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概念作为话语:国际传播中的引进与输出

胡小文

2017年09月29日 12:00

郭镇之/杨颖
《新闻大学》(沪)2017年第20172期

   随着人类对“话语”现象的认知不断深入,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话语无处不在。符号是表现的话语;叙事是讲故事的话语;而作为论辩及思想的主要工具,概念所发挥的话语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

   概念也是话语。意思是说,概念的使用也是一种话语方式。作为话语的概念可以是自创的,也可以是引进的。本研究集中探讨了概念引进和输出中的话语问题,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引进概念需要理解既定的涵义,在此基础上进行话语创新和意义改造;概念输出需要解决由谁来自创概念更为有利并有效,以及怎样传播概念等一系列问题。话语竞争的后来者中国只有充分认识概念的话语作用,积极创新概念体系,才能在全球话语斗争场域争取主动权。

   一、概念作为话语的特点与功能

   话语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在循环往复、动态交流的过程中产生意义的对话性言语。话语由对话者(有时又可分为传者与受者)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文本”进行,不同主体对同样的“语言”可能产生差异极大、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语言的多义性和言说的不确定性使话语具有“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和表达“言外之意”的特点,也使概念的运用存在极丰富的多样性。

   ()概念话语的特点:理论抽象,高屋建瓴

   虽然所有的言语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认为“话语”,即带有特定动机和隐含意图,运用或简单或复杂的修辞方法,表达意义甚至影响对话者的交谈;但在“话语”由浅入深、从“无意”到“有意”的整个连续体中,存在千差万别的情况。话语分析就是以多种理论思路对这些纷繁复杂现象进行的学术解析。①

   话语分析的最初对象是语言文本;论辩是其发现的重要功能。其后,非语言符号成为话语分析的新领域,如姿态、动作、表情、着装。近年来,随习近平主席出访的第一夫人彭丽媛的新颖着装,成为“美丽中国”的形象符号,生动地证明了颜值、服装等视觉符号作为话语的重要传播价值。而承载意义空间更大的叙事,则以情节、人物、事件的过程(发生、发展、高潮、转折和落幕),亦即讲述故事的特定方式,表达各种意义。叙事作为话语,产生了更多的解读方向。近年来,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了一批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如《中国式教育》、《中国的秘密》、《中华的故事》、《中国新年》等,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法,包括复杂的讲述技巧,观者见仁见智,在中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些多模态话语传播的价值还将继续得到确认和挖掘。

   不过,“概念(的运用)作为话语”的认识,却是话语分析朝思想和论辩传统的回归。概念高屋建瓴,是理论抽象的话语形式。就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而言,可以这么说,底层基础是大众娱乐,也就是中国式的“群众文化”或者西方式的“商业文化”;居中的是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专业性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包括在内;而位于顶层的,则是思想、理论、学术、价值观的传播,概念包括其中。思想和价值观是对外传播的灵魂;而概念是思想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

   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使概念推广成为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随着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的,也有西方理念、价值观的大规模“引进”。这些西方思想虽然常常通过影视剧、流行歌曲、网络游戏等多模态话语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群”(大众);但也通过理论、学术等抽象程度更高的模态,作用于中国的知识界、传媒业,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精英)。这种高层次的思想影响从上到下,渗透到中国社会各界的话语体系,其中就包括了概念使用;而对于以“理论”、“学术”、“概念”等“中立”方式引进的思想,中国知识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有时认识不到概念的“话语”本质,存在误解、误用的危险。

   ()概念的话语功能:意义竞争的工具

   概念的表达形式是词语。但是,概念并不是一般的词语——而是处于语境之中、带有含义、需要解释的词语。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很大:词语的含义可以界定;概念的意义却只能说明与解释。在对话的过程中,概念的意义是变化的、能动的。

   据学者研究,“概念”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影响的竞争性和对现实世界的建构性,②亦即明显的话语特征。

   首先,是概念的歧义性(多义性)。概念是与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但词语之成为概念,是因为某些群体不断使用,使其具有了确定的意义功能;而不同时代、不同行为主体则对这种意义不断进行再概念化,使相互关联的若干概念及其不同解释形成“概念谱系”,并发生意义的衍变。概念的多义性构成了话语理解的极大空间,也意味着“偷换”概念、“僭用”意义的巨大政治机会。

   第二,概念的竞争性(斗争性)。在历史的进程中,概念成为各种派别依照不同意图进行政治和社会实践的武器,这意味着,对概念的意义斗争可以维护或者改变现状,吸引并动员那些追求不同价值,甚至处于完全对立状态的政治和社会群体,以相同的概念为武器,“去说服、去协商,去战斗”。③概念的斗争性与话语的“论辩”本质异曲同工——它们都是意义的竞争者。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概念的能动性(建构性)。概念可以通过拓展意义空间,达到“批判”的目的;也可以通过赋予旧概念以新意义,生成新的社会实践。于是,就意义的建构而言,概念成为最重要的话语形式——它以“理论”这种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高形式引领社会。

