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跨文化协商”:广州非洲裔移民身份建构研究

胡小文

2017年09月12日 12:00

姜飞/孙彦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017第1期

 一、问题意识和研究假设

   世界正经历着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动荡,北非、中东、乌克兰等地区的小规模战争和“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活动,带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和难民流动;由此引发被迫性地、大规模物理流动前提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跨文化相遇,也包含人道主义危机和跨文化冲突。

   在世界人口格局变动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另外一番情景: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政治稳定和综合实力的提升,为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再生产提供了优良避风港。进而,世界人口流动也在中国呈现出另外一个新动向,通过多项数字表明,中国正在从一个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目标国。有评论称,由于中国拥有快速增长的经济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三的国家,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①。近年来,来华外国人人数连年攀升,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1980年常住外国人不到2万人,而2000年这一数字就突破了15万②,20年间翻了近八番。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员数量已超过59万③。而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十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9%④。

   无论从历史、国际现实、中国特点等多元视角来看,都无法孤立地去看待来华外国人引发的中国跨文化冲突问题。“二战”结束后,40年代末世界性的难民涌入美国,50年代国际留学生涌入美国,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的复苏投资性移民、“冷战”导致赴美政治难民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在纽约“哈莱姆”社区就爆发了以黑人文化运动为表征的民族文化冲突,开启了黑人为首的少数族裔争取政治权益的漫长斗争。如今,我们必须深入考虑发在中国本土,在中国人、在中国人和来华外国人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

   基于此,我们需要考虑,摆在中国政府和学界面前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一种移民输出国向移民对象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是否准备好了开门迎接来自世界范围的移民?该如何准备,避免当年一些国家曾经出现和延续至今的文化冲突?

   这个问题总体背景和朝向是积极的。一方面,来华外国人增加的趋势是中国稳定向好局面的历史红利,作为中外经贸往来的中介,他们也给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带来很大的现实红利;另一方面,从当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划视角来看,从提高投入产出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这部分人是自费来学习汉语、观察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主体群落,同时也将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主体,所谓“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⑤。在以国家资本投入到国际舆论市场,推动国际范围内中国形象改善和软实力提升的同时,是否也有必要抽出一部分精力关注作为国际软实力支撑的、身居国内的国际传播对象(来华外国人)和家门口的潜在跨文化冲突点,以完善未来五年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划和确保国内文化的和谐、持续发展?这个视角是值得关注的。

   发生在中国本土现实版的文化冲突与诸如“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源自欧美的理论和战略从术语上的相遇,正在中国传播学界演绎着诸多版本的理论生产和跨文化想象:关键是这些理论和框架、做法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指鹿为马”“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最终是“画地为牢”?具体来说,究竟是把美国人当年看待世界范围内移民的政策、视角和理论“拿来主义”,还是认真调研中国的移民现实问题特征,准备丰富、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移民政策?

   这一系列的连锁式问题,都是需要联合国际和跨文化传播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入深远规划所亟需定性的关键问题。本文抛出这样的问题,以唤起更多同行的加入共同研究。同时,在上述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对来华外国人中居住在广州的非洲商人的个案研究,就这些问题的回答作出探索性回答。因为在来华外国人中,最大比例来自非洲;来华非洲人群体中,商人又占据绝大部分。他们是联系中非经济和文化纽带的关键人群,如何客观、精准地观察和总结以他们为表征和纽带的中非关系,从中提炼和概括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进一步研究来华外国人总课题的基础和探索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的参考,是本文问题意识的出发点和导向。

   二、来华非洲裔移民基本情况暨相关研究综述

   ()在华非洲人群体的现状

   目前,在华非洲人群体的人口特征数据来源比较单一,基本是官方数据,缺乏大规模调查,目前我们只能从相关的研究文献中进行审慎提取、交叉验证。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大致描绘了在华非洲人群体概况。广州市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1025日,在广州的非洲人共1.6万,占该市全部外国人群体的14%,其中临时居留占七成以上(指居留六个月以下的,共11933)⑥。20151224日,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主办,新华网广东分公司承办的有关广州市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网络采访活动中,市委副书记陈如桂进一步指出,20151月至11月,经广州各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226万人次,全市共有常住外国人49799人,其中非洲国家5208名,占10.5%。在每年入境来广东的200多万人次外国人中,10%为非洲国家人员,即20多万人次,但部分媒体误解为20多万人,甚至误传为50多万人⑦。

   从分布来看,在广州及周边城市的非洲移民数量和比例都远超其他城市⑧。相关研究发现,广州市内大部分非洲人来自西非,如尼日利亚、几内亚、马里等国,主要聚居在小北、三元里、番禺和东圃,以及佛山的黄岐镇等区域⑨。

   梁玉成利用受访者驱动抽样调查法(RDS)得出了在广州非洲人群体人口特征:这一群体以20-39岁青年人为主(占比83),绝大部分人(76)是持商务签证,近七成(69.6)来自西非,六成以上(67)是男性,主要语言为英语(82)及法语(18)⑩。另一些研究则聚焦非洲移民中的某类人群。例如,李志刚详细剖析了广州的非洲商人群体,将其细分为行商和坐贾两类,其中,行商指来往于广州与非洲之间从事商品倒卖的商人,他们一年来广州24次,每次停留约1个月时间;坐贾即在广州拥有商铺或办公室的商人,主要形式有批发商店、物流公司、服务商店三类(11)Haugen研究了非洲留学生群体,指出这一群体在2009年已经接近12000人,主要包含以学习为目的来华的奖学金资助生、自费留学生,以及以经商为目的前来的商人和家族企业继承人(12)

