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

———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钱翥

2018年07月02日 12:00

龚 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3月


汉武帝元狩年间派遣张骞指求“蜀身毒道”,被认为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有官方记录的肇始,《史记》里对这一史事的记述历来被研究“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的学者所重视。根据学者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状况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南方丝绸之路”这一专题研究自20世纪以来便一直方兴未艾,并云集了一大批研究者如夏光南、冯承钧、岑仲勉、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等[1],改革开放后跟进的地方学者有任乃强、方国瑜、童恩正、李绍明、张毅(汶江)、江玉祥、霍巍、段渝、罗二虎、黎小龙、蓝勇、刘弘等[2],以上学者对南丝路的研究无论在宏观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既有研究中涉及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身毒道”而“出四道”的具体走向的探讨甚少,且论之不详。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方国瑜、夏光南、任乃强等先生。方国瑜在《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一文中特别述及“汉武帝求通蜀身毒道”内容,他吸收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认为“蜀身毒道”应是滇蜀通印度的缅甸高原陆道,并且结合文献和古代西南夷民族分析,认为“皆闭昆明”走向为“蜀通身毒之道即自蜀经滇池、洱海、哀牢诸地”[3]343;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则系统地记载了中、印、缅之间,特别是滇西保山、德宏边区同印度、缅甸之间,从古代直到抗战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来往和联系[4];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一文是晚近以来学界最早对求“蜀身毒道”所出“四道”的走向作了较详尽梳理的成果[5]。近来学者研究涉及到“出四道”走向问题的有段渝、王子今、陈保亚等先生。段渝《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一文系统梳理了滇越道、僰道(五尺道)和牦牛道(灵关道)的走向问题,并且对西汉通西域之前的南方丝绸之路情况进行了梳理[6];王子今《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一文结合新近发掘的四川向家坝遗址发掘材料,探讨了汉武帝时期“西夷西”道路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的重要意义[7];陈保亚《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研究》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古代云南、四川和东南亚交通的情况,其中对汉武帝遣使张骞“出四道”通“身毒”的具体走向有所论及[8]。以上诸家对于“蜀身毒道”的研究都从各自的角度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推进,对于“出四道”的走向有所论述,但都没有对传世文献作严格的比勘,其中不少文献中的“讹误”处仍有待廓清。就目前的文献材料来看,厘清“四道”走向及其历史背景,对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及古代西南民族关系研究都有所裨益。

 
“蜀身毒道”与汉武帝时期开发“西南夷”《史记·大宛列传》载: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9]3844《汉书·张骞列传》载:
  
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10]2690

以上两处记载的都是汉武帝元狩年间以张骞为首的四道使者,自蜀、犍为二郡出发向西、南,寻求通“身毒”道(或言“西夷西道”)。这是中央王朝第一次派官方使者探求南方对外交通道路,在当时应是一件非常具有开拓性的伟大事业。虽然此次通身毒道并未成功,但此次经历为开拓经“西南夷”的对外交通线路做出了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尝试,也使得中央王朝深入地了解了“西南夷”社会。由于诸多原因,传世文献对此次出使活动的记载不尽详细。如《史记》一书对此次出使虽多次提及,然总体言之疏略,没有为后世留下更多的信息;后世正史多因袭《史记》,唯《华阳国志》对此稍有补充。综合传世正史文献对此次出使活动的记载,内容大多相同,但仍存在一些差异之处,不同记载之间甚有互相抵牾处。就以《史记》《汉书》比较,便有出“四道”与五地、“出邛、僰”与“出徙、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闭筰”等差异。对于这些疑窦,切不可忽略。唯有廓清讹误和史实,才能充分认识求通“蜀身毒道”所出“四道”的历史真面目。

