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反映四川唐宋文明的亮点

为了更好地发挥杜甫草堂、永陵两家博物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宣传四川和成都在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宋王朝600年间领先全国的辉煌文明成就，促进四川和成都的现代化建设及旅游业发展，同时促进两家博物馆自身事业的发展，四川省历史学会、成都古都学会、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于日前联合组织召开了“‘扬一益二’暨草堂、永陵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及文史委员会主任陈文书、成都市政协副主席邹翰铭等领导，来自有关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分三个议题：1．唐代、前后蜀时期成都经济文化的繁盛及其影响。2．“扬一益二”与杜甫草堂、永陵的历史文化地位。3．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研究草堂和永陵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促进成都的对外开放、旅游业和两家博物馆自身事业的发展。研讨会按讨论重点分上、下午分别在永陵博物馆和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社科联副主席李绍明和省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谭继和先后主持会议。谭继和副会长介绍了召开本次研讨会的背景、目的、意义并作会议发言。永陵博物馆馆长谭良啸、副馆长徐学书，杜甫草堂博物馆书记兼副馆长周维扬、副馆长丁浩分别代表本单位介绍了单位现状和今后工作的初步打算。章玉钧副主席对上午的会议作了总结讲话，李绍明会长作会议总结。研讨会在热烈、充满激情的氛围中进行。与会专家们纷纷建言献策，为永陵和草堂两家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现将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领导和专家发言择要综述如下：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指出，四川的历史文化最值得突出的有三个时期：一是先秦，此时期的四川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二是三国时期，三国文化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兴趣。三是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高度繁荣，领先全国。而能作为反映四川唐宋文明切入点的是永陵和草堂，应将永陵和草堂铸造为反映四川唐宋文明的代表窗口。前、后蜀时期是承唐启宋的转型时期，永陵的定位可考虑为“立足永陵展现唐宋，立足王建承唐启宋”，展示继唐的繁荣和启宋的发展。永陵及其周边环境应当大力整治。在旅游组织方面应作统一安排，将永陵纳入成都旅游必去的建议旅游点中。这里是四川、成都的历史文化亮点，应使之发展为旅游热点。
    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谭继和认为：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历史学界应当积极参与，促进西部大开发。成都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部重要的旅游城市，而草堂和永陵是成都三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两处，是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业的两个亮点。但是，多年来，四川历史学界对草堂和永陵——尤其是对永陵的研究很不够。奥地利前驻华公使梅隆斌在参观永陵后题词称赞永陵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深刻的一座纪念碑”；德国波恩市副市长约翰·冯·乌斯拉率波恩市政府考察团参观永陵后题词：“我们对这里的文化宝藏印象深刻，这是成都过去的骄傲，我们对未来与成都的合作更加有信心”；联合国人居中心信息与对外联络处主任克里斯蒂拉·恩·格菲尔德女士参观永陵后题词称赞成都：“首先是都江堰——府南河二千五百年历史，然后是一个开明盛世，社会稳定、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一切都非常难忘，我带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离开”；葡萄牙政府前澳门文化司司长布嘉丽女士参观永陵后题词：“我能到此地参观倍感荣幸，因为这里诞生过许多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谨此向本博物馆全体人员致敬”。国外友人对永陵评价很高，而我们在研究、宣传中对永陵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克智同志参观永陵时有一段讲话：“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四川应抓住机遇。李白诗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但实际上，四川、成都在历史上很开放，经济文化上取得了很高成就，并不封闭落后。四川应大力宣传自己历史上的开放和繁荣。永陵是宣传四川、宣传成都古代社会开放和巨大经济文化成就的很好阵地，但是看来宣传很不够，人们对永陵、对四川古代的繁荣历史还不太了解，应当大力宣传永陵，依托永陵宣传四川、宣传成都古代的开放和繁荣。永陵的同志应多向省市的领导宣传、主动汇报，让领导了解这一段辉煌的历史。……讲西部开发，就要讲历史上的开放和经济文化成就，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通过历史可以展望未来。依托永陵宣传成都，宣传四川历史上的繁荣开放，可以增进人们对西部的了解，增进开发西部的信心。永陵的题材很多，如果四川能编写拍摄像《大明宫词》那样的影视文艺作品，用《大蜀宫词》宣传蜀地历史上的经济文化繁荣，四川就宣传出去了。如果能将永陵的‘蜀宫二十四伎乐’各种乐器演奏搬上舞台，相信会比编钟乐舞的影响更大。依托永陵宣传四川、宣传成都，对促进西部开发很有必要”。张克智同志的这段话讲得很好，同时也说明我们对永陵的研究和宣传还很不够，永陵的历史文化资源还未能很好地利用。