   当下,在华非洲人可分为四类:派往中国的非洲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代表、留学生、雇员和商人,其中商人数量最多。这些商人最初在邻近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从事亚非贸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转移到当时经济形势较好的中国继续贸易。概括来看,来华非洲人有这样五个特征。比例高——占来华外国人的比例较高;临时性——在华居住时间六个月以下;商人多——多从事小商品和服务贸易;西非多——人口多来自西部非洲;小聚居——居住在广州特定地区,

   ()来华非洲裔群体的研究视角总览

   当前,对在华非洲人群体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广州等地的非洲黑人群体,研究学科视角包含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管理学等。

   1.针对非洲裔群体的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至少有三个:(1)行为视角:如从社会学出发的“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概念,强调移民群体对宗主国的客观社会生活和主观认同感两方面的适应(13)——这是一种行为视角切入的移民融入研究;(2)认知视角:如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侧重于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文化模式改变的过程(14)——涉及移民群体自我文化交往模式的改变,就上升到了认知层面;(3)政策视角:如公共政策视角出发的“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概念,偏重从实践层面改善移民生存条件,促进移民融入(15)——这是从政府和社会治理出发的政策视角,等等。这三个视角代表了不同学科领域,并非孤立,在研究中常常有替代性使用,也推动了我们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多层次、综合性、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

   2.来华非洲裔人群理论上建构起三层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移民群体来说,移居到新的国家必然会使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影响其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即对“我是谁”的理解(16),从而构建起新的身份。由此视角出发,有研究关注个体非洲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洲移民离开母国后,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破裂,面临生存困境,致使其必须通过交友、婚姻、宗教、社团等方式重构社会网络(17)。而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行为体的身份是建构在观念结构基础上的,这种身份将决定其利益与行为,而行为又再次影响观念(18)。因此研究者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入实践以后,来华非洲移民从理论上逐步建构为三层新社会关系网络:第一层是内核的社会关系,即与亲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是与既是朋友又是商业伙伴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是外围社会关系,即与纯粹的商业伙伴或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移民遵循着以情感或利益为核心的不同的行为准则(19)。在关系网络中,由于中国朋友较少、且来自中国政府的支持不足,在华非洲商人更加依赖本族群体(20)

   3.理论上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社团和宗教两个途径发挥组织作用。这个“本族群体”的概念,与移居美国“唐人街”的华人通过血缘、地缘所组织的亲族和老乡会又不完全相同,来华非洲裔移民通过“社团和宗教作为提供社会支持的两个主要组织”(21)。在广州非洲移民社团主要是商业社团,按照国籍组成,如尼日利亚商会。社团以领袖为中心,成员会议为运行机制,其功能是为成员提供各种帮助,如处理签证、经济援助等,并代表本国人与政府、其他组织交流(22)。牛冬在社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由于在华非洲移民的流动性与临时性,社团运作都是非正式的,规模不稳定,功能也不完善,与国外移民社团情况相距甚远,因此只是一种“过客社团”(23),不像“唐人街”华人社团那样联系紧密。

   相比社团,教会等宗教组织的行动更加隐蔽,研究成果较少。据Haugen的田野调查,在广州非洲人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主要聚集在基督教的圣心大教堂和伊斯兰教的石库门清真寺等地。在中国政府认可的宗教组织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地下教会。例如,基督教五旬节教派在广州至少有12个地下教会组织,最早的成立于十年前。这些教会生产了一种区域性教旨,将移民置于宗教叙事中心,通过给来华经商赋予宗教意义,而为移民提供精神支持。这种教旨也对移民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24)

   4.理论上的三层关系体现出现实中的三个亚社会圈层。由于非洲移民群体对内联系较紧密,对外关系较弱,其社会交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处在了一个与广州社会相互隔离的亚社会圈中,产生诸多社会问题(25)。李志刚等人将这种兼具主动聚集与被动隔离的区域归为经典的“族裔区”(26),其社会关系结构具体化为三层:核心层是非裔商人圈,中间层为非裔社团组织圈,外层则由非裔商人与本地中国居民所组成(27)

   5.问题的核心愈加集中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唐人街”雏形阶段的非洲人“族裔区”的治理上。“族裔区”的出现为中国城市带来了“实际存在的国际化”(28),不同于中国本土概念“城中村”的是,这也是一个城中村,不过这里居住的不是中国籍民工,而是外国人。如何利用、引导、管理移民与族裔区,将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为提高移民生活质量,规范管理方法,一些学者从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视角提供了解决途径,如:通过推广社工项目增强在华非洲人社会融入(29);推动移民法和出入境管理法的制定(30);完善管理机制,强化信息沟通,研发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实施分类分级管控(31),等等。

   6.有关来华外国人尤其是非洲裔研究依然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综上所述,当下中外学界对在华非洲人,特别是在广州非洲商人的研究已经基本得出了这一群体的基本人口特征、来华原因,主要商业和社会活动情况。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则挖掘了移民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主要行动方式,以及对所在国/地区的影响,并在实践研究方面为中国政府和组织提出了具体的管理建议。主要不足在于,或者没有将中国移民问题历史纵向、国别横向置放到世界移民问题场域来看待;或者是将移民个体及群体置于特定社会结构中,从各自领域视角、相对静态化分析移民的社会关系对其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社会融入的影响,且大多是社会学的成果;缺乏从传播学的视角,信息传播基础结构以及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对移民身份的动态协商过程与结果研究;缺乏提升移民生活质量和提高服务质量导向下的机制建构视角,比如如何对包括来华移民群体的相关生活、社交等细节方面的综合性关注和思考,建构动态信息数据系统基础上进行科学治理。诸多研究都关注了移民身份建构问题,但大多限于问题的呈现,匮乏问题与问题关系的挖掘,更缺乏一种以“中国/中国人”为基础视角的、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动能。

