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 理论研究

当代产业形态的三大生态化转型比论

胡小文

2017年10月10日 12:00

陶火生
《体制改革》 2017年02期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着力,尤其是依托产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当代统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工业形态创新取得了主要成就,并且向着中国汹涌逼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随着全球工业产业的智能化创新日渐凸显,中国将如何发展制造业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针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开展一个比较性研究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中国绿色智造的科学性。

  一、借助信息网络强调能源革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16月和20122月,美国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实施“再工业化”。正是适应发达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工业化”战略,2012年,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提出了未来学叙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

  里夫金首先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而能源体系则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已经不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传统信息技术,而是通过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能源体系也主要指向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现代生产所依赖的石化能源。信息技术能够转变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把注重物质实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为注重信息共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将对资源环境产生重要的生态效益。

  里夫金强调了以可再生能源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体系。能源是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使用能源的方式能体现出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水平。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能源,可再生能源体系能够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污染,是适应低碳发展的绿色能源。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方式需要以信息化为中介的新技术,这就需要创立以信息化传播技术为中介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他认为:“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这种体系由建筑装载、部分地以氢的形式储存、通过智能网络分配、由插件连接,并且是零排放。整个系统是交互式的、整体的、无缝的。这种互联性正在为跨行业关系创造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服务于其他传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商业伙伴。”②只要能够合理储存、智能化使用可再生能源,人们就能够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不仅把可再生能源作为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世界性展开的发展动力,也作为现代产业形态的升级改造的能源动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观是一个系统的产业发展观。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网络化革命,更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五大支柱,分别是从传统的石化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在原有建筑物上安装发电设备、广泛使用氢和其他储存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建立能源共享网络、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概括起来,这五大支柱就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连接起来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为核心和动力的产业发展新形态,是生产方式的信息化、绿色化革命。新产业形态是当前全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蕴含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对现代人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论提出了现实的挑战。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经济具有分散式、合作型的新本质。里夫金认为:“新型模式在社会和市场结构上都追求扁平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道路。这一崭新的时代体现出企业家更加民主化的趋势,每个人都将成为能源的自主生产者,同时也需要合作的途径实现能源在本地、地区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共享。”③自然资源的民主化自主性,突出了资源使用者的生态责任,也突出了这种生态责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实质上是基于生产方式转变基础上的个体化、多样化、新社会化的变革。里夫金把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核仅仅看成一种直接的生产方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原则,所以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看成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看成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经济制度的新东西,这似乎有着明显的超历史性的虚妄特点。尽管如此,他关于新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能源使用方式的革命、能源的世界性共享等观点还是值得关注。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广泛的社会参与,这带来了民主化的新实践。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社群化、扁平化、网络化等。个人之间的利益分化、身份认同差异、政治诉求都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社会参与的民主实践,民主的表现形式显现为群体性的参与式民主。里夫金提到:“在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这一进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政府、工商界、公民社会组织都要参与。城市、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革命性变革,最终会影响到所有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都将改变。”④所谓全社会实践指的是社会的民主参与,以产业发展为内容,以政治组织为核心。在这里,里夫金看到了当代社会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规范和民主实践的进步,并且力图把这种社群主义的变化带入由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中来,这是适应时代特点的理论判断。但是,里夫金并不涉及民主的实质,而只是从表象化的形式方面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秩序的形态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里夫金提出,正是由于产业形态、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将由垂直型向分散型转变。一方面,“能源服务参与的民主化,是分散型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⑤;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时代,竞争的市场将越来越向合作网络让步。随着分散型资本主义的崛起,自上而下的垂直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被边缘化”⑥;所谓的垂直型资本主义指的是政治结构的层级管理呈现为上下联系,而随着社会各界的民主化参与,社会管理呈现为网络化的合作模式,或者说,这种合作网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资本主义的扁平化可以把个体对自然的生态责任直接地表现出来,也为社会组织表达个体生态诉求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基于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变化,会形成分散式的世界观。世界观不仅是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前见,也是在具体实践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新概括。里夫金强调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民主化和个人自主化发展形态。他提出:“在这一新兴革命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拥有自己的公司。所以,欢迎来到分散式生产的世界!”⑦在分散式的社会结构中,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了实践主体的个体化、自主化趋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就是意味着生产实践的个体化和自主化。在这里,自主的产业主体能够从事符合其价值选择和市场需要的产业实践,整个社会产业的个体化标志着分散式生产日益成为产业形态的主导形式。在此基础上,世界分化为个体之间的松散联盟,这表达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民主化趋势,但也带有明显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松散性质。在松散结构中,生态治理越来越变成个体自觉以及依赖于个体生态自觉的参与式治理⑧,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作用被贬低。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也需要转变社会观念。里夫金不仅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力图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变成世界性的产业模式、产业发展基础上的世界观。新世界观的建立以破除已有的国家政治和内部治理为前提,需要人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革。这不仅适应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深度交往和相互依赖,也能够为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积极的认识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泛大陆的洲际政治和全球治理”是一种政治乌托邦,不管全球化进程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国家利益的政治区隔难以真正突破。同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对于生态资源的分配主导权、国家发展的生态利益之间的分化、后发国家的生态权利也往往会被忽视。

