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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环境科技创新能力,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专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

宋扬

2021年09月23日 02:39

杜宣逸
中国环境报

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面对“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形势,如何进一步紧扣人民群众需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重大科技攻关和科研体制创新,中国环境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

中国环境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科技创新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生态环境科技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就?

李海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科技(以下简称环境科技或环保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是投入精准。投入大、覆盖面广,国家组织实施了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水专项),以及大气、土壤、固废、村镇等十多个重点专项。投入更精准,例如为破解京津冀区域大气重污染困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启动总理基金项目,以国家投入为主,带动40多个城市共同投入,协同开展科技攻关,三年时间就突破了重污染天气问题,解决了人民的心肺之患。投入多元化,落实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生态环境部、三峡集团,以及国企、地方政府等,联合投入科技经费,在长江沿线58个城市协同攻关,区域累积性污染问题得到快速解决。环境科技不再是“小打小闹”,政产学研用联动的合作模式,促进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见效。

二是成果丰硕。根据科技部预测结果,“十三五”期间,我国环境科技与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差距明显缩短,由过去的10年-15年缩短为5年-10年,从起跑、跟跑发展到了并跑。水、大气、土壤、生态等传统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污染物环境行为与效应、环境信息与预测、环境与健康风险等研究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原创、交叉、前沿技术明显增多,为解决重大环境问题提供了关键基础理论与技术支撑。

三是机制形成。国家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4个,新建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13个、工程技术中心3个、科学观测研究站8个。培养了一批“万人计划”等领军人才。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部领导下,初步形成了“1+X”科技攻关举国体制机制,在京津冀、长江流域,汇聚564家优势单位、8000余名科技人员,在百座城市开展集中攻关,推动了我国区域污染治理从碎片化向一体化转变升级。

中国环境报:黄润秋部长在8月1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九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圆满超额完成。生态环境科技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支撑作用?

李海生: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国之大者”,而科技创新就是克敌制胜的有效法宝。通过建立和运用大区域、多要素协同的复杂环境工程管理理论方法,可系统解决城市集群、区域、流域大开发带来的生态格局—产业结构—污染叠加的长期累积环境影响问题。在生态环境部科财司的精心组织下,科技创新在打赢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是有力支撑蓝天保卫战。推动了一大批大气领域科技成果落地见效。特别是成立国家大气攻关中心,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快速弄清区域内秋冬季大气重污染成因,创新高分辨率排放清单制定技术,突破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决策支撑技术,构建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技术与决策支撑体系,有力支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圆满收官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制定实施,为大幅提升人民的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全面支撑碧水保卫战。水专项研发了一批关键设备和成套装备,形成了流域水污染治理、流域水环境管理和饮用水安全保障三大技术体系,突破了一批标志性成果,有效支撑了重点流域区域的水污染治理与水环境质量改善。水专项成果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在长江流域,新组建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把脉问诊全流域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风险“病因”,提出 “上下游、左右岸”流域协同治理方案,初步治理了“三磷”整治的历史顽疾,实现了流域磷负荷削减1/3以上。

三是科技支撑净土保卫战。突破了一批多尺度土壤环境风险调查评估、重金属污染修复、持久性有机物控制等关键技术;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中,融合信息化大数据等技术,迅速形成了对土壤、农业农村和地下水领域生态环境监管科技支撑能力等。

中国环境报:“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您认为生态环境科技发展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海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的远景目标,并对“十四五”时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环境质量做出重要部署,可以说生态环境事业发展的前景更广阔了,环境科技工作者的舞台也更大了。

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对环境科技创新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更需要原创性技术。碳达峰碳中和带来了产业革命、能源革命,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全新的解决方案,科技不能落后,需要更多“从0到1”的突破。二是更需要快速见效、切实解决问题的好技术。对于百姓身边突出的环境问题,必须形成快速突破能力。例如针对企业环境监管或环境污染事故,需研发快速精准检测污染物排放情况、追溯污染源头的技术。三是更需要发展战略性、全局性协同治理科技。面对长江、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区域性、累积性复杂环境问题,需全面突破、系统性治理,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四是更需要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需要更合理、高效地配置科技资源,破除“四唯”藩篱,给创新型人才更大的舞台,厚植创新土壤,释放创新潜能。

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面向”。一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夯实环境科学理论基础。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支持原创性、系统性科学研究,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二是面向经济主战场,深化科技攻关举国体制机制。推进“1+X”驻点跟踪研究模式,深入开展百城千县万名科技人员的科技帮扶行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三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生态环境战略性、引领性集智攻关。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统筹推进重大区域、流域污染协同治理。四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建立以实效为导向的环境科研体制。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环保科技的人民性”,聚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中国环境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如何打造碳达峰碳中和的科技支撑体系?

