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经济学学界史:经济思想史新的研究对象与目的

沈华

2018年01月12日 12:00

贾根良 兰无双
《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

20世纪60年代末,科茨以社会学分类方法发起和推进的知识史研究开启了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但直到21世纪初,这种研究才在经济思想史领域获得了重要发展,构成了当前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发展。本文首先对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模式的困境以及经济学学界史的诞生做出简要说明,然后,对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最后则探讨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目的。
   
       一、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模式的困境与经济学学界史的诞生
   
       经济思想史家被不同的理论兴趣所引导,并有着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方法,大部分的经济思想史家来自经济学学科之内,并从事着经济学的研究。随着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在丰富多样的研究类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人物及其理论的模式,并长期占据着这个领域的主要任务。对此,张林[1]指出,理论和人物是经济思想史主要的、恒久的研究对象,而比德尔[2]也指出,大多数经济思想史研究者采取了“xx关于yy的理论是什么?”的研究模式,这意味着经济思想史中的大多数研究陷入了训诂和解释(textual exegesis or interpretation)。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来说,这种模式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事实上大多数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正是以这样的模式展开的。然而,越来越多的经济思想史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模式的缺陷和困境①。
   
       尽管人物及其理论的研究模式在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体现着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家的培养至关重要,而且这种研究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对于以往经济学家及其理论的“挖矿”活动,而是对历史上的经济理论的持续探讨,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属于经济学家所从事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然而,随着战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崛起和统治、逻辑实证主义的完胜,以及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的泛滥等进程的持续推进,[3]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及其继承人已经不再从这个领域吸收营养,更不必说为该领域的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进行,并与异端经济学家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富尔卡德(Fourcade,2003)指出,随着经济学更为朝向更加形式化和技术性的方向发展,经济思想史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从美国的博士课程中排除掉。[4]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情况对于主流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来说都是不幸的:经济思想史的不幸在于其学科地位在大学教育中的边缘化,有时候甚至是濒临灭绝的处境;主流经济学的不幸则在于其科学事业失去了经济思想史的滋养(也许还包括经济史等营养来源)。但最为不幸的是,众多的经济学学生失去了他们本该有的大学启蒙教育。如果经济学不像今天这样形式化泛滥,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中可能会有更高的地位,但这样的判断忽视了经济思想史研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缺陷。那种通过理论的发展将经济思想史中的人物及其理论按照时间上的先后进行排列,以说明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分析上的进步的研究遭到了批评。例如,温奇指出,维纳在对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的评价中认为,熊彼特的方法使得经济分析看起来是一种空灵的心智活动,既没有任何价值根基,与其他社会科学也没有关系。[5]马克思曾对这种观念史的编纂者提出过批评:“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发展过程脱离的……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是:他们根本不提一切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性的干预,为此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虚构和文学闲篇为根据。”[6](P547-548)并认为,“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6](P552)很明显,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历史研究已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如果经济思想史离开了社会史和经济史,根本上就不可能得到科学的正确理解。科茨(Coats,1967)对此指出,任何经济思想和学说流派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且只可能通过参考其出现的社会环境而得到完整的理解,[7]并认为经济思想史家不应该只关注理论和人物,还应该关注经济学家获得其资格并发挥其功能的制度环境的特征和重要性。[8](P1-7)
   
       第二,人物及其理论研究模式的报酬递减以及对经济学知识集体生产的现代特征的不适应。正如马斯、马塔和戴维斯(Maas,Mata & Davis,2011)所指出的,在18世纪,在一个孤立的地方结束学习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寻常,而到了20世纪,制造社会知识的格局发生了很多改变,知识生产的主要模式不再是个人研究中的私事,学术现在属于并被私人和行政机构、政府当局以及大学管理。[9]这使得我们必须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放在具体的学术组织(当然,还有社会环境背景)之内。很明显,人物及其理论的研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这种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些经济思想史家开始探讨经济思想产生和传播(或经济学发展)的制度和社会因素,从而导致了经济学学界史这个分支学科的兴起。
   
