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也在不断加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已承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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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环境质量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财政政策是否会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样本采用1993-2014年中国的季度数据,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衡量环境变量,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估计模型,考察了环境质量和其他宏观变量间的动态变化。
二、文献综述
目前,中国解决环保问题的措施主要集中在节能减排方面,很多研究环境保护的文献都使用二氧化碳或者碳排放量作为环境变化的替代指标。在国内的文献中,研究方向包括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几个方面。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方面,陈诗一(2009)从不同行业和不同能源消耗量的工业企业切入,利用超越对数分行业生产函数对中国工业进行绿色增长核算,并指出二氧化碳排放不利于高耗能工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且只在少数行业发挥促进增长的作用。[4]在碳排放的变动趋势方面,孙建卫等(2010)利用各行业数据对中国历年碳排放进行核算,并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碳排放总量呈现缓慢减少后再快速增加的态势。[5]其中,技术进步是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主导因素,GDP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动力。在碳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方面,林伯强和蒋竺均(2009)提出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除了与人均收入有关外,还受到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结构碳强度的影响,且清洁能源战略的调整和积极的能源环境政策引导能够明显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6]朱勤等(2009)通过Kaya恒等式和LMDI分解法对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发现经济产出的持续增长是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可能成为碳排放新的增长点。[7]此外,鲁万波等(2013)利用LMDI对碳排放量进行分解,研究工业、农业、仓储邮政、交通运输、建筑业和零售批发这六大产业对碳排放的贡献,并分析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三个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8]
国外学者对碳排放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如,Calbick和Gunton(2014)研究表明,能源价格、经济增长和政府的环境干预是大部分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的主导因素,因此,通过政策改变现有的能源价格、经济增长模式等,能够显著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9]而在政府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受到较多财政干预,产生较大份额的再分配支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收入公平。当居民收入增加时,他们的需求水平会随之提高,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标准也相应提高。如果环境质量被看作是奢侈的公共物品,那么,只有当居民的生活必须得到满足时,人们才会考虑这项需求。因此,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只有在政府支出达到较大规模时,才会发生。
此外,财政支出可能会因为污染源不同(来自生产或是消费),而对环境污染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McAusland,2008)。[10]对于生产产生的污染,政府开支对环境质量影响有四种不同的机制(Lopez等,2011)。[11]在较高的收入水平下,政府通常会增加开支,使人们提高改善环境质量的需求(收入效应)。另外,劳动资本密集型活动相比人力资本密集型活动而言,对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组成效应)。通过增加政府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的支出来提高劳动效率,可以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技术效应)。政府支出可能通过促进GDP增长水平而导致更多的污染(规模效应)。
对于消费导致的污染,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增加卫生和教育等部门的财政支出,会提高消费者当前和未来的收入,导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增加,有助于建立环境方面的制度和环境监管,有可能促进环保机构的建立,进而提高环境质量(Fullerton和Kim,2008)。[12]此外,政府支出可通过改变消费品的构成,以减少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消费(Lopez和Palacios,2014)。[13]扩张性财政支出对污染物排放也起到缓解的作用(Halkos和Paizanos,2016)。[14]
本文利用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与环境质量进行影响效应分析,分别引入资源税数据和环境支出数据,进一步探讨财政政策对生产型二氧化碳排放和消费型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处理方式以及文中用到的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报告和报告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三、建立模型和数据来源
(一)建立模型
财政政策冲击是用来衡量财政政策变量的意外变化。由于缺少用来表示财政政策变化程度的宏观变量,因此,需要通过多个变量如税收、政府收支或其他政策组合来衡量财政变量。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衡量财政政策冲击时,将财政政策冲击看作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线性组合。在此基础上,引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变量进行研究(Mountford和Uhlig,2009)。[15]
此外,随着经济周期或者货币政策冲击的不断波动,财政政策变量本身会受到影响。如政府总收入在经济景气时增加,而在经济低落时减少;财政支出可能因为利率的降低而减少。这些因素也为财政政策冲击的识别增加了不确定性。具体的政策冲击识别方法,需要依据基础冲击的定义设定:SVAR模型中的基础冲击相互正交。所以,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冲击,首先假设基础冲击只包括三种,即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以及财政政策冲击。然后,分别识别出经济周期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此前提下,引入财政变量,与前两者两两正交,并在一定时间之内具备突然变大或变小特征的冲击向量,即可识别为财政政策冲击(Halkos和Paizanos,2016)。[14]
本文使用了Mountford和Uhlig(2009)的符号约束方法,在控制货币和经济周期冲击的基础上,使用贝叶斯方法进行计算,以确定财政政策冲击。[15]为了描述结构变量一步预测误差和结构宏观经济冲击之间的关系.