   这里概括的问题是一般性问题,是需要汇集群体的力量进行攻关的大课题,绝非本文所能涵盖。本文的研究是要从行为观察视角,探讨来华非洲人的社会适应情况;在这样的观察中,探索来华外国人在认知层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变迁,包括对于政策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进而推动在政策层面的调整,整个过程贯穿的是一种“跨文化协商”过程。

   三、广州非洲裔移民身份建构中的“跨文化协商”理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华非洲人。由于这一群体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且包含不同种族,从事不同行业,为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本文以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广州的非洲商人(种族主要为黑人)为研究案例。通过探讨在华非洲商人群体的身份建构影响因素,分析移民的身份建构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一条促进移民群体社会融入的途径。

   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深度访谈、田野调查。文献研究主要指对过往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实证研究资料进行二次挖掘,作为本文观点佐证,针对来华外国人的深度访谈共进行了三次,2015926日课题组在云南大学与两位专家深访;28日,课题组对深圳大学的3位外国专家进行了每人30分钟的半开放式深度访谈,了解该人群在华生活基本状况,本文中将作为对比案例使用;2015929日,课题组对广州市民、媒体、学者代表8人进行了2小时30分钟的小组访谈,涉及在广州非洲裔群体的多元信息资料。课题组在929日赴广州市小北地区的黑人聚居区进行田野观察,并对该地区中国出租屋房主、社区公益组织等进行了访谈。

   ()研究发现

   身份认同相关理论认为,身份是社会的产物,“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意义,另一方面身份认同需在社会中逐渐建构、完善”(32)。也就是说,自我身份不仅取决于对“我是谁”的认识,也取决于他者对于自我所建构起的身份的认可,而后者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大(33)。对于在广州非洲商人群体来说,其身份建构一方面取决于自我对移民目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确立,另一方面所在国/地区政府、组织、民众对其身份的认识也会产生影响,初步显现出一种“跨文化协商”互动过程和身份建构视角。

   1.广州非洲裔商人群体与本土文化的协商:结构性和文化性融入

   本文对社会融入的分析使用了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的“二维度”划分方法。结构性融入是指移民在经济、社会中的参与程度与被认同情况。文化性融入则是指所在国/地区文化对移民文化的接受情况。对于在广州的非洲商人群体而言,这两个维度的社会融入状况都不太乐观。

   在结构性融入方面,非洲商人在经济上的融入较为成功。他们与中国商人通过“跨文化协商”建立了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样的“跨文化协商”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种文化上相互需求的过程和结果。在访谈中我们得知,广州地区一般的判断是,非洲商人在小北地区形成了规模,对地区经济有所贡献。走访中也发现,小北地区的商贸城中很多商铺都贩售非洲人的服饰和货品,形成了专门针对非洲客户的商品市场。一些非洲人公司雇佣中国员工,为本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34)。近期由于政府管控造成非洲商人数量减少,导致中国商户利润受损。本地商户有很大怨言,甚至在积极寻求渠道,向政府反馈非洲商人的状况。本地商人对非洲商人权益的维护,表明双方已经从商业合作的“讨价还价”(Bargain)一次性、临时关系,向共享区域性的物理和经济空间的“跨文化协商”(Negotiation)关系逐步建构,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但在社会层面,“跨文化协商”的范围和深度依然有待拓展。虽然非洲商人中存在着在广州生活十年以上、有自己的公司企业的“白领”阶层,也有与中国人交友、结婚,建立紧密联系的人,但总体而言,这一群体依旧没有跳出社会“边缘”的地位。在社会关系方面,大部分非洲商人的关系网络中与本国人、社团、同宗教的教徒的联系比较紧密,而与宗主国本地人的交流仅限于贸易业务(35),形成了对内活跃、对外闭塞的社会圈,陷入一种相对孤立的境地。使得以往初步建构起来的跨文化协商氛围随时处于破坏—重建的边缘。

   从深层次的协商朝向文化性融入的状况更让人担忧。非洲商人群体被所在地区人群视作“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不是像“邻家男孩/女孩”,和“我”具有均质文化认同的另外一个“我”,而是异质文化、匮乏认同的前提下,被笼统归入异类文化群体的“文化平均人”(Average People),即使个体性的差异绝对性地存在,但是基本上是被笼统地、囫囵个儿地相对性观看的。由此必然性地带来跨文化交往过程中有效人际沟通的匮乏和对于移民群体行为习惯的误解——反之亦然。

   2.广州非洲裔商人移民的自我身份协商性建构

   非洲商人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首先来自其移民目的——在广州从事亚非贸易及相关工作,因此,“商人—移民”身份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通过文化内协商被自我建构起来了。这是一个断裂和重组的过程。

   首先是断裂。长途跋涉抵达中国的过程,他们首先要经历的是关系网络的变化:在本国的社会关系,如家庭、朋友、同事等被疏远或直接断裂。这种疏离导致这个群体从既往社会中被边缘化出来,同时也凸显物质和情感方面支持的匮乏。很多非洲商人将这种移民境遇表达为“孤身一人”,“原来的支持都没有了”(36)

