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5年 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
11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获得批准并确定 25家试点高端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全面启动。可以预期，智库在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方面将发挥日益重要的战略和政策问题研究与咨询作用，将促进国家决策咨询制度的不断完善。

“智库”（Think Tank）原来多翻译为“思想库”，国际上有关“智库”的最早的权威概念是：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和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后来的定义还有：“思想库是从事与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因此，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 20世纪 40年代年代提出智库的概念以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学术界对智库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组织形式是政策研究机构、工作内容是政策研究、服务对象是政策决策者和公众、工作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具有独立性、非营利性、多学科性和多专业领域、多类型等特征。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需要结合中国国情，也需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欧美国家智库的专业化建设和发展时期比较长，决策咨询机制顺畅，形成了智库建设、管理、运行的有益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重点分析国际上智库发展的主要发展趋势，总结国际一流智库发展的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展的建议。

1国外智库发展的主要趋势

1.1全球智库数量不断快速增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智库数量快速增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James G. McGann领导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TTCSP）从2007年开始进行全球智库发展状况的调查评价， 2008年起每年出版《全球智库评价研究报告》（ Global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根据该项目的统计评价分析，从 20世纪 40年代，全球每年新增智库 12家，到90年代，全球每年新增智库 142家。尽管过去十年中，智库数量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从总体来看，全球智库数量仍然稳步增长。根据《全球智库评价研究报告》的统计，2007年以来全球智库数量的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2014年进入该统计系统的全球智库有6618家，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

总体来看，2007年以来全球智库数量经历了平稳的增长，每年约增加几十个。其中， 2009年智库数量由 2008年的5465个猛增到 6305个，这应该是由于之前未统计的智库增加到其中，而非新成立的智库。其他地区智库数量骤增的原因亦如此。从各区域的情况来看，只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013年和2014年智库数相对于前三年有所减少，其他地区都呈增长态势。在智库发展已经非常成熟的美国和欧洲地区，每年新增智库在几十个左右。

具体来看，全球智库区域和国家发展不均衡。以 2014年为例，进入“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评价体系的北美地区的智库占全球智库总量的 30%，欧洲地区智库占全球的 27.5%，亚洲地区占全球智库的 16.7%，三个地区的智库数量占全球智库总量的 74.2%。智库发展仍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导。

此外，一些新生智库快速获得影响力。新生智库往往围绕人类面临的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而产生，如气候变化类智库（如全球气候变化皮尤研究中心）、能源类智库等，而且很快获得战略与政策研究与咨询影响力。还有如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新美国基金会（ NewAmerica Foundation）、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等新近成立的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比较突出。

1.2国家政府决策对智库的依赖日益加深

各国的重要智库，特别是政府附属性智库，正在成为政府重要公共政策的策源点、政策内容的设计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政策实施的营销宣传者、社会话语权的主导和引领者。

表 1 全球智库数量变化情况

Table1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global thinktanks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Global Go To ThinkTankIndex Report》报告整理

随着国家决策咨询服务的专业化，国家对智库的思想需求和人才需求越来越强烈。政府在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时，需要智库为其提供思想支持，同时还需要智库以舆论领袖和舆论精英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读和创新观点，以提高公信力。

智库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其中尤以美国为甚。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中情局、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任何一项政策和决策，都会受到智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立于1989年的美国进步中心作为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对克林顿、奥巴马政府的影响极大。美国进步中心近年来发表的多份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都得到奥巴马政府的采纳，许多甚至被照单全收。美国进步中心2007年发布的《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朝着一种新的改良型国防战略迈进》以及2008年发布的《2009年核态势研究报告》的建议，为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军事政策等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路。

在美国，有专门的制度安排，要求联邦政府及各部门的重要政策在出台前都要进行专家和公众咨询。美国联邦、州、市（县）三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和公共咨询。其中，公众咨询是美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程序，特别是必须通过各级议会批准和公众支持的政策，都有明确的法定程序让公众对公共政策有全面知情权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并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1.3智库成为引领和影响社会舆论的意见领袖机构

国际知名智库对国际和全球性挑战、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等的研究报告，常常成为引领和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思想利器。

研究和提出思想是智库的核心能力。智库的本质是“思想工厂”，是生产知识、智慧和思想的地方，思想与观点是智库生存的第一要素。智库善于发现现实中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发展的关键问题，运用新思想、新理论对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多种传播途径将其传播给社会大众，引导社会思潮，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选择。国际上的著名智库都是凭借着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而崛起成为国际一流的智库。例如1972年罗马俱乐部凭借其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而声名鹊起，引发社会对人类自身无限制增长将导致地球灾难的担忧，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美国地球观察研究所（Earth Watch Institute）所长 Lester Brown（1994）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 ?》（Whowill feedChina?）的报告，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长期讨论。

