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历史文化观再思考

——兼谈丝路文化遗产的价值发现与开发传承

钱翥

2018年07月04日 12:00

周 洁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1期


“一带一路”是由中国发起的、旨在打造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和附近海洋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国际发展战略,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开拓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版图,也是中国积极构建全球发展新格局、探索制定世界文明新秩序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国再次屹立在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不仅意味着深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意味着深度开展世界多元文明的互学互鉴与对话交流。在“一带一路”视域下,文化将成为接续传统与当下、勾连历史与未来、跨越国别和语言、弥合差异和误解的纽带,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再现,既是唤醒丝路记忆、重振丝路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重新审视全球文明历史进程、实现文化共荣民心相通的时代选择。

一、全球文明史观的重新理解与重新建构

(一)从“欧洲中心”到“华夷秩序”

长久以来,关于世界空间的认知通常都被划分为巨大笼统、二元对立的两部分——东方和西方,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以元地理学和线性历史观为基础,试图为世界构建一套完整的观念秩序,进而塑造世界的现实秩序。元地理学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及其直属殖民地支系被习惯性地定义为西方,而东方则按距离远近被划分为西方体系以外的近东、中东和远东,甚至“在许多情形下仅仅是亚非的代名词,并且正面临着被排挤出世界地图的威胁”〔1〕。线性历史观则着眼于一种新旧更替的渐进式历史发展脉络,东西方从古代经过现代走向全球化的未来,从古典文化、宗教神权走向民主自由、理性开放,世界各国按照社会历史进化论轨迹发展,这种包含着文化和地缘政治利益隐喻在内的全球文明史观既为西方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主导着知识界与常识界关于世界格局体系与国别发展历史的认知。

与“欧洲中心”相类似的,是在东方世界同样绵延千年并且具有稳定完备体系的“华夷秩序”。“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思想成为统摄中国及其藩属国、附属国的核心观念。按远近亲疏,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羁縻、藩属、客国、敌国等分门别类的等级化邦交关系。华夏族群自视为文明中心,以是否遵循儒家思想和礼仪制度为标准,将不合乎礼俗者谓之夷狄。“中原”是“天下”的中心,天朝是寰宇的内核,以此所构建的多层级宗藩朝贡体系使东亚诸国维系了长久的稳固秩序。

无论是西方视角的“欧洲中心”,还是中国视角的“华夷秩序”,都存在知识视野以外的认知局限甚至盲区,体现出一种差序化的帝国意识。在相当长时间内,东西方世界均以自身作为世界文明的高峰,用想象去勾勒未达的彼岸世界。勾连东西方之间广袤的内陆欧亚腹地成为世界文明版图中的认知洼地,遮蔽了地缘关系变迁与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许多璀璨记忆。

(二)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西汉年间,带着说服月氏国联汉夹击匈奴的愿望,张骞率队出使西域,前后耗时十余载,历尽艰险跋涉,虽然最后并未实现军事游说的夙愿,但却意外探索出一条西进的道路,使中国的影响力直达葱岭荒漠以西,为中原地区与中西亚地带开拓了通达的交流道路。西域科学考察和人文见闻被悉数带回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玉帛等精美的手工艺品成为西方贵族的稀世珍宝,东西文化交流史也因此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历史瑰宝。主流历史学观点认为,张骞凿通西域,史无前例地建立起与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联系,由此打破东西方长久隔绝的藩篱,也使中原—华夏文明开启了向欧亚大陆中西部渗透和蔓延的历史。

然而,张骞之路也许仅仅只是古丝绸之路的其中一条。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中,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来描述贯通东西大陆的某一条具体的道路,但他同时也承认,在当时这些道路并不是唯一的,道路上所运送的丝绸也并非唯一的货物〔2〕。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点,比如山东青州的战国墓就曾出土近东艺术风格的银盒〔3〕,山东胶州距今4000多年的遗址则发现了地道的西亚物种小麦〔4〕,这说明早在西汉之前,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渠道已经存在。人类自古以来的各个文明集团之间可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往来,东西方文明版图底下也可能隐藏着一张被当时人类所忽略和被后世人类所遗忘的贸易网络。人类关于世界的认知总是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记载之外,可能还涌动着无数涓涓细流般的文化通衢。