   其次是建构。很多人登陆中国后,不管同意与否,在本地人/机构看来,发生一系列的身份变迁:原来的“加纳人”,变成“非洲人”;原来的“商人”,同时也被当作“移民”来看待和处置;在自我认同和社会建构之间,横亘的就是“跨文化协商”的过程。明确的商业利益需求有时会让“商人”身份的显著性超越“移民”;有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同类型的文化认知和文化想象背景下,有些非洲商人甚至倾向于将自己称作“世界公民”,称“选择中国作为目的国只是出于商业策略和利润考虑,与选择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本质区别”(37)。从跨文化协商的角度来看,“世界公民”具有了更广义的内涵和外延,似乎拓展了来华非洲商人的身份边界,有助于其突破狭隘视角下的文化观看而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舒适感;但这种舒适感是短暂的、个体的、精神性的,回归到社会现实中去,却是最单薄的,几乎等同于孤身一人——因为他既丧失了本国的社会关系,又缺乏在华外国人群体之间的认同支持,同时又不愿意接纳和融入本地文化,过于抽象地将自己提着头发离开地球,最后变成了文化上的孤家寡人。

   在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移民”身份和边缘状态后,非洲商人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建构自我身份,使“商人”自我身份建构与“移民”社会性身份建构两种状态共存,并为这种新身份谋求所在国/地区社会的认可。主要方式有保留习惯、建设并参与移民社团、宗教组织以及社会运动。

   “文化—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理论假设(38),较好地呈现在来华非洲人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之中。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函数关系,文化变迁是主体、空间、时间以及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系数作用于特定的文明要素实现的。非洲人从母国带来的一些文明要素,包括农业文明的,非洲特色的一些东西,在中国广州这样的一个发达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里,以往在他们的文化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文明要素演变成文明背景幕布;所能找到的与以往文明要素沟通和对话的可能,仅限于来华非洲裔商人商品的选择类型、选择方式以及和中国本地商人和相关机构的跨文化协商方式之中。

   那些行商带着本国消费者的视野、消费能力来到中国市场挑选中国商品——什么样的款式、颜色、质料、价格能够实现他投入和产出资本的合适比例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实现其商业目的挑选过程、与中国商业文明的对话过程,与中国社会机构和人的跨文化协商过程,是决定其逐层文化身份建构和实现的过程:是回到自己的母国生活、还是继续扮演行商、还是找机会成为坐贾、还是期待生活在中国甚至像中国人那样生活。很明显每个层面对于自我身份意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也决定了他与所在国相关体制、社会和人的跨文化协商模式。

   对母国行为习惯的保留从最直观的角度强化并展示了非洲人的“移民”身份。语言、服饰、行为习惯(比如非洲人晚上比较活跃,夜生活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是一种相对惰性、很难短期改变的文明元素,在非洲人的自我身份建构中表现最为明显。在对小北地区的田野观察中发现,聚居区位置的选择强化了非洲人的“商人”身份——商铺周边的出租房很多是针对非洲房客准备的,这必然是广州本地人与非洲人对话过程中跨文化协商的结果。语言使用选择显示了该群体“商人”身份对于既往惰性文明元素的保留,对于自我身份的坚持,对于本地赋予他/她的“移民”身份协商过程中有所保留的特征:过往研究表明,“由于没有明确的移民计划而仅仅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该群体并没有学习中文需求”(39)。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为商铺的名称、宣传广告用中、英、阿语等语言撰写(如图1),中非商户也常常用英语交流。此外,非洲裔商人文化身份协商过程也通过服饰、饮食、风俗等方面建构和表达:如图2中,小北街头一位非洲妇女用一种非洲当地方式背婴儿;图3是商贸城门口一群身着本土服饰的非洲商人;图4是位于商贸城外的非洲餐馆,此类餐馆以及穆斯林餐馆在该地区数量很多。由此可见,“商人”身份的自我建构对于非洲人来说是最为显著的身份,同时,“移民”身份的社会性建构在商业活动中显示,达成两种身份之间的跨文化协商性共存——既从形式上部分保留了来自非洲的传统文明要素,又协商性地、积极地嵌入本地文明,在这个文明交融的过程中,进行某种跨文化的观念对话和传播,假以时日,会通过“跨文化协商”形成一种结构性和文化性都能获至舒适的文化身份概念和文化生态。

  

   图1 小北地区商铺及多语招牌

  

   图2 街上背孩子的非洲妇女

  

   图3 街头身着本土服饰的非洲人

  

   图4 非洲餐馆

   除了通过行为习惯保留和建构自我以及群体身份之外,非洲商人也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进行身份的协商。在调研中,一个在广州从事非洲人研究的专家介绍说:“社团领袖会定期到公安局报到……要与中国警察搞好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他们身份地位的稳定。”商人社团是主要渠道之一,它是指在国籍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商会。社团一方面为成员提供生活、经济、商业上的援助(40),强化其作为“商人”的集体意识和作为“移民”对宗乡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协商来确认该群体的身份认可。

   从社会边缘到认知中心的转变,必然是一种跨文化协商的结果,宗教扮演了重要角色。社团通过提供物质支持和社会联系来构建并巩固移民的群体性身份,宗教组织则更多地从观念上来增强移民对自己身份的认可。这个功能对于地下教会来说尤为重要。Haugen对五旬节教会“塔(The Tower)”的参与式观察发现,教会通过推行区域性教旨,将处于社会边缘的、分散的移民置于宗教叙事的中心:在广州的非洲商人被描绘成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人,而中国广州则是必须要被征服并献给上帝的一处领土,个人商业成功被看做上帝给为他工作的人的奖赏(41)。由此,非洲商人的“移民”身份被去边缘化,与全球传教行动“中心”认知上相联接,在宗教信仰的精神平台上构建了道德性的高地,为某种“世界公民”想象建构了特定的联系和通道,促使“商人”身份和“移民”身份淡化,与中国本地政权力量代表接触过程中,通过宗教活动呈现出来的“团体”面孔出现,有效地增强了跨文化协商的比重或者砝码,使得自己处于协商过程中更有利的地位。

