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旨归的文学建构
胡小文
2025年06月19日 03:13
刘娜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文学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具有生态内涵的文学类别，其体裁丰富多样，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等。近年来，生态文学的勃兴反映出外在契机与内在需求的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023年，生态环境部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生态文学为时而著，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潮流，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它所凸显的生态意识，在自然和人文之间构造起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文学桥梁，并最终导向人类呵护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实践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想。
生态文学
融合自然与人文
生态文学中往往包含着对自然环境形形色色的描绘刻画，但它与自然书写并不等同，其判断标准不在于是否描写自然，而在于文本能否呈现生态内涵。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意指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具体来说，生态文学是这样一种文学类别，它聚焦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敬畏世界上自然存在的参差多态，传达生态审美体验、生态伦理观念和生态人文关切，将人与非人生命及物质环境视为一个须臾难离、相伴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并将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视为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生态文学既满怀对天地万物造化自然的赞美，又充满对破坏生态之行径的批判与反思，无论作品中的自然是以理想家园还是以灾难警示的形式呈现，其间种种，都是为了探索摆脱生态危机的方法，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出路。
由于生态文学的包容开放和与时俱进，其概念的界定很难众口一词。较为权威的界定来自学者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该书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然而，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系统性的最高原则，其所指多少有些泛化。需要说明的是，生态整体主义意味着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实现和谐统一；意味着结合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公正的伦理原则的推动下，消除因阶级、种族、性别、物种等差异导致的环境剥削和压迫，剖析引发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在生态文学中，自然与人文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表现出融合交汇的样态。首先，生态文学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语言表达。生态文学当然包括对单纯自然的深切关注、对自然环境的生动刻画，但其不仅限于此，也可以将视线从荒野、乡村移至郊区、都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其次，生态文学可能反映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因素，例如，致使人与自然关系疏离冲突的社会情境。因而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造成的环境非公正问题，也成为生态文学新的关注点。最后，生态文学中生态整体观的兴起解构了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等二元对立模式。生态文学一方面立足自然之域，描摹自然、寄情自然，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根基；另一方面立足人文之域，反思并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的因素，即人对自然的态度、社会文化制度等，充满批判精神和生态责任感。作为反映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建构，生态文学既是生态整体主义指引下的文本呈现，又彰显出生态友好的审美之维与伦理向度。
生态文学
汇通古今与中西
我国生态文学具有多元化的思想渊源，可以归纳为贯通古今与中西的三类。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富含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文学作品中浸润着生态意识古已有之，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化具有的本土生态思想为我国生态文学的生发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圣先贤在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的生态观念，文人墨客感怀山水、向往田园的诗歌文章都为生态文学提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无论是《易传》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齐物论》中的“万物与我为一”，还是《礼记·哀公问》里的“天地不合，万物不生”，《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体现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整体观。古典文学中的生态智慧传承至今，铸就了生态文学的精神文脉与独特风骨。
第二，西方生态文学及其理论展现的生态意识对我国生态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英国的吉尔伯特·怀特凭借其《塞尔伯恩博物志》开创了自然文学的先河，之后英国浪漫主义和美国超验主义流派的重要作家也表露出明晰的热爱自然、诗意生活的写作倾向。威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及蕾切尔·卡森被视为“环保运动里程碑”的《寂静的春天》等作品，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学名著。大地伦理、动物权利论、同心圆模式等伦理思想也直接影响到生态文学的伦理向度。此外，研究生态文学的理论方法——生态批评，从1978年在美国诞生至今经历了五次浪潮的沿革，为建设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态批评提供了参照和借鉴，深化了生态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第三，当前我国百花齐放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理论与生态文学创作形成良性互动，连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中生态意识的传承和发掘，一起推动生态文学成为显学。民族文化中的众生平等观、万物有灵论等滋养出了一些生态文学佳作。很多生态文学作家由于自身经历和生活体验，对特定地域有着独特的人生感受与深厚的眷恋情怀，因而创作出具有强烈民族或地域色彩的生态文学作品。正如大兴安岭之于迟子建、阿勒泰之于李娟、川藏地区之于阿来、内蒙古之于姜戎。在全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氛围中，生态文学创作得到空前的时代机遇和助力。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进一步为生态文学创作明确了和谐统一、多元共生的生态整体主义路径。
自然的被认识、被感知、被保护无一不是经由人类来完成，人类虽为自然代言，但并非万物的尺度，亦非凌驾于万物之上。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有机联系，在包容差异的动态网络中与万物协同。在思想层面，生态文学试图消解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代之以主体间性，强调依存、互动的关联性；在实践层面，生态文学力求破除人对自然的统治与支配，确立保护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旨归，通过塑造宏大的生态观，从根本上反拨人类中心主义认知，推进生态实践。面对全球生态的普遍联系性与人类世之复杂现实，生态文学应继续引导生态整体观的价值导向，建构生生不息的文学体系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开拓全球化生态视野并实现在地化生态图景。
刘娜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