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发展传播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进路
袁文坤
2024年03月28日 02:18
张艳秋 陈远
《西亚非洲》2024年第2期20世纪60年代，在“非洲发展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界期待大众媒体及有关信息技术能够成为非洲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人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以学者和行动者的身份参与了非洲媒体促进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实验，并试图提出一种指导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原理与实践方法。发展传播学作为传播学应用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发展传播学可以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广义讲，发展传播学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传播的原理和实践。早期发展传播研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帮助它们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社会发展。这种视媒介技术为发展推动力的发展传播虽然存在时代性及局限性，但在20世纪普遍面临发展困境的非洲国家，讨论大众传播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联系的发展传播学及发展传播实践本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自独立以来，发展问题一直是非洲各国面临的核心议题。期盼和平与发展的非洲，在2015年第24届非盟峰会通过了规划未来50年非洲发展的《2063年议程》。这份非洲愿景和行动计划旨在以战略规划解决非洲发展问题，号召非洲各国政府和民众合力建设繁荣团结的非洲。非洲长期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许多问题与矛盾又与非洲国家的媒介体制及媒介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讨论非洲发展问题不能回避的重要视域。系统梳理非洲国家发展传播的实践进路与历史影响，对于理解非洲媒介发展与社会变革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愿景下，就发展传播加强中非传媒学术领域对话交流，对彼此共同推动“全球南方”发展传播新思潮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非洲发展传播问题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国内学者对于非洲发展传播问题的研究散见于各类研究非洲媒体发展历史、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著述当中，尚未深入探究非洲发展传播的历史与现实。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在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且目前学界对于非洲发展传播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众媒体的变迁，考察非洲发展传播的概念缘起、理论范式和实践历程，在归纳剖析非洲发展传播模式与实践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反思与前瞻。
非洲国家媒体角色与发展传播理论的嬗变
在传统非洲社会，信息的传递主要依赖人际传播。音乐、诗歌、舞蹈、口头话语及民间文化一直具有鲜明的传播作用。随着欧洲国家在非洲的对外殖民扩张和宗教传播，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也随之在非洲生根成长。非洲新闻传播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大致可分为殖民统治时期、民族独立及国家建设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民主化时期。这3个阶段都对非洲发展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殖民遗产”为非洲媒体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民族独立及国家建设时期为非洲发展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实践平台，民主化时期促使非洲发展传播走向多元范式，但也制约了媒体在国家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非洲国家媒体角色的历史演变
在殖民统治时期，大众媒体最初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出现在非洲大陆，客观上为非洲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基础。非洲国家独立后，大众媒体开始深度参与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媒体进入民主化时期后，媒体市场快速发展，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模式带来了负面化、商业化、娱乐化等一系列问题，同样深刻影响了非洲社会的发展进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欧洲殖民者逐步占领非洲大陆并掌控非洲的内外事务，西方殖民当局出于满足殖民者信息需求和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开始在非洲发展报刊和广播。非洲早期的报刊主要由殖民当局、传教士和西方移民创办。殖民者运用报刊和图书在非洲当地进行殖民政策的解释和宣讲，为了满足非洲人的信息需求，殖民当局还创办了以非洲本土语言出版的报刊，后期由非洲人创办的报刊也相继出现。同报刊一样，广播也是由欧洲殖民者传入非洲并受殖民政府控制的媒介。非洲的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于1925年出现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随后埃及、南非、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国相继建有无线电台。由于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人口文盲率很高，相对于报刊，广播成为殖民统治者更为重视的传播与统治手段。