1.4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思想产业现象

大多数智库都极力标榜自己的政策与战略研究的客观性、独立性、中立性等，其目的是要向社会公众表明，智库对所研究问题的研究结论、研究观点、政策建议等的客观性，更加符合及接近现实情况和事实真相，也就是接近问题和事实逻辑的“真理性”，所以，希望社会公众可以“放心笑纳”自己的观点。因此，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到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和发展战略，小到退休金、社区卫生乃至于儿童午餐等问题，都能听到智库的声音，都有智库参与甚至影响决策。国际上众多重大问题，也都有智库的声音。智库对当今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无远弗届。

智库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态。随着知识社会兴起，知识服务、知识咨询的专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智库的专业决策咨询作用将进一步加强，智库现象将进一步强化。可以说，现代智库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产业现象——研究和提出思想理念并影响公共政策辩论，推动政府部门将思想和政策理念变成公共政策行动，智库成为公共政策环境中的一个强大的持久存在。并且随着智库不断完善治理机制，将智库人际网络与社交网络、现代传播网络良好结合，智库传播和扩散思想将更加便捷，有创新思想的智库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将更加显著，依靠生产、传播、营销“思想理念”产品而生存发展的智库机构将长期存续下去。

1.5 智库之间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加剧

国际上的重要智库，在其定位上，都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战略与政策研究机构。一些重要智库积极努力成为国际上重要议题的设置与研究者、重要问题的权威话语主导者和引领者。特别是在国内和全球共同关心的诸如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外交、核武器、新型大国崛起等问题方面，智库积极部署力量开展研究。

以中国问题研究为例。中国问题研究成为各著名智库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智库纷纷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 John L. Thornton）捐巨款成立约翰
•桑顿中国中心（JohnL. ThorntonChina Center），中心提供前沿的研究、分析、对话与出版服务，聚焦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此外，中国研究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研究重点，基金会设立了“卡内基中文网”（http://carnegietsinghua.org），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介绍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和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卡内基中国透视》（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电子月刊利用基金会的人力与信息资源，提供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分析与思考。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在中国研究方面开设有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和中国环境论坛。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设有“费和中国研究讲席”（ Freeman Chair inChina Studies），主要研究美中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以及中国国内变革对美中关系和美国利益的影响。这些针对同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有针对性的思想传播，都显示出智库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努力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观点，试图影响更多的相关人士，掌握一些重要国际问题的话语权。

智库之间不仅争夺国际话语权，而且一些国家的智库，往往扮演国家的“影子政府”的角色，在国际上为相关国家政府的政策充当说客，或者是国家的准外交力量。可以说，各国的智库必然有国家属性，智库也有强烈的国家立场。

1.6 “智库现象”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智库机构的社会知晓度日益提升，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带动学术界对智库现象的研究也不断升温，智库现象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本文以think tank、thinktank、think tanks、 thinktanks、think-tank、think-tanks等为主题词在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 Article和 ProceedingsPaper，共得到智库研究的相关文章 867篇（检索日期为 2015年 7月 10日）。这些智库研究的国际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智库的研究总体呈上升的趋势（ 2015年因数据不全呈下降趋势）。从智库的概念提出以来，对智库的研究一开始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1991年以前，对智库进行研究的文章一直在10篇以内。但1991年以后，智库研究的文章开始出现缓慢的增长，2001年以后对智库的研究开始增多，特别是 2005年以来智库研究开始成为热点，文章数量显著增加， 2014年关于智库研究的论文达到 83篇。

图 1 智库研究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

Fig.1 Annual changes of the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ink tanks

从学科分布来看，对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学、政府 &法律、公共管理、环境科学与生态学、企业 &经济学、国际关系、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 &教育研究、公众、环境 &职业健康、区域研究等领域（表 2）。

表 2 智库研究的主题分类（前20位）

Table2 Top 20 subject categories of think tank research

从研究热点看，排在前10位的关键词（去掉了think tank一词）分别为：新自由主义、教育、公共政策、专家、网络、主张、政策建议、政治、研究、风险（表3）。通过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图2），可以概括出智库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围绕智库与公共政策，探讨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智库的人才、智库的主张；教育政策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中国研究；对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评价；智库的领导力、传播和风险等。

表 3 智库研究文章的关键词列表（前 20位）

Table3 Top 20 keywords of think tankresearch papers

图 2 智库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2Co-keywords map of think tank research papers

过高被引参考文献，还发现了智库研究中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章 /专著，排在前10位的高被引论文 /专著如表 4所示，这些高被引论文和专著代表了当前智库研究中的热点话题，这些专著主要围绕智库与公共政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智库和智库的思想生产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其次还包括对中国智库的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智库与公共社会研究。