  总体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帮助人们走向后碳发展的新时代,这是适应世界各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转变发展方式的。里夫金提出:“我们的关键任务就是要利用公共资本、市场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来完成将世界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时代和后碳时代的使命。这种大规模的转变要求我们提高生物圈保护意识。”⑨可以说,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事后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最根本的是转变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里夫金从碳排放、大气污染等角度把这种发展方式理解为“后碳发展”,以此来统合各种生态环境资源,有其显著的生态自觉,但有明显的片面之处。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污染防治。

  里夫金强调了绿色化的后碳发展与网络化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但是,他对智能化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德国“工业4.0”的智能化理念则更进一步。

  二、在凸显智能化中蕴含资源革命的工业4.0

  工业4.0是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新业态。人们认为,工业革命1.0是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结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经济社会从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转型到了以工业以及机械制造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工业革命2.0是从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领域大变革,这次工业革命形成了生产线生产的阶段,通过零部件生产与产品装配的成功分离,开创了产品批量生产的新模式;工业革命3.0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从此,机械能够逐步替代人类作业;工业革命4.0是强调未来10年即将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网络技术实现实时管理。

  工业4.0(Industrie 4.0)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迅速的认同。“工业4.0”研究项目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资助,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形成,并已上升为国家级战略。20114月,“工业4.0”理念首次在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201210月,以德国科技研究院(Acatech)赫宁·卡葛曼教授(Henning Kagermann)等为首的“工业4.0工作小组”受联邦科教部委托,开始拟定《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书》。2013年初,德国已有47%企业开始探讨工业4.0,其中18%已展开相关研究,12%启用相关技术。20134月,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发布《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2013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发布“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尽管工业4.0的提出者没有明确地描述新的智能制造具有什么样的生态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达中看出,这种智能化制造业的勃兴能够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主要关注工业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及其中的主导因素、相关影响等。森德勒(Ulrich Sendler)认为,新的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变革的核心在于工业、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全面交叉渗透。这种渗透借助软件,通过在互联网和其他网络上实现产品及服务的网络化而实现。新的产品和服务将伴随着这一变化而产生,从而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尤其是改变了人类与产品、技术和工艺之间的关系。这也要求工业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以便高质量地部署新工艺,并使其转化为具有经济上的益处。”⑩工业4.0是一个以个性化、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化、绿色化为根本特征的新型网络化产业形态,个性化体现了灵活性,大数据和互联网体现了分散性,智能化体现了创新性,绿色化体现了生态性。工业形态的升级突出地表现为智能化,其效益却包含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能源革命的话,那么,工业4.0强调了资源革命。工业4.0主要是推行智能化制造业,其核心就是要将大数据、工厂特定软件和制造技术的“硬件”创造性结合在一起。鲁思沃(Siegfried Russwurm)认为,工业4.0的理念是“通过充分利用嵌入式控制系统,实现创新交互式生产技术的联网,相互通信,即物理信息融合系统,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11)。随着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网络、计算机、信息、软件与自动化技术的深度交织产生新的价值模型,在制造领域形成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这样,产品的使用状态、产品的需求状态等信息就可以通过CPS得以精确化获悉,企业生产出来的每个产品都可以为人们所使用,避免了大量生产,节约了资源。CPS不仅可以降低实际资源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碳排放,在保护环境上发挥重大作用。