首先,有必要梳理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地区的三次大规模经略活动。西汉武帝一朝对于“西南夷”的第一次征伐是从建元六年至元光二年间,建元六年始派大军征伐东越,并遣唐蒙风晓南越,后拜唐蒙为郎中将,开辟自蜀通南越的“南夷—牂牁道”,费时有年;随后于元光二年遣使司马相如往喻西夷,设置了数十郡县[11]。这一次经略活动的成果就是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郡、蜀郡都尉等十余县。第二次是元狩年间求通“蜀身毒道”活动。事因唐蒙在元光年间开辟南夷道给“西南夷”带来了极大骚动,元朔二年,经御史大夫公孙弘力谏,汉武帝始下令“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武帝罢“西南夷”约四年后,元狩元年,张骞自西域回汉廷,向武帝建言开“蜀身毒道”,汉廷始再次经略“西南夷”。第三次是在元鼎五年至六年,因南越相吕嘉叛乱中央王朝,汉武帝“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打击南越,平定南越后,诛且兰、邛君,杀筰侯,威震“西南夷”,并于元鼎六年设置四郡。就西南全局而言,汉廷于元鼎六年共设置了七个“初郡”①,为后来历代王朝治理“西南夷”地区奠定了基础。

武帝一朝对“西南夷”的数次征伐,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融合。从“西南夷”地区考古发掘出许多汉代瓦当、墓葬和城址,也可以反映出秦汉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治理情况[12][13]。汉武帝的三次开辟活动,其中元狩年间求“蜀身毒道”活动相较于另外两次活动自有其鲜明特征。如此次“开辟”活动有着明确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指导、详细的谋划布局等,这些特征对于研究西汉时期西南对外交通史意义重大。

汉武帝元狩年间发四道求通西夷西道路,俱载于《史记》《汉书》二书,学界多引用来讨论古代西南的丝绸之路。学者们较保守地估计,至少在汉代,蜀地就有商路通达印缅,多名之“蜀身毒道”、“蜀布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②。这一民间商路流通的年代上限,学界持有多种意见。随着晚近西南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掘,学界渐渐接受了自蜀经西南夷地区抵达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贸易道路早至商代中晚期就已开通的观点[14]。然而,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民间商路性质与西汉官方极力要开通的“蜀身毒道”的性质不能全然等同,西汉时期求通的“蜀身毒道”是官道性质。本文关注的求通“蜀身毒道”所出“西夷西”四道的活动,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它是首次官方记载的南方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自此始南方丝绸之路开始从民间商路转向官方贸易道路③。

 
“发间使”与“使间出”述议《史记》中有两处对元狩年间发四路汉使的记述,通过对比两处记载的差异,可以发现更多文本背后的历史信息。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9]3844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9]3630

“发间使,四道并出”与“使间出西夷西”都是记载元狩年间汉使者寻求“身毒道”的事件。这里的“间使”与“间道”,学界的理解存有不同的意见。任乃强先生认163

 
《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为,“间使”不是朝廷正派的使者,可能是当地的商人队伍;同样地,任先生将“使间出”理解为使者没有走官道,而是走商人行商的小道[5]。任先生对西南民族、地理研究尤为精深,他立足于多年的田野经验,从民族学的田野知识出发对“发间使”、“使间出”作出解释,其观点不无可取之处。然而,此处的“间使”与“间道”或可作他解。

从文献本身来看,“发间使,四道并出”与“使间出西夷西”两处记载十分吻合。“发间使”应是“使间出”之意,“间使”也不应当与当地的蜀商人有关系。任先生认为“间使”是指汉使者扮着商人出使,其意甚合理;但是,任先生以为,张骞、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并未亲自随使出征[5],此点似可细究,或可证其一二。

其一,比较以上两处文献记载来看,一处明言“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另一处言“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更加可以确定“间使”就是间四道而出的汉朝廷使者,他们应是张骞、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此四人中,王然于、吕越人早已于元光六年随司马相如出使过西夷地区。应当说,这四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使者,因而他们成为元狩元年的“身毒道”各路使者也算合情合理。