大众媒体在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殖民时期非洲的报纸、广播及印刷出版带有鲜明的殖民统治工具特征，但同时以英、法两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客观上也促进了非洲大众媒体的发展，尤其是英国间接统治背景下的媒体政策为部分非洲国家的媒体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以英国殖民地坦噶尼喀为例，英国统治期间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本土新闻从业人员，在殖民统治末期，英国管理下的坦噶尼喀共注册登记了161种报刊。英国殖民当局建立的坦噶尼喀广播公司（TBC）在雇用的123人中，有94人是训练有素的非洲人。大众媒体非洲殖民地时期既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人的觉醒，因此也成为非洲人反抗殖民压迫的工具。例如，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尼雷尔（Julius Nyerere）、阿齐克韦（Nmamdi Azikiwe）等非洲国家开国总统最初都是民族主义报刊编辑。在殖民统治末期非洲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民族主义报刊在塑造非洲社会变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
利用大众媒体促进国家建设是独立后非洲国家媒体发展的重要特点。经济与社会发展是非洲国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农业、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问题尤为突出。如何利用大众媒体传播新技术、传播新思想并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提高国家凝聚力、经济生产力、民众健康和教育水平，一直是非洲各国政府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优先事项。作为传播促进发展与社会变革理念的积极推动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当大力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推动广播、报纸、电视和电影在内的现代大众媒体体系的建设，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由此，非洲各国独立后，以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为代表的大众媒体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国家的媒体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和覆盖规模。非洲领导人在国家独立后普遍重视大众媒体的作用，一些国家在独立初期制定了媒体发展规划与媒体监管政策，在殖民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官方通讯社、官方报刊、官方广播电台以及媒体监管部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50 年，非洲有23 个国家没有广播设施，而到1960年前后，没有无线电广播的非洲国家仅剩7个。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大力动员媒体参与国家建设。多哥、尼日尔、加纳、肯尼亚、坦桑尼亚、莱索托、塞内加尔、冈比亚等国利用无线电广播宣传卫生、教育和农业知识。赞比亚、利比里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博茨瓦纳等国利用农村报纸和促进扫盲教育、生育健康、农业改良等社会变革行动。可见，国家强干预主义是民族独立时期非洲媒体发展的显著特点。由国家控制的大众媒体传播政府声音，统一民众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重要宣传教育作用。然而，非洲国家媒体发展进程并不顺利。一方面，非洲大陆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尤其是非洲国家存在的政治动荡、经济落后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政府过度控制国家媒体，利用行政手段打击私营媒体，导致很多非洲国家媒体发展缓慢，媒体参与国家建设的实践未取得广泛的良好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诸多国家新闻媒体转型到“看门狗”和“第四权力”的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之下，非洲经历了民主化改革浪潮，其新闻出版业随之产生巨大变革，由国家主导的媒体部门最终向私营企业开放，广播和印刷媒体行业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据统计，198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10家商业广播公司；而到2014年，该地区已经有2 000多家私营广播电台以及300多家独立电视台。经历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改革和媒体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后，非洲国家媒体转向媒体监督模式，新闻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监督作用。随着大量私营媒体数量的进一步扩张，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陷入紧张状态。私营媒体在成为监督及批评政府的重要话语阵地的同时，也往往因财务压力及编播人员职业能力等问题难以保障其新闻质量。此外，社区性及商业性广播内容的媒体监管和行业规范均遭遇挑战。总的来说，非洲国家电台记者普遍缺乏职业训练，薪水较低，媒体内部的组织经营面临多方挑战，导致较为普遍的行业性腐败及虚假信息传播等问题长期泛滥。部分非洲国家政府紧紧抓住手上的公共或政府媒体作为“挡箭牌”，致使公共媒体成为政府的宣传机器而越发失去可信度及影响力，这均为非洲媒体发展及发展传播实践带来新的挑战。
（二）非洲发展传播的理论探索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美国知名传播学者丹尼·勒纳 （Daniel Lerner）、埃弗雷特·罗杰斯和韦尔伯·施拉姆为代表人物的发展传播学现代化范式，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传播技术和传播活动对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作用，大众媒体被认为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有力理论工具。作为发展传播研究领域的原点性文献，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1958年）、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1962年）和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1964年）共同勾画了发展传播的研究疆域。其中，勒纳在其著作中构建了发展社会学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认为大众媒体可以在个人、文化、政治、经济等层面全方位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国家发展中的“奇妙的放大器”。勒纳的理论创造性地探讨了传播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然而其主张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尤其是其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遭到了诸多质疑。
