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理论”在法国
胡小文
2016年01月14日 00:00
陆扬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一、“索卡尔效应”
“法国理论”这个术语的原文不是法语théorie fran
一个例子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库塞于2003年所著《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怎样改造了美国的知识生活》，这本书于2008年被译成英文。就像法国的新潮理论总是墙里开花墙外先香，必假道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向世界每一个角落传播一样，这本《法国理论》也借此译本传回法国本土，成为巴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序言的副标题，就是“索卡尔效应”。作者开篇就说，在美国，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有几个法国思想家气场之好，历史上只有美国神话里的英雄和娱乐业的名流可以望其项背。更具体地说，这些在他们本土多遭冷遇的思想家，大体可以和好莱坞的西部英雄们一较高低。如德里达好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孤独的开拓者和征服者，说话云里雾里，可是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性；波德利亚有似格里高利·帕克，有种波西米亚的黑色野性，总是神出鬼没地亮相在你眼前；拉康呢，则是反复无常的罗伯特·米彻姆，充满杀机，又能出奇不意地引出反讽来。
关于所谓的“索卡尔效应”，当时引起的轰动应是记忆犹新。1996年索卡尔先是在《社会文本》上发表文章《超越边界：走向一种量子力学重力理论的变形阐释学》，引经据典，论证量子力学的新近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后现代哲学的离经叛道果然所言不虚。科学与人文关系向来不睦，有这等高见居然出自索卡尔这样一位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教授，《社会文本》这家后现代名刊自是喜出望外。可是不料想一转眼之间，索卡尔又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声明，说他纯然是跟反科学的后现代思潮开了一个玩笑。也许索卡尔本意就是玩笑？可是这个玩笑开大了，一夜之间，纽约各家媒体围绕“法国理论”展开热烈讨论。是否索卡尔完全正确，“法国理论”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抑或索卡尔事件压根就是一个阴谋，是在精心策划攻击法国文化？
据库塞观之，就索卡尔事件在美国的影响来看，有两个方面耐人寻味：一是美国的大学对它反应寥寥，仿佛将这一论争记录下来交付出版，是掉了身价。其中只有斯坦利·费希这位著名的批评家是个例外，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科学法则无异于棒球规则。二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报刊阵地仇视后现代主义，他们提醒读者别忘了索卡尔的光荣家世：他在尼加拉瓜教授数学，而且是推行强硬社会主义的桑定主义国家解放阵线(Sandinista)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坚决拒绝文化研究和解构主义的大祭师们称其为“左派”，认为那是“右派”送给他们的帽子。库塞这样描述了索卡尔事件的影响：
从巴西到意大利，从日本到《世界报》的专栏，全球的出版界很快就开始回应这场闹剧。大多数时候是谴责索卡尔的“科学主义”，同时也批评学院派们太热衷于营造自己的小山头，除了法国以外，每一个热心后现代的国家，都有诸如此类的山头，各自进口了些被美国化了的文化研究或“建构主义”。③
看来，索卡尔事件委实让法国人大吃一惊，他们实在没有想到法国文化居然会如此深深渗透到美国知识生活的肌理之中。其中一个显著结果便是美国精神生活的两极分化，诸如“人文主义”对“怀疑主义”、“保守主义”对“文化多元主义”等，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在理论的源头法国同步发生。由此观之，美国学界对“法国理论”的接受或者说“挪用”，是否多少也有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的嫌疑？
索卡尔事件有一个原型，确切地说，它的前身是C.P.斯诺的两种文化论。C.P.斯诺生于1905年，卒于1980年，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可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地道的小说家，尤其以描写知识分子的《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小说而著名。C.P.斯诺于1959年5月7日发表著名讲演《两种文化》，影响迄今余波未消。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是科学和人文，它们可以相互沟通吗？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需要人文，人文也需要科学。可是C.P.斯诺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沟壑，比如科学家大多没有读过狄更斯，反过来艺术家大多对科学也是一窍不通。说实话，斯诺对“两种文化”的描述已经是够乐观的了。我们的人文总是殚精竭虑地在标榜科学，反之科学对人文除非好奇和消遣，基本上是不屑一顾。C.P.斯诺抱怨英国教育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是过于偏重人文、忽视科学，认为德国和美国的教育做到了人文和科学并重，其良好的科学教育，使这两个国家在当今的科学时代更具有竞争力，可见斯诺也在责怪自己的国家轻慢了科学。我们今天怎么来看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特别是在后来围绕这个命题而起的纷争中，多被忽略的教育和社会体制的差异？今天科学已经成为舍我其谁的无冕之王，早已不屑于同人文来一争短长，这样来看“索卡尔事件”，它难道不是当事人先辈“两种文化”的后现代翻版？要之，这个“两种文化”的模式一版再版，又是说明了什么？