其二,元狩年间,“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首先表明了张骞是此次官方出使的首领。张骞在此之前已经出使了西域,历经了十三载,携胡妻室及副使归汉,行经匈奴、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等国,史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之壮举。从张骞的自荐和汉武帝“欣然以为然”的态度都可以看出,张骞对自己能求通“蜀身毒道”十分自信。这种自信想必与其“凿空”的经历密切相关。因而,他亲自带领使者并分四路行使“西夷西”地区本就十分合理。

其三,《史记》对司马相如出使西夷的记载云:“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9]3693再看《史记》对张骞出使活动的记载:元狩年间,张骞等出使活动是“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9]3844以及“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9]3630。从《史记》对于司马相如出使西夷与张骞出使西夷的两条记载来看,其文本格式基本相似,都是“天子……令(建节往使)……相如(骞)……副使王、壶、吕等(王、柏、吕等)……驰传(使出)”,只是两处文本背景处理上有详略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司马迁介绍张骞与司马相如的差异。如张骞早已因“凿空”之壮举被封为太中大夫[9]3836,已具备出任使者资格,故略言之;而司马相如位卑,彼时没有出任使者资格,只有升封为中郎将,才能建节出使。在相似的文本叙述结构下,司马相如亲自出使西夷已是确定的事实,那么,元狩年间张骞等四路汉使也应该是亲自出使过西夷地区。

 
五地与四道:“出邛、僰”道考述《史记·大宛列传》载:“天子欣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9]3844从这里的记载明显可以看出,駹、冉、徙、邛、僰是汉朝使者出“四道”所经的地点。

文献记载的是出四道,而司马迁所列举的四道所出的地点有五处,依中华书局版《史记》的句读即“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这里的四道和五地,该作何解释呢?首先需要理解的就是“出邛、僰”走向。《史记正义》认为:“出邛、僰”中,“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9]3845。根据两《唐书》记载,唐代雅州就是汉代的严道县,今雅安一带。自古以来,学界都将僰道地点定在今宜宾。那么,此僰道同唐人所说的雅州之僰有何关系呢?笔者试着解决此问题。首先,笔者对历代文献中出现的“僰”进行了梳理。大体上,历代史籍中相关僰的记载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邛僰”连称,指地名。如《汉书·地理志》载:“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县十二:僰道,莽曰僰治。”[10]僰道,属犍为郡,是犍为郡治所在。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记载来看,“僰道”就是僰人所聚居之地,它应是在划归汉朝郡县建置后改为僰道的。故后世史家对“僰道”多注解为:“犍为郡治所,故僰侯国。”僰道,犍为郡治所,一般指的就是今宜宾地区。《史记》所载“散币于卭僰以集之”[9]1716,“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9]3844,其中的“僰”都指的是地名,和“僰道”一词相似。

第二类,僰作为族名。这类情况在历代史籍中记载零散。如《汉书》载有“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10]3561,“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10]4136;另有《通志·四夷传》所载的“黑僰濮”[15]197等,其中所载的“羌僰”、“蛮僰”、“黑僰濮”都指称僰之族属。《汉书》所言“羌僰”,《史记集解》引徐广言:“僰,羌之别种也。”如此解释似乎前后呼应。然而,将羌与僰联系起来说是东汉以降的说法,西汉以前并非如此。“蛮僰”之说,是针对“胡虏”而言,是少数民族的泛谓;“僰濮”连称,则有把“僰”定为濮系族群之意。僰为濮系说,在《华阳国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认为僰、濮同音,即为同一族属。另如,徐中舒先生也认为,居于棘围之中,所以称之为僰人,属百濮[16]97;164段渝先生也著文主张,僰是濮属,并列举了先秦至汉初将“僰、羌”区别看待的诸多文献记载[17]435。僰人考古所显示出的独特的悬棺葬文化,与氐羌民族的石棺葬、土坑葬差异十分明显,当属不同族系。另外,诸多文献所载的“僰(道)”多是指犍为郡之僰道。从文本来看,无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还是《华阳国志》、《通志·四夷传》,都是把僰放在南方少数族群中去介绍的,这与北方的氐羌民族所溯源的方位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史记正义》引徐广言“僰,羌之别种”,正反映了大约汉晋之后部分僰人向西迁徙、与当地的西夷氐羌民族相融合的史实。故唐代沿袭汉晋说法,认为“僰”是“羌之别种”。这正如段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至少在秦汉时期,僰与羌是区别而言的。