       首先,面对上述经济思想史传统模式的困境与缺陷,很多经济思想史家表达了不满,要求改变并尝试替代性的策略。比德尔指出这些替代性方法可以通过研究知识生产的环境,并试图更仔细地追踪知识在经济学家共同体内外的传播过程,从而开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2]面对经济思想史的日益边缘化,张林指出,需要引入新的科学元素,才能让经济思想史学科重现生机,并认为应该把那些在经济学这一学科内部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事情,即事件研究包括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之内,以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现在,这些经济思想史家的希望已经开始实现,已经出现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一种新的研究类型,这种研究集中于经济学的实践(practices)、经济学内发生的历史事件、经济学内多种多样的共同体,以及经济知识生产的制度和社会因素,我们将其称之为经济学学界史。
   
    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是《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年第一期发表的一组专题文章,它集中讨论了经济学中的知识共同体的研究。其中,福尔热和古德温(Forget &Goodwin,2011)指出,对传统方法的不满使得很多经济思想史家询问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知识创造,并看看不同类型的知识共同体中的经济学家是如何集体地创造、推进以及传播他们的思想的,他们总括性地对于经济学史中的知识共同体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把一个“共同体”与经济学家所接触的随机的个人的集合区分开来的标志是其随着时间的持续存在和独特身份,当试图理解经济思想史时这些共同体可以被有用地看成特别的现象,并有可能使用其他领域比如科学史、地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学理论中的工具来处理。他们挖掘了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所提到的28个共同体,并对上述专题文章所研究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共同体如研究学派、政策圈子和跨界知识群体进行了研究。[10]
   
       在《政治经济学史》2011年第一期的这组专题文章中,麦德玛(Medema,2011)以公共选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例说明了一个创造性共同体的概念,[11]科德(Cord,2011)以研究学派的方法论框架对凯恩斯革命进行了重新解释,[12]福尔热(Forget,2011)对1964年到1968年间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时期经济机会局(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OEO)中的两个有着不同价值、方法和英雄人物②的知识共同体做了研究,[13]伦纳德(Leonard,2011)围绕着摩根斯特恩的知识共同体说明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经济学家圈子的崩溃过程,[14]古德温(Goodwin,2011)检验了作为一个创造性共同体的布鲁姆伯利圈子(Bloomsbury Group)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15]科特(Cot,2011)对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由亨德森(Lawrence J.Henderson)引领的一个称之为“帕累托圈子”(Pareto Circle)的创造性共同体进行了研究。[16]
   
       其次,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长期有着把经济思想置于经济学家所处时代的哲学、社会思想或意识形态体系的环境中进行解释的传统。为了解释特定的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史家通常会尝试说明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王国之外的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比如阶级利益、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思潮、理论传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等。例如,马克思曾批评青年黑格尔派:“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6](P516)此外,尽管前述维纳对熊彼特的批评是一种真知灼见,而且其《经济分析史》不可避免地被他的主要任务所指引,熊彼特也是少有的有着宽广视野的经济思想史家之一,他的这部鸿篇巨制也促进了经济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economic knowledge)的研究。比如熊彼特在其导论部分的第四章讨论了科学工作专家作为一个集团及其运行机制,并认为经济学集团和物理学集团不同,他在这一章的最后两节将要说明的是:科学努力的动力与科学发展的机制;一般科学人员和经济科学人员。遗憾的是,熊彼特在这两节将要说明的内容并没有完成。科茨(Coats,2003)认为,熊彼特的这一部分内容对有关经济学的社会学和职业化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17]
   
       最后,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受到了科学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经济思想史的文献开始采用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最近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征。在科学哲学家历史地、社会地看待自然科学之前,经济思想史研究一直有着这样的思维,但是,随着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蔓延和经济学日益的形式化,这样的分析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家的物理学崇拜之下的盲目所忽视,直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造成实际影响之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整个60年代对彼此的研究都漠不关心。自库恩以来,科学不再被从一种纯哲学的视角审视,而是被从一种历史和经验观点的更为宽广的范围进行研究。科茨(Coats,2003)指出库恩的思想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宽广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为把科学活动的集体性质作为首要论点的更为社会学的方法打开了一扇大门,经济思想史中对于经济学家在社会和政府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研究就直接受到了库恩思想的促进。[17](P507)比德尔(Biddle,2003)指出,很多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现在成为经济思想史家用于研究的知识。[2]此外,随着建构主义越来越大的影响,经济思想史研究从强调对于思想的研究转向了对经济学家们的实践(practices)的研究,以至于2010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年会的会议论文的一个特别主题就是过去和现在经济学家的实践。[9]
   
