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历史的再书写
袁文坤
2025年11月07日 01:45
光明日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一方面反思民族主义同时寻求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讨论如何重建全球学术网络，进行世界历史的再书写，促进和平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这一使命的引导下，教科文组织首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倡议从科学人文主义视角审视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演进轨迹，以促进世界和平与相互理解。赫胥黎的朋友、剑桥大学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积极回应这一看法，认为有必要组建国际性专家委员会，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方式，系统梳理人类在科学与文化上的发展历程，从而帮助理解人类如何通过技术革新、文化交流和社会变革逐步迈向现代世界。
赫胥黎和李约瑟邀请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奠基人吕西安·费弗尔在内的诸多学者参与实施“人类史：文化与科学发展”（以下简称“人类史”）项目。1946年底，费弗尔代表法国向教科文组织提交报告，阐明全面研究世界多元文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费弗尔的提议分成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一方面，严格审视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机制；另一方面，深入探索各个文明对人类集体遗产提供的独特贡献。教科文组织成立之初开展该项目，目的是让科学家和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小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类史的科学和文化方面，同时展示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它们对人类共同遗产的独特贡献”。
经诸多国家专业学者审慎评议与多轮磋商之后，初步确立了人类史编纂框架。这一框架在于系统描述人类从古至今在社会组织与理解自然上的持续进步，强调知识、技术与文化要素的跨地域传播与交流，同时勾勒不同文明的独特发展模式，最终揭示那些促进人类团结与全球互信的根本要素，包括文明交流互鉴等。该项目采用全球视野的叙事结构：从各大洲的族群与早期文明起源入手，中间部分聚焦人类迁徙、经济贸易等引发的多元文化交融和碰撞，最后延伸到20世纪的现代转型。这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体现文化多元主义的规划草案，被分送给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国家委员会，迅速得到积极响应。该草案在促进和平对话与全球教育上的战略价值得到认可。例如，法国学界反馈，不应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正确的文明”，还必须均衡关注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以及“那些地理上较孤立且因征服而阻碍其发展的文明（印加、玛雅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推动人类文明的全球重构。
为了配合宏大的“人类史”项目，《世界历史杂志》于1953年正式创刊，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发表文章。该杂志旨在收集、刊载与人类史编纂相关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从而为《人类史》提供素材。主编费弗尔在杂志创刊号的开篇中明确指出：世界历史不应该制造怨恨，也不应该忽略所谓“小国”的贡献，而应将所有国家与文化“看作是一项共同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培育一种包容性的全球视野。该杂志鼓励各国历史学家针对其中发表的文章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跨国对话和迭代修正，成就《人类史》的权威版本。
最终，《人类史》被分成六卷，于1963年开始陆续出版，每卷由两三位历史学家担任主编，勾勒人类文明交流史，突出人类对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其中第一卷“史前与文明的开端”，叙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青铜时代的文明发展等；第二卷“古代世界”，展示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400年左右东西方文明在社会经济、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演变和相互影响；第三卷“伟大的中世纪文明”，分析大约公元400年至1300年人类在科学文化上的跨区域交流；第四卷“现代世界的基础”，聚焦公元1300年至1775年前后各个文明之间交流加深；第五卷“19世纪”，探讨公元1775年至1905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成就；第六卷“20世纪”，强调经济全球化加速时代的科学文化转型以及人类面临的挑战。《人类史》的十余位主编多来自西方，但每卷的参编者也有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专家。
随着1969年六卷本《人类史》全部出齐，一些内在问题和外部挑战逐渐“浮出水面”。这些问题不仅源于《人类史》编撰的局限，还反映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和地缘政治分歧。教科文组织及其后续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费德里科·马约尔·萨拉戈萨、松浦晃一郎积极回应这些挑战，引导世界历史叙事的革新。
首先，《人类史》没有均衡展现世界历史的图景，促使教科文组织领导层认识到对它加以修订的必要性。尽管《人类史》旨在表明单从西方或民族国家的角度书写世界历史不可行，但结果不尽如人意，这一点从篇幅安排便有所体现。其中关于非洲的内容仅占总篇幅的1.5%，拉丁美洲占比3.5%，而关于中国的描述也相对简略。又如，非洲和原住民社会通过传说、歌曲和仪式传承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1972年教科文组织实施“非洲口述传统研究十年计划”，召集非洲学者和国际专家收集并记录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口述资料，弥补《人类史》的不足。
其次，历史学涌现的新理论、新方法，使得《人类史》修订成为必然。按教科文组织的说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量史、女性史、历史人类学等史学潮流的兴起，使《人类史》中的一些概念、分析和结论“显得陈旧”。包括陕西大荔人头骨在内的考古发掘成果、古人类学研究，极大丰富了人类早期文明方面的资料，这些在《人类史》的修订过程中均得到吸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教科文组织主持编纂一系列区域通史，如《非洲通史》《拉丁美洲通史》《加勒比通史》《中亚文明史》《伊斯兰文化纵览》。这些区域通史与修订阶段的“人类史”项目拥有共同的编者或作者，他们都在教科文组织框架下，运用最新科学证据展示属于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再次，在“人类史”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乏苏联学者对它的批评。苏联在195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主持十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出版。1956年，苏联在科技史家阿纳托利·兹沃雷金领导下参与“人类史”项目。不过，苏联学者在历史分期、科学图景和苏联历史的写作等问题上，与西方学者存在分歧。后来，教科文组织深入实施“东西方文化价值相互欣赏重大项目”，涉及将《人类史》及其相关修订意见传递给世界青年。苏联也组织评审与写作团队，在《人类史》修订提案与章节撰写中承担重任，强调迁徙、商路与斯拉夫文化圈等在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学者全面参与《人类史》修订，使之真正变得具有世界性。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合法席位，并出席了此后历届大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教科文组织多次召开会议，邀请包括夏鼐在内的多国学者前往巴黎，讨论修订方案和写作大纲。1987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保加利亚历史学家尼古拉·托多洛夫为修订《人类史》访问中国，广泛听取人文社科学者的建议。夏鼐、严敦杰、庞朴等中国学者结合最新的研究资料，包括新中国考古的成果，阐述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给中外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影响。此外，塞内加尔、加纳、突尼斯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也参与到修订工作中，积极从内部视角写作自身所在区域或国别的历史。
最终，修订后的书名被改为《人类文明史》，于1994年开始出版，中译本于2015年推出。经教科文组织协调、400多位学者努力，七卷本《人类文明史》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有别于《人类史》。形式上，每卷分别包含综述、主题篇、地区篇、结论，其中主题篇展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地区篇则揭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内容上，不再按欧洲学界所通用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划分法，而是按年代顺序描述，尤其增加一卷细致展示16至18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关于中国、日本、朝鲜的内容也得到大幅度增加。基本全新的作者队伍，使得《人类文明史》焕然一新。
综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的世界历史再书写是教科文组织本身、各国政府、半官方组织和历史学家共同努力的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从理解人类团结和尊重多元文化的角度出发，融合人文社会科学最新成果，重写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