   另外,作为一种比较激进的身份建构方式,社会运动通常也是移民诉求公民身份、法律身份的渠道。但对于广州的非洲商人群体来说,目前的社会运动并没有形成严密组织,而只是要求保护移民权益,寻求合法的“移民”地位被认可的群体性事件。例如,2009715日,上百非洲人聚集到广州市矿泉街派出所,原因是广州警方在服装城治安巡查时,三名外籍男子为逃避检查从窗口跳下,导致其中一名男子头部着地死亡。而其他非洲商人由于不明真相而围堵派出所。在警察解释清楚死亡缘由后聚集的人群就离去了(42)。其他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也都相似。这些事件对改善移民群体边缘化生存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让所在国/地区各方对其“移民”身份产生了消极的印象,部分强化了“文化他者”的疏离感。

   综上所述,在广州非洲商人带着“商人”自我身份来到中国,随后对本地赋予的“移民”身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多元文化协商实现身份建构,达成“移民”与“商人”双重身份的动态协调,并通过一些积极行为要求所在国/地区对其合法身份的认可,在更深的层面上为文化的融入创造条件和开辟通道。

   在调查中,本研究还对外国专家群体进行了访谈,发现其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明显不同于非洲商人群体;如果说来华非洲商人群体针对中国本土文化还存在着一种相对模糊的境地,存有一种留下来融入本地人生活的理想,以至于在文化研究视野里,“文化他者”的身份边缘并非很清晰的话,这些来华外国专家群体则基本上是将自我牢牢锁定在“文化他者”的群体,与其所居住的中国本地人边缘清晰地隔开。其中一位被访者表示,来到中国是为了在本国文化之外“有个更加广阔的、国际化的视野”,学习中国文化可以为观察本国文化提供新的角度。对于他们来说,“移民”身份意味着新的环境和生活体验,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不附属于其他任何职业或种族身份。这种对“移民”身份的深刻认识让他们在工作、社交等方面比非洲裔商人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采取行动去与所在国/地区社会进行跨文化协商,有效地实现“结构性融入”但在“文化性融入”上基本上是止步的——即使他/她和本地人结婚或更长时间的合作,跨文化协商的结果还是本地文化妥协于他们的文化主体性,这是政策制定者和文化研究者需要继续关注和研究的。

   ()中国广州地区各方对非洲人移民身份的建构特点

   对于移民群体而言,所在国/地区对于其身份的定义在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广州,这些因素主要有当地政府、公益组织、媒体和民众。

   中央政府层面以及法律/法规对于来华外国人的术语使用构成基本的身份定位。这样的一种政治话语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建构,并总体性地与社会形势甚至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动态性协商、调整,也存在“非协商性”的定性。不可否认,外国移民为中国带来了红利,包括“人才”、资本和市场,客观促进了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但与此同时,根据中国政府的定性,包括“非法居留”“非法入境”和“非法就业”的“三非”外籍人员的出现,从政治话语的表达上又不断提示:他们给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在2011年,国务院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查处“三非”外国人人数就已经突破两万人次(43)。而在来华全部移民群体中,来自非洲地区的移民因为“三非”比例较大,社会问题较突出,又成为这些问题中的凸显问题和主要管理对象之一。在2014110月广州警方查处的“三非”的外国人中,非洲籍超过三分之一,刑事拘留外国人中,则有六成以上是非洲人(44)。另外一项调查还发现在广州非洲移民群体非法居留比例近40%,印证了非洲移民群体“三非”问题的严重性(45)。综合多项调查显示,非洲人身份违法的原因主要来自签证时效:一些非洲人在签证有效期内没有完成贸易业务,且没有得到续签,为了继续生意不惜非法居留;另一些为了拿到有效期较长的签证,用学生签证来华从事商业活动,属非法就业。

   近年来,由于非洲移民群体“三非”比例偏高,群体性事件多发,埃博拉病毒疫情等问题,政府对这一群体愈发关注,管控也不断严格:20141-10月,广州市进行了“三非”外国人清理整顿;201410月,为防控埃博拉病毒,广州居住有黑人的街道开始有针对性地发放消毒物品;201411月,市政府在非洲商人聚集的宝汉地区开展了长期专项整治活动;20157月《广州市出租屋专项整治暨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出租屋创建活动3年行动计划(2015-2017)》出台,明确要求清查出租屋的“三非”外国人(46)。这些措施对于防范安全问题、规范外国人管理有很大帮助,但也让部分移民感觉不舒服(47)

   社会层面的公益组织根据他们的视野对于来华外国人再次归类和定位。广州市存在很多为外国人提供帮助的各类民间公益组织,这些组织基本宗旨是协助提升外国人生活水平。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访问了位于小北地区的某外国人服务中心。据工作人员介绍,服务中心主要服务对象是非洲商人,提供中文教学、生活信息咨询等服务。对于公益组织来说,非洲商人的“移民”身份意味着对社会支持和社会融入的需求;而对于非洲商人来说,在与本地公益组织的互动中,他们不仅可以援引国际上公益组织的惯例来“审慎批判”地享有其提供的便利,确认自己的移民身份,还可以向所在国/地区展示身份的国际合法性,甚至进行一种温和、理性的情感性倾诉,在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同样温文尔雅的志愿者面前进行一种文化身份和文化情感的找寻、建构、协商,在自我身份和政府赋予身份中间,构筑一种中间文化身份想象,这是一种社区传播的“灰色地带”(48),策略性地探讨文化融入的可能与路径,尝试减缓权力层面对身份施加的边缘化影响。