二、理论不宜反客为主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秉承“索卡尔效应”的疑惑余波，2011年10月21日在巴黎第八大学召开了一场题为“文学理论/法国理论”(Thèorie de la littèrature/French theory)的研讨会。注意这个拟题中的“文学理论”是法语，“法国理论”则是英语。到会的是巴黎第八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四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文学教授，研讨会的副标题，很自然也就是““法国理论”在法国、美国和中国的现状和接受”。在研讨会上朱立元讲解《当代中国文艺学概括》，主要介绍了高建平的相关论述。笔者用英文作了《法国理论在中国》④的发言，反响颇为热烈。由此给人的感慨是：英语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国际语言，即便是在最以自己的语言为自豪的法国首都。巴黎第八大学与文学理论的因缘，似乎可以比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同哲学的天然纽带。利奥塔、德勒兹、拉康、福柯和德里达，都曾在这里教过书。诚然，这些业已过世的大师们，究其身份都应该是哲学家，可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文学理论同哲学的甜蜜血亲，岂是三言两语能够了断？文学理论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理论”，它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至，单单就视而不见文学作品本身，这正是哲学睥睨世界的“第一哲学”王者气概。
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学系、近年专攻后殖民研究的法国文学批评家多米尼克·贡布(Dominique Combe)首先发言。他指出，所谓的文学理论，在法国是从20世纪60-80年代发展起来的。彼时的理论热情已经相当普遍，不但大学，中学也乐此不疲地在讲解文学理论。事实上，在英语国家所说的“文学理论”，在法国多指“文本分析”，比如叙事学。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文学理论具有太为明显的多元性，方法上具有多元性，内容上也具有多元性，没有哪一种文学理论可以自命为原生态的文学理论，它的存在形态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所以对于法国来说，它应该叫作法国的文学理论，而不是法国文学理论。同样我们还有美国的文学理论、英国的文学理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说到底理论不能反客为主。贡布指出，正是因为理论的多中心状态，今天所谓的“法国理论”，它的真实面貌依然是有待廓清的。在法国之外，它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语言、符号学、心理学等，都是旨在从总体的角度来把握文学理论。如英语国家每从巴特(Barthes)讲起，一直延伸到布尔迪厄(Bourdieu)，从B开始又回到B。从这两个B来看，罗兰·巴特近年重又成为热点，影响一直没有消失，但是如今更被看好的是巴特本人的文学思想，而不仅仅是他鼎力开拓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模式。布尔迪厄则是相反，其本人似还没有成为研究热点，但是他的社会学提供的全新方式，已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它不是卢卡奇传统的社会学，而是一种文学的社会学，以社会学为文学研究的方法，其前途或正未可限量。
但是实际上，“法国理论”同样是多样化的。多样化可以见于地点、空间、高校和出版界。60年代文学理论领域的教授集中在一些主要机构，如巴黎第八大学、巴黎第七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等，但是今天“法国的文学理论”传布更为普及，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中心。在出版界方面老牌出版社如伽里玛本来专门出版经典著作，后来也逐渐出版理论著作，一些后起之秀如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大量出版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近年更是以后殖民研究著述的出版而著名。还有互联网，一些网站专门给文学理论开辟空间，发布最新文学创作和评论，这对于文学制度化的形成，显然也是功不可没。
那么，“法国理论”作为法国的文学理论，它的内涵和外延又当如何确认？贡布的看法是，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是诗学，特别是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托多洛夫的结构主义诗学，在英语国家同分析哲学与美学联手，一路走红。但是今天同样是诗学，对传统诗学，如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兴趣重又回归，当然，研究视角也有了变化，揉入了人类学等新的因素。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被忽视的文学史研究重振雄风，过去被弃之如敝屣的作者生平和作品社会背景，再一次背靠理论，进入新的研究视野。但是贡布更愿意强调的是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培养学生的严谨，这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训练中尤其明显。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更是不在话下，如利科关于时间的论述影响到了叙事学，德勒兹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尽人皆知。文学理论与哲学结合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文体领域的创新，将各路新文化，如媒体、艺术、图像、电影等符号领域，也悉数纳入文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可见，理论必对实践有所依傍，它不可能仅仅是天马行空的高谈阔论。
