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蒙元四川与丝绸之路

钱翥

2017年07月05日 12:00

陈世松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


蒙元时期①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自“安史之乱”以来绿洲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阻碍交通发展的此疆彼界不复存在,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交往不绝如缕,海外交往范围大大超过宋代,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顶峰。长江上游的四川正好位于连接欧亚大陆的北方丝绸之路,与经成都平原通向中南半岛出海的西南丝绸之路②的交汇处。蒙元时期四川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通过四川与丝绸之路关系的探讨,旨在揭示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来之不易,其背后有多种历史因素在起作用。成都作为沟通东西两大战场的桥梁,连接内陆海表的户枢,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探讨四川在古代丝绸之路开拓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以便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作出更大的贡献。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沟通东西战场的桥梁

在蒙古帝国前四汗时期,蒙古人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在西方战场,通过三次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数十国,并将脚步迈进欧洲;在东方战场,灭亡了西夏、金朝,并将兵锋直指南宋四川。随着一个个分立割据政权被剪除,横亘在蒙古铁骑面前的,就是丝绸之路东向发展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四川盆地。

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是南宋临安王朝的西部屏障,与西夏和金朝疆土相邻,正好处在西征蒙古军回师东进的结合部。当蒙古铁骑所向披靡,穿越绿洲丝绸之路,从上流突破黄河天险,沿甘、青高原顺势而下,即已逼近蜀边。1227年,蒙古军破西夏,即“逾积石”而“践蜀境”。〔1〕1234年,蒙古灭金,镇守蜀边的宋军即与蒙古军在秦、陇一带疆场相望。1236年,蒙古军采用长途奔袭、旋取旋去战略,首次突破剑门天险,一举攻破成都,随后即退至蜀边建立永久性的驻军基地,以扼“陇、蜀之冲”。〔2〕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蒙古军决心锐意图宋,窥取四川,进而在陕南的汉中、沔州和四川利州(今四川广元)筑城、屯田。1257年秋,蒙古军乘川西空虚之际,一举占领成都。成都原本是西蜀重地,在经济上,“繁盛与京师同”;〔3〕在政治上,又是四川制置司的所在地,“治六十州讼狱”,不失为“西南大都会”。〔4〕南宋朝廷鉴于川西无险可守,早于1242年将四川政治、军事中心东移至重庆,这样弃置已久的成都城终成蒙古军的囊中之物。

蒙古帝国占领并经略成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此前蒙古帝国虽然占领了中国北部数十座城市,但无论从战前所拥有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和物产富饶程度看,都无有能超过成都者。当时,蒙哥已经认识到“先定成都,以为根本。”〔5〕以成都作为立足的根基,蒙古帝国既可在东方战场上“立成都以图全蜀”〔6〕,进而可以顺流而下,实现灭宋的战略目标;又可在西方战场上,依托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进而与亚欧大陆相连接。

蒙古占领成都后,迅即派军戍守,建城设署,意在建立长久性的财富供给基地。据元谋士姚燧在一篇文章中记述,在蒙古经略18年后,成都经济得以全面恢复,蒙古军所需物资完全仰仗成都提供:“其舟楫 、兵仗、粮储,资取成都者十八”。举凡“屯田、征商与盐、茗、木、竹、山泽之産,民已输而算未入官者,皆搜剔之……一岁而羡衍弥倍,以继餽漕自余。学校、农桑、津梁、陂渠、府寺、馆传,先政废弛者,莫不兴张。”〔7〕来自草原的蒙古帝国,最重征伐,每有征战,一般事前都会组织人力及时开通行进的道路,如在征战两淮之前,即曾开筑粮道、甬路①,在远征大理之时,亦曾修筑道路。②文中提到的“馆传”兴张,即指蒙古军在占领成都之后,为恢复蜀中废弛的道路,而对周边交通设施所作的修缮。

