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早期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

钱翥

2017年08月28日 12:00

宗 性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


引言

丝绸之路既是古代中国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经济贸易环线,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互动互鉴的文化窗口,世界各种宗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的平台广泛传播。佛教起源于印度,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这条经贸和文化纽带传入中国。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华大地,已有两千余年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本土文明进行了长时期的碰撞和融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形态。中国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管道,向东北亚、南亚、欧美传播,在世界佛教格局中,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佛教文化圈。

佛教何时传入巴蜀地区,从现存的文献中,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从考古资料及现存的佛教遗迹可以知道,巴蜀地区在东汉时期已有佛教寺院的修建①和佛教造像面世②,这就说明在东汉之前就有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如果以此为基础来推算,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同时也形成了具有独特属性的巴蜀佛教。

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巴蜀佛教,在传播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特色的地域佛教形态,特别是在禅宗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独特魅力。同时,巴蜀佛教也一直保持着与其他地区佛教的交流互动,甚至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有着绵延的交流传统。

一.西晋时期佛教与西南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与西域商贸、文化交流的通道,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大致分为陆、海两向四条线路,西南丝绸之路是其中一条重要的线路。

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对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其他文化交流情况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佛教文化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传播交流的情况研究还不多见。而唐代高僧义净(635—713)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为后世记录了西晋时期佛教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同印度传播互动的重要信息。据该传记载: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唐云鹿园寺也)。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塼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弗呾罗,唐云天子也)。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1〕

这段文字中记载的印度国王,名室利笈多大王,此处应当是指印度笈多王朝的国王。笈多王朝中被称为大王的国王,也是笈多王朝中最早的一位国王,叫室利笈多,他在位的时间约在公元三世纪晚期。照此推断,当时去印度求法的二十余名中国僧人,应该是在公元三世纪末。当时正值中国西晋末年,历史上所谓的“八王之乱”兴起,北方社会动荡,南方僧人要想从北道赴印度求法是比较困难的,选择从西南丝绸之路赴印度求法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有“从蜀川牂牁道而出”的记载。义净的这一段记载,为我们了解西晋时期,佛教高僧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印度交流互动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这段文字表明,西晋中国僧人去印度求法学习时,印度国王建有专门的寺院,供中国去求法学习的僧人居住,这所寺院离鹿园寺不远,被命名为支那寺,带有典型的中国僧人留学园区的色彩。义净在公元七世纪去印度求法时,这所寺院已经不存,但其遗址尚在。据义净记载,在义净到达印度之前,这所寺院还存在的时候,有二十余名中国去的留学僧人居住在该寺院。至于该寺修建的缘起,是因为西晋从中国去的二十余名僧人经常向大菩提寺礼拜,其虔诚度感动了室利笈多国王,于是室利笈多国王布施出专门的土地修建寺院,供中国去的留学僧人居住,并为寺院配备了相应的生活所需条件。义净到达该地时,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四个世纪,这所寺院已经荒废了,当时去的僧人已经亡故。义净去时的国王还表示,如果有继续从中国来的僧人数量增多时,愿意重新恢复该寺院。以上是义净到达印度时有关支那寺的历史和现状记载,这充分反映了西晋赴印度求法僧人所受礼遇的实际情况,也从侧面可以知道西晋佛教与印度的互动和交流。

在义净上面的文字记载中,还有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当时从中国去印度求法的二十余名僧人,是“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这一记载表明,西晋佛教与印度的互动交流中,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管道。唐代高僧慧琳(737—820)在《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注释此句时说:

案牂柯者,南楚之西南夷人种类,亦地名也。即五府管内数州皆是也,在益蜀之南。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柯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捡寻《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经(应作“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应作“姚州”)、越隽、不喜(应作“不韦”)、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与“夷”通)。……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人(应作“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2〕