   媒体话语也是身份建构的一种重要的话语形式(49),媒体在来华非洲人的报道中,相关话语使用显著性的排序及其变迁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近年来中国媒体上涌现了大量对非洲移民的报道,而广州的非洲商人因为数量庞大,成为媒体的关注重点之一。媒体对非洲商人群体的身份建构复杂多样,总体上包括肤色(黑人)、职业(商人)和文化(移民),但首先关注的是种族身份。在非洲商人自我身份建构中,“种族”一直不是一个显著要素,但是在中国媒体报道中,“黑人”却尴尬地频繁出现。很多人并非有很好的历史知识而带有偏见,他们只不过是直觉、感官性地首先用皮肤颜色将其分别出来,简单化、直截了当使用“黑人”。例如,《南方人物周刊》在《非洲人在广州》一文中称宝汉直街的非洲商人“就像是一面黑色的镜子”(50),《南方周末》则稍微婉转一些,用“巧克力”代称黑人,突出肤色特征(51)。“移民”是媒体为非洲商人建构的第二大身份,而这一身份一方面包含着与政府话语相同的非法性、安全隐患的意味之外(52),还被一些媒体建构为渴望融入中国并长期定居的移民群体,来到中国被视为实现了“梦想”(53),这种话语一方面将非洲商人置于更加弱势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也通过经济实力的对比进行了单方面的政治话语建构。在报道者相对贫乏的历史知识、人文关怀以及整个社会舆论对于外来人口文化宽容气氛尚不丰满的前提下,来华非洲人很容易被纳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而通过对于话语权的垄断将来华非洲人建构在一个发达的所在国/地区形象黑色底片之上。于是,相比之下,“商人”就会变成最不显著的身份,尤其是在广州这样一个商业气氛浓厚的城市,除了在“移民”框架下介绍非洲人的商人身份外,很少有媒体专门报道非洲移民的正常商业活动。

   作为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的群体,本地居民对移民的身份建构会最迅速并直接地反馈给移民,从而影响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在广州,民众对非洲商人的认识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对于平时接触非洲商人的中国商户、房主等群体来说,他们最直接的对话协商的结果是相对客观的,非洲人是“商业伙伴”。访谈发现,这个群体的存在和增长对于商户而言意味着商业利润增长,因此中国商户更加重视非洲移民的“商人”身份,而对地域、人种属性不很关注。对于那些与非洲裔没有任何商业关系的普通市民来说情况却正相反。种族差异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会迅速强化非洲商人群体的“黑人”身份。

   四、跨文化传播视野下中国移民政策制定的思路

   关于来华外国人,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提前关注和研究;同时需要学术的创新型思维,考察其他国家移民政策变迁,思考来华外国人移民的研究假设:是朝向全面开放、包容的世界移民目的国,还是审慎、分阶段的移民友好目的国。从中国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后者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有关移民国家的三个假设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范围内开始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作为主要移民对象国,西方国家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即移民适应目的国的社会互动规范并最终成为适应新的社会成员的过程(54)——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许多概念和理论,并对社会治理等实践层面的问题提出了有效建议。我们看到,针对“移民”管理/治理终极目标所设定的政策和理论有如下三个维度的假设可供中国参考。

   其一,移民研究的假设之一是,通过特定的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共识、文化话语、传媒引导,将移民归化为“文化我者”(Cultural Us)——与既有社会体制内的人群无论是从语言、行为还是认知、态度上高度重合人群的培育,换而言之,将原有文化模式在新来人群重新复制。通过美国20世纪50-60年代“大熔炉”(Melting Pot)政策从实施到转型我们看到,这个假设目标能够得以实现的前提比较重要,包括,本土文化自信的程度、共享信仰或者历史传承所建构文化认同的强弱程度、是否民族/国家体制,以及配合移民融入的相关文化设计是否科学、完善、持久等。正是配合这样的文化融入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传播学界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提出“文化培养理论”,以及相关的濡化研究、涵化理论等,大可归入政治视野或者政治理论导向下的文化传播研究。

   这个假设目标得以存续有一个关键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在假设本土与外来存在某种二元对立现实的前提下,政策制定者如何证明归化外来人口的行为和政策导向具有认知和学理合法性。美国的“大熔炉”政策是建基于美国中心主义、美国文化普世性,甚至白人中心主义之上的,已经遭到深刻的批判,注定我们是不能采用的。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指出的两个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意识形态教条——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以及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55),揭示了资本主义从三个维度构造了某种合法性:普遍主义——西方的普遍主义占据了普世价值的制高点;种族主义——借助肤色差异制造永难磨灭的肤色政治;性别主义——借助性别角色又将西方、白人、男性统一构筑为精英文化模本,并通过全球性跨国媒体的生产建构和巩固这样的合法性一直到今天。

   实际上,如果用历史的、超验的眼光再来审视这三个维度,其合法性也基本驻足在话语修辞层面——因为用存在不到三百年、一个国家的经验和指定的价值观来说服存续了5000多年的民族国家、文明实体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和功力的。况且,中国这样一个饱受历史性肤色政治迫压的民族/国家,如果再简单复制西方殖民世界的肤色政治,也是不现实的,且足够让人尴尬的了。更何况这三个维度的合法性假设从20世纪70年代迄今一直面临全球范围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批判,并且已经在美国现实层面继20世纪70年代黑人文化运动以来,当下正将这些假设的不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白人警察射杀黑人事件以及大规模的游行抗议等。

   美国的大熔炉政策相对成功的是对非洲裔移民的归化,他们事实上已经是美国人——就像谁也无法否认长着一副中国人面孔的骆家辉是一个地地道道美国人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当现实中非洲裔移民群体已经从行为特征、认知层面、态度和价值观等逐步消除殖民主义和“文化属下”(Subaltern)(56)种族主义意识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对现有美国移民政策理论假设的冲击和调整了。