表 4 被引数量排名前 10位的论文 /专著

Table4 Top10 highly cited papers and books

2国外一流智库发展的特点

2.1明确清晰的战略定位，政策实用主义的发展使命

智库不是学术性研究机构。尽管智库的研究要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但智库的目标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策设计和政策建议。影响公共政策和决策是智库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而智库的发展目标或使命，完全是影响政策制定的实用主义，就是要通过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如果智库的研究成果受不到国际、国家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智库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国外智库从不讳言其目标就是要影响国际、国家政府的公共政策，完全是实用主义的目标取向。

布鲁金斯学会的价值观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个阐释现在被看作是智库共同的使命和目标定位，同时也说明了智库的根基所在。其他著名智库也都对自身的战略定位进行了清晰的实用主义且各具特色的描述。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宗旨是“把政府官员、企业家、记者、教师、学生、社团和宗教领导人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外交政策选择”。兰德公司的宗旨是“通过研究与分析帮助完善政策和决策”。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作为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主张小政府、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美国价值，主张美国需要强大的国防实力。

由于智库数量庞大，近年来新兴智库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新兴智库更加朝专业化方向发展，不追求综合多领域的研究，而是针对某一问题开展综合性咨询研究。事实上，国外著名智库都非常注重自己的研究特色，如兰德公司在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先进军备武器方面的研究，美国进步中心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决策咨询领域特色。

2.2标榜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成为智库发展的标签化特色和公信力之基

标榜独立性是美国智库最独特的特点，尽管许多智库带有浓重的党派色彩——如胡佛研究所（The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保守主义智库，被称为共和党的“影子政府”，且许多智库都处于庞杂的董事网络中，与企业界、政界、大学、媒体等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标榜自身的独立性。所谓独立，包括立场独立、财务独立、研究独立等，其中研究独立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美国智库成功的重要因素。所谓研究独立，即从事实出发，依靠可靠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科学的分析寻找问题的真实、客观的答案。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学会成员必须遵守以下与政治活动有关的规定：他们可以在非党派的和不排除其他观点的基础上为政府官员和公职候选人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建议。但如果学会成员是为候选人的竞选或政治组织提供建议，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或政党竞选委员会，他们就必须使用工作以外的时间，而且必须表明他们的行动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不代表布鲁金斯学会。他们在公共场合或媒体采访中不能为候选人代言，也不能在竞选中或同候选人的交往中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设备和其他资源，包括助手的时间、电子邮箱帐户、计算机和电话，或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场地举行政治活动。如果研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他们就必须离职。

美国智库在财务上也大多是独立的，他们接受政府、企业及各类组织、甚至个人的捐助，但拒绝捐助者对智库的事务进行干涉。布鲁金斯学会为保持独立性，对政府的资助有一定的限制。学会每年支出约1亿美元，84%来自私人捐款，只有 3%来自政府——大部分是外国政府，其他还有出版和基金等收入。学会也不接受秘密的研究，即不可以公开研究结果的研究。同时，任何捐款人都不能干涉学会的研究。

智库视研究的质量和客观性为其发展的基石和发挥影响力的根本。强调其研究成果都是基于科学的、客观的分析研究得出，客观性包括政治立场的独立性，也包括严密的研究过程、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兰德公司明确将“质量”和“客观”作为其核心价值，为此制定了严格的质量评议标准，并首创了多种科学研究方法。

2.3 理事会化的治理机制和管理运行机制

国外智库一般都采用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理事会制的特点是由重要捐助者组成理事会，成员大多是大企业家、捐助基金会负责人、前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等，他们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际网络。理事会是智库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任命智库负责人、确定智库的发展框架和研究计划，筹集资金和拓展智库的影响力。智库的日常管理运行由智库负责人（总裁等）负责。

欧美大多数智库都采用理事会决策机制。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理事会旨在为学会提供商业和学术治理，批准学术研究的范围以确保学术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有83名成员，任期3年，主要为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学者。

采用理事会治理方式，是由智库的机构属性、筹资方式和运行方式等决定的。国外智库较少是政府直接下属机构或政府智库，而是非政府的、社会化运行、社会化筹资的非盈利机构，因而智库的筹资能力直接决定着智库发展的好坏。智库的资金来源一般包括理事捐款、基金会捐助、会员捐款和机构的其他筹资等。

智库多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一般分为研究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两部分。行政管理部门基本包括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外事、宣传部门等。研究部门多以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常称为“项目组”）为研究组织单元。研究的组织方式，一是常设的研究部（ResearchProgram）、研究中心；一是根据项目需求设立的课题组。通常研究部和研究中心为常设单元，课题组则是因某些临时性的任务而成立，课题结束后自动解散。

