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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自由”的真相

袁文坤

2021年10月21日 02:02

中国社会科学网

美国自我标榜为“民主的灯塔”、“自由的港口”。但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拉丁美洲透视》杂志执行主编罗纳德·H·齐尔科特(Ronald H. Chilcote)撰写的题为《冷战与美国的拉美研究的转变》一文(载《拉丁美洲透视》杂志2018年第4期),以他自己的研究和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学术自由”的真相。

美国的拉美研究是从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演变而来的。因此,美国学者主要从“北半球人的视野”研究拉美。这一视野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以1823年美国发表的门罗宣言、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及“天定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情报工作,其活动先后由美国政府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以及中央情报局安排。

冷战初期,尽管美国与一些拉美国家建立了双边的安全和军事协定,但是,总的说来,美国对拉美的关注度并不高。1954年6月18日,在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操纵下,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发动了一场秘密政变,推翻了坚持反美立场的危地马拉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这意味着冷战战场扩大到了拉美。

1959年古巴革命后,反共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础。为了挫败日益高涨的拉美民族主义、左翼思潮和革命运动,美国对拉美爆发革命的潜力和可能性展开了一系列秘密研究,支持并多次实施了针对拉美的军事干预。

冷战促进了美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29个区域和国别研究项目,至60年代末,这样的研究项目已超过100个,其中包括多个研究拉美的项目。

学术研究需要经费支持,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乐于为其提供大量资金。大学—政府—基金会三方构成的三角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

在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美国国会图书馆西班牙美洲基金会(Hispanic Foundation)的有关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美国政府机构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成立了全国性的拉美研究学术团体——美国拉美协会(LASA)。后来,由于该协会的一些成员开始质疑美国对古巴和尼加拉瓜采取的政策,并发表了研究报告,因此,美国国会的支持力度就开始减弱了。也有许多学者不愿意接受大学—政府—基金会三方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要求学术界受政府的支配。这些学者广泛接触了拉美的进步思潮,希望用拉美的思潮替代美国的主流思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面临着被拉拢、被劝阻甚至被阻止的各种行为。但是,也有许多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愿意将他们思考的问题带到课程中,尽管这样做不利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

美国国防部曾派遣一些军官到斯坦福大学接受拉美研究方面的培训,使其成为“懂拉美”的军人。这些拥有硕士学位的军官为拉美地区的右翼政府镇压左翼力量出谋划策,甚至参与了美国在拉美的干预。例如,洛伦·帕特森(Loren Patterson)少校曾协助美国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策划了1964年初发生的巴西军事政变。

斯坦福大学一直充当军事和外交人员的训练基地。如在1968年至1969年期间,接受培训的詹姆斯·沃尔多·里德(James Waldo Reid)上校是一位准备前往阿根廷工作的军事情报官员。当时在阿根廷掌权的是军事独裁者胡安·卡洛斯·昂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ia),里德强烈支持阿根廷军政府的独裁统治。

美国政府在拉美实施反共战略时,利用了社会科学来预测和阻止拉美左翼的发展。例如,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利坚大学设立了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实施了一个名为“卡米洛特一号项目”(Project Camelot 1)。该项目的宗旨是通过调查有关拉美国家的人民对左翼的态度,研究如何在拉美遏制左翼的发展和革命的爆发。一些美国学者和拉美学者参与了该项目。一方面,有些学者对该项目的“帝国主义特征”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一些拉美国家也予以谴责,因此,它在实施一年多后就终止了。但它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许多学者无法在拉美开展实地调研。后来,一些学者与有关学术团体联合起来,谴责并要求取消有美国政府官方背景的这种秘密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西班牙美洲和葡萄牙—巴西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panic American and Luso-Brazilian Studies)所长罗纳德·希尔顿(Ronald Hilton)在他创办的《西班牙美洲报道》中不时批评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他的学生也通常会效仿他,发表一些不利于美国的文章。美国的一些媒体尊重肯尼迪政府的要求,不披露美国入侵古巴的计划(即“猪湾事件”),但《西班牙美洲报道》却援引危地马拉报纸《时间》(La Hora)在1960年10月30日发表的头版文章,称美国入侵古巴的时机已经箭在弦上,古巴流亡者正在危地马拉北部的雷塔卢勒和海尔维蒂亚军事基地接受美国的秘密训练。而且,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可靠消息也证实,一批古巴流亡者和军事装备已空运到危地马拉。《西班牙美洲报道》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