   其二,移民政策假设之二是,放弃某种统一、均质文化的追求,承认不同文化各自的特点和共处一宇的现实,在这样的原则下探索如何有利于不同文化的自然、共处、和谐发展。这也和20世纪后期美国民族地图结构化变迁有直接关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103个民族集团和173个土著民族的单位,加起来有200多个民族单位,美国从“民族大熔炉”,变成“民族博物馆”(57)。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几代人还依然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些来自世界不同文化地区的移民不仅庆祝美国的节庆,还庆祝他们原来的节日,甚至还有现在居住的社区自创的庆祝,比如同性恋的游行、中国的舞狮、罗马庆祝英雄的旗帜等等(58)。因此,早在19743月,美国民事权利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在德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Texas)召开的有关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教育问题会议上,由卡登尼斯·班比(Bambi Cárdenas)最先使用“沙拉碗”(Salad Bowl)来概括美国移民文化特征(59),也有用“马赛克”(Mosaic)来概括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特征。

   这样假设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主流文化对“马赛克”现象所能忍受的范围和程度。检验这样程度的比较好的案例是近期发生在欧洲的难民问题处理存在的争议。当德国总理默克尔开放德国边界,容纳150多万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难民的时候,已经在德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批评声音,认为太多难民的涌入对德国的稳定与安全带来很大的危险。对德国主流文化能否消化这些难民迟疑的态度,本身就是对以往“文化熔炉”政策/思维导向的自动外曝和对文化“马赛克”现象未来的忧虑。这些担忧注定了文化“沙拉碗”现象只能保留在特定的地区和时段而不能任其蔓延,似乎这一点在西方精英阶层已经有所共识。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文化价值观面临挑战》(60)中关于拉美裔人口增长的影响,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指出,“墨西哥裔美国人能做到以往的移民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凝聚力,在一定地区保持足够多的人,因此,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独特文化无限期地保持下去。他们最终还有可能做到以往的移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向现有的文化、政治、法律、商业和教育制度提出挑战,不仅要求根本改变语言,还要根本改变体制”都是明证。

   移民政策假设之三是,1998年娣根(Deegan M.J)首次在她的著作中用了“织锦”(Tapestry)来比喻美国文化特征。尤其是将“织锦”与“仪式”结合起来谈:“仪式创造了一个文化体验、文化象征和文化价值的社区展示舞台。这些仪式能够衍生、改变、破坏和保有意义,在美国,不同仪式可以同步且快捷地介入这几个过程。从这些复杂、动态的生命织物中,锻造出一种织锦——带有可辨识且意义丰富的形象和象征的织锦”(61)。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Wendy Leeds-Hurwitz认为“织锦”的比喻是一个折衷方案。一段“织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不同颜色的丝线交错编织出来的织物,相比起这些不同颜色的丝线各自单独的可能编织物,这些丝线共同编织出的某种图像将更加复杂。这就呈现了将不同的传统啮合为独立个体的一种文化图景,相比起其他的比喻,“织锦”在保有差异与建构共性的冲突处理上更好一些。同时,其中也暗含着将织就的锦缎看作一个全新和独特的创造的意思,相比构成这个锦缎的独立丝线个体所能穷尽的能量,织锦饱含着更大的价值。这个有关“织锦”的比喻明确地朝向对多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族裔和谐共处,肯定差异,但并不将差异作为争斗的理由)的积极肯定。本质上来看,它对于文化形势的判断从非此即彼(either/or)思路转向了新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both/and)的境地,也就是说,“马赛克”是由特色分明各自分立的个体所组成;如果你是其中某个个体,你不可能同时是另外一个。而“织锦”比喻中,尽管也是由个性化的丝线编织而成,但织锦则是在将个性化的丝线有机并置并视为一个崭新的整体过程中展现某种“期望中的形象”(Intended Image)(62)

   ()中国移民政策想象与建议

   为了规范移民群体的行为,维护社会和平稳定,广州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次专项整治,并一直在加强监管力度。这些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激发了更大的波澜:2009年开始出现了多起非洲人与警方对峙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议论。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层面,如何兼顾引进优秀人才与加强移民管理,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工作中一个新的重点和难点,广涉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传播领域。因此,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目的国,移民管理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更是衡量中国国际形象的一把标尺。而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不仅可以减少移民管理中的种种困难,更能够改善移民生活质量,提升中国的吸引力,将中国打造成一个更加合格的移民目的国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规划。

   1.如何善待那些奔着中国而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相对弱势的外国人,尤其是来华非洲人,是检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参考。

   上述体现的广州中外居民双方的抱怨、担心和冲突反映出一个共性,是各执一词,尤其是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邻为壑”的思路。笔者以前写过从文化自卑、文化自觉走向文化协商(63)。这个文化协商,是在普遍自觉基础上中国文化主体性恢复和再造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行为,同时也包含在这样的过程中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文化自强的基础上带着一种文化自信来看世界的时候一种文化协商行为、态度、认知和政策的调整。现在看来,这样的一种文化自信,不仅仅表现在一种实力增强基础上对于以往俯视我们的西方强大国家的自信,真正的自信还应该表现在,对于那些目前比我们弱小,也正经受着我们当年自卑处境的人群的一种人文关怀平均基数的提升。如果没有这样的双重维度的文化建构,就会是一种自卑—自负的钟摆,侈谈文化自信。