“古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的一个代名词,它是活跃的、流动的、变化的、多向的。今天“一带一路”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对“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复兴。“一带一路”倡议谋划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路)两大脉络,但其发展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条线路。“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包容的、动态的,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加,不论官方或民间,不论商贸或文化,目的是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①。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历史的呼应,是希望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借力文化多样与文化共荣来重绘新的文明版图。

(三)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天下主义”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论及中国古代思想史时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5〕。中国传统天下观包含着古代中国人对于地理空间和权力空间的世界想象,在晚清“开眼看世界”之前,中国人的天下大抵只是目力所及的九州和四夷,在封建王朝之中,天下是一个以差序格局规范着的世界秩序,本质上仍是华夷有别。天下是绝对的,夷夏是相对的,夷夏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与天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中国皇帝自命天子,其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来自天之意志,中华文明以天下主义的普世胸怀去构想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价值及其相应的典章制度,在“家国天下”的框架下想象并构建世界秩序。在全球化已经走向成熟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当下,思考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6〕。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衰,正是得益于其开放和包容,不断通过朝贡体系化敌为友怀柔天下,不断将外来文明转化为自身传统。今天再提天下主义,是在构建一个“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世界体系”〔7〕,思考如何维护世界共同利益的天下秩序。它已经远远超出国别疆域的边界,通过责任与担当,通过交流与合作,致力于打造一个真正具备普世性的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思索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再现,是为了寻找人类在跨国别、跨族群、跨文化的互化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基因符码,进而在新的时代发展机遇下,推动更大范围内的文明互鉴、文化互动、民心互通和价值认同。

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发现与资源整合

(一)在文物和遗址发掘中理解世界文明

2000多年前,中国手工制造的丝绸可供迦太基和地中海周围其他城市的权贵富豪们穿戴,产自印度的调味品可以用在新疆和罗马的厨房,阿富汗北部的建筑雕刻着希腊文字,中亚畜养的马匹驰骋在千里之外的东方。〔8〕遥远的东西方世界展开交流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史书记录下了金戈铁马的鏖战、惊心动魄的远征、贸易频繁的商道、播撒信仰的传教等辉煌宏大的历史事件,为后人展示了古代人类文明传播与融合的种种方式。随着无数被时光所尘封的典籍、文物、信札、碑刻重见天日,无数被历史所掩埋的古都、墓穴、驿站、居所挖掘出土,人们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认知和理解不断得到修正和补充,同时也为观察和理解世界历史变迁提供崭新而丰富的视角。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此地曾是北羌、西戎、月氏、匈奴等彪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厮杀雄踞的蛮荒地带,同时也是大汉帝国与匈奴王朝生死缠斗的边境地带。西汉年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使整个河西纳入中原版图,由此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此后有多少汉帝国的使者、商人、军队通过河西走廊络绎不绝地奔赴富饶的西域?有多少西域的名马、银器等当地特产和独特的艺术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原?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考古发现不断丰富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甘肃敦煌西部发现的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邮驿机构遗址,遗址中出土的35000多枚汉简和数以万计的其他文物,对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和中国与欧亚大陆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9〕。悬泉汉简保留了西域三十多个国家前来京师路过此地停留的珍贵记录,是汉朝势力进入西域的早期记载。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归附汉帝国的羌人和官家奴婢,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以及刑徒等等,都曾在这条通衢上行走,推动汉朝和西域诸国保持频繁的往来关系。悬泉汉简同后来发现的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物,共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盛衰兴废。

类似的文化遗址还有许多: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乡碎叶城、历代军事重镇和古文化遗存地锁阳镇、为古代中国引入无数舶来品的中亚古国撒马尔罕、罗布泊旁被流沙掩埋的丝路重镇楼兰古国、曾经居住着丝路上最活跃的粟特商人的千年古国布哈拉……这些古老城市就像散布在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串接起东西方友好往来、互学互鉴的历史记忆。在文化的传播路线上,这些遗址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越其所在国的边界和影响范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辽阔的地域空间上,不断推动人类的交往、资源的流通和文明的传递。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化线路遗产