福特基金会曾承诺为希尔顿领导的研究所提供财政资助,但后来却表示,它的支持力度取决于该研究所的领导权是否继续掌握在希尔顿手中。斯坦福大学的档案资料表明,斯坦福大学的拉美研究项目遭遇的困境,与《西班牙美洲报道》披露了中央情报局入侵古巴的不端行为有关。1963年7月8日,斯坦福大学校方告诉希尔顿,美国政府要求对他领导的拉美研究项目进行重组。毫无疑问,福特基金会是否提供资助,是导致希尔顿被边缘化、乃至被革职的主要推力,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压制独立的批评声音。

一些在拉美进行实地调研的学者发现,他们的工作受到了美国官员的监控,并经常受到百般阻挠。例如,在智利从事劳工研究的唐纳德·布雷(Donald Bray)被美国大使馆告知,他不能采访左翼领导人,但他经常无视这一指示。他应邀在智利讲授一门政治课程时,经常鼓励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智利学生们对这种在智利大学课堂里不常见的做法很感兴趣,并积极阐述各种政治观点。但是,在下一堂课上,布雷居然发现,富布赖特委员会的负责人、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到场了。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机构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各行各业。中央情报局常为美国全国学生协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等学生组织提供资金,以强化学生中的反共思想,并遏制左翼思想在学术界的发展。卡伦·佩吉特(Karen Paget)根据她的个人经历、她丈夫为全国学生协会所做的工作、以及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有关档案,深入研究了在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如何把这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作为招募特工的手段、以及如何通过它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学生组织,使它们拥护美国。

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曾利用全国学生协会的资助,举办了几个讨论拉美左翼的学术会议。后来他们从1967年3月出版的激进杂志《壁垒》(Ramparts)的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中得知,这些资助的源头是中央情报局。于是,他们决定放弃对左翼的研究,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可能会对拉丁美洲出现的左翼运动造成一定的危害。

福特基金会早在1959年就已经设立了一个拉美项目,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波哥大(1962年)、圣地亚哥(1963年)、利马(1965年)设立了办事处。在1959年至1980年期间,它为拉美的社会科学项目专门拨款5000万美元。毫无疑问,福特基金会主导着一个专注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网络,致力于实现美国的冷战目标。

一些年轻的左翼学者持有的激进主义思想影响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理查德·哈里斯。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博士,对切·格瓦拉之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其中的作用。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次清洗中,他与其他40名反战的教职员工一起被开除。他一直无法在美国获得一份全职工作,后来只好去墨西哥任教。在那里,他与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他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于他积极支持桑地诺政权,再次被迫离开,于是就去了尼加拉瓜,后来才回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里湾)任教。

蒂莫西·哈丁(Timothy Harding)因参与巴西左翼政治而被美国安全机构贴上“非美国人”的标签。随后,在联邦调查局的施压下,他无法在美国找到学术职位。他回忆说,1963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一个职位,但后来校方告诉他,这一职位不能给他,因为校方与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交谈,并被告知,如果录用哈丁,学校就无法获得政府拨款的安全许可。此后不久,太平洋大学提供给他的一份工作也同样被否决了。福特基金会一直要求斯坦福大学对拉美研究进行全面的改革。当福特基金会的拨款到位后,哈丁在斯坦福大学得到的一个工作录用通知照样被取消。后来,尽管联邦调查局不断施压和干扰,他最终还是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一个职位。

小布什政府曾颁布一个规定,美国的学术期刊不得发表古巴学者的论文,违者将被罚款和监禁。《拉丁美洲透视》的一位编辑不敢对一位古巴学者的来稿进行编辑。该杂志执行主编奇尔科特挺身而出,对这一稿子进行了编辑并予以发表。与此同时,编辑部呼吁美国拉美研究协会抵制小布什政府的这一做法。该协会支持编辑部的倡议,表示要对美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小布什政府在诉讼的威胁下不得不放弃了这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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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1日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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