在恢复道路中,有一条与蒙古用兵形势联系最为紧密通道,就是纵贯岷山山脉而与甘、青直接相连的西山道。这是一条循岷江上游而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又称“岷山古道”,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通,是汉唐时期成都将丝绸输往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河南道”。在唐代,这条道路的走向是:由成都西行,至彭州导江县灌口镇(今都江堰市)上路,进抵汶川县,穿过草地,即可直达陇右。唐宋时期为“西山干道”,系川茶输入藏区的主要干道。自宋代以来,因道路沿线地区为分立割据政权所阻隔,西山道基本中断。蒙古兴起后,最先征服了西夏、高昌、哈剌汗朝、西辽,继又将甘、青、陕、藏地区和成连成一片,这样阻碍这条商贸古道开通的壁垒被彻底扫除干净了。

凭借这条道路的开通,蒙古帝国相继在今甘、青、陕、藏等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个的军事基地,使得蜀边阶、沔,陕西凤翔、秦陇平凉、陇右巩昌、礼店文州、六盘山等地皆成屯兵重地。这样,从成都征集的钱粮物资,就可以经西山道穿越草原,输送至陕、甘地区,进而与绿洲丝绸之路相连接。据《元史》记载,在成都被占领十年后,蒙古帝国即将“成都茶”运送到京兆、巩昌,在那里设立专卖机构公开发卖。〔8〕京兆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封地,而巩昌则是蒙古帝国设在陇右的重要军事基地。在这两个地方设立成都茶的专卖机构,证明此时产自成都的物资早已成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

在蜀中物资通过绿洲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同时,来自草原的蒙古大军,以及从中亚、西亚征集来兵源,也通过这条交通路线进至四川。由于蒙古在大举进攻四川之前,已先征服了中国北方,以及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一些地方。在这些被征服的地方中,有许多人早已是信奉伊斯兰教。及至被征服之后,他们被掠至中原者甚多,大多从军被统一编入蒙古军内,组成新的“探马赤军”。这批探马赤军通过西山道进入巴蜀后,大多集聚在成都周围,使得成都一时间成为了探马赤军团屯戍的重要基地。如留守成都的大将密立火者,率领的就是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世家军队。〔9〕

另外还有也速答儿、答失八都鲁、按竺迩、帖木儿(国安)、药剌罕、也罕的斤、纽林的斤、丑汉等探马赤军将领,也都有过在成都或在四川屯驻的经历。〔10〕成都作为连接东西战场桥梁的重要地位,在随后发生的蒙古汗位继承危机中得到了证实。1259年夏,当蒙古大举图宋的战争,有如狂飙一般席卷四川全境之际,最终却以蒙哥汗身陨合州钓鱼城下而宣告结束。蒙哥死后,在蒙古黄金家族内部引发了一场争夺汗位的内战。留守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与刚从鄂州前线返回北方、且战功卓著的忽必烈,同时宣布自立为汗,双方的争斗主要围绕西部地区而展开。

这场汗位之争既是一场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角逐,更是一场争夺交通要道控制权的较量。由成都通过西山道进入绿洲丝绸之路,早已成为维系蒙古西部地区安危和军事力量生存的一条大动脉。谁就掌握了这条交通要道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这条生命线,谁就将最终战胜对手。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原本握有蒙古大军的主力,他利用地理近便的优势,最先控制了六盘山,并命主将浑都海派人乘急传到京兆、四川,联络驻守成都和青居的蒙哥部将,企图凭借纠集起来的西部军事集团与忽必烈相抗衡。然而,最终却败在忽必烈的手下。

