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四川省政协文史学习委、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社科联和四川省历史学会等17个单位、团体联合举办的“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纪念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9月下旬在四川金堂县召开。来自四川省各高等院校、科研、方志、文博、档案、新闻出版机构和党政机关、文史馆的120余位专家、学者与研究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1篇。此次研讨会，是四川省在新世纪首次举行的以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为中心议题的学术讨论会，理所当然地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四川省和成都市有关领导及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聂荣贵、冯元蔚、廖伯康、王于、章玉钧、吴正德、唐运张、张中瀛、骆隆森、殷建中等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在会上作了《关于四川保路运动若干问题》的专题发言。
    在为期2天半的研讨会上，与会同志围绕会议的中心议题进行了极其富有成果的讨论。与前几次讨论会相比，这次会议不仅地方特色浓郁，而且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领域有所拓展。一些同志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看法，引人注目，令人欣喜。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提出的新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四川保路运动与四川社会现代化的问题
    这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与会代表认为，四川保路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且也是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既是四川社会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推进四川社会现代化的助推器和强大动力。
    隗瀛涛教授指出，四川社会现代化进程始于重庆开埠，20世纪初年又有过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为：(1)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新式富农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四川农村的露头，使四川经济领域开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现代化趋势。(2)新式教育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出现及开展活动。(3)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近代社团开始走上四川历史舞台，成为推进四川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之一。(4)“地方自治”的兴起、筹办和绅权的扩大，推进了四川地方政治的早期现代化。(5)郭沫若说：兴办川汉铁路是“一件最普遍、最彻底的资本主义的表现”。川汉铁路招集的股本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集股过程也是相当数量的四川人卷入近代化潮流的过程。因此，当清政府卖国卖路时，一场旨在冲击、反抗反现代化势力的保路运动和同志军起义犹如山洪爆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代表现代化的社会力量与反现代化的势力的一场公开的、激烈的和不可调和的对抗。
    张莉红研究员认为，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四川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四川社会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带有内陆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特点。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因遭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而迅速解体时，四川旧有的手工业工场及其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一部分手工业工场实现了向近代新式工业的转化。实际上，所谓四川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直接作用和影响下出现的一批新式工业，而是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大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在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既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又具有追求先进生产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愿望与进步性。因而，当清政府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卖国卖路时，代表新经济因素的四川绅商及他们的政治代言人立宪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抗争精神。为了自身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并带领各阶层民众将四川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为辛亥革命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章玉钧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肖功秦关于保路运动是出于“人类的非理性激情”，起了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作用的说法，指出，应当实事求是和深人地探讨保路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关系的问题。正确评价保路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大环境、大背景，否则就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他认为：(1)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绝不能把实现现代化同反帝反封建斗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堵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人民才奋起抗争，前仆后继，开拓进取。保路运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爆发的，它是开拓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重要组成部份。(2)由帝国主义的掠夺、清政府的卖国卖路与中国人民的爱国保路斗争而引发的对抗，其实质是侵略与反侵略之争，是卖国与爱国之争。(3)《四国银行借款合同》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平等协定，而是清政府在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下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4)四川保路运动并不等于“经济排外主义+地方主义+立宪派”，把这几顶大帽子扣在保路运动“头上”并不合适。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为打通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辛亥革命和巴蜀文化、中华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为以往历次会议与辛亥革命史研究所常常忽视的问题之一。在此次讨论会上，不少同志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并进行了初步探讨，表明四川辛亥革命史和巴蜀文化研究的发展、深入。
    一些同志指出，近代中国要发展、进步和走向现代化，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至关重要的。辛亥革命上承戊戌变法开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换的进程，又以狂风暴雨般的方式将这种转换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批判、承袭与创新表现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尤以对包括巴蜀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最为明显。