第三类,关于“僰”的记载是指僰的方位,如“西僰”、“滇僰”、“(南)僰”。如《史记》所载:“相如为郎数岁,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且夫卭、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9]3689这里的“西僰”,是相对于“南夷”而言的,是在司马相如略定西夷的范围之内。所以,“西僰”意为近“西夷”的“僰”,又位于汉、蜀以西,故常称“西僰”。《史记》所载:“南御滇僰,僰僮,西近卭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9]3958其中的“滇僰”,是连称,意为滇与僰地域相近。滇在汉代的西南少数族群系统中属于南夷,故“滇僰”应该是与南夷“滇”接壤的僰人。又,《汉书》记载:“莽……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10]4181这里的“南僰”,指的是僰位于长安之南,相对于“北狄胡虏”而言,也是泛称。

另外,关于“僰”的记载,就是“僰僮”、“僰婢”、“僰虏”一类。这些记载都表明古代僰人多向外输出他们的奴婢之类,在全国的市场上十分受欢迎。这些不是本文分析重点,此不赘述。

总之,僰人属百濮,在先秦时期就被蜀王所征服。从《华阳国志》所载“保子帝攻青衣,雄长獠僰”[18]122,又如杜宇王朝初期便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18]118,两相比较可知,“僰”在先秦时为南中大国。后来,秦辟“西南夷”,服僰侯,设立僰道县;汉代属犍为郡,汉朝廷将僰明确区别于南夷族群而划为西夷族群类。

僰道在汉朝治理南夷族群中有着重要的枢纽作用,从僰道向南分别有五尺道通滇、牂牁道通南越。“僰”属西夷一说,除了“西僰”之称的依据外,还依据《华阳国志》“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建元中,僰道令通之,费工无成……以道不通,执令,将斩之”[18]172的记载。这说明建元年间唐蒙发巴蜀卒治南夷道时,“僰”的地位显著,自僰通南越的牂牁道就是唐蒙经略南夷的重要目标,然而治道二岁,历经磨难,却没有成功,僰道令也因此被送斩成都。但是,汉王朝却在开辟自僰道通南越的道路过程中,不无意外地认识到了自僰道通西夷的道路。这一点从考古学成果中也可找到依据。四川凉山州近30年的考古发掘显示,至少从商周时期开始,从僰道向西,经马湖江、卑水、安上抵达邛都及往西入定筰的被称为“卑水-定筰道”的线路,就已经初步形成[11]。秦汉王朝在开辟“西南夷”过程中,很快就掌握了自僰道通西夷的大道,并逐渐发展为官道。

汉王朝发现僰与西夷之间联系的重要作用,似乎有些偶然的因素。从文献中得知,大致是因唐蒙治道费工无成后,司马相如受旨风晓巴蜀返,命向武帝禀报情况,方才引起汉王朝重视西僰之道。随后武帝遣相如建节往使西夷,略定数十县。但是,《史记》却明确地将僰与南夷相区别。这其中的原因,似是汉人知道自僰道通西夷交通线非常重要。同时,僰和西夷族群相近,关系更为密切,故称西僰,以与南夷相区别。秦汉时期,从僰道向西通“邛、筰”,就是走马湖江、卑水直达邛都一线,交通十分通畅。有学者曾撰文指出,这条线是秦汉王朝通西夷的 主 要 路 线,比 西 边 的 旄 牛 道、西 夷 道 更 加 顺达[19]68。