  工业4.0特别依赖于数字化信息技术,信息化技术把数据作为基本的要素,提高了生产的集约性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效率。鲁思沃认为:“‘工业4.0’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门子公司也正为实现这一目标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积极而有的放矢地改进现有机制。在通用研发环境中,通过‘数字化企业平台’将虚拟和现实世界进行融合,实现从车间到公司管理层的双向信息流和数据协同优化,是通往实现‘工业4.0’的必由之路。在‘数字化企业平台’中,不通的生产阶段间无缝衔接,数据可以自由‘流通’。全面集成是实现‘工业4.0’的必要条件。”(12)强调数据的流通和集成,能够提高生产管理的科技含量和内涵质量,跃出产品的资源要求和物质实体性,也能够更为高效地实现产品管理,减少生产的中间环节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数据代替物质实体还实现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移,人们对数据的加工和消费部分地替代了人们对物质实体的生产和消费,形成了新的物质生活方式,减少了资源使用量和污染物排放量。

  工业4.0主要体现在“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两大方面。“智能工厂”将不会再制造统一、毫无差别的产品,而是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千万种定制化的产品。“智能制造”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强调智能化的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依赖于生产管理的软件开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森德勒认为:“软件不再仅仅是为了控制仪器或者执行某步具体的工作程序而编写,也不再仅仅被嵌入产品和生产系统里。产品和服务借助于互联网和其他网络服务,通过软件、电子及环境的结合,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产品功能无需操作人员介入,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自主的。传统产品被具备至今尚不明了的特性的技术系统所替代。”(13)此外,鲁思沃也认为:“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和自动化软件技术,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一个新产品的上市时间可以因此减少50%。也就是说,利用同样的资源与能源成本可以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14)这种以生产管理软件为基础的生产组织能够极大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生产效率。人们用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智能化手段重新组织生产过程,把生产的智能化和清洁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物质资源的生产性消耗。

  工业4.0时代,网络化的合作显得尤其重要。鲁思沃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生产规划与实际生产的结合,生产数据一体化和生产服务的联系都成了决定未来工业是否成功的必要因素。”(15)新的工业形态能不能成功,不仅要有智能化的要素,还取决于网络化的合作。鲁思沃提出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已经不再像数字化信息技术那么简单,而是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全部联系中。网络化合作把不同环节、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智能化制造联成一体,实现了不同生产过程的无缝对接,使得生产按照科学规划的要求进行,避免了重复生产、物质资源的重复浪费等。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观念相比,生产环节及其组织形式的智能化转变包含了资源利用方式的智能化转变。通过智能化方式更高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当前清洁生产、低碳发展的最基本产业形态。生产过程中的两大基本物质要素——资源和能源,都能够得到更高效的合理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工业4.0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有着更广泛而又实质性的进步。但是,工业4.0的提出者和德国实践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工业4.0带来的生态效益,他们对工业4.0如何推进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控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们过于关注工业4.0的经济效益,而没有及时关注工业4.0的生态效益。

  工业4.0作为实践性的发展战略已经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201410月,李克强总理和德国默克尔总理联合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领》,重点提及希望在工业4.0方面和德国加强合作。这反映了中国充分认识到工业4.0为代表的产业新形态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转型的极端重要性。面对汹涌来袭的产业新形态,中国只能主动适应,解放思想,加强创新,才能发展出“中国智造”,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到全球智能化制造业的发展潮流和大力推进制造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虽然德国的“工业4.0”突出了智能化的趋势和重大作用,但生态意识却凸显得不够充分;而能够把绿色化和智能化有机结合起来的,则是绿色智造。

  三、应对两大挑战的中国“绿色智造”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其中,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适应智能化智造的潮流是其必须重点考量的两大挑战。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基本要素。然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是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根本变革。如果停留在传统的资源化生产方式中,生态文明建设就难以切实深化。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究竟如何转变?这给现存的制造业提出了重大的生态文明挑战。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制造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一度被称为世界的加工厂,就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制造业的新变化,中国制造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从产业形态来说,一方面是新兴制造业快速崛起,另一方面是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从国际竞争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把智能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展现出制造业竞争力;从国内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我国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制造业的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推动中国不断融合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来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机遇就是推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智能化创新,只有迎难而上,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从污染中国变成美丽中国。在挑战与机遇面前,智能化生产既带来了转型期的社会阵痛,也孕育着新形态的产业成长。