古代丝绸之路是由一个个古都、古城、古郡、古县、古驿站、古码头和一条条古道、山道、水道、沙道、航道串联起来的通达之路,每个孤立的遗址点都记录了历史上的人群往来和不同文明间的风云际会,也保留了千百年来跨地域、跨国别的物产远播和文化融合。与此同时,古代东方的丝绸、瓷器、玉帛、茶叶远渡重洋出现在欧洲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家中,西方的宗教信仰、建筑风格、艺术样式、器物用品也深刻影响了东方世界。假使把这些静止的遗址、遗迹和有形、无形的文明呈现连通起来,将能构成一条条动态的文化传播线路,既具备遗传价值和考古价值,同时也具备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些文化线路也将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跨越欧亚大陆的贸易和文化流通路网,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追忆、可依循、可拓展的文化传承之路。

在早期文明人的神话信仰和仪式行为中,黑曜石、青金石、绿松石、孔雀石等“美石”是高贵重要的器物,深受北非、西亚和欧洲地区的尊崇;东亚出土的玉石,尤其是昆仑山的和田玉,在华夏文化体系中也象征着权贵和仁德。孔子曾说“君子比德与玉”,无德之君不可以玉器陪葬;东汉许慎则称“玉,石之美者有五德”,将玉石的五个特性对应君子“仁义智勇洁”五种德性。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东方玉石神话信仰的跨地域传播、优质玉料的远距离定向输送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认同和地理路径,催生出数千公里、甚至早于“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10〕,从祁连山脉通向中原、通向西域、通向接受玉石文化的远方诸国。更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是与丝绸之路交叉重叠的“佛教之路”。汉明帝遣使入西域求法,于公元67年迎请印度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佛教由此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公元1世纪前后,沿着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佛教从印度北部迅速向周围扩展,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到公元4世纪,佛教圣地已遍布新疆地区,中国僧人法显游历西域,龟兹僧人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佛教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逐渐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巨大的佛像和寺庙在中原大地上纷纷建成。到唐代贞观年间,佛教的发展达到新的历史高峰,八宗并弘,竞放异彩,高僧大德辈出,玄奘大师更是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西行求法17年,行程5万余里,回国后与弟子翻译大小乘佛经75部一千多卷,为中国佛教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历史资料证明,佛教之路并非仅有一条,从古印度到健陀罗,或向西传入安息国(今伊朗、阿富汗地区),或向北传入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北经疏勒传至龟兹、高昌,南经莎车传至于阗、米兰,最终相会于古凉州(今甘肃武威),在敦煌凝结了中土与西域文化最繁盛的艺术成就。带有西域色彩的敦煌石窟文化又逐渐内传,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用斑斓色彩和精美雕工展现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今天,河西走廊仍遗存大量的佛教石窟,喀什的三仙洞、吐鲁番的雅尔湖、伯孜克里克的千佛洞、敦煌的莫高窟、瓜州的榆林窟都是当年佛教兴盛的见证,而佛教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宗教信仰和价值认同实现最高层次的民心相通。

(三)“丝绸之路”沿线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同时也包括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古代丝路沿线国家大多历史悠久,有着丰富而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种种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技艺、礼仪、民俗等非物质文化,也随着贸易流通与人员往来而向他国传播,有些仍是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标识,有些已在漫长的文化交融中成为共同的文化认知,还有一些则在跨区域的交流和接触中持续不断地释放传统艺术的魅力。

历史上以“丝绸”命名、实际上纵横交错的古代东西方文化大通道,传输的远远不只是丝绸,织绣、瓷器、纸张、漆器、茶艺、酿酒、香料、饰品等极具东方风情和民族习惯的器物,携带着中国独有的手工织造、烧绘、雕刻、酿制、烹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基因,也被悉数带向沿路不同国度,并已日渐进入他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新疆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贵州蜡染技艺、景泰蓝掐丝珐琅技艺、山东手工葫芦雕刻技艺等等,也随着那些精美的作品一起向外传播着中国工匠们传统而精湛的艺术水平。