历史学会有义务对永陵、对王建及其代表的四川历史上高度繁荣的晚唐前后蜀这一段历史加强研究，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促进永陵博物馆的发展，使永陵成为宣传四川、宣传成都历史辉煌的亮点和旅游热点。四川在唐代经济文化很繁荣，把草堂和永陵连在一起，对于宣传四川唐代文明成就很有必要。成都是古代中国的“游乐之都”，从前蜀到宋代成都的游浣花溪民俗游乐活动规模盛大，影响至今，这是成都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应当加强对浣花风景区的环境整治和历史文化内涵展示方面的建设。徐学书同志已提出成都是“古代东方的音乐之都”，这是成都的重要历史文化品牌资源，大家在发言中对成都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及利用永陵二十四伎乐开发“蜀宫乐舞”旅游文化品牌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历史学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将组织系列研讨活动，加强对永陵、草堂及其代表的四川唐宋文明的研究和宣传，促进西部开发中四川、成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促进成都旅游业及两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土生导师冉光荣认为：四川的旅游业处于南北两大旅游强省的挟持之中，面对南北挟持，四川旅游业要求得发展，就应当突出反映人类生存、繁荣的特色，而四川在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正是这种特色的最好体现。永陵和草堂作为反映四川唐宋文明成就的代表遗存，应当共同作为一个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都的文物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从整体考虑，应具有组合优势。文化遗产无法用某个点作单一反映，应在与四川杰出历史人物相关的文物遗存中选择组合，从诸葛亮、杜甫、薛涛到王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注意真实性、完整性。永陵是真实、实在的陵墓。从连续性考虑，成都亦应把几处反映历史上杰出代表人物的点连起来。因此，永陵应当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永陵文物精美，二十四伎乐在音乐文化方面可大做文章。永陵是四川、是成都拿得出手的文物亮点。成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应从整体上进行考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昭曦认为：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民间谚语称“扬一益二”。实际上，唐代扬州因盐铁之利而兴，但很快就衰落，晚唐时扬州与成都相比已是“扬不足以侔其半”。王建稳定了蜀中政治局面，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接纳移民，实行了一系列好的政策，保持了隋唐以来蜀中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中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此时期的中国以四川和江南最为发达，而四川之所以发达最重要的基础是前、后蜀。王建对宋代在三个大的方面皆有重要影响。一是稳定社会环境、发展生产。二是承唐启宋。三是在文化科技方面。雕版印刷术在前蜀很发达，北宋“交子”在成都产生，与前蜀雕版印刷术的发达分不开。四川佛教密宗——川密的发展与王建的扶持关系极大。川密始祖柳本尊为王建所扶持，而柳本尊又与大足石刻和乐山大佛二处世界文化遗产相联系。道教方面，道教史上集大成的学者杜光庭为王建的大臣，而杜光庭又与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相联系。在医学方面，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继承宋代《政和本草》，而《政和本草》则是继承前蜀的《蜀本草》。前蜀天文历算发达，不仅产生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天文学家胡秀林，而且在此基础上四川最终诞生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宋代大数学家秦九韶及著名天文学家黄裳。凡此等等。宋代四川之所以能有巨大发展，与王建有很大关系。宋代的四川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然而却无祭祖的地方，应从王建谈起，到永陵祭祖。在永陵集中展示一些唐、五代、宋代的经济文化成就，四川在唐、五代、两宋时期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就可突出了。希望把永陵建成纵向展现晚唐、五代、两宋四川地区经济文化在全国的地位的窗口阵地。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元鲁认为：中华文明最辉煌的时期是唐宋600年间。永陵所代表的文化是唐文化，又是宋文化的开端，是四川唐宋文化的代表，而四川的唐宋文化又是中国唐宋文化的代表，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在音乐、诗歌、文学艺术方面极为发达。前、后蜀时期成都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远远超过敦煌，二者之间的艺术成就差距可谓相去千万里。前、后蜀在词方面对宋代有巨大影响，中国的楹联亦起源于此时期的成都。宋代成都的城市园林享誉全国，其基础亦在前、后蜀。长期以来，四川唐宋文化的展示无很好的切入点，杜甫诗歌中主要描述战乱中的四川社会，难以展示唐代成都辉煌的历史文明地位，而永陵则可担当起展示成都唐宋文明辉煌成就的重任。谢元鲁建议：永陵的建设应作布局上的重大调整，应将永陵西侧空置地带划归永陵。在展示内容上，应在整个四川范围内选择唐宋文明的代表遗存(包括佛教和道教文化)加以展示。在展览形式上，应打破现行的传统陈列模式，力求生动，容反映文物精华和文化精髓的内容于精品园林中，给游人以视觉冲击。应争取市委、市政府支持，对永陵多打一些公益广告，在四川的其它一些重要景点如乐山大佛、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等地打出宣传永陵的广告，编写相关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加强对永陵的宣传，宣传四川、宣传成都辉煌的唐宋文明成就。