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 理论研究

“生态人”假设的当代困境及解决

胡小文

2017年09月14日 12:00

李凡
《哲学原理》2017年04期

   当下,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的恶化严重影响了人们幸福感的获得。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考察海南时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①,明确地将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衡量民生福祉的一个指标。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以及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不仅有助于每一个公民切身利益的获得,同时也需要每一个公民的积极参与。但是,我们看到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推进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的生态观念发生了偏差。表现为,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统治自然被视为现代乌托邦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人们逐渐“忘记”了自然规律对人的约束,逐渐“忘记”了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转而追求超越自然制约和生态规律限制的开发与掠夺。可以说,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首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培育“生态人”是可以期待的解决方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培育具有生态伦理观念的“生态人”却遭遇了一系列的困境。

   一、“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征

   要探讨“生态人”的培育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生态人”。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将这种人存在的新形态称为‘生态人’。”③另有学者提到,所谓“生态人”就是指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环境意识,掌握较高水平的技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存并协同进化的人。④从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首先,“生态人”是生态文明的主体承担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人”培育得是否成熟。其次,“生态人”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意识。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能够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不再秉持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与自然和谐共生。再次,“生态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生态人”能够自发地对保护生态自然的观念与行为进行反思和评价,主动预防生态危机,维护生态安全。

   从“生态人”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人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新形态。总的看来,生态人具有如下特征。一、生态性。“生态人”的首要特征就是他的生态性。生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生态人”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成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以人与自然的良性发展与和谐统一作为人类活动的追求目标。二、具有和谐的自然观和生态安全意识。“生态人”以生态的整体利益为其目标,将生态安全放在首位,充分考虑、恰当估计生态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引起的风险。三、有限理性。“生态人”都是进行理性思考的主体。“生态人”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也就是说,生态人的理性思考是要受到当时的社会条件等外部因素制约的。如果脱离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生态人”就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四、生态人具有充分的伦理素养,勇于承担对自然的责任。既敢于对过去负责,也勇于对未来负责,不仅承担与其权利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承担由于享有这一权利而对自然产生影响的责任,以及由于影响了自然而导致的一定的社会后果的责任。可以看出,“生态人”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被征服到尊重与被尊重、维护与被维护的转变。“生态人”假设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变成了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人们也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二、“生态人”假设面临的难题

   相比于工业文明下的“经济人”,“生态人”追求的是整体的社会利益,因此表现出了更宽广的眼界和更博大的胸襟。但是,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仅是一种理论的转变,更要求寻找到一种实践上的可能性。我们发现,要将“生态人”这一概念变成具有实际操作可能性的概念,就不能回避“生态人”假设遇到的几个难题。

   “生态人”假设的难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是“生态人”是否是现代人的生态化结果?换句话说,“生态人”是对现实的人加以生态德育培育即可以达成的结果,还是一种对未来生态性追求的美好设想?不得不说,我们提出“生态人”这一概念的时候,“生态人”被看成是前者。也就是说,在“生态人”假设的提出者眼中,“生态人”是只要经过生态德育培育即可能出现的新型主体。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我们知道,“生态人”的提出是为了取代“经济人”假设。在“生态人”假设的提出者看来,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经济人”假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用“生态人”替代“经济人”。但问题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是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人只能遵照经济规律行事,“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⑤,因而“现实的人”也只能是“经济人”。这是“生态人”假设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二是“生态人”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吗?在碰到第一个难题之后,有学者提出:“‘生态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完成,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⑥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生态人”是否是人格线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在古代文明、农业文明占主导的时期,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原始的和谐。在这一时期,人的主体性尚未觉醒,人完全遵循自然的规律行事,尊重自然是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也被称为“自然人”。而到了工业时代,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人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利用资本攫取一切资源,人成为万物的主宰,自然成为人的附属。这一时期的人也可被称为“主体人”。“自然人”出现于古代文明、农业文明,“主体人”出现于工业文明。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与这种新型的文明样态相适合的“生态人”被提出。但问题是,生态人是人的线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吗?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在建立生态文明之后,是不是必然会出现“生态人”这一新型的主体形态?与之相伴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先建立了生态文明然后出现“生态人”,还是先产生了“生态人”才使得“生态文明”的建设成为可能?这是“生态人”假设的第二个难题。

   三、“生态人”假设难题的产生原因

   ()“生态人”培育的理论困境

   我们在寻找造成“生态人”假设困境的原因的时候,不得不重新回到与其密切关联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问题上来。可以说,造成“生态人”的理论困境的原因之一即是不同的“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分歧。

   那么,我们就要明确什么是生态文明?不同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分歧是什么?

