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条件与宏观背景需要得到高度重视。任何关于乡土社会及其文化传承的研究要想言之成理,都不可能就事论事,而需把研究对象放置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中。否则,按照与西方中心主义相辅相成的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等学科规范所做的微观领域的计量分析、案例观察和白描式的跟踪记录,虽然对研究者有资料性价值(或许也有符合知识分子趣味的审美意义),但却难以据此发现客观世界不同范畴之间的相关本质联系,也就难以进行理性分析,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也会因此打折扣。当然,我们也应该包容某些个性化的“把玩式”微观研究——只愿意对某个客体断面的局部做观察或者本来不打算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
一、国家战略调整的时空之维
之所以需要关注时空条件的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经济形势研究上看,宏观局面内部有时空条件转换;另一方面,乡土社会发生的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转变,都与国家不同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有关。现在就连发展主义主流也开始强调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各地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去几近破败的、被说成是应该消灭的乡村,也从过去“被资本遗忘的角落”,变成了可能吸纳过剩资本的“绿色经济”。
二、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下的农业发展
(一)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与资本下乡造成的农业负外部性
在中国,很少有人讨论生产过剩危机。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该危机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导致来年外需陡然下降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引发的生产过剩,属于“输入型”危机。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四年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下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的艰难发展时期,而政府却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推出国企改革,放手外资进来廉价地抄了很多国企的底,为第一轮生产过剩付出了代价。1998年马洪、陆百甫都向中央发出中国进入相对过剩的警示。林毅夫则在1999年于经济理论界一次内部会议上直白地指出:“中国面临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他领导下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曾给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唯一可资借鉴的就是“罗斯福新政”。
(二)第二次生产过剩与农业面临的新趋势
当前,中国遭遇的是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而且仍然是“输入型”的。众所周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为2009年全球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全球需求随即大幅度下降又导致中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我把这个阶段变化叫做中国经济“去工业化”。同期发生的是各种资金争相流出实体产业而进入投机领域,从而加快金融资本化,促推房市泡沫化,社会失序和制度成本上升反过来更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这就是今天“加工贸易型”的外资纷纷逃出中国、实体经济大部分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三)生态文明要求的是城乡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乡村
对20年来的两次生产过剩引发的复杂矛盾需要辩证看待。因为,“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便又发生”。原有的矛盾不可能停下来解决了再继续前进,只可能被前进之中新的矛盾替代。
三、产业化农业的规律约束与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一)世界农业三板块成因及中国产业化农业的规律约束
目前,我们农业经济学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多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性小农假说为立论基础。显然,这种至今未在发展中国家被验证过的假说,无法有效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
(二)世界正在起变化:农业发展从1.0到4.0的升级转型
新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由小资主体社会向中资主导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和新工人群体。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总数达3亿多,占到社会总人口的23%,到2015年后将会达到5-7亿。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绝对数量为8.17亿。该报告将中产阶级划作“底层”、“中层”、“高”三类,除去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3.03亿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还有5.1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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