2.4 独特的研究人才队伍组织与流动机制

欧美智库的研究人员一般包括三类：一是以知名学者为主体的常驻研究人员；二是外部的客座研究员，三是多种类型的访问研究人员。国外知名智库一般都规模不大，除兰德公司外，一般常驻研究人员的规模都在300人以下，大部分都不到100人。但一般欧美智库都会在聘用知名学者或卸任政府官员为常驻研究人员外，大量以合同的形式聘用项目临时研究人员，项目结束后这些研究人员自动流出。同时，欧美智库还为访问研究人员提供多种机会到智库从事某方面的研究，这种人才队伍组织方式能够帮助智库吸收利用世界各种不同背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特定主题的研究，提升智库的研究能力。兰德公司现有1700名员工，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胡佛研究所的主体人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知名学者为主体的常驻研究人员；二是多类型的访问研究人员；三是以项目管理、技术支持、媒体联系、图书档案管理专业人士为主体的辅助人员。这三类人员的比例基本上为1:1:1。日本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Policy, NISTEP）自 2005年以来定编研究人员数量一直保持在 50人左右（ 2005年至 2013年，研究人员在 47～ 54人之间变化）。虽然 NISTEP是一个小型智库，但通过与其它机构的合作，聘用客座研究人员数量较多，保持在 100名左右（变化在 96～ 122人之间，其中，国际客座研究人员在 2～ 6人之间），与定编人员的比例约为 1:2。

建立智库专家合作网络，也是智库利用外部智力开展战略研究的重要人才组织方式。一方面，一些智库通过组织举办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就特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研讨，专家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形成对重大战略问题和政策问题的智慧；另一方面，建立专家合作网络，形成“强核心大网络”的研究团队组织模式，既借力、又借脑。

欧美智库在人才组织上，基本上都是吸引熟悉或者了解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具有高水平研究能力的成熟人才，一般很少直接接收刚毕业的研究生等“青椒”人才作为固定研究人员，研究生等只是作为短期实习人员使用。

在智库的人才流动方面，欧美智库，特别是在美国，智库人才队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众所周知的“旋转门”机制。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有着顺畅的人才交流、流动机制，智库机构大量输送人才到政府任职；政府官员卸任后，大量旋转到智库机构从事政策研究。这种人才“旋转门”机制与美国的党派政治密切相关。每次党派轮流执政，智库人才与政府官员之间就有一次“旋转”交流，毕竟美国的智库或多或少都有党派色彩。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例，胡佛研究所为美国联邦政府输送了众多的人才。在里根的第一任期，多达50名的胡佛研究所学者在联邦政府的立法或行政机构任职。2000年胡佛研究所的几名高级研究员担任了小布什竞选总统的政策顾问，小布什执政后这几位高级研究员担任了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总统经济顾问等重要职务。胡佛研究所还为政府相关人员提供研究职位，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舒尔茨等都在研究所担任过高级研究员。在布鲁金斯学会现有的200多名研究者中，有大约一半的人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其中还有6人直接出任过驻外大使[12]。与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旋转门在其他智库中也广泛存在，如美国进步中心、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对外关系学会、传统基金会等。

2.5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产出，采取严格的成果内外部评审机制

高品质成果是智库高影响力的根基。为保证研究的高品质，智库一方面聘用那些具有高学历多学识的高级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一方面也会通过质量审查标准对研究成果的质量进行评审。大多数智库通过组织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对智库成果的质量进行评审与监督。

兰德公司制定了一套内部质量标准，称为《高质量研究与分析的标准》（Standards for High-quality Research andAnalysis）。除了常规标准以外，兰德公司还制定了反映其战略研究抱负、体现其战略研究遗产的杰出研究的标准。兰德公司将这些高质量标准作为确定“兰德型”战略研究的必备标志。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审查机制称为“内部评审制”。兰德公司每个研究项目都由学部主任选择2-3名该领域未参与研究计划的资深研究人员做评审员，负责项目开始后的期中审查和计划邻近结束时的期末审查，写出评审报告，以判断是否达到了兰德公司的要求。任何一个专业研究人员都有机会被要求参加审查工作。之后组织评审会议，由项目完成者解答评审人提出的问题。报告需经本部门2人、外部门1人评审并同意，才能通过。然后由分管该部门的副总裁审定，才能发布或发表。兰德公司的报告必须经过上述评审过程。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是隶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咨询机构，以其为政府提供高质量的科学与技术政策咨询而享誉世界。 NRC不仅能够招募和组织美国顶尖的科学与技术专家为政府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其咨询研究还有一套标准的组织流程和评审机制，同时整个战略研究过程中实行了监督与利益冲突审查，使其所提供的战略咨询报告具有很高的价值并获得政府与公众的信赖与认可。NRC的任何报告在向公众发布之前，都必须接受严格专家评审。评审机制为同行评议制。 NRC设有评审委员会，由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研究院约30人组成，负责对评审程序进行监督。项目管理单位与评审委员会协商指定一组独立的、对报告的关键议题持各种观点的评审专家。报告作者将报告草稿提交给评审专家。评审专家根据评审标准手册给出对报告的书面评审意见。报告作者收到所有评审意见后需提供书面答复，书面答复最终会被监督人员（由报告评审委员会指定）和/或评审协调员（由管理部门指定）进行评估。直到评审过程完全完成，并且所有作者同意修改后的草稿时，报告才会提交给项目委托方或向公众公开，并发布其研究结果。