   关于什么是生态文明,我国比较早的论述生态文明的著作是1999年刘湘溶主编的《生态文明论》一书。在这本书中,刘湘溶教授指出:“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总对策。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文明的全面变革,它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主体的自觉选择,既是我们所憧憬的理想境地,又是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⑦而卢风教授在《生态文明新论》中给生态文明下过一个定义:“生态文明指用生态学指导建设的文明,指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文明。”⑧这里的文明包括器物、制度、技术、风俗、艺术、理念和语言七个维度。⑨而在姬振海主编的《生态文明论》一书对生态文明作了如下定义:“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⑩无论对生态文明的定义如何,他们理论上的共通点在于都主张人们用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活的环境,放弃对自然的过分掠夺,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但是,在关于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等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郇庆治教授曾经就此问题进行过表述:“首先,它(生态文明——引者注)主要是指现存文明的一种生态化过程呢,还是一种尚待构建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其次,它是人类文明史线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呢,还是对已有文明形态的实质性超越或偏离。……其三,它是广义上指称的现代文明的承继者呢还是对立物。”(11)

   鉴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生态文明理论大致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它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应该是在扬弃并超越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观点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性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它认为工业文明追求人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以及对资源最大限度的掠夺,其目的是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贪欲。工业文明下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被物化,其结果是消费主义盛行,过度生产、虚假消费层出不穷,而这些正是造成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可以说,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与生态文明是不相容的。只有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扬弃,生态文明的建立才是可能的。这一派我们可以看做是激进派。

   而另一派则对现代性和现代工业文明持比较温和的态度。他们认为生态文明只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生态文明就是人类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的文明行为。现代工业由于缺少了生态文明这一维度,所以才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为此我们应该补上生态文明这一部分。只要这样做,工业文明就会解决好自身的问题,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就可以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一派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温和派。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派的分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文明的界定;二是关于生态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三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关于文明的界定。激进派认为文明并不是指人类创造的所有的文明成果,而是专指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生存状态。我们将迄今为止的文明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了“文明”一词。而温和派的文明指的是人类创造的积极成果。因此,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文明”一词。关于生态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激进派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的逻辑是密切相关的,而资本就要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想要限制增长,实现“绿色资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美国的左派思想家布克金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而温和派则认为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课题。发展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经济增长又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标志。我们不能为了环保放弃了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温和派大多是经济主义者。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激进派认为,现代科技盲目追求对自然的全面掌控和征服,造成了科技的滥用,引发了生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进行科技的生态学转向。而温和派则认为,科技就是人类的文明成果,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无所谓科技转向。只要人们善用科技,就可以完成生态文明建设。

   可以肯定地说,两种不同论点的交锋对于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生态文明一词也更多地采用了温和派的观点。这是因为相较于激进派来说,温和派由于其更加切近现实因而具有更多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我们逐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变。但是,相较起来,激进派的理论更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和深刻性。

   除此而外,“温和派”生态文明理论也给“生态人”假设带来了理论困境。依据上文所说,“生态人”是新型文明的主体承担者,是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意识的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也就是说,“生态人”的定位是激进派生态文明理论的践行者。而我们现在建设的生态文明是温和派主张的生态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业文明的修补和改善,仍然是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的,因而是无法彻底剔除工业文明的弊端的文明形态。二者的不同定位就会造成“生态人”的理论由于难以契合当下的生态文明理论最终变成一种空泛的理想主义的设想。

   ()“生态人”培育的实践难题

   无论“生态人”立足于哪一种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人”都不能是抽象的人性假设,而必须是具备了现实性的、具体的人。马克思曾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12)因此,要考察“生态人”,就要考察孕育他的环境。