       而且,正如马斯、马塔和戴维斯(Maas,Mata &Davis,2011)指出的,由于受科茨关于英国和美国经济学职业化研究的影响,经济思想史家们开始越来越突出他们研究的社会和制度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政治经济学史》杂志选题的变化趋势中。2010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年会的会议论文发表在2011年第5期的《欧洲经济思想史期刊》(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上,其中有几篇分别讨论了经济学史作为一种实践史,并指出通常说法中的“实践”,指的是程序、传统和习惯,以及框定人类行为的社会背景,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它不仅是指处于社会中的科学,也指科学在特定的环境中如何形成对物质文化的控制;[9]欧洲移民和战后经济学的国际化(实际上是“美国化”);[18]大萧条和意大利经济学家的社团主义③转向[19]等内容。而阿鲁佩(Javier San-Julia''n-Arrupe,2014)也指出,随着科茨(Coats,1969)几十年前对于以社会学方法进行分类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发起和推进,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思想史家开始从事一种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史研究(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
   
    二、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对象
   
       至少自19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总是集体性地在行动,有着集体的共同事业,并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对于经济学来说,早在1821年,伦敦就有了政治经济学俱乐部,而在1825年,牛津大学出现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21](P47)20世纪以来,经济学已经进入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经济学家建立并组织职业的学会和学术会议,创建了众多的学术期刊,形成了特定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评价经济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来决定研究人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回报,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家也受到不同来源的资助、推动或阻碍,相反地,这些研究成果也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经济。如果我们不打算对这些事实充耳不闻,就必须推进这种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这一事业的第一步就是明确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学界史的基本研究对象是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克罗宁(Cronin,2010)指出,库恩把一个研究共同体社会性地定义为相似的教育、职业以及围绕着一个专家文献标准的社会网络和对于特定职业共同体进行承诺的产物。[22]学术共同体往往通过标准的发展来规定行为,而这种规定性形成了封闭、隔离以及排名活动。对于经济学学界史而言,正如李(Lee,2009)所指出的:“学者们一般是从学说史,亦即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查20世纪经济学的历史。但在过去十年间,慢慢地出现了对那些促进和支撑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社会相互行为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这种研究产生了一种可称之为学界史(community history)的类型。经济学的学说史和学界史显然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但它们也是一种共生关系,因为其中之一是另一个的先决条件,其中一个的变化会影响到另一个。”[23]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学界史与传统的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不同,它超越了仅仅对于经济学家的思想或理论的关注,而将经济思想史研究扩展到了经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历史过程。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学界史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共同体’这个概念。这里所用的共同体这个词,指的是囊括一门科学的学术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科学是产生称之为科学知识的特定产出的社会事业系统,这些知识用来解释和理解真实世界的某些现象。”[23]从而,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学界史以共同体研究为核心,着力研究经济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经济知识的生产、组织和传播的社会过程,与此相应的,应该包括共同体所遵守的制度、期刊标准、等级结构、研究主题、激励措施等因素和这些因素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相对地位和其所推崇的知识的相对重要性之历史变迁。例如,李叙述了异端经济学在美国和英国的历史以及异端经济学的当前状态,关永强和张东刚探索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绎学派和历史学派之间的分歧和激烈竞争所导致的学科分裂过程,[24]而克罗宁(Cronin,2010)通过对异端经济学期刊的文献统计研究了异端经济学的扩散过程。[22]从而,我们可以将学界史的基本研究对象归结为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活动过程的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经济学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存在,因而经济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共同体,而且这些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术组织,而是和“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很多经济学家直接地参与到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从而直接地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有很多企业家和政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了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中,他们的支持或反对意见也影响了经济学的学术共同体,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到:经济学的学术共同体内外的联系会是怎样的?此外,如果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所看到的不同观念背后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利益,以及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的思想,也就是说经济学说以及经济学共同体很有可能会被这些社会因素所主导、塑造或引导,如果我们也不能忽视凯恩斯的断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在它们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25](P396-377)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对象要求更多。事实上,只要我们采取一种广义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就可以把学界史和社会史以及经济史联系起来。王敏慧指出,广义的科学共同体既要对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关系进行分析,也要对社会环境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行分析,同时,科学共同体的活动和它本身的发展显然在很多方面影响到社会环境,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也要进行深入的研究。[26]一旦确立了广义的科学共同体概念,我们就可以研究经济学学界史研究对象的另外两个方面,即社会史和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界的影响过程和经济学界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史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倾向于给思想观念提供一个经济基础或阶级利益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粗糙,但却把握住了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关键性作用以及阶级利益对于经济理论的强烈影响,这是非常有洞见的。经济史给经济思想史提供了客观的分析对象,社会史影响并塑造着经济思想的发展。理所当然地,理论上的矛盾也有可能是因为阶级利益和立场上的冲突。但是,对于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承认物质的第一性,承认经济史和社会史给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需要研究的对象和手段这样概括性的哲学的回答上。经济思想史家的任务是具体地描述经济史和社会史到经济思想的运动过程,换句话说,是解释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界的影响因素可能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哲学上的潮流、其他学科的发展、特定时期的研究需要等因素可能都发挥了作用。如米卢斯基(Mirowski,2005)指出了19世纪物理学中的唯能论浪潮对于边际革命的影响,也研究了兰德公司对于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崛起的作用,并指出制度主义和历史学派因为缺乏与新古典获得的支持相对称的力量而在竞争中失败了。[27]又如,马斯、马塔和戴维斯指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使用理论的纯洁化来为法西斯国家辩护,不管是因为个人信念还是因为他们寻求和新的政治现实相妥协,先前对自由市场思想的一个背书被换做了对于社团主义长处的一个“帕累托式的”精致背书,这又很好地和当时确立的法西斯体制观点相一致。[9]无论如何,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于经济学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经济思想一直受到物质因素的重要影响,而且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作为经济学学界的共生条件,也会持续地塑造经济学的学术共同体。
   