忽必烈作为漠南新生蒙古贵族改革派的代表,早已集聚了一批汉人精英人士,加之其封地设在京兆(陕西西安),是绿洲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有着控制交通要道命门的优势。当忽必烈一方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将正在拘收关中钱谷、准备响应阿里不哥的行尚书省官员刘太平等掩捕,继又密诛守将密里火者于成都,诛杀守将乞台不花于青居,并命驻秦、巩一带的汪良臣率军进遏六盘山,在完成这些部署后,就彻底切断了西部军事集团在蜀中的联系渠道。接着,忽必烈一方凭借掌控西部交通线上人、财、物的资源优势,迅速从秦陇、平凉和陕右招募到一批新军,再加上驻守阶、沔的按竺迩探马赤军的归顺,以及八春统领的“蜀卒践更,及在家余丁”〔11〕的加入,这样就形成了人心向背和人财物上的绝对优势。而反观阿里不哥一方,则因为坚持守旧,远离汉地,无法从这条运输线上取得蜀中人、财、物的支持,故其所倚重的六盘山蒙古主力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阿里不哥在兵财两空、势穷力竭的处境下,不得不1264年初向忽必烈投降。

通过以上史事可见,早在13世纪中期,当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因为战争环境还处在封闭孤立状态之时,成都即利用蒙古帝国发动西征的契机,较早实现了对外的开通与开放,作为沟通东西方两大战场的桥梁,率先在绿洲丝绸之路上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连接内陆海表的户枢

忽必烈于1260年在开平即位后,即不断将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定都燕京,后改名为大都(今北京)。1276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建立起一个版图超过历代的大元帝国。与前代相比,元朝的国力强盛,曾经将其势力范围伸向海外。忽必烈践祚之始,广派使臣到海外,持诏往抚绥之。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以孟甲为礼部郎中,充南谕使,到安南国(今越南北部)宣诏。此后使臣、儒士、医人、诸色工匠与各种方物,往来于途,络绎不绝。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在听说安南国内“有回鹘商贾”后,即诏谕安南国王说,“欲访以西域事,令发遣以来”。其后,忽必烈又专门派遣使臣到安南,“复下诏征商贾回鹘人”。并敕令中书省,针对安南国主呈送的关于“所征回鹘辈”的“托辞欺狂”,进行严格“审察”。〔12〕忽必烈一再急切关注安南回鹘商人,希望从他们经历中了解安南与西域通商之事,反映了元朝皇帝对于构建环喜马拉雅山南北侧海陆商圈的重视。

在古代历史上,以成都平原为起点的西南丝绸之路,有多条道路可通印度和中南半岛。元朝派往这些国家的使臣,一般都是以大都为出发地,然后经成都南下,再通过川滇干线进入云南中转。云南之地,西通印缅,南达安南。如果将云南视为通往印缅和东南亚地区的门户,则成都不失为连接大都与云南的户枢。元朝建立之初,大都至成都的驿路虽已畅行无阻;云南早已归附蒙元,南下中南半岛也很畅达。由大都派往中南半岛的使臣,唯因川南地区尚在南宋控制之下,致使川滇驿路梗阻,故陆海交往一时间还难以顺利通行。

中统五年(1264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臣赴安南,催问征诏回鹘商人事。这批使臣就是因为川滇道梗,在从大都抵达成都后,不得不绕道西行。据《元史》记载,有一个名叫张庭珍的副使,原本是蒙古征蜀时的近臣,曾经长期在蜀中任职,这次奉命出使安南的行进路线是:“由吐蕃、大理诸蛮至于安南。”①由于当时建都城(今四川西昌)以北的“黎雅站道”尚未设立,其所行经的“吐蕃”之地,只是元代吐蕃等路宣慰司所属最东面的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宣抚司之境,以及建都以北的罗罗斯宣慰司北境。穿过此境后,再与云南境内的驿路相连接,故张庭珍一行得以顺利经今丽江、大理、鄯善而达安南。

川滇梗阻影响海陆交通的局面,随宋元战局的转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至于十一年(1274年),元军改变战略进攻重点,从长江中游向南宋发起总攻,一举攻下襄阳、樊城。次年,驻守成都的元军,对南宋控制的川南地区展开政治、军事攻势,在攻占嘉定之后,顺流而下,相继招降了犍为的紫云城、叙州的登高城、富顺的虎头城和长宁军。南宋四川既已平定,川滇交通阻碍得以扫除,于是,连通成都至云南的南、北两路交通干线得以相继开通。