    谭继和研究员认为，辛亥革命和保路运动使人们的文化现代化意识开始得以觉醒，传统的巴蜀文化因而迅速律动和发生嬗变，主要表现为：(1)市民意识实现由尊崇皇权向革命排满意识的转换。(2)现代化意识的觉醒、文化心理的转型和革命精神的突起。“保路一举而诛锄清吏，占领全城，独立之旗飞扬锦里，自由之花开满蓉城。前之滑头者，今日竟断头而不顾”。这正是关于蜀人从传统心理转型为现代意识的生动写照。(3)辛亥革命的文化觉醒与巴蜀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互动、互律、互辅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文化现代化意识的觉醒、转换、迸发，迅速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使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首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吹响了武昌起义一举获得成功并得到全国响应的胜利号角。
    有的同志还从辛亥革命前后某一方面、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巨大影响，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祁和晖教授认为，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近代中国80年间的三次白话文革命，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革命之先河。第一次以太平天国洪秀全颁布《改定诗韵诏》为标志。第二次以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首倡“诗界革命”、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裘廷梁发表《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为代表。第三次以辛亥志士邹容撰写《革命军》，陈天华撰写《警世钟》、《猛回头》为代表。辛亥志士撰写了多部不朽的革命著作，影响至广至深。他们用典雅的现代汉语和通俗易懂的白话宣传革命主张。这些著作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经典文献，而且也是白话文佳作，起了带动白话文运动的作用。
    三、关于辛亥革命与制度创新的问题
    这也是学术界近年来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之一。
    与会者就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观点新颖，新论迭出，十分引人注目。
    谢放教授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制度创新的历程。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制度创新的尝试：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者之间的过渡则是清末新政。从戊戌到辛亥的现代化历程凸现出改革孕育了革命，革命深化了改革的趋向。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时代要求。清末十年推行的“新政”，从教育、军事、行政、司法和财政制度诸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西方制度的引进。这次改革及其结果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辛亥革命以革命的手段把制度创新推向更高的阶段，不仅结束了二千年来的君主政体，也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也在亚洲第一次确立了共和政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制度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尚未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作为制度创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它为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开拓了新路。
    邓绍辉教授指出，政治制度现代化，即国家制度现代化或管理制度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一切革命或改革的根本问题。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辛亥革命不同于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革命或起义，它具有鲜明的时代与社会特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初步实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由传统的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转变。(2)南京临时政府创立的新的政治组织和包括《临时约法》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法规，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由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重要体现。(3)辛亥革命开创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新局面。民众开始改变过去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境遇，参与政治体系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扩展了。(4)辛亥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民主共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以辛亥革命为发端的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和无数仁人志士所捍卫的民主共和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和重要基础。
    四、关于辛亥革命与四川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问题
    这是另一个讨论较为热烈的问题。骆永寿教授指出，如果不仅把辛亥革命当作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把它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历史过程来加以考察，那么，它与四川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辛亥革命与四川保路运动的酝酿、准备，对四川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步提出了时代要求。(2)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在四川的预演、发动，对四川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态势进行了初步检测。(3)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为四川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实效打造了“活动平台”。(4)辛亥革命和保路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影响，对四川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最好回报。
