90多万字的篇幅，写出了父亲邓小平前半生的经历及其“文革”岁月，写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广阔博大的时代内容和丰富复杂的众多人物。其爱心何等深挚，其气魄何等宏伟，其笔力何等雄健!
    这两部长篇传记的第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优点，是既写出了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革命功勋，又写出了邓小平的亲情人情，写出了既伟大崇高、又亲切和蔼，既充满了党性、又充满了人性的邓小平的立体的、浑圆的、可敬可亲的形象。
    这两部传记的第二个特点，是女儿写父亲，是它独具的亲切、自然和真实。毛毛是邓小平的爱女，自幼在父亲身边长大，同父亲有着特别的亲情，而且对父亲有着直接的、长期的、细腻入微而又真切深入的观察了解。“文革”中，更同父亲一起度过了苦难的岁月。即便如此，作者在正式写作传记时，又到父亲的出生地及战斗过、工作过的地方做过调查采访，并凭着有利的条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因此，这两部传记写得特别的亲切、自然、深情、丰富、厚重。
    第三个特点是朴实的叙述、生动的描写、精湛的议论与深挚的抒情的结合。作者的叙述是严格按照史实进行，描写则是准确而又贴切的，议论抒情则缘事而发。作者对邓小平、对毛泽东、对周恩来，都有深刻独到的心理剖析和深刻议论。比如，作者写周恩来提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决定冲破江青阻挠获得毛主席批准后，周恩来决定举行盛大仪式，“以壮行色”，作者对周恩来的心理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周恩来来说，这次斗争胜利的意义非同一般。在整整七年的‘文革’岁月中，周恩来独撑危难。……现在，在中央、在国务院、在军委，他已不是孤军奋战，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和他并肩战斗。……在今天，他则是拼其全力，与罪恶势力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他要以他最后的全部气力和生命，为他的战友们创造继续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决战的时刻到了，为了祖国和人民，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周恩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周恩来不只是为邓小平出国送行，他是为邓小平能够在今后的险境中战胜谬误与罪恶，送行出征， ‘以壮行色’。”这些心理剖析都是作者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设身处地设想出来的。由于作者对周恩来有很深的观察、感受和体验，因而这些剖析和议论就显得十分贴切和深入。
    我们希望毛毛能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写出邓小平在建国后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非凡经历和不朽功勋，写出邓小平的全传，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塑造一座不朽的雕像，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建立功勋。
    重庆作家余德庄受重庆市有关领导指定采写的长篇传记文学《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记叙了著名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农业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光炯为农业科学事业艰辛拼搏、不懈奋斗的一生。
    作者在深入采访侯光炯生平事迹的过程中，被科学家的精神深深感动。作者说：“可以说每天每日都沉浸在对老先生的追忆之中，晨昏朝夕都在与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话。”作家以满腔热情和丰富的材料、感人的细节，展示了侯光炯从35岁登上国际土壤学讲坛到90多岁尚在农村蹲点的光辉的人生之路和他矢志献身农业科学的伟大人格魅力。全传气势宏伟，思想深湛、结构严谨、文笔流畅，人物刻画生动细腻，称得上是当代描写科学家的传记力作。
    重庆作家、学者郭久麟则在长期从事传记文学写作的基础上，又潜心进行传记文学研究。郭久麟从1976年底开始从事传记文学写作，先后出版了传记文学作品《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 《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罗世文传》、《怀念吴老》、《少年罗世文》等。1996年以后，有鉴于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他又致力于传记文学研究，先后出版了《传记文学写作论》和《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正撰写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将于近期出版。作者力图闯出一条自己的传记文学写作加研究的新路子。
    六
    以上是笔者对西部传记文学发展历程及其主要作家作品的扫描。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传记文学的兴盛，往往是在国家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代。战乱的年代、动荡的年代、专制统治的年代，是难以出现传记文学的精品和兴盛局面的。
    其次，传记文学作家要有很高的思想品德修养、胆略见识修养和学识才能修养。即是说，传记文学作家要有高度的事业心，热爱写作，矢志不移；要敢于坚持真理，尊重事实，尊重客观，尊重历史，尊重科学；不曲意逢迎，不歪曲捏造，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同时，传记文学作家还要有胆有识，要有对时代、对社会、对传主的认识、品评、鉴定、抉择、烛照的眼光。而且，传记文学作家还要有学识和写作才能修养。传记文学作家要有历史学家收集史料、考证和辨析材料的能力，要有哲学家的思辨的头脑，更要有作家的写作水平。
    以上是传记文学发展和兴盛的主客两方面的条件。
    从这两方面来分析，在新世纪，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和深入，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科研和文化的日益发展和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随着中国人民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强化和提高，中国的传记文学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长足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的传记文学在21世纪可能而且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发展：
    第一，传记文学在文体意识和主体意识上会进一步强化，传记文学的禁区和禁忌将进一步被冲破，中外传记文学的交流和借鉴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的传记文学将得到空前的大发展，传记文学在文学界和社会上的地位将大大提高。
    第二，在传主的选择上，将更加多样化，现实化，平民化。传主将由历史人物走向现实人物，由伟人名人走向有成功经历的平凡人，经济、科技、教育、企业、商业、文学艺术等方面有贡献、有成就的人物将更多地走进传记文学的创作视野之中。
    第三，在人物描写上，传记文学将由写高大完美的政治人物，转向写生活化的、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事业也有家庭和情感的圆形的、立体化的人物。
    第四，随着有高度文化修养和写作水准的作家跨人传记文学作家的队伍，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将进一步增强，传记文学必将进一步加强同历史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联系和交融，更加追求传记文学的文学性、文化性，哲理性，更加追求传记文学的个性化，诗意化、审美化。传记文学在形式上、类型上、手法上、技艺上、风格上、语言上，都将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随着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和交流的进一步增加，西方的各种各样的传记文学及其理论都会传入中国，中国的传记文学必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借鉴、吸取和消化外国的优秀成果，抵制反动、腐朽文化的侵蚀，以促进和保证中国的传记文学沿着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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