慧琳这条注释信息十分重要,其所引用的《括地志》《南方记》等古籍今已失传,但他所记载的唐代中国西南通往印度详细的路线弥足珍贵。文中所载牂柯,既是族群名称,也是地名,应指牂柯故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牂柯郡,治所在且兰(今贵州贵阳附近,一说在今凯里西北),辖境约相当于今云南东部、贵州大部、广西西北部。义净记载,西晋时赴印度求法的二十余名僧人是“从蜀川牂牁道而出”,也就是说,这二十余名僧人是从蜀地出发,途经牂牁道而到达印度。

古代巴蜀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线路:一是从今川东入黔北,相当于今川黔铁路与公路的路线;二是汉武帝时唐蒙所修治之通西南夷道,北起犍为(今四川宜宾),南抵今云南曲靖;三是成都通邛都(今四川西昌)渡金沙江入云南,相当于今成昆铁路之走向〔3〕。

慧琳在以上注释中所记的蜀川牂牁道,应是指第三条路线,从成都出发,通往邛都,渡金沙江入云南,到达姚州(今云南姚安、大姚等地),经越雋(相当于今云南丽江及绥江一带)、永昌郡(治所在不韦,辖境相当于今云南大理自治州及哀牢山以西地区)。无论是义净所称蜀川牂牁道,还是慧琳所记的蜀川牂牁道,从四川进入云南之后,便转入吐蕃,从吐蕃翻过横断山脉诸山,即进入东印度东南界的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及其附近一带),便到达了印度境内。慧琳所记的蜀川牂牁道进入印度的路线,是否与义净所称的蜀川牂牁道相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唐代及唐代以前,从四川到云南,经西藏进入印度是一条十分便捷的通道。这或许正是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西晋时受战乱的影响,中国二十余名僧人前往印度求法时,选择“从蜀川牂牁道而出”的原因所在。

二、隋唐巴蜀佛教的中心地位

佛教在东汉前后传入巴蜀地区,至东晋时,巴蜀佛教已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先是与东晋高僧道安大师(312—385)有同学之谊的法和,率领徒众入蜀,避“石氏之乱”。法和入蜀后,“巴汉之士,慕德成群”〔4〕,这就说明蜀地的佛教,在此时已有相当广泛的传播,大有兴盛之势。后有道安大师的弟子慧持入蜀,据记载:

(慧)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399)辞(慧)远入蜀。……到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时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倾盖,及(慧)持至止,皆望风推服,有升(慧)持堂者,皆号登龙门。

〔5〕慧持(337—412)为东晋著名高僧慧远大师(334—416)的胞弟,晋隆安三年入蜀,初到成都时,住在龙渊精舍,在慧持入蜀之前,已有慧岩、僧恭先期在蜀地弘法,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慧持入蜀后,由于他“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慧岩、僧恭,世人“望风推服”,并且将能够进入到慧持门下学习佛法,尊称为“登龙门”。以上从法和、慧持先后入蜀的情况来看,蜀地佛教对外的影响力非常明显,并且蜀地佛教的兴盛之势,也正在逐步形成。

至隋末唐初,由于其他地区的战乱不断,蜀地因其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6〕又据记载:“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盈,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7〕从以上两段文字记载来看,由于隋末各地战乱不绝,社会动荡,民众生活已非常不安定,佛法的弘扬和传播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大多向稳定的蜀地纷纷聚集,再加上蜀地佛教在东晋以来奠定的基础,唐初之时,巴蜀成为佛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彰显。

三、玄奘入蜀事迹与佛教在丝绸之路传播互动信息

玄奘大师(600—664)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从长安启程入蜀,时年19岁,至武德二年(619)到达成都,时年20岁,武德六年(623)离蜀①,前后在蜀地生活达5年之久。他在成都不仅受了具足戒,还先后从高僧宝暹、道基、道振学习经论②,他在成都期间,不仅完成了确认作为一名出家人正式身份的程序——受具足戒,还在此拓展并丰富了他的佛学理论,为他西行赴印度求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玄奘在蜀期间,有不少事迹中透露出与丝绸之路相关联的信息。

