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

胡小文

2017年12月04日 12:00

刘明礼
《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0171期

   欧美等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但近来却表现出强烈的“反全球化”动向。本文试图在认识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一问题折射出的世界经济要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一、“反全球化”及其最新发展

   关于全球化这一概念,学界并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一般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不再限于国家内部,而是跨越国界和地区限制,以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形式,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全球性有机整体。①全球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追溯至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活动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和相互影响;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盛行,全球化高速发展。②不论从哪个阶段来看,西方国家都是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

   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现象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1999113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会议遭到各种团体联合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此后每有世界性重大国际会议或活动,“反全球化”团体便组织抗议示威。就像全球化一样,对于何为“反全球化”,学界也没能形成明确的定义。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反全球化”既不是成型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统一的社会思潮,只能称之为一种运动。③“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多种多样,表达的诉求“五花八门”,其共同点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一方面,如绿色环保组织反对破坏环境、劳工组织呼吁提高工人待遇、妇女团体主张维护妇女权利等等,为方便起见,将其笼统地称为“反全球化”。由于“反全球化”主体和目标的多元性,虽然有时举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媒体和国际社会的注意,但“情绪反应多于理性思考”,只是把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简单地归结在全球化头上,没有发展成为构建未来世界的建设性力量。④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情况看,“反全球化”对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和全球化进程影响有限,多数情况表现为国际会议主办方对安保问题更为关注。

   但与此前不同,当前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涌,并已经开始影响国家重大决策。一定程度看,美欧已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变为“反对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拒绝外来移民。人员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部分,甚至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第三波浪潮,⑤但现在却成为西方国家的抵制目标。英国在2016623日举行的公投中选择脱欧,最直接原因是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恐惧”。赢得2016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不仅主张限制移民,更放言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禁止穆斯林入境。⑥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大陆国家,主张排外的极端政党均加速“崛起”。⑦其二,“要回”国家主权。全球化意味着国家减少与外部经济往来的限制,或者把这种限制权交给国际组织,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放弃部分主权。但当前的迹象却显示,发达国家要“收回”在全球化进程中“失去”的主权。英国公投脱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不满本国的经济管理权交给欧盟机构,不愿意继续接受欧盟各种规定的“管辖”,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国家意志和利益做决策。特朗普更是反对区域一体化协议,胜选后即宣布将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修改已经生效多年的“北美自贸协定”(NAFTA),甚至威胁退出WTO。美欧由于各自内部压力,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中都很难让步,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坦诚TTIP“已经失败”。⑧美欧整体情况看,许多国家领导人支持全球化的立场都在退缩,转而走向“国家主义”。⑨其三,“压制”新兴国家。发达国家视新兴经济体为全球化的“搭便车者”、“不公平竞争者”。特朗普主张对中国、墨西哥等国的货物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20166月发表的《对华新战略要素》,公开指责中国新近立法与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相悖,并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对欧洲经济形成冲击。⑩总之,全球化在美欧民众中的形象不断下降,甚至变成了一个“脏”字。(11)在“反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备受压力,以至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区分政党的标志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左或右,而是开放还是保守,如欢迎移民还是拒之门外、开放贸易还是保护国内产业、支持文化交流还是进行文化保护。(12)