非洲国家独立后，西方传播学者对于研究如何利用媒体促进非洲国家发展有着特殊的兴趣。美国政府部门、基金会、大学、传播学者以及联合国及其下属的教科文组织是发展传播学在非洲扩散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罗杰斯和施拉姆等美国传播学者，既是发展传播的研究者，也是发展项目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为发展传播学研究标注了鲜明的行动研究色彩。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罗杰斯主持了关于尼日利亚东部农村社会传播问题的实地研究，罗杰斯带领在美国留学的非洲学者完成了多篇关于媒体促进非洲现代化的学位论文和研究报告。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施拉姆开展大众传媒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研究。施拉姆先后访问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尼日尔等国，对这些国家的实地调查深化了施拉姆对发展传播的理解，并在国际层面推广了他的发展传播理论。1964年，施拉姆出版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以生动的案例分析了大众媒体对于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勒纳、罗杰斯和施拉姆的推动下，发展传播的现代化范式逐渐成形，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发展传播学现代化范式对非洲发展传播理论本土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发展传播“非洲学派”的发展则是建立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之上。非洲国家独立初期赴美留学的非洲本土传播研究学者普遍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传播促进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研究。由就读于密西根州立大学的非洲传播学者完成了一系列学位论文，如《尼日利亚东部的系统变量与农业创新》《信息与现代化：东尼日利亚农民研究》《信息技术与农村发展战略——以尼日利亚计划生育和卫生保健为例》等，开启了发展传播学非洲本土化的研究进路。20世纪70年代，非洲国家发展传播实践并未取得良好效果，现代化范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受到了非洲和拉美学界的广泛批判，现代化范式的主导地位逐渐动摇。非洲国家领导人、传播学者对于非洲媒体本土化发展的思考为发展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导入了非西方视角，把非洲的历史根源、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与发展传播相结合，探索适合非洲本土的发展传播模式。非洲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在反思主导范式的基础上开始一分为二：一方面，在依附理论的指导下支持非洲本土媒体的发展，非洲传统媒体也重新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则支持国际组织和西方传播学界提出的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式传播，注重社区传播和专题性传播。发展传播的实践也更加转向以非洲国家为中心。非洲本土发展传播理论由此开启了多元化的讨论视角与探索模式。
非洲发展传播的实践进路
从1960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举办了有关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问题的研讨会，其中也讨论了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西方国家的推动和资助下，发展传播研究与实践在非洲多国开展，客观上对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媒体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非洲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陷入政治、经济发展困境，以及现代化范式在实践中暴露的诸多局限性与矛盾性，非洲本土的有识之士开始对现有信息传播秩序提出质疑和批判，尝试探索媒体本土化发展道路。在现代化范式和批判范式之后，参与式传播、赋权理论、社群主义、可持续性理论等新观念为非洲发展传播实践注入了新的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发展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演进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因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情境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可以说，非洲发展传播实践及其研究是一个各方辩证对话和共同建构的过程。
（一）现代化范式与发展传播的国家行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传播理论强调传播技术的扩散和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的更新。发展传播理论一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政策的理论依据。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非洲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以推动非洲国家媒体促进社会变革的实验。非洲国家自身也借助外部资源，在殖民遗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本国大众媒体事业，动员媒体参与国家建设，通过控制大众媒体影响和塑造公众的舆论、行为和态度，发挥大众媒体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政治、教育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无线电广播是非洲国家独立初期推动发展传播实践的重要平台。当时，报刊印刷媒体因主要集中在首都和大城市，且通常以英语或法语出版，无法触及最广大的非洲农村地区。对于非洲国家政府而言，无线电广播是最负担得起、最有效和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形式。坦桑尼亚媒体官员曾指出：“广播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基础。在坦桑尼亚，大多数人是文盲，他们不能阅读或理解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只有广播才能教育所有的人。因此，收音机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资产，正确使用这项资产的唯一方法是把它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非洲国家在独立后通过国家控制的广播电台开展了大量传播活动。这些活动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面向农村与农民，二是突出教育功能。例如，尼日尔1958年开播的官方广播电台“萨赫勒之声”（Voix du Sahel），其所有节目都是面向农民，其中新闻节目占27%，教育节目27%，音乐娱乐节目27%，文化节目10%，广告和通告 9%。