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桃坊认为：唐朝“安史之乱”后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余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此间，中原遭受战乱，四川却获得一段安定时期。草堂和永陵正好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变化的两个“见证人”。唐代四川文学创作有三个高潮时期：一是盛唐，以杜甫为代表：二是中唐，以薛涛为代表：三是前、后蜀，以花间派词人为代表。《花间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化史上很有影响，花间词派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皇妃花蕊夫人的《百首宫词》亦影响很大。前蜀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名人。从文化背景上来看，永陵的价值极，永陵的定位可考虑从文化上定位。
    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朱舟和四川音乐舞蹈研究所副所长辛晓峰在发言中指出：成都在唐、五代至宋代音乐文化极为繁荣，永陵二十四伎乐作为唐代音乐最高层次的文物遗存，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极高地位，永陵在音乐文化上具有极深厚的积淀。朱舟回忆在所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蜀宫夜宴》民乐经典作品，正是根据永陵二十四伎乐及前蜀历史文化背景创作。辛晓峰女士认为：依托成都唐宋音乐文化背景，根据永陵二十四伎乐和前蜀历史，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传媒，创作《蜀宫乐舞》并将之推向国际舞台，将会产生极好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经济效益。通过《蜀宫乐舞》宣传成都是古代东方的音乐之都、宣传永陵，很有必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林向认为：古代四川在经济文化上具有水库效应，汇聚百川而成汪洋，非常值得研究。唐宋时期的四川、成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草堂和永陵是反映四川唐宋文明的两个亮点。两家时代和文化背景相关的博物馆在文化资源开发上携手共谋发展，这在全国还是开先河的事，意义重大。草堂抓住诗歌“圣地”大做文章，永陵抓住承唐启宋和音乐文化作为切入点，是非常正确的。永陵的文物真实、精美，这一特点应当突出，应在依托永陵文物的基础上拓宽唐宋文化的展示内容。
    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祁和晖认为：四川是一个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外来的人入川在这块土地上经过滋养后成就大业，经过四川培育的人出川之后发挥才华。唐宋时期的四川，这种人才库的效应表现得尤为充分。杜甫正是在入川之后，在四川这块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壤里才成就为“诗圣”，李白从四川走出去展示才华成为“诗仙”。唐宋时期四川造就了大批文化名人，草堂和永陵应当通过文化名人展示唐宋时期四川、成都的文化繁荣。唐宋时期成都的音乐文化很繁盛，杜甫的诗歌中就有反映，永陵二十四伎乐是难得的音乐文化资源，应当很好加以利用。浣花溪风景名胜区对于成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应当很好地加以规划和保护建设。
    四川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龙显昭认为：晚唐前蜀时期的成都经济文化繁荣，敦煌的许多经卷、书籍亦是当时从成都运去，对敦煌文化影响很大。过去对王建研究很少，从历史来看，王建很有作为，堪称是一位明君。应加强对王建生平的研究，写出一部好的王建传记。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成西认为：永陵在唐宋文化展示方面，不仅要有雅文化，还应注意俗文化。前蜀在俗文化方面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成都民俗影响极大，诸如游乐、宴饮、茶文化等方面影响及于当代。建议永陵在园林中增加反映前、后蜀至宋代成都民俗的内容，让民众在休闲娱乐中了解有关民俗传统的由来历史，增加休闲区园林的文化氛围。
    与会专家们对召开此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四川、成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唐宋王朝600年间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创造辉煌的唐宋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唐诗是唐代文明的精华，杜甫是唐诗的代表人物“诗圣”，杜甫草堂是中国诗歌的“圣地”，是四川和成都唐代文明成就的重要宣传窗口阵地之一。王建是晚唐五代、尤其是四川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封建统治者，王建创立的前蜀国社会稳定、人文荟萃，在承唐启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四川、成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宋代四川和成都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王建的永陵是四川和成都在唐宋时期辉煌文明成就的重要见证，应当大力宣传，加强建设，使之真正成为展示四川和成都唐宋文明的辉煌成就、宣传四川和成都在历史上开放繁荣的重要窗口阵地。
    （徐学书 成都永陵博物馆副馆长）
   
    （“西部开发”，配图《50年》P175上，成都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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