   “生态人”假设是相伴“生态文明”理论而生的。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面对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完成了经济转型后消费文化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物化、浪费的剧增、环境的破坏等新情况,着眼点是解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新问题,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协调与生态的社会。

   这就是建构“生态人”的时代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我国取得了主导地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原有的对人的依赖,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计划经济时代,人的价值体现在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国家对人的价值掌握着最终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奉献来获得价值肯定,相反,人有了新的表达自己价值的东西——消费。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是一种社会认同的过程。由于消费取代了政治成为了人的关注点,因此消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与此相应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盛行,弊端随之显现。由于人们更多地通过物来表达自己,因此人的价值被消解,人变成了物。随着消费观念被大众所认同和接受,获得更多的财富、消费更多的商品成为了人们的终极目标。在现代社会,消费能力的高低成为了衡量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指标。人不得不通过展示自己的消费能力来获得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其结果是,人们的社会期望、身份高低以及心理需求都通过消费行为来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不单纯是一种私人行为,而成为了一种价值展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表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话,只能通过物的方式展开。在人们抱着展示的心态进行消费的时候,消费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消费文化的兴起,消费文化的兴起引发了人的物化。我们知道,“生态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假设,而是未来的新型主体,因此“生态人”就无法离开他所生活的环境成为一种超脱的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人”也面临两难的抉择: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生态人”应该有大局意识,应该以生态系统的整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按照当下生存的状态,“生态人”只能通过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表达自己的需求以及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且随着消费文化的被接纳和认同,消费也不再是自主决定的结果,消费行为是否必要已经不再看它是否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还要参考他人和群体的消费行为。由此,人的消费行为被控制,消费欲望被引导,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成为人的指导原则。在这种情形下,虚假消费、炫耀性消费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人们除了用物质财富表征自己之外,很难找到真实的自我表达的途径,人的价值也很难实现,从而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对生态整体性的追求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四、我们的选择

   尽管“生态人”假设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理论困境,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态人”仍然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可以期待的方案。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人的素质的问题,因此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让人们树立正确地看待自然的观念,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之道。

   然而,“生态人”的培育并非朝夕之事,想要使“生态人”假设成为可能,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也是“生态人”假设具备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与基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明确表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这个生产体制连同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自身,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该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正如马克思主义调节理论家们所言),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3)因为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更多的人文关怀,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追求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因而能够对资本的扩张本性和经济理性加以必要的限制。

   但是,我们想要真正培育“生态人”,就要从制度、法律、理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几个方面入手。

   ()建立相关的生态保护制度,为“生态人”的培育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生态人”假设要成为现实,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共中央十八大报告中,专门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一提法,这说明制度建设已经得到重视并被提上日程。事实上,一项举措想要落到实处,制度上的跟进是必不可少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需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实行强有力的所得税制度,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让富豪们的超豪华消费产生示范效应,同时,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让所有人拥有过有尊严的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要建立专业的环境保护制度,包括建立生态文明水准评价机制、经济发展绿色评价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自然资源节约与开发制度等。生态保护制度的建设,是在制度方面对生态文明的肯定,它也为推动“生态人”的培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过法律政策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保障“生态人”的全面发展。众所周知,在公众形成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为模式的过程中,法律的惩戒和示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下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法律既能起到惩戒和威慑的作用,也能起到鼓励和示范的作用。对错误的行为加以惩戒、对正确的行为加以激励,使符合生态文明目标的行为得到制度上的保护,有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有助于“生态人”的培育。

   ()借鉴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生态人”提供理论支持。生态危机更早的出现是在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形成了许多比较有借鉴意义的理论,甚至许多西方国家也进行了一些改善生态环境的有益尝试。这些成果应该被吸收到理论研究中来。对于“绿色施动者”——即谁是生态实践的主体,西方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的“生态人”假设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践行生态消费、绿色消费。随着消费文化的甚嚣尘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践行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广义的低碳消费包括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可持续消费和新领域消费等五个方面,绿色消费即购买绿色产品等。

   ()转变思维方式,建立生态思维方式。生态思维就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的价值,维护生态平衡,养成保护自然的责任感,树立生态道德观念,提升生态道德素质。

李凡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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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4日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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