    另一方面,威斯曼(Wisman,1980)指出,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史的重要影响已经被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领域的先锋史学家的研究所暗示,[28]而希尔和劳斯(Hill &Rouse,1977)则检验了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史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思想史家们在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偏爱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方向。[29]尽管凯恩斯声称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统治着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容否认的,即使是马克思这样强调阶级利益对于观念的影响的人物,其思想也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正如威斯曼(Wisman,1980)所指出的,凯恩斯的陈述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未能描述思想把它们的先导影响传送到历史中的媒介和机制。[28]此外,经济思想影响历史进程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具体的思想如何影响了历史,需要对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过程进行仔细的考证。很多研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努力,比如张志敏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兼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30]、史蒂夫·科恩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经济学教育》[31]、朱安东和王天翼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32]分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其对于大学教育和经济政策等的影响,而贾根良则指出晚清领导集团由于缺乏对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了解,而没有形成正确的战略发展观,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33]
   
       综上,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经济学共同体内外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制度结构、传播和影响等的历史活动过程,这意味着在具体的研究中,必须以共同体研究为核心,并把经济学理论、共同体研究、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但是,在经济学学界史研究对象的定义以及它与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关于经济学学界史术语的问题。西方经济思想史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说明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例如,李(Lee,2009)[23]使用了学界史(community history)的术语,以经济学中的共同体为研究对象;马斯、马塔和戴维斯(Maas,Mata &Davis,2011)[9]使用了经济学史作为实践史(history of economics as a history of practice)的术语,这涉及从科学作为知识(science-as-knowledge)到科学作为实践(science-as-practice)的认识上的转变;科茨(Coats,1967)[7]依据社会学分类方法发起和推动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强调纯经济分析之外的相关因素,认为任何经济思想或流派都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阿鲁佩(Javier SanJulia''n-Arrupe,2014)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制度史(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概念则意指对于政治经济学渗透的渠道以及政治经济学在传播和职业化过程中自成体系的制度研究(简言之,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化过程)。[34]实际上,在经济学作为实践名义下展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对于经济学各个共同体的研究,而知识史强调经济知识应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放在特定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中进行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史也是对于经济学研究活动的制度研究,很明显的是学界史可以包含这些内容,并且学界史比其他术语更能体现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学界史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我们建议使用经济学学界史这一概念和术语。
   
