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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凫与古蜀文明的演进之路

钱翥

2018年05月15日 12:00

颜 信
《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3月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早期古蜀文明。特别是围绕鱼凫文化相关的问题不断涌现,从而使鱼凫史记传说成为了各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对鱼凫研究过程中,侧重于对鱼凫文化的内涵和实质、鱼凫族群的迁徙、鱼凫王对古蜀的治理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但争论颇多,无一定论。本文试以对鱼凫史传中的相关问题做一些粗浅的研究,从而对鱼凫文化及巴蜀文化的研究情况提出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和看法,以求就教于各学者。

一、鱼凫史传的研判

有关鱼凫相关的研究,就目前的研究看对其研究的前提则是鱼凫是人还是神的相关问题。要去弄清这个问题其实关乎于所载鱼凫相关的文献史料真实与否的问题:如果将鱼凫认为是神,则所有的文献所载的鱼凫相关内容则是神话;如果鱼凫是人,那么鱼凫相关的文献史传所载的鱼凫传说则需要去进一步研判,哪些是真实的古史记载,哪些是后代人对相关传说进行修改和添加后形成的载述内容。要去真正的分析和研究鱼凫史传的相关情况,就要对各存留的关于鱼凫的文献记载加以分析。

从先秦开始留存下来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鱼凫应该为真实存在过的蜀王之一,即人王,并非是具有通天神力的天神。较早记录鱼凫相关的文献则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①文献所指鱼妇为颛顼所化,则是指其为颛顼的后代,这样的一个记载与同为先秦文献的《吕氏春秋》《大戴礼记》等书有关颛顼与蜀的关系相互一致的。鱼妇即我们现在所称的鱼凫,只是写法的不同而已。同书的《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则记有鱼凫的身世情况,书中记曰:“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②另《大荒西经》曰:“有互人之国。”郭璞注云:“人面鱼身”③,而书中载记的互人据郝懿行注疏释为互人则是氐国人,氐互二字应同字。从先秦文献记载可看出鱼凫氏为氐族的一支。有关鱼凫的认识,蒙文通先生指出其为:“一代知名、而非一人之名。”④鱼凫族实为一真实存在的部族,且有其自身的早期组织。

汉唐时期的文献关于鱼凫的传述的内容有所增加。如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唐人卢求所撰《成都记》、宋人罗泌所撰《路史·前纪》中均记载:“鱼凫治导江”⑤。在《淮南子》中关于鱼凫的记载则有“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另在郭璞注引《淮南子》载:“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这样的记载基本一致,其描述的地方均在建木,人则是一种人面鱼身的半人半鱼的形象,这恰与氐人国的人形传说是一致的,这也是对鱼凫氏来源的一种传说。文献所载鱼凫出建木西,建木据《淮南子·地形篇》载:“建木在都广”。都广即为广都,广都则是成都平原腹地,即今天的成都所在地。建木西则可能是成都平原的西面,此地为岷江上游地区,这正是鱼凫重要的活动区域。

宋代李昉辑成的《太平御览》中所引扬雄的《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⑥其内容出自汉代扬雄有关三代蜀王的记载,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更为明确指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候伯,历夏、商、周。”书中又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候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鱼凫。”⑦此所记蚕丛、柏濩到鱼凫即为早期古蜀史上的“三代蜀王”,也可以看出在早期蜀的发展中可分为“三代”,且一脉相承,奠定古蜀发展的早期脉络。文献中并未有明确交代从蚕丛到鱼凫是否为连续相继的情况,三代蜀王时期是否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到鱼凫时蜀国已经存在数年等相关问题。仔细分析则可以知道,三代蜀王统治的早期蜀国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年代约相当于西周之前,而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如果三代蜀王时期的早期蜀国是一个次第相继、一脉相承的王国,那这时的蜀已经超越了上古时期历史发展的史前时期的政治组织阶段,即部落、酋邦社会,一跃进入到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组织形式,政治统治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但从现有已发掘的诸多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史前遗址看,无论是宝墩文化时期的新津宝墩遗址,还是温江的鱼凫村遗址,当时的政治组织还远远达不到中央集权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这点上看,三代蜀王一脉相承发展的依据则有不立之嫌,较为合理的则应该是三代蜀王并不是一种前后相继的统一国家,它们之间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的族群,各族群的来源也各有不一,有可能各自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早晚也是不尽相同的。段渝教授在其文中也指出:三代蜀王并不是一个族群,应该是由多个族群来源,三者之间并非承袭关系,而是各部族各自发展的情形。①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那就可以合理的解释成都平原多个史前遗址之间器物有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也能印证古蜀发展的一个正常脉络,从早期部族、酋邦社会逐步发展到早期国家的历史进程。