关于后殖民研究，贡布认为，这个话题是美国和欧洲最大的分歧所在。同在美国一路走红相比，法国的后殖民研究显得落后，基本上是徘徊在边缘状态。在很长时间内后殖民主要是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与文学的关系不大。相关翻译文献也相对薄弱，主要是赛义德和霍米·巴巴的著作，斯皮瓦克的著作被译成法语，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这与中国对后殖民研究曾经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很显然多有不同，而且在法国针对后殖民的研究不乏激烈批评，如历史学家的批评：后殖民研究历史背景不完全，其多以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千篇一律削足适履，忽视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又如在方法上，后殖民研究被认为对文本重视不足，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常常淹没在泛泛的高谈阔论之中。故当务之急，莫若说后殖民研究所提供的历史和开放视野，可以促使人们来重新思考文本问题。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米歇尔·穆拉(Michel Murat)反复强调的依然是文本分析、作品分析。穆拉自谓历来教授朗松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其一，文本的维度，即作品的来源和内容；其二，社会学的维度，即作品写作的社会背景；其三，人类学的维度，即作者写作的心理机制，由此涉及种族等一系列文化人类学的问题。结构主义异军突起之后，一个直接结果是将文学研究从以上模式中解脱出来，“作者死了”一夜之间成为口头禅。传统的文学定义，如马拉美“文学语言”/“日常语言”的两分、普鲁斯特“文学的我”/“社会的我”的两分，纷纷土崩瓦解。在努力凸显文学本身特征的同时，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如作品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作者的生活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皆被无情放弃；侦探小说、科幻小说被划入次一类文学；即便是著名作家如司汤达，发表在报刊上的一批小说，也被打入另册。这些被结构主义抛弃的研究，后来改换门庭，转入其他领域，如文化研究和知识史的研究，在索邦巴黎大学的外围静静地滋长蔓延，诸如巴黎政治学院、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等。但心理分析是一个例外，由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它在学院的高墙内留驻了下来。对人的研究，则走向了自传体小说研究。
但是理论不能反客为主。穆拉认为，从结构主义起步的“法国理论”，它的遗产当然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其历史功绩在于使文学解脱了机械刻板的作者中心研究模式，不但提出了文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而且留下了一些优秀的阅读模式，如德里达读卢梭、德勒兹读普鲁斯特等。正是基于这一创新，今天我们才可以在新的基础，而不是在19世纪的基础上重启文学史的研究。由是观之，我们并非处在后理论的时代，因为所谓的“法国理论”从来就不是哪一种秩序井然的系统结构。热奈特、托多洛夫和巴特重视作品本身的分析，由此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法国式的诗学。但是福柯的文字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政治领域。德里达的身份是哲学家，波德里亚醉心于媒介与符号，克里斯蒂娃则是今天当红的媒体知识分子。但是说到底，理论不能反客为主。对此穆拉的看法是，这些大家在批评、批判中很有成就，他们是批判大师，但不是精神上的大师。这也是为何这些批判大师的著作，至今没有走进法国课堂，成为文本分析对象的原因之一。“法国理论”的批判大师们提供了种种结构和解构的方法，但是真正的权威，依然是作品本身。
穆拉所言应当说是不无道理。理论就此来看，终究还是未能在它的本土反客为主。其实“法国理论”即便在通过美国化而席卷世界的鼎盛时期，在其本土的处境也是颇为尴尬的。如福柯和巴特诚然是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教席，但是德里达直到他的解构理论名满天下的80年代初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的职称还是副教授，所以1983年他移师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同年创办国际哲学学院。这两个新兴机构，事实上后来成为新潮理论的大本营。因此我们不妨说，“法国理论”在它的本土虽然慢了一个节拍，但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解构主义”历程。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当年红极一时的“法国理论”？穆拉的回答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启示：“法国理论”将虚构与张力引入传统诗学，它前赴后继地提出了不少形而上或以自我为中心的假设，但是这些假设，最终都应在作品阅读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修正。
三、我们还需要理论吗？