异域文化的交融互渗、兼收并蓄,推动不少非遗项目在传播和发展中走向融合。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古代文人雅士将佛教圆融无碍的性空理念融入自己的日常修养和审美风格中,创造出大量带有浓郁佛教色彩和禅修精神的诗词、书画和文艺作品;普罗民众将吃斋礼佛、供奉还愿等宗教礼仪融入民间民俗仪式,佛教中的盂兰盆会、腊八节、焰口、施食、放生等礼俗也已经成为今天很多地方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在目前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与佛教文化相关的项目就有数十种,涉及民间文学、民间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技艺等门类。甘肃拉卜楞寺独有的藏传佛教音乐“道得尔”原为宫廷礼乐,用管、笛、笙、锣等传统汉族乐器演奏带有汉藏风格的曲乐,应用于上殿、讲经、宴请等重要的佛教正式活动,显示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独特风格。新疆玉雕泰斗、金银错技艺非遗传承人马进贵在玉雕工艺基础上发掘并掌握金银丝嵌宝石这一传统独门绝技,同时又在创新制作中融入伊斯兰文化中的植物图案和线条造型,精制各种佛教法器和文房用品,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有机结合、包容多元的西域玉雕风格。类似的项目还有许多,比如津门法鼓、智化寺京音乐、鱼山梵呗、冀中笙管乐、少林功夫、藏族唐卡、贝叶经制作等等,这些项目在中国传统技艺基础上汲取异域文化的养分,开出璀璨的艺术之花,既体现了文化交流双向融合、创新发展的特征,同时也极大增进了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三、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传承与开发路径

(一)跨国联合文物考古展览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重申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类文明的共享价值。在全球文明发展进程中,世界格局被人为地划分为区域性、国别性的块状,割裂了自然演变的逻辑和内在文化的肌理。但实际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件晚近的事情。不少早期人类遗址遗迹都显示出,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非铁板一块停滞不动,特别是处于古代原始部落毗邻区、古代边疆地区纷争带、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线的文明交汇点,更是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并滋生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活跃地。这也对文物考古工作提出一个新课题,即如何通过跨国联合考古勘探重新认识人类早期文明的变迁与成长,通过跨国联合文物展览展示并了解千万年来的人类活动轨迹,以探索人类共同历史、研究世界文明进程的天下主义情怀去丰富和完善关于历史的认知体系,去填补和弥合关于文化的记忆误区,进而去拉近和提升未来在合作路上的情感距离。

近几年来,跨国联合考古工作开始日渐升温,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开展古代游牧民族考古调查,发掘出与蒙古族先民缔造的匈奴、鲜卑、柔然、契丹等王国相关的一些遗址,特别是发现了维吾尔人建造的“朵日贝勒金”遗址,为蒙古乃至中亚考古研究填补了空白,通过“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考古展览,帮助民众了解古代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物质文明与习俗文化;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察中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曾经横扫北方草原的强悍民族月氏与匈奴发迹、汉通西域、佛教东传关系密切,此次考古发现以丰富的考古学证据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贵霜、粟特等的关系,同时也对研究以中转东西方各国贸易为主业、曾被称为世界四大帝国之一的贵霜王朝,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

目前,跨国联合考古工作正在扩大合作国别的距离范围和合作内容的广度深度,英国杜伦大学与故宫博物院即将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印度和中东波斯湾地区联合考古,通过考古和博物馆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实现三国甚至多国的共同合作;中孟联合考古队在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发现两组庞大的佛教遗址群,中国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大力支持极大推动了南亚次大陆国家的遗址考古和研究工作,这也为中外联合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方面的长期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二)开发遗产廊道旅游产业

丝绸之路是一种典型的遗产廊道型旅游资源类型,它以建立在历史时期人类迁移和交流基础上的通道文化为基础,由通道、节点和线路辐射区域共同组成线形带状的文化景观。当前国内旅游景区仍以行政区块划分,由此导致的行政壁垒、条块分割、重复建设、产品同构、无序竞争等问题,成为困扰丝绸之路旅游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11〕目前国内旅游业已对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剑门蜀道、蜀身毒道等部分遗产廊道景观进行整理,但大体仍停留在区段层面,还未形成协同性、整体性、连通性的保护和开发,也尚未形成全局性的保护规划和系统性的管理措施。因此,对于开发“一带一路”遗产廊道旅游产业来说,具有巨大的开发和提升空间。