识别经济波动和货币冲击的主要目的在于分离财政政策冲击的效应,而不是观测这些变量在经济周期冲击下的震荡变化。换言之,在使用符号约束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时,一般假设经济波动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以及财政政策冲击的任意两者之间相互独立,先分别识别出经济波动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并将其剔除,剩下的冲击效应就可归纳为财政政策所致。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正交的前提,排除了财政变量对这些冲击的自动响应,可以避免类似利率受到财政政策冲击而产生波动的情况,进而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观察财政政策对排放水平的实际影响。如,能源价格是控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决定因素,这种方法可以确保财政政策冲击不与能源价格上升或经济衰退相关。另外,为了提高模型的识别能力,排除短期变化,所有变量从冲击施加一年后开始观测。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93-2014年中国的季度数据,包含10个宏观经济变量,每个变量各有84个观测值。这些变量包括:政府财政支出(剔除转移支付的部分GE);财政收入(GR);固定资产投资(IN);私人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SUMP);贷款余额(LS);广义货币供应量(M2);贷款基准利率(LI);国内生产总值名义数(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又分为工业排放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型二氧化碳和居民生活产生的二氧化碳——消费型二氧化碳两种。在分析中,采用的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同花顺数据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生产型和消费型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煤炭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数据来自IPCC,按照煤燃料类别的不同系数求平均得到)与当期能源消耗量(以万吨标准煤为单位)相乘得到。
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不仅表现为国家和企业投资过程中使用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进行生产,而且也包括居民在生活中因天气寒冷或使用私人交通工具而对煤、石油等的日常消费,且居民和企业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弹性不同或者变动周期具有差异,会表现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异。比如,如果企业面临较高的二氧化碳排污费,那么它倾向于对自身生产经营行为做出直接调整:选择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少的天然气来代替排放量高的煤炭,或者使用清洁能源、改进设备的燃料利用效率等方式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减少居民消费排放二氧化碳有很多因素互相作用,如交通、住房、企业生产等外部条件都会对其造成影响,并不像生产型二氧化碳变化趋势较好预测。因此,环境政策比较难以预测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短期效果不显著,需要更多的时间加以观察并调整,因而需要分类讨论。
由于中国通常使用贷款余额的计划管理来调节流动性,因此,本文选择了适用于中国国情的M2总量、贷款余额和利率衡量货币变量来衡量货币周期(王文甫等,2015)。[16]表1中是氧化碳排放量和宏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可以看出,政府总支出的平均值大于政府总收入,这说明政府在1993-2014年内大多遵循赤字政策。在本文中,经济周期冲击表示在冲击发生后的一年以内,财政收入、GDP,消费、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方向变动(标记为“+”)。货币政策冲击定义为在冲击发生后的四个季度内,在利率移动的同时,M2和贷款余额的反向移动(利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反向移动遵循“流动性效应”,标记为“-”)。除符号约束外,要求货币冲击与经济周期冲击正交,以排除货币变量对产出变化的效应,并假设财政政策冲击分别与经济周期冲击和货币冲击正交。财政收入冲击可定义为在冲击发生后的四个季度内使财政收入增加的冲击(财政支出冲击类似),由此可以排除财政政策变量的临时性和偶然性变化。此外,在识别财政支出冲击时,不对财政收入做任何限制;反之,亦然。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不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利率进行标记。表2总结了本文所用的识别策略。
四、财政政策的减排效应分析
(一)不同冲击下的碳排放效应
在进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时,首先对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ADF)和Philips-Perron检验来检测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所有宏观经济变量均在一阶差分后平稳,而
为了识别财政政策的碳排放效应,首先要估计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碳排放效应,然后将其剔除(Mountford和Uhlig,2009)。[15]而所有经济及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碳排放变动的效应,均可以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为了使不同冲击之间的碳排放效应具有可比性,本文假设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均为扩张性的,且置信区间设置为95%。①