从以上对僰的分析可知,汉武帝元狩年间遣汉使所出的四道之中的“出邛、僰”当是一道,非分“出邛”、“出僰”两道。同时,《史记正义》所言“僰,今雅州”,可能是对《史记》正文的误解。综合以上对僰的分析可知,史家多认为,自秦汉以来,僰是僰道县;汉代以来,僰是犍为郡的重要辖县,更是郡治长期的所在地;汉武帝元狩年间,“出邛、僰”一道,是自成都以南犍为郡的僰道出发,向西经马湖江、卑水、安上至邛都,向西经筰都、青衣、严道进入筰人腹地而受其抵制。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这条线路上的重要县、郡都加强了控制。如近年来在陕西西安出土的古代四川地区的秦封泥印章中就有“成都丞印”、“青莪禁印”、“卢山禁丞”等[20]。根据学者对其的解读可知,秦王朝对蜀郡及“西南夷”地区的青衣、卢山等都加强了政治控制。从考古出土印章显示的地域来看,至少可以说明自邛都往西“出邛(僰)……闭(氐)筰”是能够说得通的;另外,自邛都向南,经台登(邓)、抵达古昆明,受到昆明族群抵制,这也是符合文献所载的“因蜀犍为……出邛、僰……(各)行一二千里,其南方皆闭巂、昆明”的情况的。

 
西夷西:“出徙、出駹、出冉”道述议《汉书》记载元狩年间四道所出是“出駹,出莋,出徙、卭,出僰”,此处“出莋”与《史记》所载的“闭笮”当必有一误。《史记》所载“其北方闭氐、筰,南 方 闭 巂、昆明”,表明筰(莋)是抵制汉使者通身毒国的。“闭莋”就不可能是“出莋”。先秦至汉晋时期,“筰”是西夷中实力较强的族群,与汉王朝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汉使者求通身毒道为筰所闭,是完全符合当时筰与汉王朝族群关系的。故《汉书》所记之“出莋”当是误记;相比而言,《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则更近史实。

(一)“出徙”与“出徙、邛”覆议

1.“出徙”考述

《史记》“自巂以东北,徙、筰都最大”[9]3625,“司马长卿便 略 定 西 夷,邛、筰、冉、駹、斯 榆 之 君 皆 请 为 内臣”[9]3692,其中的“斯榆”和“徙”是同一族群。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徙音斯,《地理志》云徙县也。”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徙在汉嘉。”“徙”在汉嘉,据《续汉书·郡国志》言:“汉嘉,故青衣。”[21]3515青衣即是今青衣江一带。徙,音斯,今雅安天全始阳镇和徙(斯榆)关系密切,大致徙在今青衣江天全县一带。

《史记》“以筰都为沈黎郡”,其中的“筰都”是今汉源一带。又同书传载:“自巂以东北,徙、筰都最大”,可见“筰都”在“徙”以 西 以 南。有 学 者 指 出,在 先 秦 时 期,“筰”和牦牛(夷)是相似度极强的古族群,很可能就是同一族群;而先秦时期的“筰”的活跃范围,也包括雅砻江、大渡河上中游[22]。

汉武帝元狩二年发间使,从“徙”出发(向西南)行了一二千里遭到“筰”人的阻滞,即是文献所记“其北方闭(氐)筰”之意。又《华阳国志·蜀志》载“张若因取笮及江南地”,若文献无误,张若夺取过笮,秦自然也能通徙,因为先秦时笮与徙是相连的两族群④。同样,在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封泥印章中,有“徙我丞印”。高子期将“徙我”解释为急读“徙”[20],“徙我丞印”即是“徙丞印”。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秦在“徙”设置过县。又《史记》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9]3892从以上推理可知,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完全有能力通达“徙”之地。汉朝使者从蜀郡成都出发,向西南行达“徙”(雅安天全一带),这条道路在秦汉时期都是能通达的,只是汉使者越过“徙”向西前行时被“筰”人所闭。

2.“出徙”与“出邛”