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发展传播实践中，坦桑尼亚开创了利用无线电广播制作“人民新闻”的发展传播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电台（RTD）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多项全国性的无线电教育运动，动员人民集体收听广播和参与学习。1970年，坦桑尼亚政府推动了一项名为“选择在你手中”（Uchaguzi ni Wako）的全国性广播教育运动，该运动利用广播和印刷资料，引导人民通过集体学习，了解和参与国家的选举。1973年，坦桑尼亚卫生部与达累斯萨拉姆电台合作推出了“人民健康运动”（Mtu ni Afya），旨在教育坦桑尼亚人民重视个人健康，提高卫生水平。坦桑尼亚卫生部为该运动编写了学习材料，达累斯萨拉姆电台通过音乐、戏剧、访谈、诗歌等不同的节目形式宣传环境卫生工作。1973年和1974年，坦桑尼亚出现粮食减产和食品短缺，推动农业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达累斯萨拉姆电台推出了“粮食就是生命”专题广播节目，通过传播耕作管理知识提升民众的农业生产技能。可见，教育是当时发展传播的重要任务，而广播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功能，把发展有关的知识和信息传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中。
在无线电广播之外，非洲国家还通过设立地区性的新闻机构和报刊促进社会变革。坦桑尼亚、刚果（金）、喀麦隆和赞比亚都设立了省级新闻处，专门报道地区新闻。加纳、赞比亚、利比里亚、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博茨瓦纳等国大力发展农村报纸，制作更符合农村受众理解能力的新闻内容以促进扫盲教育、生育健康、农业改良等社会变革行动。1974年，在联合国的援助下，坦桑尼亚开启了建立农村报刊的发展传播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确保农村人口的终身教育；为农民提供阅读材料，防止他们重新成为文盲；为读者提供实用的信息，以改善文化技术和健康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条件；确保读者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为政府和农村人口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个工具；向大众灌输读报的习惯。坦桑尼亚开展的农村新闻项目出版了多份斯瓦希里语报刊，向农民提供时政知识以及实用的生产、生活技能。
独立初期的非洲国家媒体报刊和广播承担了重要的信息供给和教育功能。在发展传播的实践中，国家行动、面向农村和强调教育功能成为这一时期非洲国家发展传播实践的重要特征。1974至1978年，埃塞俄比亚投入大量资源开展了农村教育发展运动，政府动员了6万名学生前往农村地区，旨在改变农村地区面貌，改善农民参与自身发展的条件，并充分动员大众传播媒体作为向农村地区传递发展信息的工具。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国家层面的发展运动在其他非洲国家也得以蓬勃展开。
与现代化范式暗含的“全盘西方化”取向不同，非洲国家的发展传播在实践过程中显然并未完全“对号入座”，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可贵的自主性。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发展传播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媒体促进政治稳定和国家建构。在引进西方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同时，虽然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初期的政策都提出要保障新闻和媒体自由，但并未全盘接受西方的传播模式和理念。而是依据非洲国家的社会条件，通过政府监管和引导，发挥媒体对于国家、民族建构和调动发展资源的作用。
（二）批判范式与非洲媒体本土化发展
20世纪70年代之后，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非但没有全面发展，反而遭遇了一系列挫折，政治动荡、社会失序、贫富差距扩大、传统文化流失等问题日益突出。在媒体领域，非洲国家的新闻市场逐渐沦为西方媒体的单向输出地，丧失了媒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在实践上的指导作用受到了广泛质疑，发展传播理论出现了新的研究进路。发源于拉美传播学界和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造成了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具有依附性，包括非洲、拉美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难以摆脱贫穷落后，并非是现代化理论强调的落后内因论，而是因为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发展传播现代化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缺陷，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盲目鼓吹西方发展经验的普适性，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情。主导范式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过于激进的发展变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使得反现代化的声音重新得到响应，反而破坏了通向现代的可能性。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也明确指出，“发展传播学无非是一套把非西方世界纳入到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世界等级体系中去的权力话语”。此后，根植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发展新闻理念成为发展传播的重要研究方向。
同样，非洲的政治领导人和传播学者也敏锐地意识到，全盘接受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媒介理念将会制约国家发展。因此，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家和大众传媒的依附问题成为非洲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大力倡导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在经济上实施进口替代政策、补贴本国工业、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来刺激国内工业化增长，以减少或切断与发达国家的依赖关系。随后，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延伸到了传播领域。77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要求建立新的世界信息和通信秩序。