   西方国家过去一直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如今却成为阻碍力量,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不力,经济和社会困境日益凸出,民众抵制情绪滋生。从内部看,国内贫富分化日益拉大,这是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最根本原因。美国皮尤中心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被视为橄榄型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比重降低,穷人和富人的比重都在上升。统计显示,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达60%,到2001年已经降至54%,2015年进一步降至不到50%。(13)同时中高收入(包括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包括低收入)群体比重,2015年分别上升至21%和29%。贫富分化也是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很多中下层希望借公投给国家带来改变,进而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14)关注贫穷问题的国际组织乐施会20169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英国最富有的1%人口(63万人)占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1300万人)财富总和的20倍,如政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2030年前将有40万家庭陷入贫困。(15)法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研究显示,贫富分化与全球化确实高度相关。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刺激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地点转移,发达国家对传统产业工人的需求日渐萎缩,尤其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其处境难免恶化。(16)如果这种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全球化进程持续,社会底层很难看到扭转命运的希望,其“反全球化”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从外部看,竞争压力不断加剧。全球化为西方国家发起和主导,但它们不能完全掌控这一进程。新兴国家在全球化中“崛起”让发达国家“始料不及”,也确实带来了竞争压力。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经济陷入持续疲软,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难下、成员国间矛盾突出。美国复苏速度虽相对快,失业率也降到5%以下,但很多人从高收入岗位下滑到了低收入岗位,(17)“草根”处境并未改善。而一些新兴国家不再限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英国商品贸易赤字占GDP比重在20世纪下半期基本保持在1%,但2000年以后迅速扩大,目前升至7%。《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这和中国入世有很大关系”。(18)再加上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盛行,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又被进一步放大,甚至被一些政治力量所利用,成为拉选票的工具,这在公投、选举等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间的经济矛盾也日益突出,这其中包括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英国与欧元区之间的矛盾乃至欧元区国家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导致英国脱欧、TPP可能被废除、TTIP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

   二、“反全球化”对全球化的影响

   西方国家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涌,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英国《金融时报》担忧,全球化有崩溃的可能。(19)笔者认为,对于当前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确实要给予严肃对待,但也不必过度担忧和夸大其影响。

   首先,“反全球化”不会逆转全球化潮流。全球化源自资本跨国逐利的本性以及技术进步提供的客观可能,而这两点在未来都不会出现逆转。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联合国贸发组织的《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规模达1.76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38%;(20)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信息化、网络化、交通便利化等仍在继续向前发展,没有人能够倒拨技术进步的时钟。(21)从历史看,只有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才导致了全球化进程的倒退,当前虽然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面临多种困难,但参照历史,还远没有达到逆转全球化的程度。其实,西方国家所谓“反全球化”也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不是放弃全球化转向闭关锁国的发展道路。(22)技术进步、通信发达、交通便利、商品价格降低也不可能变成反对对象。当前的“反全球化”主要反对的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如果这一问题得到缓解,“反全球化”可能会随之偃旗息鼓。

   对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担忧直接来自英国脱欧可能在欧洲引发“多米诺效应”。(23)英国脱离世界上最成功的贸易俱乐部被认为是“反全球化”者得到的最大奖励,(24)一体化进程不可逆的传统认识被颠覆,欧盟可能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英国脱欧结果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也敦促世界重新认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但从公投后这一段时间的形势发展看,由此引发欧盟解体的可能性很小。英国在欧盟的地位本身就有其特殊性,不论是1973年加入欧共体之前还是之后,几十年来一直是若即若离,想融入又有保留、想离开又难以割舍,这导致其虽然是欧盟成员,但一直未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而欧盟其他成员国并不具备这一特殊条件,虽然有些国家民众对欧盟机构抱有不满,但离开欧盟尚难成主流意见。英国公投后,欧盟其他成员国经过协商逐步达成共识,即在脱欧谈判中不会让英国“占到好处”,以警示脱离欧盟的“下场”,防止其他成员国“效仿”。从形势发展看,英国公投后经济经历了剧烈波动,已经有企业开始将资金和人员从英国撤离,英国央行不得不采取新一轮“量宽”政策应对风险,避免经济快速下滑已经成为新政府的严峻挑战。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公投以后英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疲软”。(25)英国公投后的经济困难可能作为“反面教材”,让欧洲其他国家做类似决策时“引以为戒”。