“出徙、邛”和“出邛、僰”道有极其相似的方向。前面已经分析了“出邛、僰”是从犍为出发,经僰道向西抵达邛都,再经邛都或向西为筰所闭、或向南为昆明所闭。“出徙”也是向西为筰所闭。两道最终都是闭于筰。那么,两道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从文献上对邛和徙之间的道路联系做一番梳理发现,自邛都往北至严道(今雅安),向西经青衣、徙,越大渡河,可抵达筰。西夷道(牦牛道)指从古蜀(成都)经临邛(雅安)、严道(荥经),越邛笮山到筰都,自筰都往南经阑县、零关道抵达邛都;或“到汉源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当时是牦牛王部中心)”[23]185。在唐代,自今汉源往西入藏的这条古道,也是川茶入藏的干道“黎州路”。牦牛王部落与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木雅草原可南达定莋(盐源)。这条古道连接着古蜀、邛(临邛、邛都)和笮(筰都、定莋)。也就是说,邛、严道、徙、筰之间的民间商道一直是比较畅通的。汉使自蜀郡出发,进入青衣江,经过“徙”再西南向走到“筰都”(汉源一带)或到“筰都”控制的大渡河中游、雅砻江中上游就被“筰”阻滞。这就是“出徙”为筰所闭的路线。此条道路与另一路线“出邛、僰”为“筰”或“昆明”所闭存在着密切联系,除了都是被“筰”闭道外,两道在自邛都向西的道路多是重合的。这也就是《汉书》将“出徙”写成“出徙、邛”的原因所在,它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出徙”道和“出徙、邛”道的两处记载都是渊源有自,反映出西汉西南古代交通的变迁情况。其中,《史记》所记的“出徙”道,是要表达从蜀郡成都出发,向南经临邛、严道(雅安),向西走青衣之“灵关道”,经过徙(斯榆)、青衣,西出为“筰”所闭。而《汉书》所记的“出徙、邛”道,表达的是自蜀郡经过“徙”南向经越巂之“零关”道抵达邛都。总之,“出邛、僰”、“出徙”与“出徙、邛”、“出僰”诸道都是各有源自,彼此在道路上都存在着交叉、重合部分。现在读到它们,不能因字面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更重要的是梳理出文本间差异处所隐含的古代西南交通道路变迁的史实。如《史记》所载的“出邛、僰”道和“出徙”道,与司马相如通西夷关系极大,司马相如曾“略定西夷,邛、筰、冉、駹、徙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西昌)”[9]3692,“西夷邛、筰可置郡……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9]3628。由司马相如的行迹可知,邛都、徙(榆)之间道路相通较便,故《史记》之“出邛、僰”、“出徙”就是沿着司马相如的行迹分两路出使的,其中“出徙”道更有可能是越过沫、若水向西遇到筰人抵制,“出邛、僰”道如前分析则是从犍为郡僰道出发向西通往邛都。《汉书》将《史记》记述的“出邛、僰”、“出徙”调整为“出徙、邛”、“出僰”,其意以为“出邛、僰”当分为“出邛”与“出僰”两途,而“出邛”与“出徙”就是邛、徙间的道路相通情况可以并为“出徙、邛”一道。实际上,《汉书》所作的调整,反映了经过西汉多次经略西夷之后,在西夷地区不断地实民开边,使得西夷早期的交通情况发生了不少的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自蜀郡通往邛都的官道发生了改变,即西夷道(牦牛道)由区域性民间商道的性质渐变为由官方控制的官道。这一点在司马相如的行迹中有明显的体现,到元鼎六年在邛都设置越巂郡、沈犁郡,可见西汉对西夷的控制越来越强⑤。

(二)“出駹”与“出冉”