    彭融同学认为，1902年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及一系列新式学堂的兴办，开启了近代四川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之路。而四川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新型知识阶层的出现和日趋活跃，不仅“对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的酝酿、爆发和结果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近代学堂成为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温床。很多辛亥革命党人都是在学堂期间接受革命思想，完成从保皇到立宪、革命的转变。这是辛亥革命在四川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新式学堂往往成为改良与革命的重要据点和阵地。1907年，“省中各学堂学生加人同盟会者以千数计”。(3)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四川最先觉悟的社会力量，其激进者成为辛亥时期的革命派，其保守者则成为辛亥时期的立宪派。他们都是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中坚与骨干力量，在四川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些同志指出，在进入20世纪以后，四川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得到迅速发展。这种情况，除了根源于此时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外，还明显地同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四川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知识阶层，它由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是四川民族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份。20世纪初年日趋活跃的四川新型知识阶层主要是在近代四川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中，通过“兴学堂，派留学”两个方面的途径逐渐形成的。“兴学堂，派留学”，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重要内容。近代四川兴办学堂和派人留学下力最大，学堂、学生数和留学生数在清末位居全国各省之冠。但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大多数从学堂出身或留学归来的学生，由于接受了资本主义“西学”、“新学”的熏陶，世界观开始发生了变化，逐渐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以这一新型知识阶层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弱小到强大，并把四川各种力量集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发动四川保路运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引起中华革命先”，最终激发了举世瞩目的武昌起义，成为伟大的辛亥革命的先声。
    五、关于辛亥时期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
    评价辛亥时期的历史人物，历来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次会议人物研究的成果也是纷呈多彩，有关孙中山、黄兴、吴玉章、彭家珍、朱山、蒲殿俊、罗纶、张澜和四川辛亥志士中的书法艺术家群体以及岑春煊等的政治活动、思想主张与评价等，受到与会者的极大重视，在会议论文中占有一定比重。
    在各种人物研究当中，孙中山研究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热门”，研究成果数量最多，占本次会议人物研究总成果的一半以上。同时，关于孙中山研究又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仅研究、评价、讨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业绩，而且更多的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专题研究讨论孙中山关于祖国统一、西部开发、地方自治、道德规范、“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和“扶助农工”思想，以及孙中山晚年思想的新飞跃等。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李殿元先生认为，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革命反满的同时，也把维护与促进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奋斗目标。孙中山关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辉思想与斗争实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包括：(1)推翻卖国政府，从而结束了它的卖国历史。(2)辛亥革命后，面对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不仅大讲统一，而且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3)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打破了专制时代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4)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尤其是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坚决排除扰乱、分裂中国的外国势力。⑤孙中山心系台、港、澳，对被外国列强侵占的台、港、澳始终予以极大关注，盼望早日回归。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遵循孙中山的遗训、遗愿，为民族的复兴和祖国的富强，为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共同实现孙中山毕生追求的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张为波先生指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以来对西部大开发问题作过最详尽、最系统阐发的第一人。其西部开发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份，又与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密不可分，互为依存。孙中山认为，当政治革命的目标实现之后，当务之急和首要的是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西部的贫穷落后和东西部发展的失衡，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就必须实行西部大开发。孙中山西部开发的思想具体体现在《实业计划——建国方略·物质建设》(1919年)一书中。孙中山在80年前所提出的西部开发思想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局限性，但今天仍可给我们以启迪。
    曹成建先生认为，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早期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是辛亥革命历史意义和价值的间接具体体现。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年就开始倡导地方自治。他的系统的地方自治思想明显地受到了欧美国家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并且直接来源于美国1913年兴起的最新地方自治制度，但在具体实施步骤、方法上，则又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作了许多修正。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实施方案，经历了1916年的初步构想到1920年的《地方自治开始实施法》，再到1924年的《建国大纲》的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即从研究单个县实施地方自治到制订出以地方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整个建国方案的过程。
    陈廷湘教授认为，追求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是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的共同特点。孙中山看到资本主义起点平等制度与平等之间存在着不相容性，同时也意识到没有效率的平等与平等之间也存在着不相容性，并力图加以解决。但由于他没有指出平等与效率只能相对统一，更没有考虑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寻找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因而走入了一条不同于古代平均主义的工业乌托邦道路。孙中山所以相信产权主体归公，即在主要经济领域消除产权归属的竞争后仍能保证经济的高效率，关键在于他并不看重管理的效率，而把技术与工具的先进视为经济效率的主要源泉。近代以来，孙中山等一批真诚的爱国者一直在为平等与效率的完美统一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然而，追求完美就等于追求虚无。近现代中国人为构筑这一理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为之变为现实付出了同样巨大的代价。
    会议还讨论了荣县首义、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及妇女斗争、城市发展与社会流动、新军、立宪派、近代四川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
    (史岩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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