   其次,“反全球化”可能促全球化进入“盘整期”。“反全球化”虽然不至逆转全球化,但当前迹象充分显示,发达国家中在全球化中利益、地位受损的群体已迫使精英重视其诉求,对全球化进行“管理”。鉴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其“反全球化”动向将导致全球化发展难再“高歌猛进”。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比2014年增长50%,国际贸易增长已经趋于停滞。(26)未来一段时间内,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可能处于胶着状态,有些国家政策趋于保守,有些国家呼吁继续开放,对于是否继续推进全球化、如何推进全球化难以达成共识,全球化进程将在争论、分歧甚至冲突中缓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争论可能再次引发关注。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全球层面的一体化已难以推进的情况下,各种区域性的小多边经济集团纷纷涌现,成为推进一体化的“次优选择”,国际社会也寄望于通过多个区域一体化集团再推进全球一体化。但英国脱欧、TPP遇挫、TTIP难产表明,区域化未必是全球化的最佳方向和路径。如区域化被证明失败,国际社会可能重新回过头来思考全球层面的一体化,这在英国身上已经有所体现。目前,虽然英国尚未启动脱欧程序,但已经积极展开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谈判。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此举可能会对欧盟等经济体等形成刺激,有利于各国经贸上保持开放。区域一体化受阻能不能回过头来刺激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检验,短时间内各国可能在参加区域一体化、全球化还是保护国内市场之间徘徊、彷徨,难以达成广泛共识。

   再次,全球化未来发展可能更多体现“公平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一理论倡导的全球化崇尚效率、忽视公平,其支撑的经济政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反全球化”已经说明民众对“扶强抑弱”的“丛林法则”的抗拒。(27)研究和解决“不平等”问题已成西方世界重要思潮,也是主流智库和学者的重要课题。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增长并不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28)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认为,“反全球化”的势头可以得到遏制,方法是对全球化中的输家予以补偿,比如提供补贴、失业救济、就业培训、医疗保健、教育机会等等。(29)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要继续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减轻负面冲击,受损者的利益需要得到补偿,全球化收益要更平均地分配。(30)需要指出的是,此处说的“公平”是指经济收益的分配更多向社会底层倾斜以缩小贫富差距,不同于特朗普所说的“公平贸易”。事实上,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规则制定和受益者,新兴国家是后来者和规则接受者。发达国家政治家强调所谓“公平贸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本国资本所有者在全球化进程中收益颇丰的事实和政策制定者治理国家不力的责任。未来发达国家要保持经济健康发展、政府要稳定执政,将无可避免地直面国内贫富分化问题,“公平因素”在政策上终将得以体现。

   三、“反全球化”引发的思考

   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转变”显示出,世界经济要平稳健康发展,有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和解决。

   一是国际经济秩序问题。如前所述,“反全球化”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草根”为改善自身处境,呼吁政府对全球化进行“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实际上是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唤,而国际经济秩序改革近年已经不是国际热点议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仍沿袭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管理机构,这一体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现实,也一度出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改革呼吁,但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决策中的绝对优势,改革进展缓慢、举步维艰,甚至在“改革无望”的情况下,改革呼声也随之消沉。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取代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心。实际上,所谓“全球治理”是在“秩序失效”情况下的次优选择,(31)由于缺乏机制性和约束力,对其实际效果难有过高期待。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话题不可回避。

   全球化进程启动以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的重商主义;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的自由贸易和国际金本位制;20世纪上半叶的保护主义;二战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2)纵观历史,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都是以大国更迭为前提,而目前尚不具备这一条件,新兴经济体如欲建立新体系难获成功。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虽然目前经济总量仍占优势,但如果要抛开当前体系“重塑国际经济规则”,也注定失败。TPPTTIP都可以理解为发达国家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试图以“高标准”对世界经济活动进行“重新管理”。但现实是,其新规则不但未能向全球范围内推广,甚至遭遇自己国家民众的强烈抵制。未来要保障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只能是各国回到多边框架下,共商秩序改革事宜,达成共识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根据现实格局适度“让权”,放弃所谓“高标准”以让尽量多的国家参与其中,同时改善国内的利益分配和贫富分化问题。