李海生: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能源消耗大国,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然是一场硬仗。打造低碳科技支撑体系,关键是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结合,助力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一是构建关键领域碳减排技术创新体系。全局性部署脱碳、零碳技术,围绕能源革命、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开展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技术创新,突破大规模低成本产能、储能、智能电网、虚拟电厂、全过程清洁生产等技术,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以及工业、交通、建筑电气化进程。

二是构建科学系统的碳排放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能源统计体系和基层能源统计数据监督机制。开展省级、城市和企业层面的碳排放核算和监测方法研究,构建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网络,摸清碳排放“家底”。加强生产—消费全过程碳排放计量、核算体系研究。建立准确、权威、统一的碳排放数据库,为推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三是构建面向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加快推进《碳中和促进法》立法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按照“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要求,建立完善主要行业、领域和重点单位的碳排放标准,并纳入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统筹管理。

四是构建碳达峰碳中和基础研究科研体系。加大碳达峰碳中和基础研究投入,加强气候变化过程和机理研究,进一步阐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实现机制。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多学科交叉、多部门协同研究机制,重点突破相关基础性核心技术。积极拓展国际合作,重视“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平台,深化中欧气候合作,加强全球低碳零碳技术转移与交流。

五是加强技术研发的保障体系建设。制定重点低碳技术和革命性低碳技术研发路线图与投资计划,调动行业和市场力量,大规模部署低碳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建设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开展低碳、零碳技术大规模集成示范,积累实践经验以带动全国整体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科技成果产出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近年来是如何激发生态环境科技工作者创新意愿的?有哪些有借鉴性的改革探索?

李海生:近几年,环科院围绕落实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绩效评价、“三评”和扩大科研自主权等改革要求,在生态环境部领导指导下,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现代科研治理体系建设,有效激发了创新活力。主要做法有三方面。

一是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正确的科研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紧紧围绕党中央部署和国家生态环保中心工作,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营造“顶天立地惠民、求实创新奉献”的文化氛围,促进科研人员科学精神涵养和科研作风转变。

二是构建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的评价体系。建立分类、分级全覆盖考核指标体系,推行代表作成果考核,实施二级单位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完善“能上能下”的岗位聘任制度,实行高级人才聘任的“一所一策”改革,畅通优秀人才事业发展通道,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实施“青年英才培育计划”,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三是构建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体系。用好环科院现有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加强锻炼挂职,盘活各类科研资源,为优秀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以“多劳多得”为原则,构建全方位科技成果转化分配体系,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探索实施末位淘汰,完善“能进能出”的人才流动机制。

中国环境报: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和经济、科技与管理的关系将更为密切,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和带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您对未来生态环境科技有哪些展望,可否具体描述一下?

李海生: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进入新发展阶段,要以环境科技进步,引领和带动全社会各领域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可称之为生态环境科技2.0时代。

过去的科学研究主要以解决污染问题为核心,生态环境科技2.0时代的核心理念、思路、策略都需要发生重大转变。在治理理念上,从末端治理,转变为通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大幅度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最终消除污染,实现环境的彻底解放。譬如,研制和使用绿色化肥、农药,从根本上解决面源污染问题;使用水溶性漆和绿色涂料,解决VOCs和O3的问题。在技术思路上,运用系统观念方法,从原来主要面向单要素、单目标的治理,转变为系统治理与协同治理,进一步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在监管方式上,从原来的被动监管,转变为采用物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实现主动监管。在治理模式上,从原来的政府主导为主的污染治理,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更加强调市场激励机制的运用。理念的创新,必将给环境科技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

在此背景下,将催生一大批新兴技术领域,开启绿色技术革命,例如智慧监管、绿色材料、物质循环再生利用、生物多样性、自然修复等技术瓶颈被突破,产业结构优化,绿色产业占比显著增加,环境科技将成为引领我国绿色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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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23日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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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给发展中国家更多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