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专门有“科学与研究部”（ S&R，类似于国内科研机构的“科技处”），负责对研究的知识成果的评审。 WRI对研究成果的质量要求是“报告全面、写作完善、观点中立、价值突出”。 WRI对其研究成果——研究报告与问题简报、工作论文、技术文件、在线工具与应用软件、数据信息图等不同产品，都有严格的内外部评审程序。以研究报告与问题简报为例，出版计划（由研究部门主任、S&R共同审定同意）→报告初稿（研究部门主任、 S&R共同审定）→内部评审（ S&R同意并送内部专家评审）→外部评审（ S&R同意并送外部专家评审）→正式出版报告（ S&R同意出版或发布）的循环，要经过研究部门主任、科学与研究部的审阅同意，评审过程一般需要 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严格的质量要求和成果评审流程，使 WRI成为资源环境领域的国际顶尖智库。

2.6发展创新的方法体系与数据信息系统，支撑基于数据信息的专业政策分析研究

国外智库强调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科学可信的结论，重视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开发。注重方法的研究和使用是兰德公司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在研究中采用的科学方法包括定标比超、案例研究分析、成本分析、经济分析、建模模拟和最优化、绩效评估、政策分析、项目评估、风险评估与分析、战略规划、调查研究、技术评价等。兰德公司还首创了许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模型，包括德尔菲法（Delphi）、模型和预测（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博弈论（Gaming）、路线图（ Roadmapping）等预测方法；系统分析法（ System Analysis Method）；组合分析工具（ Portfolio Analysis Tool）、探索性建模（ Exploratory Modeling）、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ling）、健全性决策（ Robust Decision-making）、长期政策分析（ Long-term Policy Analysis）等预测方法与模型；以及连续性质量改进方法（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QI）（用于项目评价）、多方式调查能力系统（MultimodeInterviewing Capacity）（用于调查研究）、半结构化调查与焦点组方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用于数据收集）、行动热点方法（ Actionable HotSpot，AHS）（用于决策）、专家棱镜系统（Expert Lens）（用于专家调查）、基于假设的规划方法（Assumption-Based Planning）（帮助处理不确定性）等其他各种研究方法。日本科技与技术政策研究所作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在科技战略情报研究中非常重视规范研究方法的应用。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方法、专利分析、统计分析法、路线图、定标比超、案例分析、政策分析方法、调查法、德尔菲法、专家组方法、情景分析法，以及投资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 NISTEP的研究工作，有很大比例是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该过程中采用了各种形式的调查方法。 NISTEP非常突出的工作是其开展的技术预见研究，在技术预见过程中就主要采用了调查法、德尔菲法和情景分析法等多种调查研究方法。

此外，国外智库重视研究成果和研究数据的积累，重视构建领域数据库、知识库，建设领域知识的可视化平台。如兰德公司在业务研究中，开发和积累了大量的特色数据库，包括统计数据库、调查数据库、案例库等。很多数据库还能开放使用，可开放使用的数据库大多为统计、调查类数据库，如RAND State Statistics、RAND TexasStatistics、RANDCalifornia Statistics等。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建设有“武装冲突数据库”，通过该数据库可以查到 1997年以来的冲突报告和数据。

兰德公司于1972年专门成立调查研究组（SRG）以确保调查数据的质量，拥有多手段专业化调查中心，主要开展人口调查、特殊人口调查、数据收集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与多方面的机构合作、国际数据收集等工作。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兰德调查研究组（SRG）在创新调查计划、数据收集、方法研究等方面十分著名，并于1992年开始向外部用户提供专业服务。兰德公司于1976年专门成立兰德统计研究组（RSG）以确保为其所有研究人员提供统计技能。兰德统计研究组（RSG）有专业统计学的博士和硕士统计专家组成，主要开展兰德公司必需的统计方法的研究与开发、为兰德公司的研究项目提供统计咨询、通过短期课程和月度系列学术论坛为所有兰德员工提供统计学教育。可以说，兰德公司高质量的研究，与其科学的数据调查分析、科学的统计方法的支撑是根本分不开的。