       其次,在以上几个术语之下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都反对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模式,主张对于经济学进行社会的和制度的研究。事实上,准确来说应该反对的是脱离社会和制度分析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于该领域的支配性影响,问题并不在于那种基于理论著作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是否有必要,而在于它是否给其他研究如学界史的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大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仍然是对于经济学理论的持续讨论,这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将经济思想史家作为经济学家与经济思想史家作为历史学家区分开来的标志。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学界始终处于辩证的关系之中,任何彼此的彻底抛弃都是不完整的历史研究。事实上,很多经济学流派或者学术共同体正是根据经济理论来划分的,缺乏对于经济理论的讨论,经济学学界史便无从开始。比如经济学现在可以分为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两大共同体,但是它们如何能够被分别划分为一个共同体就需要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这意味着在任何具体的学界史研究展开之前,首先必须对“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有一个哲学上的思考。
   
       最后,经济学学界史研究扩大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并有希望开创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两个子学科,经济学学界史和经济思想史学史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和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可以以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科学活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活动无非是分工体系下的一种职业活动,并且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下的社会现象,当它被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认识时,就它有着特定的社会事业系统和特定的“产品”和“服务”、有着相应的社会性质、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并受到特定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来说,它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④。
   
       三、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目的
   
       尽管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大都以吸收了科学学的研究方法为特征,从事这种研究的经济思想史家还是关心着不同的研究问题,并被不同的研究目的所指引。
   
       首先,复兴和繁荣经济思想史研究。张林希望通过使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中的事件,以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摆脱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困境。[1]而面对学科生存问题,具有科学史背景或者吸收了科学学研究知识的一些西方经济思想史家,如莎巴斯(Schabas,1992)等人则试图让经济思想史摆脱经济学,寻求加入科学史家的行列,以期获得除了经济学家之外的更为宽广的听众,从而挽救经济思想史学科。[35]这些西方经济思想史家缺乏对经济学的正确认识,试图把经济思想史作为科学史的一个子领域,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在我们看来,这种意图非但不能拯救经济思想史学科,甚至会为该学科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失去经济思想史的经济学将会受到重大损失。[36]因而,经济学学界史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尽管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科学史家进行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这种研究应该更多地被视为吸收了科学学方法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并服务于对经济学的理解和促进经济学的更好发展,而不是单纯作为科学史家的历史兴趣。
   
    其次,对经济学进行历史反思,以改善经济学的发展状况。经济学学界史是在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历史反思过程中形成的,试图改进经济学的愿望促使他们关注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这种研究目的必然让研究者关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实际的历史事件、经济学研究的制度和规则以及其他社会因素是如何导致了经济学的演变的。例如关永强研究了美国经济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改变,说明了计量史学占据主流的历史过程及其对经济史学发展的限制,[37]科恩则研究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主导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历史过程,分析了1978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国内外影响,以说明中国经济学教育被新古典经济学主导的历史过程。[31]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还给出了促进经济学发展或者某些经济学流派发展的策略和方案。例如贾根良研究了对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运用演化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与锁定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深入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出了建议。[38]
   
       最后,把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起来,推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创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学界史和自然科学具有明显的不同,如果仅仅局限于经济学之内对学术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即前述的狭义的共同体研究,便很难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有效的解释。采取广义的共同体概念就是要研究经济学和经济史、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研究经济史、社会史的发展对于经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作用。希尔和劳斯(Hill &Rouse,1977)运用知识社会学中曼海姆的概念和框架分析了经济思想和经济史之间的关系,力图推进从经济思想对经济史的影响的角度来认识经济思想的研究路径。[29]而威斯曼(Wisman,1980)则在此基础上认为,合法性分析和哈贝·马斯的人类学框架对于认识经济思想的社会性质更为有用。[28]贾根良则力图实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融合,并推动这两个学科交叉研究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子学科,促进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39]
   