“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信息单向流动的局面，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平衡信息流动，提高本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非洲传播学者班达的观点，依附理论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媒体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早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的新闻理念重新获得了非洲国家的重视。在1963年的第二届非洲记者会议上，恩克鲁玛阐述了“革命新闻”的理念。恩克鲁玛指出，非洲媒体必须带有革命的目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即在非洲大陆上建立一个进步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把人们从各种匮乏与不公正中解救出来。肯尼亚政府官员在197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也指出，非洲需要一个基于非洲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完全忠诚的大众媒体，而不是东方或西方的复制品。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和塔斯社在非洲的强势存在使非洲国家意识到了本土传播的危机。非洲国家希望有更大的主动权控制国内的信息传播，打破西方媒体的信息垄断，提升非洲本土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1979年7月，第16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决定成立泛非通讯社（Pan African News Agency），总部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泛非通讯社旨在改善国外通讯社主导非洲新闻的局面，希望发出非洲独立、正面的声音。非洲各国也陆续出台政策，使本国通讯社控制国内新闻的采集、制作和分发工作，从法律上规定非洲国家通讯社作为本国唯一新闻制作和管理机构的地位，以求避免强势的、来自西方的国际新闻在非洲的单向传播。
在非洲本土媒体发展过程中，发展新闻（Development Journalism）的理念逐渐成为非洲媒体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发展新闻学对内强调媒体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对外主张推进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作为一种利用大众新闻媒体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路径，发展新闻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受到非洲各国的欢迎。有学者指出，非洲的发展新闻主要关注两方面：一是消除非洲国家对于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二是促进传统的、以部落为基础的基层社会支持新生的非洲国家。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传播学者不断为发展传播赋予新的内涵，媒体被视为国家发展的枢纽，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体的首要作用是支持国家发展目标。可见，所谓“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当时并不被看重。在发展新闻的原则中，媒体必须按照国家既定政策，接受并执行积极的发展任务，媒体自由应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实现发展目标，国家有权对媒体进行干预或限制，媒体在内容上应优先考虑本国文化和语言，应优先考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媒体合作。
在发展新闻的理念指导下，部分非洲国家进一步收紧媒体监管政策，私营媒体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按照英国学者格雷厄姆·米顿（Graham L.Mytton）的观点，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即政府拒绝给予私营媒体要求绝对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可以用来对付大多数没有发言权的人。例如，1972年，坦桑尼亚政府成立的官方媒体《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发刊词就指出，像所有真正的革命活动一样，媒体的任务不需要自由主义。在经历了独立初期的媒体政策探索后，非洲政府控制广播和印刷媒体成为明显趋势，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贝宁、扎伊尔、莫桑比克等国均对媒体采取了严格的监管措施。1977年，尼日利亚政府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每日时报》（Daily Times）进行国有化，喀麦隆、赞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20世纪70年代也开启了印刷媒体国有化进程，部分国家如赤道几内亚、马拉维和中非共和国一度禁止外国记者采访。总体来看，如果说现代化范式忽视了非洲社会结构对发展传播效果的影响，那么依附理论和发展新闻实践则导致非洲政治对于媒体的过度干预。依附论理论指导下的非洲媒体本土化发展处于“破而未立”的阶段，虽然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非洲国家走上独立自主道路并在部分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非洲并未提出一个本质上区别于现代化范式的方法论。
（三）参与式传播与赋权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理论进入第三代范式的构建阶段。非洲发展传播逐渐转向以参与式传播为核心的多元范式。鉴于非洲许多大规模的、集中的、政府发起的发展项目没有取得显著效果，这促使政府和学界寻找新的发展途径。发展思想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由此发生重大转变，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成为发展传播学关注的重点。非洲发展传播的实践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国家层面依赖大众媒体开展的统一传播活动，二是依赖基层媒体和人际传播开展的小规模的基层传播（也称为社区传播）活动，后者通常被定义为参与式传播。与现代化范式相比，参与式传播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指挥模式，而是自下而上的传播及多元对话，提倡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国际援助对非洲国家参与式传播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联合国、西方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成为非洲参与式传播的主要支持者。冷战结束与民主化浪潮促使非洲国家几乎集体转向西式自由新闻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20多个非洲国家通过立法确定了国内商业广播的合法地位。