2.7 以全球化发展视野，建设国际化网络型智库

国外一流智库具有国际化的研究和发展视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致力于解决国内和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如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外交、核武器等；二是建设国际化的网络型智库，选择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建设智库分支研究机构，将研究触角延伸到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在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的情况下，欧美著名智库都以其宽广的视野和全局性的思维，在全球面临的政治、国际关系、外交、能源环境等领域开展研究，致力于解决人类共同的挑战。这也使得欧美智库在国际上具有很重要的话语权，帮助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处于有利地位。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强的全球视域，主要包括国防与安全政策、能源与气候变化、全球卫生问题、人权、技术、经济与贸易、全球挑战和地区变革。研究中心关于全球挑战和地区变革的研究几乎涵盖了全球主要热点地区，在重要的地区与国家研究项目中，中心一直保持很强的资金与人员投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内容包括亚洲研究、中国研究、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研究、国际经济研究、全球性政策研究。

建设全球网络的途径包括在海外设立办事处，与海外智库合作成立研究中心，聘用海外研究人员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等。兰德公司除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外，在华盛顿、匹兹堡、波士顿、新奥尔良都设有办事处，兰德欧洲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英国剑桥也设有办事处。兰德公司还设置了中文官网，将与中国和东亚相关的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发布在网络上，试图影响中国的公众和决策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了研究分支机构，还聘用当地本土研究人员，强化对当地的本土化研究。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与我国清华大学分别合作建立了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等。这些举措都在无形中使得欧美智库掌握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成为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8重视成果传播和发展营销，强化政策和社会影响力的生成和放大

智库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影响公共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咨询和发表声明、向政府提交报告、参加听证会、向政府输送人才等方式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另一种是向公众宣传自己的观点，引导公众舆论，从而达到影响公共政策的目的。因而，智库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重视对外传播，注重媒体公关以及传播策略。

欧美智库的成果宣传和发展营销方式主要包括：出版期刊、图书、发布报告，推出影响社会公众的政策性、战略性普及出版物；推荐研究专家参加政府专业领域听证会、新闻发布会；经常举办研讨会和高层次的学术论坛；推荐专家接收媒体采访；建设网站和公众信息平台，借助博客、twitter等新媒体进行宣传。一些国外智库还采用会员制的方式宣传和传播其研究成果和观点。如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通过发展会员，邀请会员参加智库机构的报告会、研讨会，甚至邀请会员到智库做报告的方式，推销智库的理念，传播其研究成果。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认为，一流的报告、论文、书籍和其他研究产品是政府领导者和决策者、私有部门和公民组织的重要资源，因此其每年通过出版图书、专题小册子、研究论文、政策简报和国际研究刊物为会员和政策决策部门服务。查塔姆研究所出版2本期刊：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World Today。International Affairs是英国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顶级期刊。查塔姆研究所以邀请国内外政要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到其研究所做报告为特色，经常举办重要人物演讲会，主要邀请来英国访问的外国总理、部长等就国际问题发表演说。研究所还不定期举办专题讲座，除该研究所会员外，还邀请一些重要人物参加，主要就国际问题进行演讲和交流。查塔姆研究所注重通过媒体进行研究成果的传播。专门设立外联部门，建立“媒体每日报送”制度，将政策见解第一时间发给媒体。同时给媒体和社会提供更多便利，只要登录研究所网站，都能在网页上看到该研究所定期更新的研究动态和活动信息，同时可以在网络上收看研究所的专家评论视频，收听研究所的活动音频信息。

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面临着新的复杂发展环境：国际与区域竞争和合作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与秩序规则调整重构的新常态；各国和人类面对的区域与全球挑战性问题的复杂新变化；颠覆性科技创新及其应用不断重塑商业和经济模式的新变革；国家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发展的新需求；社会价值观和舆论及公众认识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新局面；信息传播方式多层级嵌套式社会网络化和即时性的新特点；智库治理机制创新变革与影响力扩散竞争的新趋势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是适应新的发展环境的智库。本文观察国外一流智库发展的历程和经验，结合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与需求，提出以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建议。