一条是“北路”,即“出马湖江”的石门道。这条早在汉、唐已开通的道路路线是从戎州僰道县循马湖江而行,然后顺朱提江西南而下,经开边至石门关。至元十三年( 1276年) ,元军平定川南地区后,忽必烈即“诏开乌蒙道”,命蒙古将爱鲁率军平定川滇地区的乌蒙(今云南昭通)、马湖(今四川屏山)地区。据记载:爱鲁“帅师至玉连等州,所过城寨,未附者尽击之,水陆皆置驿传。”〔13〕证以至元十六(1279年)年六月,“诏以高州、筠连州腾川县新附户于叙州等处立站置驿”的记载〔14〕,表明这里的“玉连”当为“筠连”之误。表明元朝平定叙州后,即征调今高县、筠连等地的新附户投入驿路建设,很快就使这条连接四川盆地南缘与云贵高原北麓川滇结合部、直通云南的驿路开通了。

另一条是“南路”,即“出大渡河”的青溪关路,指由成都经西昌入云南的道路。这条路早在汉代就已经开通,入唐后更成为巴蜀与云南之间的主要交通干线。但自8世纪中唐朝发动对南诏的战争遭到惨败之后,大渡河以南地方即被南诏和吐蕃占据,巂州北部归吐蕃,南部归南诏。在大理段氏政权灭亡后,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广大区域长期为分散的政权所控制。直至至元十年(1273年),元朝出兵征服建都,设置罗罗斯宣慰司后,这才在建都境内普遍设立了驿站。②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川行省奉旨设立成都经过塔儿八合你(今四川雅安)至鸭池(今云南昆明)的“纳怜小站”,即供急使行走的驿道。在“黎雅站道”设立后,与建都驿站相接以通鸭赤的道路也就随之开通了。〔15〕在这条驿路建设过程中,“建都女子沙智”做出突出的贡献,她以“治道立站有功”,被朝廷授予“虎符”以资奖励。〔16〕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云南行省在奏章中说:“中庆(今云南昆明)经由罗罗斯,通接成都陆站,见立纳怜等二十四站”〔17〕,指的就是这条驿道。表明此时南路已成元大都经成都南下云南中转出海的主要通道。

除此之外,巴蜀还有一条经贵州前往安南的道路。这条路早在唐朝即已开通,具体路线是:由渝州江津县南下,经由南州(今綦江县)东南至珍州(今贵州正安县境)、播州(今贵州遵义),然后由贵州南部前往广西,出邕州以达安南。宋元之际,播州三县递有省废。至元十五年(1278年)重庆降附后,世守播州的杨邦宪以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州之地归元朝,成为元朝土司。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仅五岁的杨汉英承袭父职,由母亲田氏带着入京觐见元世祖,受到元朝皇帝的赞赏,“赐名赛因不花”〔18〕,并带回了建设驿道的旨意。元朝在播州境内大力发展对外的交通,开凿了数条道路与邻近各省相通。随着川、滇、黔、湖广道路的开通,元朝开始在八番地区设置郡县,“东连九溪十八洞,南至交趾,西至云南,咸受节制。”〔19〕这条交通线路不仅成为邻近诸省之间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是连接大都与大罗城(今越南河内),经广西邕州进入安南的主要通道。①由上可见,元朝与中南半岛诸国之间虽然有不断的兵争,但双方使节往还、商贸、文化交流络绎不绝。随着川滇黔干线的开通,从大都经成都平原通向中南半岛出海的西南丝绸之路,也就畅通顺达了。

三、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

蒙元时期,四川作为沟通东西战场的桥梁、连接内陆和海表的户枢,曾经接待过无数东来西往、南下北上的穿行者。他们之中,既有蒙古人、色目人、西方人,也有各省人,还有少数民族。他们在蜀道上留下了许多遗迹遗物,为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见证,同时也为巴蜀地区文明互鉴增添了丰厚的积淀。