《史记》“以冉駹为汶山郡”,《集解》引应劭曰:“今蜀郡岷江。”[9]3631“駹”和“冉”都在今岷江上游。李绍明先生撰文指出:“冉、駹的得名是和冉山、駹水有关……冉山在今茂州附近(汶川、茂县)……駹水很有可能是今杂谷脑河(理县附近),认为‘杂谷脑河为駹水’。”[24]“冉駹”在史籍中多是连称,两地相近且族群都属于氐类,汉武帝元鼎六年在冉駹地区设置汶山郡。《华阳国志·蜀志》载:“汶山郡……汶山县,郡治。……濊水、駹水出焉。故冉駹界邑居也。”可知冉、駹共同生活在濊水、駹水附近。段渝先生指出駹水可能是今黑水[17]446,任乃强先生认为濊水和今大渡河部位全合[18]191,两家所指都是在大渡河上游地区。濊水与駹水是冉、駹的分界河流,駹居駹水是无疑的,濊水在駹水西北,很有可能就是冉生活的区域。又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南夷”族群记述自西(南)向东(北)的次序“自筰以东北,……冉駹最大”来看,冉在駹之西,濊水也在駹水之西,故可推断濊水大约是冉的主要活动区域。又,任乃强先生在《蜀布之路》一文中言:“出駹”道走向是从駹水河谷(今杂谷河)西进的[5]。

冉駹所在地大致就是今岷江上、中游地区,这一地区自古便是古代羌人的聚居地,自成都青城沿岷江水道向上可抵达羌人地区,经此也可继续北上进入西北甘、青地区。这一古道在沿线的考古发现中早有证实,并有专门研究,如陈良伟先生《丝绸之路河南道》便专门辟章节对“河南道的早期开发”、“岷江支道”、“河源支道”作论述⑥。然而,历代文献所述之岷江古道之走向,与岷江源争论相关。“江源”所出,一说出西蜀徼外,一说出临洮。清人李元所著《蜀水经》专门对“江源”进行过梳理论述,大致从历代文献来看,《禹贡》、《山海经》、《汉书》、《水经注》都认为“江源”即“岷江源”,发源于徼外古羌地[25]36-38;郦道元更是指实为:“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26]571另外,《沙州记》、张守节《史记正义》、《江源记》及《蜀水考》多支持“江源”出自临洮。如李元所云:“江源自临洮而来不诬也,今由黄胜关六十里至两河口,由两河口西行八十里为出,由两河口北行九十里为狼架岭,而狼架岭遥接洮州,实然大源皆溪涧众流会合而成。”[25]38很显然,支持江源出自西蜀徼外之西羌之地的言论,多出现在唐以前,而唐以后诸家渐渐转向认为江源出自临洮。据《蜀水经》引述:“范致能《陆务观》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究诘,盖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岭始’⑦……近人引《江源记》云:‘岷山发源于临洮木塔山’……为此说者,盖因《隋书》岷山在临洮郡临洮县,《括地志》:‘岷山在岷山溢乐县见有一水自木塔山来入江者’,遂以为江水发源彼中。”[25]36-37从前贤总结的观点来看,隋唐时期对江源的认知开始由西源说转向东源说,这大致是与唐吐蕃的古道繁荣有关,“唐宋以前地入吐蕃,竟以江源为疑案”,唐宋时期与吐蕃的通道多不走岷江道而走甘青唐蕃大道。今或可察江源所出正源定在西蜀徼外,不过东流也有小支流。

除此以外,在岷江上游地区,先秦至两汉时期便是羌人所聚居之地。如《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27]2875-2876文献中所涉及的地名,如“三河间”、“赐支河曲”,都是指与岷江上游所出的西蜀徼外之地相近;及“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即是《史记》所云“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可见“皆氐类也”说明“氐”是对“在蜀之西”众多游牧族群的泛称。而此“出駹,出冉……其北方闭氐、筰”之走向,即与“北方闭氐、筰”之“广汉羌”、“武都羌”相合。故“出駹”与“出冉”道当是自蜀郡成都出发,沿岷江道抵达“广汉羌、武都羌”所聚居之西蜀徼外之地而被困不能成行。这一古道的具体走向,传世文献也有描述。