从上述有关鱼凫的文献和考古相关材料看,文献中关于鱼凫的记载多有神话之意,而这种神话记载多被后代所传。但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可以看出,鱼凫族确实为早期蜀地所在的族群,鱼凫也有其人的基本身份。成都平原地区宝墩文化时期的史前诸多遗址和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三星堆遗址也可较好的佐证,鱼凫作为早期蜀王的身份,因此从神到人的本质再次被还原。这样的一种对鱼凫神和人的交织文献相关记载恰恰反映出中国早期文化从蒙昧到文明的一种历史演进,也证实了文明发展演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总有诸多曲折。鱼凫相关的史记传说是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古蜀文明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充分体现,是诸多因素影响下文明多样性的集中表现。

二、鱼凫氏族与古蜀国的建立

前文所述鱼凫氏族为氐人的一支,究其源于何地就现有文献资料语焉不详,但结合相关史料可知,氐人国在建木西,建木西则是岷江上游之地,鱼凫氏族作为氐人的一支,那么其源出于岷江上游某地的依据是较为可靠的。鱼凫氏族兴起于岷江上游之地,就地形地貌等地理条件看,这一区域山多水多,加之史前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在这样一种较为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种植业相关的农业活动是十分困难的。鱼凫氏族在族群发展的早期只能依靠渔猎为生,无法较好地开展种植业,因此鱼凫族是一支擅长经营高地农业的史前族群。

伴随着鱼凫氏族的不断壮大与发展,族群不再满足于单一依靠渔猎生产为主的高地农业,而是希望通过多种农业经营生产方式满足族群发展的需要。正是这样的迫切需求下,鱼凫氏族开始从岷江上游的山区开始迁入成都平原地区,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逐步实现了以经营低地农业为主的民族。鱼凫氏族从岷江上游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其迁徙的路线与蚕丛氏迁入成都平原的路径较为一致,迁徙的路线应该是沿岷江河谷地区一路南下,经由灌口从成都平原的西北角进入了成都平原腹地。鱼凫进入成都平原地区选择生活的区域据《华阳国志·蜀志》《蜀王本纪》等文献记载,均出现“鱼凫王田于湔山”,湔山据考证应该是现在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都江堰和阿坝汶川县之间的茶坪山。鱼凫氏以此地为早期在成都平原的重要落脚点,并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由此会因为土地和生活物资等资源的争夺,与其他的族群之间发生冲突或战争。

鱼凫氏族进入成都平原后即与当时定居此地的蚕丛之间有着一场战争,除此以外也与柏濩之间有着战争,在相关文献中也对三代蜀王之间的战争有所揭示,如《蜀王本纪》记载:“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由此可以反映出在各部族之间的战争,有的部族在战争中失败,一部分部众成为征服者的臣民,另外一部分则随着其部族首领逃亡于别地。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鱼凫最终战胜了蚕丛与柏濩,实现了对蜀的统治,从考古资料则可以较好的佐证。如三星堆文化二期的出土器物中有鸟头勺柄,这是鱼凫氏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出土的这一时期相关石器和陶器也不乏蕴含蚕丛氏文化因素的生产、生活相关用具。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的众多青铜雕像中,有一跪坐人物像(K1:293),其发式似扁高髻,下身穿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当时蚕丛氏后裔形象的塑造。②这样的形象塑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犊鼻裤这样的造型,这种裤子的造型实际上是一种裤子一端下垂,似尾的一种裤子造型,而这种造型的裤子据相关调查可知其多是岷江上游戈基人较为喜欢穿着的裤子。《后汉书》中也有这种裤子的相关记载“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①。在三星堆1号祭祀坑中发现的一块自然梯形石块,与理县佳山戈基人石棺葬中埋葬的自然石块一致。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器物充分表现出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达,而这些体现早期蜀国辉煌文明的物质文化遗存则集中于鱼凫相关的文化折射,却几乎不反映蚕丛氏的文化特质。因此可以看出的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时期,蚕丛氏已经不存在,而蚕丛氏的遗民大多数因为同鱼凫之间的战争失败后成为鱼凫王治理下的臣民。三星堆遗址作为早期蜀王国的王都,集中体现了古蜀文明在早期国家形成中的极致辉煌,这种文明的代表则是以鱼凫文化因素表现最为集中。鱼凫王作为早期蜀王国的开创者,征服各部族,最终实现统一,成为一代君主建立起古蜀王国,创造早期的古蜀文明由此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三、鱼凫王田于湔山到早期蜀地的治理