(一)阿拉伯文石碑

早在蒙哥汗大举进攻四川时,便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部落组成的军队转战各地,他们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其后,随着蒙古军在四川各地建立据点,于是便有不少回回人在戍守当地停留和居住。忽必烈即位后,一位出身于回教圣裔的色目人赛典赤· 瞻思丁被任命担任秦蜀行省平章政事,分镇四川时间长达十年(1264~1273年)之久。随后他移镇云南,其四子任建昌路总管。以他宗教世家的身份和执政一方的政治地位,对四川尤其是云南、建昌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回回人在当地的迁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5年在西昌市西郊乡三坡“月鲁城”,出土了一通阿拉伯文石碑,内容是赞美伊斯兰教创始人默罕默德容貌的赞圣文。结合三坡城的军事要塞性质,推断这是当年来自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军士,在戍守地修建的清真寺的遗迹。〔20〕该文物的发现,为伊斯兰文化在四川的早期传播提供了直接证物。

(二)意大利旅行家自述

蒙古兴起后,随着中西陆海交通打开,有许多西方商人、旅行家来到中国,其中更有从大都出发,过成都经云南中转至中南半岛者。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一个拥有如此经历的见证者。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自述,马可·波罗因事曾经赴缅甸,其行进路线是:由大都出发,经太原、京兆到成都,再经吐蕃之地,进入建都、云南而至缅国;返回时,由云南过“秃剌蛮”、叙州,再经成都返回大都。马可·波罗从大都到云南走了6个月,抵达云南的期间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之后。〔21〕马可·波罗在叙述成都府的见闻时,历数了这座城市的富饶:“有一大川,经此大城……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城内川上有一大桥……桥上有房屋不少,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桥上尚有大汗征税之所,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量。”〔22〕其所述及的成都工商业繁盛、水上运输繁忙、商税收入甚丰的情况,与前引姚燧关于同一时间成都“一岁而羡衍弥倍”的记述,是完全相吻合的。该见闻还描述成都城以盛产丝绸而著称:“彼等恃工业为活,盖其纺织美丽cendaux及其他布匹,且在成都府城纺织也。”〔23〕表明元代成都府的丝绢织品,早已为西方人士所熟知。

(三)蒙古人修都江堰

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四川肃政廉访司佥事吉当普为改变都江堰每年蓄水“仅数月,堰辄坏”的状况,决定对都江堰渠首鱼嘴进行改造。这次改造工程采用大块件石料砌筑,砌缝用桐油石灰拌和捶绒了的麻丝进行胶结。料石与料石之间,又凿孔灌入铁汁锚固,构成整体式的堤坝结构。在鱼嘴前端水流冲激之处,树立几根铁柱以抗江水冲刷,并铸一个重16000斤的大铁龟置于其上,以固鱼嘴,以镇江流。至今这个大铁龟依然保存,是这次都江堰修建工程的历史证物。此次工程历时五个月,动用石工和金工700人,木工250人,役徒3900人,蒙古军2000人。〔24〕在这次大修都江堰工程中充当主力的蒙古军,正是元初奉命在崇州屯田戍守的军队,其中有许多人就是探马赤军。由于探马赤军的前身,有不少人就是由从中亚、西亚的平民、工匠征调来的,加之他们一直镇守西山道出入口处,与都江堰近在咫尺,因此就近抽调蒙古军参加都江堰大修工程,实属近便实惠之举。蒙古军与当地汉人共同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四)驿传符节信物