首先,玄奘在蜀从学过的高僧至少有三位以上,其中一位是以精通《摄大乘论》闻名的宝暹。据《宋高僧传》卷二记载:“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殖艺该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磨肩。”〔8〕由此可知,宝暹在当时是一位博学多闻的高僧,尤其精通大乘佛法,当时向他从学的青年才俊非常踊跃。宝暹在当时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高僧,他还是一位曾在北周时赴西域求法的高僧,由于避隋末战乱而入蜀。据《高僧传》卷二记载:

有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575),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暹等内诚,各私庆幸,获宝遇匠,德无虚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禅,佛法即兴,暹等赍经,先来应运,开皇元年季冬,届止京邑。敕付所司,访人令译。〔9〕此段文字表明,宝暹等十余人,曾于北周武平六年赴西域求法,前后七年,带回260部佛经,宝暹等对带回的佛经非常庆幸,如获至宝。到隋朝建立时,宝暹等携带这些佛经,到达长安,请人翻译。梁启超先生说:“大抵隋代所译经论原本,多出(宝)暹等所赍归也。”〔10〕如果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宝暹等十余人西行求法的行动对隋代佛经的翻译贡献也就不言而喻了。后因隋末战乱,宝暹又随众入蜀讲经弘法,这大概是隋唐之际有西行求法背景的高僧在蜀地活动的先行者。从这一意义上说,宝暹入蜀,间接的连接起了巴蜀佛教与西域佛教的信息纽带。

玄奘入蜀时,首先在宝暹座下听讲《摄大乘论》,据记载,宝暹是当时精通《摄大乘论》的著名大德,有“誉腾京国”〔11〕的盛名。玄奘西行虽然是从长安出发,因为在长安学习期间,有诸多佛教义理的矛盾和困惑,成为促使他下决心赴印度那烂陀寺求学的直接诱因〔12〕。但玄奘在蜀期间,曾跟随宝暹学习佛法,作为曾经西行求法的高僧宝暹,在向玄奘讲解《摄大乘论》的同时,也存在向他介绍西域佛教情况的可能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成都不仅是奠定玄奘西行求法佛学理论的重要之地,更是他对西域佛教有启蒙印象的最初源头,这为他日后西行求法奠定了知识基础。

其次,据记载,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遇到危险时,常常会持诵观音菩萨名号及《般若心经》,总会化险为夷,顺利前行。那么,玄奘西行途中念诵的《心经》来自何处呢?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13〕这段文字表明,玄奘在西行途中念诵的《心经》,是他在蜀期间,因照顾一位患病的僧人,感动了这位僧人而传授给他的。虽然文字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位病人是否是僧人身份,但从当时佛教的传播情况来看,普通信众恐怕不具备这样的佛学素养。如果这位病人是僧人的话,那么这位僧人又是从什么地方来蜀地的呢?从《心经》的流传情况来看,玄奘去印度之前,已有鸠摩罗什所译《心经》的存在,但是否普及,目前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玄奘从印度求学回来以后,也翻译了另一版本的《心经》,也就是现在佛教界通行的《心经》。如果上面文字记载的僧人传授给玄奘的是汉译的《心经》,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再重译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从现行的玄奘译本和鸠摩罗什译本内容比较来看,有一定的差异性,但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如果这位僧人传授给玄奘的是梵本《心经》的话,这位僧人的身份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如同宝暹一样,是有过赴西域求法经历,并精通梵语的僧人,另一种情况便是直接从西域来蜀的僧人。如果第二种情况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位僧人便是连接巴蜀佛教与西域佛教传播互动纽带的人物。