随着非洲私营媒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西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其他捐助者开始大量向非洲媒体提供援助，推动非洲国家通过媒体私有化和商业化进程走上西方发展路线。在赋权、社区传播、参与式传播理念的影响下，西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国家社区媒体的发展投入了大量资金，为参与式传播在非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其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都积极向非洲国家提供发展传播项目。代表性的案例是1994年在津巴布韦哈拉雷设立的“南部非洲传播促进发展”项目（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该项目获得了意大利政府资助，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赞比亚等六国具体执行。该项目强调以人为本的传播，广泛邀请非洲政府、高校和农业专家参与项目设计，为南部非洲国家培训农业项目推广人员，使他们掌握媒体技术，提升农村的媒体使用水平。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尼日利亚多所学校启动了广播宣传节目鼓励学生重返教育，重视个人健康。
赋权成为参与式传播项目的核心话语，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方面向广大贫困人口赋权，从而发挥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参与式传播更强调地方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发展传播的目标不再仅强调动员人民建设国家，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转向满足人们包括营养、卫生、教育、健康方面的基本需求。除联合国外，一些非洲国家内部也积极推动参与式传播。例如，1992年尼日利亚政府推出了两个参与式传播项目——公共服务宣传运动和家庭计划图标运动，旨在促进尼日利亚的人口和妇幼保健教育。该项目在策划和实践中较好地使用了参与策略并做了大量效果评估工作，众多尼日利亚家庭参与咨询、评估与讨论，较好地发挥了受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参与式传播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非洲蓬勃开展，至今仍在发挥影响力。以社区媒体为主的参与式传播项目不再强调动员民众参与经济建设，而是注重满足社区和基层民众的需求，动员和激励民众通过媒体获得政治、经济、教育、健康等方面的知识，这让非洲基层民众超越自身所在社群，认识到多元化的外部世界。有学者认为，参与式传播强调发展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现代化范式和依附范式“两种世界观的精华”。
参与式传播融合了多种传播范式与策略并逐渐成为主流，但其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缺陷与不足。参与式传播强调的“赋权”在实践中却始终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赋权”往往意味着对另外一些人的“去权”，这种与既得利益者的协商式“去权”正似与虎谋皮，难免导致冲突和抵制。此外，把关人的缺失、权力结构不平等、资源配置不合理、传播者媒体素养的缺失等因素，都制约了非洲民众利用和使用大众媒介参与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参与式传播项目确实有助于赋权非洲弱势群体，但无法改变非洲国家面临的整体经济问题。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传播学所面临的语境和情景也不断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传播技术在非洲的发展应用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去中心化和用户高度参与的网络推动了发展传播理念的进一步变革。非洲发展传播的研究与实践更多的趋向于如何利用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突破阶层鸿沟和传播壁垒，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公民参与社会运动与媒介素养运动也成为近年来发展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参与式传播项目聚焦于增强青年、女性或弱势群体使用媒介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非盟《2063年议程》提出了以人为本追求发展的目标，指出通过技能培训，充分发挥非洲女性和青年的潜力，使其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与发展传播中的参与和赋权理念不谋而合。
在互联网时代，非洲发展传播聚焦的问题，如减贫、乡村发展、教育培训、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儿童与妇女权利等方面，使之具有广阔的实践空间。但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文化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等传播问题对参与式传播实践产生了新的挑战，参与式传播如何兼顾宏大视角与人文关怀，如何更贴近转型期的非洲社会需求，仍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
非洲发展传播的困境与前景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媒体促进传播与变革的社会实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建设以及非洲领导人对媒体发展的重视推动了媒体广泛地参与到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中。然而“媒体总是带有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态和色彩，尤其是媒体反映了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体制”。大众媒体在非洲国家绝非客观独立的力量，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导致媒体未能发挥应有作用，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困境，传播促进发展的理念受到诸多质疑。在现代化范式衰落之后，参与式传播并未担负起非洲媒体发展传播的使命与责任。反思非洲的发展传播，才能对其前景进行展望。
（一）非洲发展传播的困境
发展传播在非洲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无法与媒体进行有效的协作。21世纪新闻业和社会普遍面临的规范性和认识论挑战，非洲的新闻业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国际社交媒体成为非洲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非洲传统的新闻机构面临大量的受众及广告流失，捉襟见肘的媒体财政无法完成媒体自身的数字化革命，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更是在社交媒体时代遭遇挑战，失去公信力的风险日益加大。另一方面，假新闻已经成为非洲新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部分缺乏监管的独立媒体和网络媒体又进一步让已然缺乏活力的媒介生态雪上加霜。