有元一代,中外交通特别发达,正如《元史·地理志》所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25〕元朝的驿传制度规定,使臣凭符节信物,由经过的驿站提供车马、往来饮食。符节有圆牌、有圣旨、有札子;圆牌有金牌、银牌、海青牌。牌符既是昭示驿站的信物,也是显示身份的象征。原藏于壤塘县措尔机寺,现藏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物馆的元代八思巴蒙文新字铜符牌和银字差使圆牌〔26〕,就是蒙古皇帝或元朝廷直接派遣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臣时所颁发的符节信物。四川作为大都连接西南地区的枢纽,使臣往来频繁,朝廷、有司颁发的牌符不够用,所以四川分省曾请求颁给圆牌“以备驿传”。〔27〕壤塘县所保存的这两种牌符,为元代站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文物实证。在新西兰杰出社会活动家路易·爱黎先生捐赠给甘肃省山丹县的文物中,有元罗罗斯宣慰使火儿灰铜牌一件。该铜牌正面铸有文字三行:“中奉大夫罗罗斯宣慰使火儿灰、奉议大夫罗罗斯宣慰同知布颜、承直郎罗罗斯宣慰司经历元祯”。〔28〕据《元史》记载,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元朝枢密院曾“遣建都都元帅火你赤征长河西……付以玺书”。〔29〕此处的火儿灰,由于译音不同,疑与火你赤为同一人。此铜牌当系火你赤奉命征讨长河西(大渡河西)时,朝廷所颁之“玺书”,是元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赐封土官信物,同时也是该使臣往来驿传的重要物证。此外,见于文献记载,还有不少四川少数民族首领都受到过元朝金银虎符的赏赐①,这些符节同样也是往来驿站的凭证。

(五)栈道碑刻题记

元代四川地方官注意交通线的维护与建设,以保证畅通。在川陕干线广元路境内,也保留纪念性的元代官员的题记:“同知韦□重修栈道记元世祖至元□□嘉平。”〔30〕元朝在四川设置“站赤”制度较早。至元元年(1264年),即有在剑门“人头山添设驿站”的记录。〔31〕至元四年(1267年)秋天,朝廷又调遣巩昌、凤翔、京兆处未占籍户一千,“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32〕由此推测,此栈道题记殆即当年征调陕、甘民夫入川,对原有站赤驿路上的栈道重新进行维修的见证。

【参考文献】
〔1〕 李复鸣.乞严为广西之备疏[A].宋代蜀文辑存·卷82[C].
〔2〕 元史·卷121·按竺迩传[M].
〔3〕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M].
〔4〕 魏了翁.鹤山集·卷31·督府书[M].
〔5〕 元史·卷149·刘黑马传[M].
〔6〕 元史·卷149·耶律买住传[M].
〔7〕 姚燧.张公神道碑[A].牧庵集·卷20[C].
〔8〕 元史·卷43·食货二·茶法[M].
〔9〕 元史·卷133·也罕的斤传[M].
〔10〕 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三探[A].元史三论[C].人民出版社,1985.
〔11〕 元史·卷126·廉希宪传[M];元史·卷159·商挺传[M].
〔12〕 元史·卷209·外夷二·安南[M].
〔13〕 元史·卷122·爱鲁传[M].
〔14〕 元史·卷10·世祖纪七[M].
〔15〕 永乐大典·站赤·卷19417[M].
〔16〕 元史·卷13·世祖纪十[M].
〔17〕 永乐大典·站赤·卷19419[M].
〔18〕 元史·卷165·杨赛因不花传[M].
〔19〕 元史·卷131·速哥传[M].
〔20〕 陈世松.元代礼拜寺文物——西昌三坡阿拉伯文碑考释[J].宁夏社会科学,1992,(5).
〔21〕 陈得芝.马可·波罗补注数则[A].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M].商务印书馆,1995.42.
〔22〕〔23〕 冯承均译.马可波罗行纪[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72,273.
〔24〕 揭傒斯.揭文安公文集·卷7·大元勅赐修堰碑[A].元史·卷66·河渠志[C].
〔25〕 元史·卷63·地理六·河源附录[M].
〔26〕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四川文物志(下册)[M].巴蜀书社,2005.1731.
〔27〕 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之考释[J].历史研究,1980,(4).
〔28〕 史树青.长留瑰宝在山丹—怀念路易·爱黎同志[N].中国文物报,1988-2-26.
〔29〕 元史·卷·世祖纪[M].
〔30〕 谢开来.重修广元县志稿·第1编第3卷[M].92.
〔31〕 永乐大典·卷19416·站赤[M];元史·卷5[M].
〔32〕 元史·卷6·世祖记[M].


作者简介: 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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