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与大国竞争
胡小文
2025年04月15日 02:10
秦立志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国竞争议题是国际战略与地缘政治的首要关切，也是不同理论范式争鸣、中层理论建构的重要依托。从理论上来看，大国竞争容易区分，但在战略实践中却呈现一定的混合特征，很少由单一类型组成。
大国竞争的战略理性与不确定性
权力转移会增加战略决策的时间压力，降低战略互动的容错率，让双方的战略节奏可能偏离理性的掌控。恶性的大国竞争意味着摧毁对手，如何避免恶性竞争涉及战略理性与不确定性的挑战。理性意味着将生存与安全作为战略目标的第一位。随着互动情势的变化，理性选择能够适时调整对彼此的战略预期与行动反馈，这同时会塑造环境、意图、行动、效果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
大国竞争的战略理性并不具有唯一性。一个不满于现状的国家可以通过相对温和的竞争手段来改变现状地位，维持现状的国家也可能基于对抗性很高的手段实现战略护持。为了生存与安全，新兴大国往往需要通过提升合法化地位优化战略环境，而实现合法化的战略手段并不具有唯一性，既可以偏向于维持国际秩序现状，也存在适度修正国际秩序的可行性。为了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大国崛起的战略理性逻辑应该秉持随势与谋势的策略性运用，不宜将应然之势等同于实然之势，或为了随势之风险规避而牺牲谋势之战略自主收益。
由于无法完全消除不确定性，因此大国竞争往往只涉及有限理性而非完美理性。大国竞争涉及多轮次博弈，极性大国的数量越多，则可能带来的意图误判或行动的不可控因素就越多。当参与者数目增加时，交易和信息成本也会上升，多人情势的复杂性提升了交易成本与战略误判的风险，即使双方都是示善的意图，仍可能出现不确定性的误判。过去的善意未必会带来当下和未来的善意延续，更何况战略意图的善恶至多只是塑造战略进程的诸多变量之一，其他层次的变量未必会受到意图示善的积极影响。
大国间战略互动缔造结构性压力
权力转移会强化大国竞争的结构性压力，是塑造大国竞争理性选择的重要变量，但这种结构性压力是由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缔造的。一国可能同时兼具崛起与守成的身份，与守成国的权力差距缩小会增加后者制衡崛起国的战略决心。当出现实力地位较弱、但实力增速高于崛起国的第三方国家时，崛起国也面临守成地位的挑战。
当大国竞争进入相对稳定的战略相持阶段时，并不意味着双方自动导向维持现状的理性选择，战略互动缔造的结构性压力依然存在。竞争的双方是一种战略依存关系，存在敏感性与脆弱性，战略相持只是将冲突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博弈烈度局面下。处于弱势一方但权力转移前景占优的国家会选择尽量达成均势，将战略相持视为赶超对手的机遇期，如威廉德国的“风险舰队”诉求就是为了挑战英国的海上主导权。处于优势一方但权力转移趋势不利的国家，则想摆脱正在扩大的脆弱性窗口，通过主动塑造竞争议题重塑战略优势，“斯普特尼克”事件后的美国就是通过强调核常威慑并重来打压苏联的。
地缘政治塑造了结构性压力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大国一方面极力控制它们自身所在的地缘政治核心地带，另一方面使权力竞争从地缘政治中心向边缘地区扩散。在稳定的多极体系或两极体系中，极性大国一旦在核心地带实现战略稳定，就会将冲突扩散到边缘地带，形成核心地带的维持现状与边缘地带的修正主义。多极体系下的大国竞争往往容易出现核心地带的战略意图误判，而两极体系中的大国竞争则更可能因为边缘地带产生过度反应。
战略目标的优先级也会塑造结构性压力的传导机制。大国的过度扩张并非总是在核心利益上出现战略迷思，反而会在看似相对边缘的利益区域陷入战争泥潭；大国的战略克制也并不意味着必然给予“理性克制”的美名，因为在一个议题上的绥靖让步可能会鼓励战略对手的冒险与扩张。边缘利益与核心利益的区分度不够，可能会招致边缘利益的过度反应。如果过度忽视边缘利益，则可能导致地缘威胁从边缘蔓延到核心区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大国需要对边缘利益是否在未来可能升级为核心利益进行未雨绸缪，还有战略对手关于边缘地带的战略偏好，也应成为本国地缘政治风险研判的风向标。
大国竞争的攻守逻辑
由于结构性压力本身就是战略互动缔造的，而后者兼具理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对大国竞争攻守逻辑的辩证认知就极为重要。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应秉持攻守相即的逻辑，大战略的防御性不应限定军事战略的攻防选择。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究竟是增加了大国竞争的非理性因素还是减弱其非理性决策风险？提高或降低不确定性哪一个更有助于和平稳定？既有研究考虑到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正相关场景，但对其负相关情形则缺乏实证检验或理论推导，如果大国竞争的战略复杂性始终存在，而互动双方的不确定性又可能发生重要变化，那么两者绝非必然呈正相关关系。复杂性较高且不确定性较低、复杂性较低且不确定性较高的历史情形时有发生。威慑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决心对比的不确定性前景较高的基础上（即对手可能采取非理性决策），但这在两极竞争中却反而可能塑造战略互动的复杂性较低的效果。
关于大国竞争的理论拓展，应重视大战略的史论结合传统，避免陷入历史无用论与技术决定论，不应为了理想化的应然目标而在理论构建中过于曲解地缘政治现实。例如，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一书中揭示了这样一个反常悖论：国家之间谈判与军备竞赛等博弈的履约成本，往往与遵守条约国家的成本是反比例关系。我们越接近于安全一体化或走向防御性逻辑主导的安全世界，那么一个挑战安全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选择违背契约的报偿收益的前景就越可能具有吸引力，尽管这同样意味着高风险。据此，应该打破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民族国家叙事逻辑，增加对前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深挖。还应重视第三方因素对大国战略偏好的塑造与强化作用，位居大国竞争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可能会有更多的战略自主性诉求，对大国的地区战略形成地缘政治的反作用力。
秦立志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