如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一载:“《志》曰‘江水发源于临洮之木塔山,至山顶分东西流者,即岷江也。由草地甘松岭,八百里至漳腊,其水渐大。漳腊由经镰刀湾达松潘,于下水关,入红花屯,达叠溪至穆肃堡,黑水从南合之入深沟,经茂州南至于威、汶,转银岭合草坡河至蚕崖入灌口。”[28]卷三十一,1-2若将“岷山发于临洮大塔山”一句以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来析解则为:“江水源出今松潘卫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狼架岭南流,东支自弓槓口至漳腊营合正支,西支自杀虎塘至黄胜关合正支,南经茂州、威州、汶川县以至灌县离堆。”[29]卷二〇七,25则江水西源之说较明朗。此两书都是唐以后著作,对于岷江源的认识难出“出临洮”之局限,然已开始对东、西二源有合并之势说。若仅讨论秦汉时期岷江源,还当以西源说为妥。从以上两书所载来看,后人对岷江古道的走向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覆按《史记》“出駹,出冉……其北方闭氐、筰”,可明了此二道大致走向是:自成都灌口沿岷江水道北上,经汶县、茂县、叠溪、黑水县进入駹、冉之氐羌区域。

五结论

张骞自西域回汉后,主张开通蜀滇通往身毒的道路,在《史记》中有明确的记述。或许囿于史书体裁等原因,历代文献对“身毒道”的记载比较零散,而且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产生“讹变”,如前文所重点关注的“间使”与“间出”、“四道”与五地、“出邛、僰”与“出徙、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闭筰”等多处。这些令人疑窦之处并不是简单的错误,反而一定程度是史实的体现,因此我们对文本背后的历史信息更应予以关注。历代史家对于“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的关注一直不减,也大都绕不开汉武帝元狩年间遣张骞求通“蜀身毒道”这一史事,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曾也有数家做过较多的梳理,然对于文献记载的本身往往考辨不足,对于文献“讹变”之处的历史隐含信息也似没有深究。本文从文献比勘角度出发,梳理西汉首开“蜀身毒道”的经历,对“西夷西”道路的走向进行了覆议;并依据正史所传文献,对文献相抵牾的地方尽量做出辨析,且尽可能地参考前贤之作和考古材料等,以深挖“西夷西”道的历史信息。综合以上考述,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身毒道”的“出四道”是“出駹”、“出冉”、“出徙(邛)”、“出邛、僰”四道。

参考文献:
[1]罗群,朱强.20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21-131.
[2]李绍明.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09,(1):157-160.
[3]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C]//方国瑜文集:第4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4]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M].上海:中华书局,1948.
[5]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J].文史杂志,1987,(1):34-36.
[6]段渝.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J].天府新论,2014,(1):144-148.
[7]王子今.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J].四川文物,2014,(5):57-64.
[8]陈保亚.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研究[J].思想战线,2006,(2):105-116.168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龚伟.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年际考述[J].中华文化论坛,2016,(11):48-52.
[12]刘弘,邓海春,姜先杰,等.试析汉王朝政治整合西南夷过程中郡县的特征———以越嶲郡为例[J].四川文物,2015,(3):68-75.
[13]韦莉果.四川地区出土汉代瓦当的类型与年代[J].四川文物,2013,(5):58-63.
[14]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2009,(1):4-23.
[15]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7]段渝.四川通史:先秦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1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龚伟.战国至汉晋时期“邛、筰”及同中央王朝关系研究[D]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5.
[20]高子期.秦封泥中的川渝史料[J].四川文物,2013,(3):46-50.
[21]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2]龚伟.试论战国秦汉时期牦牛与筰人的关系[J].中华文化论坛,2014,(7):45-49.
[23]任新建.“茶马古道”与松潘[C]//四川省社科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松潘县政府.松潘历史文化研究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24]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J].历史研究,1963,(5):165-182.
[25]李元.蜀水经[M].成都:巴蜀书社,1985.
[26]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2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8]曹学佺.蜀中广记[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9]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G]//阮元.皇清经解.济南:齐鲁书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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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02日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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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羌彝走廊青铜文化区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