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可以知道鱼凫氏族在湔山之地活动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有关鱼凫王田于湔山其实指鱼凫活动的中心在湔山,湔山之地前文指出应该为成都平原区域。但有关“田于湔山”一说是在鱼凫称王之前还是在被打败后隐退于湔山之地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段渝教授认为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说鱼凫田于湔山,是指其军事行动,而忽得仙道则是隐括其败入湔山,当是被杜宇战败后退走湔山。③赫荣定等人也认为鱼凫王田于湔山是在鱼凫被迫将王权禅位杜宇,退隐而“田于湔山”④。那么湔山则是鱼凫王活动的重要区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湔山为何地,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任乃强先生指出湔山之地应该为老熊坪这座山,即在都江堰市虹口镇与彭州磁峰镇接壤交界的尖山(湔山)山脊上。⑤赫荣定等人认为湔山的位置应该在县彭州市的湔江流域,包括小鱼洞与磁峰镇一带。⑥这里可以说明湔山是鱼凫为代表的早期蜀中部落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鱼凫氏族来去交往的中心地区之一。夏商之际,鱼凫氏族从岷江上游的河谷地区南下进入成都平原,而湔山之地应该是部族在成都平原开始生活的地区,而鱼凫王在古蜀国统治末期被杜宇打败后也退居于此地,无不说明了鱼凫自进入成都平原后兴衰之路都与湔山等地有着密切的关系。鱼凫氏族并不满足于对湔山一地的治理,为壮大和发展部族,其也选择向周边区域的扩张或不断迁徙,而距离湔山不远的成都温江则是鱼凫氏族选择的另一个较长时期定居生活之地。从文献所寻,鱼凫与温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清嘉庆年间成书《四川通志》载:“鱼凫城在县(温江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又载:“大墓山在县北二十五里。图人云:是鱼凫王墓”。文献记载说明鱼凫王在温江一带有所活动。

温江从地理位置看位于岷江东岸,地势平坦,水草丰茂,十分适合渔猎和放牧,与岷江上游山区比较,在此进行渔牧活动就显得安全且稳定,无需有过多的危险。温江之地也是发展种植农业的合理之地,这里有着肥沃的土地,水资源丰富,为种植农业和蚕桑业的开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鱼凫王进入成都平原后选择温江作为其重要的定居地,不仅从文献可证,考古发现也对此有着明确的指向。温江境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发现有温江鱼凫村古城遗址,根据成都文物考古所1999年度发掘报告①显示:鱼凫村遗址于1996年发掘,其为鱼凫村三期文化。当时将其归属宝墩文化,即宝墩文化分期中的第四期。②鱼凫村原先建在台地上,城内地面明显高于城外,城墙主要修筑在台地边缘,属于平原台城型。整个城区平面是一个规则的六边形,与宝墩文化时期的其他古城遗址相比较其形制独特,其他多为长方形。除温江鱼凫村古城遗址外,与其类似的古城遗址还有多处。如郫县古城遗址,成都西郊化成村遗址、成都南郊十街坊遗址、岷江小区遗址等。温江鱼凫村面积约40公顷,在众多的宝墩文化古城遗址中仅次于宝墩遗址,城址已经显示出较为先进的文明,如城市内已经存在功能分区;发现祭祀坑和礼器等宗教祭祀相关的文化因素;建筑物多样性特点明显;筑城的技术采用卵石较土坯墙先进;城墙的修筑过程中有意识的采取了一定的防洪措施。这些具有典型性的文明特征则成为鱼凫文化形成的一些代表性因素。正如李明斌提出将鱼凫村三期文化命名为“鱼凫村文化”③。这是对鱼凫村三期文化研究的一种升华,依然是鱼凫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对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渊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温江鱼凫村遗址是鱼凫氏族进入成都平原在早期发展中的集中体现,在部族逐渐发展中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也渐次的形成。鱼凫村遗址建立在生态良好、资源丰富、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这也是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鱼凫村随着农业的开发,形成了聚落并建立了古城,这是部族文明发展的一种典型形式。随着部族的不断壮大,鱼凫王不断的开疆拓土,为实现统治的需求和适应部族的发展,鱼凫村古城在被使用一定时间后被废弃,其原因很可能跟鱼凫王东迁有关。宝墩文化古城群是部族酋邦社会发展早期的产物,随着鱼凫王打败其他部族,因此其统治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宝墩文化古城群逐步衰落之时,鱼凫王则建立起新的古蜀都城三星堆,这体现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交替和代兴的一个过程,也是鱼凫王从早期部族首领发展成为古蜀国王的一个过程,鱼凫文化也随着早期国家的建立逐步发展成为古蜀文明。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与宝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三星堆古城的不断发展,到三星堆遗址的二期,在此地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城垣面积达到350—360万平方米的巨大三星堆古城。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这个时期中已经发展到极为辉煌的时期,三星堆文化所展现出的各种文化因素也是古蜀文明的集中体现。而三星堆文化在考古学上和宝墩文化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它大量的继承了宝墩文化的大量文化因素,同时自身也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全新文化。三星堆文化不仅受内部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两种文化的交替与代兴,对宝墩文化来说,其即是旧体系的瓦解,同时其文化也在另外的一个新体系中得到了延续,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成为其延续与发展的重要依托。