       根据上述对经济学学界史研究目的的分析,我们认为,还可以对经济学学界史提出更多的希望,实现更为丰富的研究目的。
   
       首先,经济学学界史作为对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需要对经济学研究的制度、组织、机制和标准及其历史发展进行分析和评价。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企业的“黑箱”一样,经济学学界史需要打开经济知识生产的“黑箱”,对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在经济知识生产和扩散上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明显的是,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实际上,并不是整个社会,甚至也不是任意一部分人把科学知识的财产传下去的,而是有一个或多或少确定的专家集团,不仅把他们的方法与结果,而且把有关今后发展的方向、手段的意见传授给继起的后代。”熊彼特认为这种社会机制是非常节省劳动的,然而,他也指出事情的另外一面是传授已确立的科学可能会给初学者的头脑套上框框并压抑他们的创造性,而且现有科学结构所产生的抵抗力会阻碍视野与方法的重大转变,当无法进行改革而代之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改变时,原有的结构中的尚未发展的有价值的科学成分也许就会在这一过程中消失。[40]鉴于经济知识生产的制度对于经济学研究同时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学界史的研究就必须仔细地看待和比较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而言,什么样的制度会更好,以及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经济知识格局下,为了推动经济学研究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与此相应的是,经济思想史家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经济学共同体获得成功的制度因素是什么,比如道(Dow,2011)指出反思和理解过去可能对于异端经济学家非常重要,[41]而其他一些关于期刊和研究评价的研究也给异端经济学家们指出了发展的策略。[42]当然,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生产的制度,并不研究商品本身,而经济思想史家对于学界史的研究还要肩负起经济知识“商品”的比较和评价的任务,我们必须对于经济知识的有效性和相对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和评价。
   
       其次,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进经济学的多元化变革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正如科学学的研究是要废黜非历史和普遍科学的概念一样,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学的非历史和普遍化倾向,促进经济学不同范式、不同共同体的多元化研究。经济学中的新古典范式的主导地位及其对于其他研究流派的排斥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严重依赖,形成了“飞地”学术,大量的中国经济学家涌入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范式中的解谜活动,这对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是极为不利的。中国经济学的创新需要学术争鸣和多元化,这需要企业家型的创新性研究活动,而不是担水劈柴式的学术打工型研究。正如库恩所指出的:“唯一完备的预见,也是最著名的预见,那就是公元前3世纪阿利斯塔克对哥白尼日心说的预见。人们常常说,如果希腊科学不那么重演绎,也不那么受教条所束缚的话,那么日心说天文学的开始发展就可能会比它实际的要提早18个世纪。”[43](P64)与希腊科学相似地,新古典的演绎体系主导了当前经济学家的心智,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就是要废黜这种对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迷信,认识到新古典的主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在知识上具有优越的有效性,而是社会的、制度的和政治的因素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而,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解放经济学家思想的作用,起到对经济学学生进行启蒙教育的作用。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只有破除这种迷信才能真正获得文化上的自信,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进行自主创新的研究。因此,结合前述学界史对于经济学的制度、组织、机制和标准的研究,经济学专业必须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
   
       最后,经济学学界史研究需要把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史、经济史结合起来,诊断我们的时代问题,推动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事实上经济知识的发展和使用过程本身就会塑造经济过程。比如改革开放并不仅仅只是实践家和生产者的活动,遵循了特定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会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与方向,这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非常明显的,既有成功的地方,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经济学一直是一门历史的学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给经济学提出不同的问题,不同国家面对不同的问题也需要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来解决。比如,我国仍然是一个处于发展和追赶中的大国,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以及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活动就是当前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片面地使用适用于领先国家的(有时甚至是具有欺骗性质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说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实际中的负面影响,也不利于提高我国居民的福利。因此,经济学学界史的研究需要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并结合上述两个任务推动中国经济学面向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使得我国的经济学智力资源能够有效地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殖民地。由于知识有着时空特定的效力,经济学家的智力成果必须服务于中国当前以及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这就意味着,对于那种脱离实际和演绎主义的数学形式化的经济学必须有所限制,并大力鼓励致力于解决中国重大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注释:
   
       ①针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困境,贾根良提出了“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纲领,请参见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②经济机会局的第一任主任是萨金特·施莱佛(Sargent Shriver),他受到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ies)的强烈影响,他所领导的成员在经济机会局的最初几年迅速地获得统治地位。经济机会局中的另一个共同体来自总统府,并随着来自国防部从事规划与评价项目的经济学家的加入而迅速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个共同体获得的影响力和权力超越了前一个共同体。
   
       ③社团主义,在历史上是一种政治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立法的权力交给了由产业、农业和职业团体所派遣的代表。与多元论相比,多元制度里众多团体必须经过民主竞争的过程才能取得权力,但在社团主义制度里,许多未经过选举的组织实体掌控了决策的过程。社团主义也被称为经济法西斯主义。
   
       ④对于科学活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如有机会,我们将另文分析。
   
    作者简介: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兰无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2018年01月12日 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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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