换言之，只有一个合适发展传播的媒介体制及媒介生态才能在国家发展层面实现媒体促进发展这一理念。因此，非洲发展传播需着眼于非洲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这也是非洲传播研究长期争论的焦点。非洲媒体历经殖民时期、独立时期和民主化时期的复杂变革。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非洲媒体发展的自主意识与批判精神被9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迅速吞没，西方媒介理念与实践伴随着选举民主制度逐渐在非洲落地生根。然而，西方倡导的媒介理念与实践在非洲语境下极易导致媒体与政府的紧张关系。非洲私营媒体代表了党派、企业、社会组织、外国势力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无法自主、中立及建构性地参与国家发展；而政府控制下的公共媒体由于缺乏恰当的媒介体制，官方媒体成为政府扩音器而非促进国家发展的核心工具。显然，西方自由主义媒介理念有其相对自洽的社会语境、意识形态和理论谱系，但在西方对非知识输入中，传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被西方话语霸权简化为自由媒体为“因”、社会进步为“果”，发展传播脱离非洲具体社会语境的思维线路明显违背了因果规律的基本逻辑。遗憾的是，非洲媒体和政府成为西方媒介理论的搬运者而非再造者，这导致非洲国家的媒体与政府间陷入二元对立的媒介体制之中并因彼此的张力而不断内耗。 制约非洲发展传播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有美国学者指出，发展传播实践在非洲遭遇的挫折并不代表发展传播的理念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非洲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领导和发展规划。事实上，非洲国家持续的贫困和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仍存在着一种剥削性和不公正的权力结构。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独立前都经历了西方长期的殖民统治，第一代非洲领导人普遍出身于宗主国建立的殖民官僚机构。在解决发展问题上，非洲多国政府往往依赖从西方国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国际投资机构等获得投资与援助，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又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这种因权力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非洲政府对于媒体发展的决策与资源分配十分模糊，如政府资源中有多少应该投资媒体，国家媒体与地方媒体资源如何分配，官方媒体和私营媒体应各自承担什么角色，政府关于媒体控制和媒体自由之间采取怎样的平衡等问题均未解决。非洲国家现有的广播、报纸、互联网等信息系统主要针对城市精英群体设计，非洲底层民众难以通过媒体获取教育、健康、政治等知识和机会。因此，非洲的参与式传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念和态度，并非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发展传播在非洲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缺乏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非洲发展传播的实践过于依赖国际组织与西方国家理念与经验的输入，而在实践过程中缺乏自主性与创新性。西方学者就发展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参与式传播与媒介为弱势群体赋权等微观层面，而较少关注媒介体制及媒介生态建设一类的宏大议题，缺乏必要的媒介体制设置，发展传播只能是有限范围的实验，并不会从根本上促进发展中国家整体性的国家建设及长治久安。此外，尽管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给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但西方学者和非洲学者仍旧习惯性地关注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信息赋能问题，包括倡导非洲政府采用参与式传播的方法，在性别传播、健康传播等方面发挥媒介的作用。显然，这种参与式的发展传播带有鲜明的西方传播学赋权特征，而西方学者研究非洲媒体往往忽视其发展中国家媒体体制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从内部看，非洲本土的发展传播研究与实践一直缺乏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例如，尽管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的私营媒体发展迅速，但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显著的经济发展助力作用，反而导致国家对传播活动的影响日益减弱，媒体要么过度政党化，要么过度娱乐化，要么被各类非政府组织资助所牵制，“看门狗”式的调查性及批判性新闻机制会不断解构甚至瓦解政府的治国举措。因此，西方理论指导下的非洲媒体难以帮助非洲国家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发展合力，反而经历了割裂社会、导致冲突等痛苦经历，如1994年卢旺达大种族屠杀及2007年肯尼亚大选引发的全国骚乱等。大量研究表明，在运用传媒作为发展工具这一问题上，非洲国家在政治灵活性建设、国家团结领域、全民教育领域、新农业技术和农产品的传播领域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
综上所述，非洲的发展传播之所以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是非洲国家内部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与外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全球扩张所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相互叠加；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政府和媒体没有找到发展传播或发展新闻得以有效开展的路径，尤其是新闻传播体制限制了发展传播的有效实施。同时，参与式传播研究过分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人意识提升与弱势群体赋权，忽视了宏观层面的政府决策对参与式传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范式下的发展传播强调宏观层面行动的理念在非洲国家并未过时，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建立自洽的媒介环境及媒体机制使之得以实施。
（二）非洲发展传播的前景展望