3.1 建设和完善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制度安排

智库作为政策与战略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咨询机构，其咨询服务的直接对象是特定的决策主体特别是政府部门，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就是特定决策主体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建议咨询需求。没有决策用户的政策咨询需求，智库就没有自身发展的土壤。因此，要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首先就要突破和建立政府科学决策咨询的建制化乃至法制化制度安排，将各种政策问题决策前的研究与咨询纳入常态化制度机制。只有不断扩大政府决策咨询的范围和力度，扩大政府购买知识服务的力度，才能为智库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其次，要创造多类型、多样化智库平等竞争发展的政策环境条件。尽管目前我国政策研究与咨询类机构的数量不少，但没有形成各类智库竞争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智库类机构尽管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对决策过程发挥特殊影响力，但政策研究与建议范围受限于政府指定的研究项目，利用研究成果传播和宣传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而不强，研究质量、学术独立性等都有待提高；比较脱离社会大众，社会公信力不足，对社会思潮和主流价值观的引领性不强；缺乏外部竞争发展压力，发展内动力不足。高校智库多而弱小、机构的组织程度比较松散；拥有较大的研究与建议自主性，但缺乏现实问题导向、强调学术性等因素削弱了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决策咨询的影响有限；智库及学者的研究产出与发布缺乏内部质量管控机制，一些研究者强调学术自由而随意发表观点，难免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民间的独立性智库类机构尽管可以开展偏重于实证的中立性分析研究和咨询，但因为身份低微，其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在法律地位、资金筹集渠道、研究人才招聘、政策影响渠道等方面都面临体制性发展窘境。目前只有不到5%的智库被认为是民间智库，短期内难以形成明显的影响力。

因此，当前智库发展的重点，不是投入巨资建立新的智库，而是要消除智库发展的机制性和系统性障碍，促进智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发展，以提高智库和智库学者研究的质量并使智库声音传播到国内、国际决策舞台。要激励和支持独立性、非盈利性智库的发展，允许民间智库平等竞争、竞标研究项目和资源，这可以为中国特色智库体系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竞争发展力量，促进各类智库竞争发展，大浪淘沙，实现中国特色有影响力的新型智库的崛起。

3.2建立智库与决策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与成果报送机制

智库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的部门，其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其研究问题的成果及咨询建议，如何送达到政府决策用户。在这方面，政府智库由于其作为政府内设和下设机构的特殊地位，可以通过“内参”、内部专家咨询等形式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其他类型的智库，由于其地位低下以及缺乏与政府部门的机制化沟通和咨询渠道而处于决策咨询的边缘化状态。

智库在咨询研究方面，一方面，必须坚持“决策问题导向”的研究机制，围绕政府决策的相关问题开展研究，针对性服务，持续化发展，才能形成特定方向、专门领域政策问题的研究积累和影响力。这就需要建立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常态化沟通管道，实现“问题下达”（政府研究问题的指定、委托、招标机制）、“咨询建议上达”的良好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智库也是一类学术机构，应当具备有学术前瞻和预见的能力，也完全可以采取“潜在决策问题前瞻导向”的研究机制，超前选题，就潜在的政策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其研究成果要发挥咨询作用，也需要有将其决策咨询建议送达政府决策用户的常态化管道机制。因此，应当建立和畅通不同类型智库、不同隶属关系智库向上级政府不同部门便捷报送咨询建议（特别是重要咨询建议）的适当管道和制度化机制。

3.3建设战略与政策研究型一流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智库是“思想工厂”“政策车间”，是智囊型研究机构，提出创新的政策思想并影响、咨询政府决策是智库的根本追求，因此，高水平的战略与政策研究型一流人才的培养、使用是智库产出重要咨询成果、产生政策咨询影响力的关键。

随着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小政府、大社会发展模式日益成形，政府推进建立科学决策体制，政府决策咨询建制化乃至法制化机制建立，其决策咨询工作将常态化发展。而智库要适应决策需求的发展，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提升研究选题的针对性、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咨询建议的决策指导性、成果应用转化的可操作性等。

智库要实现政策咨询研究与决策应用需求耦合而不是脱节的问题，需要吸纳了解政府管理与决策过程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可以学习欧美国家的智库与政府部门的“旋转门”人才机制。一方面，需要探索建立了解政府管理与政策制定过程、具有政策研究能力的政府公务员向智库的人才交流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吸纳优秀智库研究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以提升政府管理与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效率。这种双向人才交流模式对智库发展、政府管理都是有益的。中国科协2015年 9月发布的《中国科协关于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的意见》中提出将“卸任政府官员”等纳入智库专家队伍的意见，就是这种人才机制的一个突破。

另外，应当支持国内智库与国际同行之间的深入交流，支持国内智库研究人才走出去开拓国际视野，开展国际化的智库研究人才的培养，促进智库的国际化发展和研究网络的建设。

3.4建立指导性分类评价体系引导各类智库健康发展

实现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智库工作的主要目标，对智库的政策影响力的定量测度和评价，是智库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智库本身和智库资助者等相关利益方高度关注的问题。