1.经济波动
图1呈现了经济波动的脉冲响应图。在经济波动冲击下,投资、GDP和政府的收入增加,符合前四个季度同向变动的假设。产生这样的原因是,经济周期正向冲击会使总产量上升和居民总收入增加,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促使消费和投资增加。但由于税收制度或财政收入制度在短期内保持不变,总产量和总收入的增加会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因为没有对四季度后的变动进行限制,所以,这些反应是持久性的。在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持久性表明,经济周期冲击可能会增加资本劳动比率,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稳定状态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收入。
此外,政府支出在刚开始的四个季度波动较大,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具有逆向调节经济的倾向。当经济周期受到正向的外部冲击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政支出。但由于短期内经济周期冲击以需求冲击为主,需求增加导致产量增加,再加上政府对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一定偏好,因此,最终导致政府支出增加,以化石燃料和能源消耗为主的投资也随之增加。在图1中,贷款变动较为平稳且逐渐增加,大概是由于居民需求增加导致对消费增加,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倾向于贷款,以获得更多可支配资金。贷款利率在冲击后增加,可理解为政府限制货币供给而设定的经济稳定器。货币供给量在前四个季度内减少,可能说明政府为稳定经济而限制流通中的货币量;后期逐渐增加,可能是通货膨胀因素导致。
2.货币政策冲击
图2表示货币政策冲击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仅代表了货币政策的季度变化。施加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贷款利率下降,消费、投资、贷款前四个季度保持稳定,随后又下降。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的反应都为负。这些宏观变量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可能是因为当中国增加货币供给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刺激消费会降低贷款基准利率,企业和政府因为有足够的资金,投资得以保持稳定,随后也表现为生产总值的提高。但是,由于企业和居民贷款需求增加,促使利率出现上升的趋势,因此,消费和贷款在不久后又下降。
3.政府政策冲击
若政府收入增加,则在收入效应作用下,家庭可支配收入会减少。此时,家庭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更倾向于多供给劳动来增加收入,相应的消费也会增长(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情况),M2也会增加。政府支出伴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导致投资、总产出也会增加,贷款也因为政府更倾向于支出活动而具有增加趋势。
从图4可知,面对政府支出的正冲击,政府收入短期正向变化,但长期下降。贷款和M2长期增加,GDP长期增加,投资、消费变化大致相同,都是先增加后减少。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投资增加,宏观产出随之增加,居民也因产出增加而获得更多消费品选择,增加了消费偏好,最终导致消费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也会随之增加。但是,政府支出增加会带来税收、债券增加的负效应,居民消费在那时会相应减少,企业投资也逐渐下降。而政府收入随着长期支出的增加会出现先增加的现象,以适应支出需要,但最终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又会导致政府收入减少。
4.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
总结了两种类型的二氧化碳对不同类型冲击的响应②。在经济周期冲击下,生产所产生的排放量增加,但这种影响只在两年后才表现为显著变化。此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
在图5中,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面对经济周期冲击,呈下降趋势,冲击施加三年后变化显著。另外,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1.环境税收
政府税收收入来源有很多方面。本文剔除掉其他收入来源,仅从中国环境保护出发,引入2007-2014年中国资源税收入(排污费数据由于各省市存在差异且难以获取,因此,选取了标准统一的资源税)的季度数据进行观测,可以得到结果,如图6所示。
资源税的征税对象包括煤、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资源。因此,对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居民大都无法直接开采或生产资源税应税产品,只能通过生产部门间接影响。由于居民排放二氧化碳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因此,施加资源税冲击时,
2.环保支出
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也会影响能源消耗,进而改变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WITP)为例,观察中国生产型二氧化碳和消费型二氧化碳的具体变化。采用的方法与上述宏观变量相同(为了防止出现奇异矩阵,所有变量除M2和LI外都取对数)。
表4总结了在不同时间段的制度变量变化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预测方差,并描述了每个宏观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动态解释程度。结果表明,影响长期消费型二氧化碳(