  近年来,中国提出和深化了应对制造业新发展而制定的国家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2013年年初,中国工程院、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专门组成“制造中国”课题小组,重点研究“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20139月,中国工信部出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重点要求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以改变中国制造业现状,使其在2025年跻身现代工业强国之列。2015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必须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就是要坚持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所确定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把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突出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强化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引领制造业的绿色发展。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实施中国制造2025,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开发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着力在一些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16)。两化深度融合,需要建立在网络化、数字化尤其是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基础上,其中,智能化尤显突出。这已经不是20世纪末期的信息化和数字化那种科学技术基础,而是高新科技的深入发展和更为广泛应用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必将是“中国智造”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是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基础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苗圩部长用“一二三四五五十”高度概括了《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内容。(17)尽管要全面提升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但是,中国制造业不能因循守旧、局限在原有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的基础上,而是要以大力发展智能化制造业为主体,以“中国智造”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标志。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极大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适应全球化的制造业竞争;大力发展“中国智造”,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由量增为主的制造大国转变为由质新为主的制造强国。

  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是显著的:一方面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从而避免发展的资源瓶颈;另一方面是减少环境污染,从而避免破坏生态。但是,传统制造业的物质基础仍然难以改变,因此,升级改造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仍然是有限的。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已经成为重大的现实需要。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当然也包含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全过程。那么,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智能化竞争的“中国智造”只能是“绿色智造”,是绿色化和智能化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的工业制造2025规划中,把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作为实现绿色发展基本方针的关键环节。根据《中国制造2025》,在全部产业发展中推行全面的绿色制造体系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中提出:“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加强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推广应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18)中国全面推行绿色制造,不仅加快了制造业的绿色升级改造,还通过不断增强绿色精益制造和全面推行循环生产方式来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最重要的是,不断地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就是把生态控制和智能控制相结合,减少石化能源的使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体系。

  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需要与智能化相结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就是要“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积极推行低碳化、循环化和集约化,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19)。相较于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和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全面性的重大作用。绿色制造体系主要表现为由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企业、绿色监管和绿色评价组成的一整套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产品和生产管理环节。当前,绿色制造体系肯定不能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而是必须和智能化制造相结合,把信息化、绿色化和工业化紧密融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要求,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能不能建成绿色制造体系,是中国制造业能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极为重要的环节。绿色制造体系能不能智能化则关乎我国制造业的水平和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的优劣存亡。

  从发展趋势来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越来越依靠“中国绿色智造”。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型智能制造业。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绿色智造体系和完善绿色智造体制机制,才会更加有效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加大传统制造业的两化改造。我们所讲的“绿色智造”是服务于中国制造业实际的,这就要大力加强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改造,按照市场决定原则,在政府指导下,淘汰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和生产方式,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要求,切实推进“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深化产业机制改革。绿色智造作为智能化制造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保障。在当前中国,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全面深化产业制度改革,激活制造业主题的创新活力。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全面深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让一切有利于绿色智造的要素充分发挥活力。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大力推进产业形态的智能化创新。智能化创新是当前产业创新的新形态,借助“互联网+”的网络化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生产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智能化创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创新需要大力发展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资源使用量,加大产品的智能含量。绿色智造以绿色为根本原则,以智能化制造为根本载体,如果没有智能化制造的承载,也就谈不上绿色智造。

  推进“绿色智造”,需要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绿色智造中,绿色就是生态原则。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原则是基本原则,这不仅是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的底线原则,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原则。坚持生态和谐的基本原则,就是在设计、规划、生产、合作过程中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使用作为基本要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以绿色化为基本准则,合理规划;按照生态文明要求,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建立完善的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建设绿色智造工程,协调增加绿色工程的分布面。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内涵式发展,建设绿色产业链;大力开发智能化的高新科技,加大引进和原创力度;对现代工业进行升级改造,分级管理,逐步向新兴业态转变;大力开发新能源,如潮汐能和风能等,引领后碳时代的新发展。强化绿色智造的推广和应用,调整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管理和产业决策的观念更新;不断优化绿色智造产品的实用性,提高绿色智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相比,中国式的“绿色智造”能够真正有效地把生态文明的基本原则和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绿色化发展和智能化智造的结合是绿色化和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即以智能化推进绿色化、以绿色化规范智能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深度融合需要制度保障,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为绿色智造提供这一保障,而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尚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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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日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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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