截止至2016年,世界遗产地总数已超过1000处,其中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大漠风光、雪域冰川、高原牧场、山谷栈道的秀美壮丽,又有古堡遗迹、石窟墓穴、寺庙楼塔、殿堂民居的历史气息。古代丝绸之路如同一条时空隧道,跨越了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串联起不同景观、不同风情,有助于特色文化旅游发展河岸流域、山地川谷、沙漠绿洲、疆域边界等自然地理风貌旅游线路和民族迁徙、宗教朝圣、信仰寻宗、艺术溯源等人文精神旅游线路。当前旅游业已进入区域协同与跨区域竞争合作的新阶段。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古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资源,既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想象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为沿线各国凝聚协作意识、搭建共享平台提供良好的合作契机。各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应该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积极搭建国际级(中国与亚欧非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国家性(国内沿线多省区)、省区级(比邻省区之间)、市县级(省区内部部分地区之间)和景区级(景区景点之间)区域旅游多层级合作形式,合理整合丝路旅游资源,整体规划设计和宣传旅游产品,形成多条线路全线旅游的整体联动发展,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跨域旅游发展战略新格局。

(三)数字创意活化传统文化

文化遗产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传统文化不是故纸堆里的静物。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生动的语言强调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工作,指出要通过“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2〕。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一座文化传承、知识创新的富矿,更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启发。在“一带一路”视域下思考传统文化的活化和推广,除了着眼于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外,还应努力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与他国有着同宗、同种、同族亲缘关系的多元文化发扬光大,展现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中原文明与异域文明交融互渗、创新演变的发展历程。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颗极其耀眼的明珠,部落民族在此争夺迁徙,中原王朝在此守卫经营,东西先民在此穿行驻留,西域文明在此播撒生根,多元文化在此融汇碰撞,洞窟、壁画、雕塑、卷轴等丰富的文物文献令人震撼地记录了曾经的辉煌,今天重新回望丝绸之路,中国敦煌仍然是一座能与欧洲罗马相媲美的艺术殿堂。大型实景演出《又见敦煌》讲述一个千年历史轮回的故事,用迷宫式的剧场、虚幻的布景、多维立体的舞台影像装置,将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既保留传统歌舞演艺内容,又创新尝试穿越式、沉浸式的观演体验模式,获得艺术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成为活化历史遗址、传播带路文明的一张新的文化名片。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同时也是丝绸之路舶来品的保存者和古代东西方文化往来的见证者。元代阿拉伯地区传入的钴料回回青与中国景德镇的高岭土,创造出举世瞩目、享誉全球的元青花瓷器;清代中亚和西亚传入的伊斯兰玉器痕都斯坦玉得到皇室喜爱,内务府甚至设立了专门仿制痕都斯坦玉的作坊,对后期中国玉器的制作风格和工艺水平也产生深远影响;清朝宫廷后妃们所佩戴的首饰既因袭了前代匠人掐、嵌、点、镶等精湛工艺,又吸纳了东西各国使用金银宝玉各种珍稀原料的制作方法,今天仍对时尚前沿的珠宝设计师具有启发意义;故宫收藏的众多皇帝嫔妃画像、首饰、用品、摆件,被创造性地开发设计成各种极具市场反响的文创衍生品,同时在动漫、手游、影视、互动应用等数字创意领域也获得广泛推广和大众喜爱。

结语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至今仍流传着许多荡气回肠的历史典故,比如张骞凿空西域推动内陆欧亚直接贸易往来;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译经著说传播佛学;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促成汉藏文明交融发展;郑和七度大规模远航开启东方大航海时代,等等。这些文化先行者们以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人类极限,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直接改写了世界文明的自然走向。这种对于和平世界的向往、对于信仰世界的虔诚和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求,是促进一代又一代人不顾前路艰险奔赴远方、不怕文化冲突笃定前行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极具时代意义的文化精髓。

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今天,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创意设计的蓬勃发展和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为文化遗存的活化传承和开发利用创造了无限可能;在“一带一路”视域下重新发掘和再现历史文化,也需要怀抱一种天下观念、平等意识、包容心态和共赢理念,在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源宝库中寻找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一个新的文明周期里继续书写自由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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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 洁,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北京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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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04日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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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