今天我们还需要理论吗？回答这个问题，回顾“法国理论”被“美国化”的过程，应是不无裨益的。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它在第二故乡被“包装”的经历，与这一理论在中国走过的历程何其相似。米歇尔·彼埃森斯(Michel Pierssens)是蒙特利尔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用自己的话说，他在美国教学多年，不但是“法国理论”怎样流行美国的见证人，同时也参与了“法国理论”在北美的传播。在展开“法国理论在北美”这个话题时，他认为“法国理论”在美国的出现要早于20世纪60年代。故现在来谈“法国理论”，第一个名字应该是萨特。但是“法国理论”进入美国的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研讨会，拉康、福柯和德里达都参加了，它标志着新大陆存在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向。或者用后来的说法，进一步向后结构主义转向。地理空间的讨论很快成为新的热点，彼埃森斯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学术多成孤岛型发展。东海岸有德曼领军的耶鲁学派，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是解构主义的地盘；西海岸有加州伯克利大学，推举福柯和德塞都。但是美国学界没有选择支持哪一阵营，而是将之杂糅起来，建构出富丽堂皇的“法国理论”。这个新的理论系统开辟了新的局面，它的积极意义应是毋庸置疑的。如“法国理论”很快冲出校园，参与公共空间，不但影响了校园文化，而且影响了政治领域。不仅如此，正是在围绕“法国理论”头绪纷繁的论争中，美国迎来了新的研究趋向，如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就焕然已成新霸权的文化研究而言，在北美它就是“法国理论”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合流的产物。
“法国理论”被认为统治美国高校达30年。何以言30年？这是因为30年之后，在1996年同样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索卡尔事件。索卡尔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今天或许它余波未消，但是它究竟是否标志“法国理论”在北美的寿终正寝，见仁见智，各人应会有自己的看法。彼埃森斯所强调的则是，索卡尔是一个低调的物理学家，一向钟情于法国文化，喜欢法国美酒，并非专门要同法国过不去。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彼埃森斯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翻译的问题。关于“法国理论”的翻译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至于读者和论者无需问津原著，哪怕一句法语都不懂，也不妨碍满口“法国理论”。由此导致的热闹其实不无尴尬：直到今天英语系还是介绍引进外来新近理论的主要阵地，批评家一方面下笔必引“法国理论”，频频论述福柯、德里达，一方面对于法国文学和法国文化却可以是一无所知，对于今天法国本土文学理论复归作品和文本分析的走向，亦是少有关心。即便是法语系的研究，高乃依与拉辛也已是少有人问津了。彼埃森斯介绍说，他本人所在的蒙特利尔大学，就将原来的“法国研究系”改名为“法语研究系”，将魁北克和一些法语国家的文学，也纳入相关课程，同时引入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这是法国的失落吗，还是她的进步？或者，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今天美国又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法国理论”的陌生状态？
回到法国本土，我们可以发现对理论的钟情其实余波未平。曾经担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主任、长期研究法国戏剧家阿尔托的伊芙琳·格洛丝曼(Evelyne Grossman)，最后的话题是主体的脆弱性，以及势必引出的理论的谦卑性。格洛丝曼对文学理论在中国被定位为“文艺学”表示赞同，认为“文艺学”的意思按照她的理解，就是美学加上文学。但是说到底，格洛丝曼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是脆弱的。这不仅仅是身份认同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人的非人性问题。针对在法国中学里就告诉学生，16世纪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之前人不占据世界的中心，占据宇宙中心的是上帝这一传统观念，格洛丝曼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果真就能替代上帝的中心位置吗？今天我们怎么来看待人身上的动物属性即非人性？换言之，人的本性之中是否原本就包含了非人性？是否惟其如此，我们可望超越古典理性的人性概念，将人的各种无限的侧面包括进来？要之，德里达的一切皆可解构，唯正义和解构自身不可解构的著名命题，该是向我们呈现了怎样一种伦理困境？
同创立国际哲学学院的德里达相似，格洛丝曼也重申书写就是生存，生存体现在文字之中。语言问题在这里来看，应是多多少少给神圣化了。格洛丝曼认为，正是在对语言表达准确性的追求中，显示了文学与哲学的血亲关系。尼采和萨特可谓哲学家和文学家两者身兼，巴塔耶和布朗肖是热爱哲学的文学家，反过来德里达、德勒兹和福柯是热爱文学的哲学家。而这一切都是经由语言得到了表述，可见语言并不是人类的工具，不妨说它就是人的非人性本质，是将他者还给了自身。诚如在德里达和德勒兹看来，人永远是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在阿尔托看来，人使自己疯狂，是居住在自己身体里的他者。格洛丝曼的结论是，正是在语言这一非理性、非人性的特性中，我们产生了对文学与诗的迷恋。故而“法国理论”并不是巴黎出产的时尚，并不是趾高气扬的文字，反之“理论”是谦卑的，它提醒人的自我中心意识是多么愚蠢，提醒人的身上存有非人性的动物属性。由此引发出的性别研究，也可谓水到渠成。而理论真正关心的是主体怎样在传统中消解，是我们生命的短暂。总而言之，人性是脆弱的，而且脆弱得神秘莫测，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生的灾难、战争、暴力和死亡，就是例证。这样来看，德里达晚年痴迷于犹太神秘主义，阿尔托总是说上帝就在我的背后，该都是期望最终能给理论找到一个支撑点。