四、唐代巴蜀高僧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

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互动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西域来中土传播佛教文化,一种是从中国前往西域学习佛教。巴蜀地区虽然地处内陆,但是它与丝绸之路的连接早已有之。唐代巴蜀地区的高僧,也正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巴蜀佛教与西域佛教的传播互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赴西域求法的高僧,除了为大家所熟知的法显、玄奘、义净之外,实际上是有一个庞大的求法群体存在,并且绵延数百年之久。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中,最早对赴西域求法群体进行关注的首推梁启超先生(1873—1929),据他统计,从公元三世纪至八世纪,典籍记载共有105人(佚名者尚有82人)〔14〕,这105名西行求法高僧中,有籍贯可考者65人,其中四川有6人,位居甘肃(10人)、河南(8人)、山西(7人)、两广(7人)之后。〔15〕梁启超先生统计的赴西域求法的六名巴蜀高僧,其中有五人事迹见于唐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据该传记载,这五名唐代巴蜀高僧分别是明远、义朗、智岸、义玄、会宁。

明远,益州清城人(今四川都江堰市),他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去西域求法的,由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泛海,经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到达师子洲(今斯里兰卡),为君王礼敬,后欲潜取佛牙,为国人所觉,颇见凌辱,后向南印度。〔16〕义朗,益州成都人(今四川成都市),他也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去西域求法的,从乌雷(今广西钦州县)跟随商船一道,越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经朗迦戍(今马来半岛)、师子洲(今斯里兰卡),披求异典,顶礼佛牙,住师子洲颇久,后到达西域。义净到达印度时,义朗已经亡故,年龄大约四十余岁。〔17〕

智岸,益州成都人,与义朗同行,至朗迦戍国,病故。〔18〕

义玄,益州成都人,是义朗的胞弟,与义朗同行。〔19〕

会宁,益州成都人,他也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域求法的,于麟德年中(664—665),杖锡南海,搭船至诃陵洲,并在此国前后住了三年,与此国高僧若那跋陀罗合译《大般涅槃经后分》,并派僧人运期送归,后会宁方适印度。义净到印度时,会宁已经亡故,春秋约三十四或三十五。〔20〕

义净所记载的以上唐代五位巴蜀高僧赴西域求法的事迹,虽然不是十分详细,但是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巴蜀高僧在丝绸之路上活动的重要信息。从文字记载来看,他们五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前往西域的,他们途经的国家有今柬埔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是唐代巴蜀佛教繁荣的有力证明,更是唐代巴蜀佛教与东南亚、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佛教传播互动的重要史实。

结语

巴蜀佛教自东汉前后传入不久,一直与中原佛教乃至西域佛教产生着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从本文梳理出的西晋、东晋到隋唐之际早期的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交流情况来看,巴蜀佛教没有因为地处内陆而缺乏与外界互动。与此相反,早期的巴蜀佛教不仅接纳域外高僧入蜀讲经弘法,从而形成了繁荣的巴蜀佛教局面,在隋唐之际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同时,早期巴蜀佛教界的僧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西行求法的行列中,建立起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互动传播的信息纽带。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早期的巴蜀佛教,具有开放包容、拓展进取的品格,值得当代巴蜀佛教界同仁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3〕〔16〕〔17〕〔18〕〔19〕〔20〕 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M].中华书局,2000.103,108,67—68,72—73,72—73,72—73,76—77.
〔2〕 大正藏(卷五十四)[M].835上.
〔4〕 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五)·法和传[M].中华书局,1992.189.
〔5〕 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六)·慧持传[M].中华书局,1992.229.
〔6〕〔7〕〔12〕〔13〕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芳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中华书局,2000.7,7,9—10,16.
〔8〕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二)·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之宝暹传[M].中华书局,1997.25.
〔9〕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M].中华书局,2014.39.
〔10〕〔14〕〔15〕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国印度之交通[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05,113,115.
〔11〕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十四)·道基传[M].中华书局,2014.475.


作者简介:宗 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 1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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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8月28日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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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四川与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