智库的评价体系取决于智库类机构的发展定位和目标，评价的目标是观察、评估智库实现其发展定位和目标的程度。

智库的咨询建议受到领导人和高层决策者批示、以及政府部门的采纳，无疑是现在衡量智库表现的最重要标尺。在这方面，政府智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缺乏与领导人和高层决策者沟通的渠道和机会，非政府的智库难以得到这方面的评价。

智库有各种类型，可以从隶属关系（官方、半官方、高校、社会等）、研究领域（综合、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资金来源（政府委托、基金会、会员会费等）等不同角度分类。各种不同类型的智库，尽管都是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大的发展目标是相同或者相近的，但肯定有其特殊性，不是每个智库都能拿到领导人对于研究报告的批示。要想建立面向所有类型智库的大而全的统一评价体系，显然是不科学的。在智库的评价上，不要以机构性质和隶属关系，而要以研究成果与咨询贡献论英雄。

因此，应当面向不同类型智库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同时，任何评价体系都不会是完美的。评价体系的作用，不应当是指令性的，而应当是引导性的。因此，须建立指导性分类评价体系。这样的评价体系之间，可以有相同的评价指标，也有不同的特殊的评价指标，有利于引导各类智库的健康发展。此外，评价体系应当是动态发展的，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

3.5探索建立符合新型智库特点的现代治理机构与运行机制

智库不是一般性的纯学术研究机构，而是基于高水平学术研究能力支撑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智库的定位在于决策咨询，智库的产出在于思想产品，智库的影响在于咨询的成效。因此，智库发展的重点不是大楼、大科学基础设施，其建设的重点是吸纳专业型、思想型人才，开展面向决策主体的战略与政策问题研究与咨询。因此，智库机构在管理运行机制上，既有与一般意义的研究机构类似的机制，也应当有其特殊的管理机制。

加强新型智库建设，需要按照不同类型智库的特点，探索建立现代管理机制。在智库的管理体制上，依据智库的不同类型，可以探索建立董事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机制，拟定管理章程。董事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是对智库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资助方、领域相关方、战略专家等的代表。

与智库管理体制相关，智库也要探索适宜的人事人才管理机制，重点是人才队伍培养使用机制、人员薪酬体系、职称评审制度、激励机制等。

在研究项目经费和资源的使用制度上，工程化的项目管理方式、“重物不重人”的经费支出方式等显然不适合智库发展。因此，在经费资源的使用上，要重点“向人倾斜”，允许智库机构将项目经费的大多数用到人才的开支上。

要加强规范化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同时，要适应大数据大信息时代的特点，创新数据与信息分析、领域知识发现的科学方法与分析工具，建设和不断完善业务研究领域相关数据信息与知识系统。在此基础上，开展专业型、计算型、战略型、政策型、方法型“五型融合”的战略与政策的严谨的研究
，保证智库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思想性、政策性于一体。我国的政策研究机构和相关研究人员，往往不重视、不善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发展、科学数据的积累和系统分析，使得一些政策研究认识和结论，经常经不起推敲，误人误国。

在成果评审与质量控制机制上，要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智库必须建立规范的成果评审和质量控制机制。要按照不同类型的成果产品，形成特定的质量标准、评审流程、发布机制，保证智库成果的学术严谨性、科学性、客观性等。

3.6鼓励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网络化和国际化发展

研究重要国际性问题的智库特别是国家级的智库，加强网络型智库和国际化发展，是形成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开展国际重大问题研究的智库，要形成国际视野，加强智库的国际化网络建设，建成“网络型智库”。在国际上发言，形成国际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简单地建设“智库联盟”，最多只是一种松散的可能的合作形式，并不能取得网络型智库建设的效果。

加强智库的学术领域专业化发展。国际上的智库一般人员规模都不大，百人左右的智库是一种常态。智库建设与发展，明确的研究领域、清晰的研究方向，是形成研究影响力的基础。一个智库不应当是什么都去研究，不是要把所有智库都建成综合性智库。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专业领域，加强智库专业化发展。智库的专业化发展和综合性多学科研究并不矛盾，要对专业性问题开展综合性全方位系统性研究，不是说就要去建设综合性智库。专业化的智库，更有利于形成国际化发展优势。

智库国际化发展、掌握国际话语权，还需要主动、前瞻地设置研究议题，引导有关智库、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讨论。主动设置议题、成功组织研讨、引导话语方向的能力，无疑将成为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能力。

要加强国际化智库人才培养，开展国际化学术交流。围绕重大研究问题，积极组织或者主动参与国际学术论坛，不断发出我国智库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拿出中国解决办法。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在这方面，国际化的人才，是参与国际智库学术交流的关键。

作者简介:张志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战略情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科技情报学理论方法与应用、资源环境科技发展战略、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

苏娜，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计算情报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科技评价与科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