我们今天还需要理论吗？很显然“法国理论”没有断绝香火。哈佛大学的两位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克里斯蒂·麦克唐纳和苏珊·苏雷曼，于2010年合编的文集《法国全球：一种文学史的新方法》出版后一路热销。该书立足于从文化来重写法国文学史，不但重新梳理了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法国作家，而且视野跨越法国的民族国家边界，将全球范围的法语作家一并纳入叙述框架，这可以说是直接回答了，理论的热情平息，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也一并进入理论视野，对于法国文化是喜是悲的问题。新的空间、新的视角、新的文化，这一切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全球化的当代性。在题为“民族的与全球的”序言中，两位编者开篇就提出全球化文学史视野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一种世界视野中，来重读法国文学的全部磅礴历程？这个问题是本书的基础所在。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面面俱到让人疲于奔命，而是提供路线图。我们建议的文学史方法，是基于“全球的”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和回响，来作定义的。⑤
那么，“全球的”(global)又意味着什么呢？两位编者指出，“全球化”在文化的领域经常被用来替文化集权主义张目，趋同而忽略文化差异。所以它是法国殖民主义的一个形象写照，把法国对殖民地的经济和文化侵略粉饰为“文明使命”，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代又一代学童，就是在历史课上背诵着“nos ancétres les Gaulois”(吾人之高卢先祖)长大的。法国思想被阐释为普世思想，法国文学就是这普世思想中的灵魂。自从19世纪拿破仑建立公共教育体系以来，这个“全球化”的法兰西殖民文化传统，可谓根深源长。但是两位作者强调说，她们的“全球的”概念不属于这个传统，反之这个新的“全球”概念，就像一个GPS系统，它提供了一个无所不有的世界交通网络，让使用者随时知晓自己在这个网络中处在什么方位。支撑GPS的卫星运行在固定有序的轨道上面，可是使用GPS的人们，其运动轨迹却是即兴的、随机的，常常并无事先的安排。所以“多元的统一”这句老话，也还是适用于这个新型的全球化法国文学史的新视野。如此回顾前面贡布和穆拉重申文本分析、强调理论不宜反客为主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貌似回归传统的立场，肯定是不复拘泥于从泰纳到朗松的文学史视野了。
回到前文述及的《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怎样改造了美国的知识生活》一书，作者给该书的英译本专门写了一个序言“为什么奢谈理论？”。作者说，我们今天再来奢谈“法国理论”是不是太晚了一点？的确，今天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易帜，全球内战纷起，整个世界普遍处在前景不明的社会转型时期，后殖民、娱乐至死、宗教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继之兴起的全球化帝国，弄不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谁又是它真正的“公民”。在这样一个喧嚣动荡的年代，谁还有暇来光顾“理论”这个当年由法国流行文化和美国学院政治联手炮制出来的杂交品种？福柯也好，德勒兹也好，德里达也好，他们和今天全球秩序的失衡紊乱又有什么干系？即便是福柯的“生物政治”谱系学、德勒兹对“控制性社会”的评论，以及德里达的“无条件款待”，好像有的放矢，就是针对我们的现状而言？
今天我们还需要理论吗？回答是肯定的。库塞指出，理论在今天并不是明日黄花，它并不是怀旧哪一个黄金时代，同样也不是朦胧展示一个更好的世界。他呼吁以平和心态来看待“法国理论”：
今天当理论的激情和争论已经成为过去，同时理论静静地完成了它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我们将最终有可能用历史的方法、冷静的眼光来审视它，而不是像它在美国主导理论话语二十余年那样，满口新术语，全然不顾它的具体语境。言及理论，长久以来我们很大程度上要么是模仿它(如职业理论家)，要么是指责它(如守旧的专栏作家)，非褒即贬。超越这一“非此即彼”的立场，如今正当其时。⑥
对库塞的这一段话我们读来应该感到熟悉、亲切。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理论”同样是中国学界乐此不疲的话题。今天，当“理论”的策源地反思它的那一段异域的辉煌历程，进而重申文本分析和文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或许更多感到的是一种理论的迷惘。仅此而言，库塞主张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理论，就不是无的放矢。
注释：
①Sylvère Lotringer and Sande Cohen,ed,French Theory in America(London：Routledge,2001).
②如R.Barsky and E.Mèchoulan,"The American Production of French Theory," Substance 31.3(2002).Fran
③Francois Cusset,French Theory：How Foucault,Derrida,Deleuze,& C.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United States,English trans(Jeff For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7.
④中文稿见陆扬：《法国理论在中国》，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2年第5期。
⑤Christie McDonald and Susan Suleiman,French Global：A New Approach to Literary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ix.
⑥Francois Cusset,French Theory：How Foucault,Derrida,Deleuze,& C.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United States,English trans(Jeff For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