广汉三星堆遗址从现有考古情况看,这是一个拥有巨大的城墙、密集的生活区、居住区、作坊和众多的文化遗迹,大批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金器等器物,遗迹周边的遗址分布形态,充分展现出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王都的恢弘气势,其也展现出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其中埋藏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和大量的海贝④。这充分的为我们展现出古蜀王都的璀璨文明,也集中体现出古蜀文明的各种文化精髓。

三星堆王都为谁所建众说不一,但是从发现的大量的青铜鸟的雕像、陶鸟头手柄、金杖纹饰、鸟形物玉石器等器物上无不都反映出当时的蜀王国对鸟的关注与追崇。鸟头把勺这类器物既是祭祀礼仪的场合舀酒的神器,其鸟头形制与鱼鹰几乎一致,这些鸟的原型则是鱼凫这种鸟,其直接指向的则是一种图腾文化中的图腾崇拜,而源于上古时期的鱼凫王族群的徽记则是鱼凫,是王族的神圣象征,也是王族家天下统治的一种权力标志。金杖作为三星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发现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其上的纹饰图案有人头、鱼、鸟所组成,现在学界多将期认为是鱼凫王的合成的形象。林向教授对其解读为鱼(鱼的形象)、凫(鸟的形象)、王(人头的形象)三个字。①段渝教授认为金杖上的图案是在于表现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权,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②三星堆金杖正是当时古蜀国最高统治者拥有之物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而这一最高统治者则是鱼凫王。

三星堆文明由鱼凫王所创造,其也是鱼凫文化最为直接的延续与继承,而三星堆文化最为重要的是其奠定了巴蜀文化的深厚基础,这一文明开创了巴蜀历史的文明进程,初步构建起了巴蜀文化的空间构架,因此也极大地推动了巴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的初步体系形成。而鱼凫王作为三星堆文明的实现者,对整个巴蜀文明的构建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极大,从鱼凫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巴蜀文化,这种文明的演进过程是中华多种文明演进过程的一种共同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也成为巴蜀文化构建的一般规律。简言之,鱼凫文化是融合了多种文化为一身的早期部族文化,而发展到三星堆文明时期,鱼凫文化已经产生了变化,一方面三星堆文明对鱼凫文化有所继承,同时在三星堆文明发展过程中也吸纳了大量其他部族的文化和各种来自于巴蜀以外地区的文化因素,从而丰富了三星堆文明的文化内涵,造就了三星堆文明的辉煌。巴蜀文化的形成发展也受到三星堆文明的影响,融合了三星堆文明中的优秀特质,将古蜀文明和巴文明等融合在一起,同时吸纳各种文化,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一种地域文化。

结 语

鱼凫作为巴蜀早期文明的创造者,其记载的文献史料并不多见,文献记载多有夸张与神话的色彩,因而为鱼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深入分析相关文献史传,我们可以清楚的知晓,鱼凫应为人不为神,其作为氐人的一支部族,在史前时期逐步的发展与壮大,实现了部族早期的繁荣。随着部族的壮大其从岷江上游发源地逐步向成都平原迁徙,而这个迁徙过程则经历了从湔山到温江再到广汉三星堆的一个过程,这也展现出鱼凫氏族不断壮大寻求不断扩张,最终实现其统一众部族建立古蜀王国的历史演进之路。

鱼凫建国的演进之路也是文化发展之路,从鱼凫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巴蜀文化,都蕴含着鱼凫在其部族发展过程中时刻展现着的文化特质,古蜀的文明正是以鱼凫王为代表的各代蜀王多种文化汇聚的结果,无论是蚕丛、柏濩、鱼凫还是杜宇与开明,各代蜀王所展现出的文化特质一方面在消失,同时也被后来者所传承。由此可见,古蜀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是得益于多种文化因素糅杂融合而成,另一方面则是以鱼凫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之下的文化延续与发展创造出的璀璨文明助推古蜀文明的实现。

〔作者简介〕 颜 信,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6。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重大课题”项目“巴蜀文化的历史价值与传承创新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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