   2.身份认同的认知和政策导向错位导致双方沟通的障碍,因此要缓解这一矛盾,首先要协调二者对于移民身份定位,创造共识。

   从身份建构角度来看,非洲商人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主要在于二者不同维度身份的重要性认识不同:非洲商人更重视“商人”这一职业身份,对于中国方面来说,“移民”和“黑人”身份才是更显著的。如此,有必要推动来华非洲裔商人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认知刻度滑动到“移民”,帮助其合理建构具有积极意义的“移民”身份并自觉融入跨文化交流过程。虽然移民群体并不必与所在国/地区“同化”,但必要的跨文化交流是建立双方健康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同时设身处地地为生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思考,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也是必须。同时,政策治理层面也要调整到此视野跟进这样的良性互动和协商。中国各方也要注意到移民对自身的“商人”身份定位,从这一角度出发去理解移民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媒体报道,不能单纯从本土视角出发,一味强调种族身份、移民身份,通过想象去建构移民群体,而应当更加客观、严谨,秉承一种跨文化视角,了解并尊重移民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方式。

   此外,中国方面还应当为非洲商人的“移民”身份注入更加积极的内涵。移民作为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其身份必然包含“边缘”这一因素,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各方给“边缘”注入了太多“低等”的含义,无论是经济实力、社会阶层、国际地位还是文化传统。然而,作为所在国/地区,中国各方必须意识到,“边缘化”无论是从认识还是实践上与“低等”并不等同。非洲商人的“移民”身份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带有安全隐患和社会问题的“边缘”群体,同时也可以是合法的、对地方经济和国际化发展有贡献的“边缘”群体。如果所在国/地区在政策、经济、文化方面为移民提供适当的保障,让这一边缘群体拥有适当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能够适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那么边缘群体就不会同主流群体产生如此激烈的权力和资源的争夺,双方矛盾也会得到缓解。因此,中国政府应当确保非洲商人的合法权益,民间组织和大众也应当学会理解和包容移民的文化习俗,为移民创造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

   3.建构起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渠道和机制,并改造大众媒体现有的报道视野,在当下的广州变得非常迫切。

   调研组在广州接触那些来华非洲人时,听到最多的就是缺乏沟通,尤其是那些来华外国人有了生活、信息和工作需要时不知道去找谁以及如何沟通。

   另外,从学术的视野来看,中国本地媒体在报道来华外国人时,也深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在报道中自觉不自觉地、随意性地将非洲移民群体“问题化”,强化了中国民众对非洲群体的刻板印象(64)。媒体报道背后所遵循的是西方式的霸权话语体系,而缺乏动力和方向去构建一个更加客观的移民群体形象。另外,媒体建构的“移民”身份有时作为对所在国/地区强大形象的衬托,而导致非洲商人的社会地位被贬低。以上因素都为移民的文化性融入带来了困难。另外,由于涉外管理和服务政策不完善,非洲移民对中国政府和组织也缺乏信任(65)。导致来华非洲裔社会关系在本群体之外,非洲移民与中国民众、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

   4.根据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假设,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系数,当下尤其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双重维度。

   政策条款的制定有必要为合理的文化生态留出空间。类似美国式的“唐人街”的物理和语言隔离区——事实证明是一种文化保护区,发挥着跨文化传播缓冲带的作用。在这个区域里,让新来移民与以往的已经扎根的移民进行合理对话和协商,让移民和本地原住民合理协商、充分协商,从而在这个特定空间内涵蕴积极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形成能够积极有效融入本地社会的高端人群,也形成一种充分协商和沟通基础上所沉淀下来的无法沟通、无法交流人群的自然淘汰机制(比如很多华人在唐人街终老一生,没有走出唐人街)。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社区已经形成。北京望京的韩国人社区、日坛路的俄罗斯人社区、上海的外国人社区等等。问题是,在广州的小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的非洲人社区,这个表现出最强烈意愿融入中国文化和开放心态的社区,还需要政策层面思考从物理空间上如何培育、保护甚至形成稳定的管理原则。

   语言培训和社团培育是外来人口有效融入的文化空间的打造。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必备条件。以语言学习和社会交往为例,在英语可以进行商业活动的条件下,很多非洲商人并不热衷于学习中文。与商人群体的交往可以满足大部分商业利益,因此他们也不会主动和所在国/地区的其他群体建立联系。甚至对于提供帮助的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需要两三个月时间才能建立信任关系。而语言能力和交往意识缺乏导致移民与所在国/地区双方缺乏相互了解,进一步阻碍了移民的文化性融入。语言学习可以更好地帮助非洲商人群体拓展关系网络,增进文化适应。所在国/地区应当尽可能为移民提供语言培训机会,例如扩大外国人服务中心提供的免费语言课程投入和规模等。

   总之,移民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性、动态性过程。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建国近三百年来,也很难说有什么比较成熟的合理的移民政策供我们完全复制。尤其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下,短时间内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一套合理、适用的移民政策不仅是不现实的,也会引发新问题。现在关键是要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在中国演变成为世界移民第三大对象国,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发展深层次人才需求等现实和长远问题面前,以前局部的、暂时的一些规定都需要全面重新考虑其保质期问题;同时,中国的移民政策亟需有一种思想性的高度和学理性的制度设计,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人群研究出具有层次性、战略性的政策,需要像五年规划一样,将来华外国人与国家发展规划政策建立起日益值得推敲的关系,并在政策研究和制定上纳入视野,慎重考虑,长远规划,逐步实施。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就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情况调研和形势辩论,可能五年,也可能十年,甚至二十年、五十年,总之,在朝向某种相对稳定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定之前,根据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多元分析,为这些移民的身份性质在中国的发展地图上找到一个科学定位,是亟需的,也是必要的。

姜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孙彦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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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2日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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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分裂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