   二是国家发展模式问题。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家永恒的话题,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国家发展不得不在二者之间找平衡。(33)美欧虽然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各国发展模式在二者之间选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其主要特点是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调节,强调个人主义,重视自由创新;(34)二是法国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特征是国家与企业、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35)三是德国的社会市场模式,它既是经济制度也是社会制度,力图将社会进步、公平正义等社会政策目标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实现经济繁荣等经济政策目标相同的高度。(36)各种模式都有其优缺点。美英模式重视效率,经济增长速度快,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全球化浪潮中展现了巨大优势,但缺点在金融危机后也充分暴露出来,其中之一就是不平等显现突出,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严重。(37)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显示,这一模式下经济快速发展不可持续。法国模式注重公平,贫富差距相对小,但经济增速慢,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持续走下坡路。(38)作为欧洲大国却经济表现不佳,法国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欧洲经济的“定时炸弹”。(39)

   德国模式目前看公平与效率兼顾得相对较好,国家保持强大竞争力,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转移,经济长期稳健发展,在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地区间平衡等方面表现突出。(40)德国在劳动力培训方面的政策已经引起关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只要增加投入促进劳动力转型,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并不必然丧失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德国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41)英国公投脱欧后,《经济学家》杂志注意到,德国在给全球化中失业人群提供再就业培训投入占GDP的比例是英国的5倍。(42)德国模式当然不会适用于所有国家,也有其自身不足,(43)但总体而言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结合较好的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德国由于历史原因,将自身发展融入欧洲之中,无意将自身模式大力宣传,但在美英模式弊端凸显、法国模式“从未成功”的时代背景下,德国发展模式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三是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问题。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之中。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显示,全球化并非不可倒退,主要国家间的冲突、战争是全球化无力逾越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以冷战结束为前提。当前全球化减速,也与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有关。一方面,大国矛盾阻碍经济往来。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原本是重要经济伙伴的欧盟和俄罗斯两大经济体,由于相互经济制裁,近年贸易额逐年递减,尤其2015年双边贸易额仅有2095亿欧元,比2014年下降27%。贸易量锐减对俄欧双方经济都有负面影响,2015年俄罗斯经济衰退3.7%,欧盟至少损失100万工作岗位,(44)失业率目前仍然在8.5%的高水平。(45)

   另一方面,恐怖袭击频发也在困扰世界经济。全球化中“被抛弃”的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导致全球恐袭此起彼伏,欧洲国家受害尤为严重,对旅游、贸易、投资都已产生负面影响。受20163月布鲁塞尔的恐袭事件影响,比利时第一季度GDP下滑0.1%。(46)20167月尼斯和诺曼底发生恐袭后,法国游客和旅游业用工人数大幅下降,8月全国失业人口增加50200人,环比上升1.4%,创20139月以来最大单月增幅。(47)同时,恐怖袭击还和移民、难民、族群矛盾等问题夹杂在一起,刺激西方国家的排外情绪,(48)加重了对外政策倾向保守的压力。

   未来,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仍将是影响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两次世界大战虽已过去,但并不意味历史不会重演。当前发达国家国内矛盾重重,如何避免将国内问题引向国外进而爆发国家间冲突,应是我们从历史中深刻吸取的教训。

   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不力,国内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反全球化”潮流盛行。新兴国家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缩小,甚至被称为“群体性崛起”,但全球化发展到目前阶段,也面临难题。

   一方面,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虽不至逆转全球化,但对外经济政策一定程度趋向保守已经难以避免,全球化进程将步入“盘整期”。新兴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而未来一段时间,发达经济体恐陷入持续低增长,并伴随保护主义政策,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调整过去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转而更多通过内需拉动经济。近年,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整体上已经放缓,这些国家需要意识到这并非是短期的“偶然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趋势性。至少在中期内,全球化速度很难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同时,一些国家还面临资源过度使用、环境污染严重、人口红利消失等难题,经济转型压力非常大,这些都将是艰巨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亦要警惕贫富分化问题。贫富分化并非发达国家所独有,而是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普遍现象,机器取代人、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共性,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多个新兴经济体贫富差距都表现出扩大趋势。(49)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显示,贫富分化达到一定程度,会引发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矛盾,反过来掣肘国家发展。新兴国家还需未雨绸缪,及早从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中吸取教训。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季志业院长、冯仲平副院长、张力院长助理以及刘军红、王文峰、王鸿刚、张文宗、倪建军、宿景祥、陈向阳等多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此致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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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04日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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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