对于生产型二氧化碳排放(
总体而言,在赤字融资的条件下,政府支出在中期和长期减少了生产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并在长期降低了居民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不过,政府支出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刺激经济,而不是改善环境质量。因此,政府支出可能存在环境“中性”,甚至造成环境恶化。前面的结果只是通过数据表明,增加政府支出,可能减少的中期和长期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相比于居民生活二氧化碳排放,政府支出对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更大。如果需要研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支出,则还需要通过政府总支出的不同类别展开分析。
财政政策的制定能够直接影响环境状况,即减少环境污染,或增加污染排放量。相比单独观测政府总支出,考察政府支出在各项目中的组成比例对环境的影响更有意义(McAusland,2008)。[10]如果政府支出更多地投入基础设施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则能够较好地改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由于财政政策的制定不同,导致政府支出对居民二氧化碳排放和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治理也产生不同的影响。
政府财政支出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教育、文体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等。从各级政府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角度看,中央主要负责制定环境保护政策,地方主要负责环境治理。所以,相比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在环保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往往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刺激。因此,可以从中国环保支出的总量上,对环保支出进行一般性描述。在相对量上,尽管中国环保支出在公共财政总支出中仍处于2%左右的弱势地位,但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央环保财政支出的绝对量不断增长,政府环保投资的相对规模也逐渐提高,一定程度上说明新增的财政支出正有效地保障着环境保护支出的持续稳定增长。那么,政府的环保支出是否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图7描述了二氧化碳排放对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出与环境保护支出冲击的响应。
该效应冲击主要描述各变量增长比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当分离政府公共支出和环保支出时,政府总支出的公共服务部分(PGE)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的刺激作用,而环保支出(EE)则对两种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抑制作用。但由于一般公共服务的作用更为显著,导致政府总支出对两种类型的二氧化碳具有刺激作用,如图5所示。另外,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选取1993-2014年中国的宏观季度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符号约束方法,分别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收入的增长对生产和消费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效应。(2)政府扩张性的支出政策会促进两种类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政府通过财政赤字或减税等手段刺激实体经济时,需要设立更加严格的环保制度来抵消由此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环境税收能促进企业内部结构调整,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特定环保项目支出来减轻污染。
(二)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对市场资源再分配仍有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因此,中国政府支出和收入对
1.通过增大环保支出比重,或者合理安排环保支出,包括设立环保专项资金、带动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引入私人资本形成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增设环保检测机构、利用绿色采购调节消费者和生产企业的资源消费偏好,从而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行一定约束。这样,能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兼顾环境问题,逐步提高中国的环境质量。
2.中国政府环保支出应逐步转型,从以环境治理为主向绿色生态开发不断过渡,从污染源头上实现生产过程中的低排放。
3.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宽环保治理力度,通过完善环境法和市场机制,逐步引导企业间的环保竞争。
4.在制定税收政策时,中国政府可以适当调整环保税种的征税环节,让消费者与生产企业一同承担税负。这样,不仅能减轻企业税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因此,通过降低需求来调节供给,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数量,最终达到调整企业产业结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