发展传播在非洲的前景首先在于重新反思其政治体制与媒介体制的关系，建立一个具有良性循环及富有建设性机制的大众传媒生态。这包括重视国家层面的规划与行动，重视媒体在国家一体化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以信息技术、新闻观念的变革推动发展传播在非洲的实践创新。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直接影响其媒体的角色导向。因此，非洲国家政府需要建立与媒体的和谐共生关系，有效地支持和引导媒体参与国家发展进程。正如加纳大学传媒学者所指出的，非洲国家对于发展传播的理解存在歧义，把发展传播等同于“政府一言堂新闻”（Government say so journalism）的观点存在问题，这会限制新闻采编的自由机制。另有非洲学者指出，发展传播还应包括媒体对发展项目进行监督批判及评估式的报道。这些讨论足以证明非洲学者关于发展传播的讨论已不再停留在传播技术赋权这一层面，而是上升到媒介体制的设计层面。非洲的媒介体制设计应当在“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批判性报道”与“正面宣传”等二元对立的话语中找到一条中间道路，避免陷入以“新闻自由”为尺度的意识形态之争。
在重新思考媒介体制的基础上，非洲发展传播的前景还在于合理配置财政资源与媒体资源，确保民众获取信息和实现自我发展的权利。政府应当合理分配资源，支持主流媒体与独立媒体、国家媒体与地方媒体的发展，将此前主要针对城市精英设计的广播、报纸、互联网等信息系统向底层民众普及。政府应当合理利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资金，集中资源发展通信基础设施，为本国民众提供更加便捷的网络和媒体接入服务。当前，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非洲快速普及，但在世界范围内，非洲国家和民众仍面临巨大的数字鸿沟。然而，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和数字鸿沟在非洲国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有赖于非洲国家逐渐改善国内政治环境、推动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施政观念。
非洲发展传播的前景还在于推动传播理论的创新，以本地化的理论指导非洲国家的发展传播实践。在非洲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渗透成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外部变量”，非洲国家媒体在外部理念的指导下未能有效地参与到权力稳定、国家一体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之中。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将媒体视为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一支独立、客观的力量。然而，事实往往证明，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会打破社会稳定，而非洲国家的媒体深受政治力量的影响，完全无法独立于政治运作。
近年来，建构性新闻理念受到非洲新闻学界的关注。建构性新闻提出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为了超越片面追求冲突性及负面内容为主的西方新闻报道模式，强调以媒体社会责任论超越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该理念的提出从根本上是对“看门狗”式的西方传统新闻价值及媒体生产实践的重新思考，新闻媒体由此有可能超越新闻专业主义下的瞭望、把关、监督角色，而成为参与者与倡导者。这与发展传播学倡导的媒介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建构性新闻及其背后的媒体社会责任论有可能成为非洲国家发展传播及发展新闻的未来发展方向。非洲国家政府在引导官方媒体开展建设性报道和正面报道的同时，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私营媒体的新闻自由，在保持二者平衡的基础上使官方媒体和私营媒体发挥合力，共同参与国家发展进程。
结语
非洲国家对发展道路和媒介体制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持续探索，在现代化范式、批判范式和参与性范式上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见证了发展传播话语情境与研究进路的变迁。在非洲国家独立初期，西方强调大众媒体促进“现代性”及苏联模式影响下的大众媒体作为“动员机器”，均在非洲国家利用媒体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尝试过现代化范式之后，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自主发展的渴望，使非洲国家在批判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内生的实践经验与媒体理论，其中，发展新闻成为非洲国家探索媒介体制“中间道路”的重要尝试。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影响下，以人为本的小规模参与式传播逐渐成为非洲发展传播的代名词。到了90年代，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媒介体制与新闻实践快速转向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模式，大量商业化、娱乐化私营媒体的出现使非洲媒体一度脱离了媒体促进国家建设这一发展传播初衷。近年来，非洲大陆流行的中小规模参与式发展传播实践，并不足以帮助非洲解决国家建构、经济增长、媒介体制变革等重大议题。进入21世纪，非洲政府与学界重提发展新闻，认为发展新闻作为非洲重要的媒体实践成果，仍是一个有前途的模式。
非洲发展传播的历史证明，媒介赋能与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发展传播并没有“一言以蔽之”的统一模式。因此，非洲国家须在宏观上重新反思其本国政治体制与媒介政策的互动关系，尤其要对西式发展传播话语体系做出修正，探索符合非洲本土情景的媒介体制，从而指导非洲发展实践。可见，非洲国家需要在发展传播现代化范式和参与式范式之间建立一种动态联系。一方面，它们应重视政府在宏观层面对于发展传播的指导作用，动员媒体参与国家发展议程，建立政府媒体合作共生关系，发挥媒体在促进国家团结、稳定和发展方面的建构性作用；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应当采用参与式传播的理念并妥善制定媒介监管政策，赋予民众参与国家发展进程的权力，通过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提升媒体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民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
非洲发展传播的前景还在于广泛吸取国际上的发展传播经验。中国在发展传播实践上有新鲜且富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实践，而具有来华经历的非洲媒体记者及学者对中国媒介体制在促进国家发展中的角色予以高度关注。向非洲介绍中国的发展传播模式与非洲学界探讨非洲的发展传播，可以成为中非知识生产新的疆域。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发展传播有望成为中非媒体合作的重要共识。在未来的研究中，比较分析中国及非洲各自在发展传播领域的理念与实践，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向非洲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分享中国式发展传播经验具有深远意义。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