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有话说:11月25日,《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今年是《报告》在全国发布的第四年。该报告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协同创新的成果,也是目前西部地区首家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智库报告。小编现将报告的精华部分编辑为四篇独立报告,今天分享的是第一篇《多形态的智库分工与双链格局》。
核心观点
分工是智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15年以来,国内智库分工呈现出“分工+”“分工-”“分工×”的动态发展变化。做分工的加法,主要表现为作为平等主体的各类智库之间的松散合作,形成合作网络的“朋友圈”;做分工的减法,主要表现为智库剥离智库内部原有承担的某些弱势分工角色,交由外部力量承担,借力发展;做分工的乘法,主要表现为智库之间相互嵌入,通过协同融合共同打造智库产品,释放或放大智库协同效应、乘数效应。同时,智库分工还展露出价值链、产业链的“双链”并进格局。在由研发、生产、营销构成的价值链上,智库分工集中于生产的微笑曲线基本特征依然明显;在由原材料、初加工、精加工、配套产品构成的产业链上,智库分工布局则主要集中于产业链前端,数据库建设、智库服务等中后端将是未来智库发展需要着力拓展之地。
分工是智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年来,我国智库分工开始加速,表现为“+”“-”“×”三大形态,目的是促进智库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移,从初加工向深加工挺进。深化分工意味着,新型智库放弃了“独活”的思想,建立起“共活”的意识,在“活”的质量上涵养外部性。以内养外、以外促内,内外兼修成为我国智库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分工特征。
(一)智库分工的动态变化
1.分工+的“集”字诀
“集”字诀是分工的加法,主要表现为处在同一层面的智库松散合作,形成网络状的“朋友圈”。智库联盟是“集”的主要表现。如中国沿边省区新型智库战略联盟、山东智库联盟、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联盟等区域性联盟;上海高校智库联盟、中国运输与物流智库联盟、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全国地方科技智库联盟、高校高端智库联盟等行业型联盟;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全球贸易与创新政策联盟、对非投资智库联盟、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智库联盟等主题型联盟。智库联合举办会议是“集”的另一种表现。如福卡智库与第一财经联合主办“福卡智库·第一财经趋势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光明智库、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2017年金砖国家智库论坛”。
2.分工-的“简”字诀
“简”字诀是分工的减法,主要表现为基于提升专业性的需要,智库剥离原有的一些弱势职能,交由外部力量承担,即以我为主,借力发展。“分工-”的现象常见于智库外借传媒的力量,宣介智库产品,扩大智库影响力。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和人民网新媒体智库联合发布《社会治理舆情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报告(2016)》。这些都是智库剥离传播职能,提升传播效能,推进“分工-”的重要表现。
3.分工×的“融”字诀
“融”字诀是分工的乘法,主要表现为智库通过形式和内容嵌入彼此,合作打造产品或服务,实现乘数效应。具体来看,有两大协同模式。一是知识协同。智库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消除“知识孤岛”,为问题解决提供一揽子方案。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协同打造《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40余家知名智库,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等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丝路国际智库网络”。“丝路国际智库网络”是智库实现知识协同的重要样本。二是功能协同。智库依托研究、传播等比较优势,实现一体化发展。如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打造CTTI在线索引系统、中国智库治理论坛等五大智库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社联合成立的国研经济研究院。
(二)智库分工的静态表征
在分工演进中,我国智库已形成价值链、产业链并进格局。在研发、生产、营销构成的价值链上,我国智库分工集中于生产板块,保留了微笑曲线的基本特征。在原材料、初加工、精加工、配套产品构成的产业链上,智库的分工集中在初加工领域,深加工、数据库建设,以及周边产品打造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1.遵从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分工
从价值链来看,我国智库遵从微笑曲线(U型)“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即智库价值着力点集中在“生产”,上翘的两端(研发、营销)偏弱。
在产品研发上,我国智库坚持两条腿走路,即内生性议题与外部性议题兼顾。内生性议题由智库的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智库传统优势和发展定位确定。该类议题通常具有延续性、系统性和长远性特征。外部性议题主要由市场导向,是智库通过竞争性谈判或磋商获得议题发包方(各级政府、各类组织)委托授权的项目,一般具有灵活性、分散性和时效性。从现状来看,智库的内生性议题设计容易受领衔专家(专家组)学术权威的影响,议题设计虽有战略高度,但广度偏窄,与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缺乏对接。市场驱动的议题设计易受发包方的“意志”影响,存在路径固化、定向定人定库的问题,实现智库之间的公平竞争缺乏制度保障。整体上,我国智库在议题设计上偏好“跟着感觉走”,超越当下、未雨绸缪,带有突破性的议题设计较少。
在产品营销上,我国智库存在营销不足与营销过度两大问题。大部分智库表现为营销不足,对产品营销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旧的营销策略依赖性大,对新的营销手段、营销技巧难以接纳或介入少。一部分智库在营销上有所建树,传统媒体、新媒体运用得体。如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为推动智库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国内外影响力,搭建起集网站、微博、期刊、专报、报纸、电视、电台“七位一体”的对外营销宣传平台。察哈尔学会根据不同受众特点进行智库产品营销:《公共外交季刊》主要面向外交等涉外部门;《察哈尔快讯》主要面向公共外交决策者和实践者;《公共外交概论》主要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主要面向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通过海外发文的方式向海外受众传播学会动态。此外,也有少数智库重产品形式宣传,轻产品内容深耕,出现“过度营销”的苗头。
2.“上重下轻”的产业链分工
从产业链来看,我国智库呈现“上重下轻”的发展特征,即从事“初加工”的上游型智库较多,从事“深加工”的下游型智库偏少,着力优质原料、素材(数据库建设)和配套产品(智库服务)生产的智库十分稀缺。
智库评价和智库评估服务为深加工阶段的智库产品。近年来,我国智库打造的“评价产品”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中国智库报告》、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智库大数据报告》等。评估服务是指,智库以第三方身份接受政府部门和各类组织委托,对公共政策和咨询产品做效果评判。如零点有数运用社会调查手段为企业提供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政策性调查和内部管理调查等专业性服务。近年来,我国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不断增多。如2017年人民智库承担的精准扶贫政策评估。该评估由人民论坛杂志社、人民智库组织发起,依托人民智库设计精准扶贫评价指标,对全国各地、各行业候选经验进行评价。自2010年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推出一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其中不乏公共政策评估的相关成果。如2014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科学评价与政府考核体系研究》、2016年的《行政审批改革红利与绩效评价(2013-2015)》等。
在信息服务上,具有数据、资料价值意识的一些智库开始在擅长的领域自建数据库,通过采集整理、积累筛选、挖掘应用数据资源,为智库产品提供数据支撑。如福卡智库、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阿里研究院等。目前,绝大多数智库的自建数据库仅供内部使用,处在各自为阵的发展状态。一部分智库与大数据企业建立合作机制。如封面智库联合封面新闻、中译语通定期发布CGI(封面译见全球指数)。对有自建数据库的智库来说,其已具备精加工素材,打造高端智库产品的潜力。
综上,我国智库分工体现在行为的“动态”与结构的“静态”两个层面,呈现出“加减乘”三大形态。从长远来看,各类智库在发展中会有更多交集,智库分工会持续向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产业链的中下游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