   由此可见,把概念仅仅视为学术的运载工具,以为概念是中立的、透明的,是天真的想法;以为将国外的热门概念引进中国,就可以“自然地”解释中国的现象,直至解决中国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做法。

   二、概念引进中的话语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某些概念变成通用语,甚至流行话语。而某些话语一旦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便可能成为思想和观念最高效、最经济的传播渠道。

   概念虽然是意义共享的交流方式,但在目前,就概念的国际传播而言,还是西方概念从理论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倾销,并在全球大行其道的单行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全球输出并被发展中国家广泛引进的许多概念,如“人权”、“民主”,正属于体现“文化领导权”的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是以话语的“软权力”控制着世界。

   不过,技术的便捷性和媒介的多样化促成了话语的四方蔓延,也使全球话语“市场”成为各种概念斗争的场域:任何一种重要概念都会引来辩论和争议,从而带来“再概念化”和意义改造的机会。

   ()概念引进中的话语挑战——意义分歧

   作为全球世界日益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开始以全球通用(亦即西方建构)的话语体系与世界对话;但在引进西方理论的一些重要概念、推进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邯郸学步的现象,例如经济学界常常表现出的那种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盲目崇拜、生搬硬套,这使理论经济学界几乎成了西方概念的一统天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传播学本来就是一门舶来的学说,借用的是整套美国和欧洲学术话语。近年来,一些新锐年轻学者开展对西方(主要是美国)传播学的批评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盲目追随西方理论、学术、概念、思想的趋势。但中国尚未形成标志性的传播学概念体系,未能对传播学的世界发展提供足够的中国理论贡献。

   概念含义的不确定性和话语使用的灵活性,也使中外对同一概念的理解针锋相对,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含义大相径庭,这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比较常见。例如,中外学者对soft power(“软权力”/“软实力”)的解读,就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概念的动机,是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其途径就是从军事和经济强权转向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④而中国学者虽然把soft power翻译为“软实力”,⑤以减弱其“权力”机锋,并在“开发传统及当代文化资源”等柔化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在涉及中国时赋予概念“无害化”的解释;但对soft power的这种中国界定(“软实力”,意谓文化资源,特别是受普遍欢迎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尚未获得广泛认同。

   相反,由于美国掌握了全球话语权,特别是发明和主导了对“软权力”的意义解释,因此,当中国人按照自己对中文“软实力”的理解,大量使用这个心目中的褒义词时,在全球传播的英语世界语境中,却可能带来中国争夺世界文化霸权的负面标签,如许多国际评论在涉及中国崛起的事实时自然而然地以“中国软权力”(Chinese soft power)来概括一样。⑥这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西方敏感,不能不引起中国足够的话语警惕。

   可见,中国学者在引进和使用西方概念时,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更不能望文生义,随己意,想当然,必须考虑其全球语境和潜在意义,甚至洞察概念创造者的动机和概念使用的后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有在正确理解概念的基础上,适当开展意义的协商与竞争,才能成功地进行话语创新和意义改造,引进的概念也才能为我所用。

   ()概念引进的话语策略——意义改造

   作为当代全球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后来者,中国还主要是在引进全球通用(亦即西方建构)的概念。就引进概念而言,首先必须洞察概念的话语本质,亦即深入了解西方概念的理论背景(语境)及其真实含义(特别是言外之意),才能正确使用别人的概念;同时,就概念创新而言,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在意义协商的基础上开展概念的竞争,亦即思想的斗争;直至在必要的时候,针锋相对地提出替代性的解读,才能让有价值的西方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

   引进概念重在意义的竞争。面对多义性的概念世界,一团和气并不可行。西方思想传统倡导理性主义,重视争议,强调思想辩论,尊重学术争鸣,因此能够营造健康的人文生态,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概念竞争中,应该以西方认可的规则与之积极对话,争取对意义的解释权。要从中国和非西方国家的实际出发,通过批评带有西方偏颇的概念含义,使之再概念化,改造并产生中国主张的意义。

   中国可以对流行的西方概念赋予不同的涵义,争夺概念的意义及其定义权。例如,中国曾将西方对“人权”概念的纯政治解读转义为“生存权”、“发展权”,有力地揭示了西方只以“自由”、“民主”等政治概念理解“人权”的狭隘性,在全球发展中世界获得了相当大的认同,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这是因为,人权的争取与获得是有轻重缓急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同样急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关于“网络治理”的理解(如“网络主权”的概念)也将美国暗中实施的网络控制公开化,至少在理论上得到全球某种程度的响应。中国当然也可以将soft power确认为“软实力”,将其解释为独特的文化资源、传统和当代的文化遗产,而非以文化方式实施的柔性控制。不过,这里的关键是——能否将这种解读变成一种世界通用的概念含义,使得“再概念化”的意义得到世界公认,成为全球共识。

   三、概念输出中的自创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概念,例如“中国梦”、“一带一路”等,有意识地在全球宣传中国的思想。

   作为话语方式,“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可以是引进的,也可以是自创的。自创概念需要注意话语作用的特点,解决“由谁创造概念”和“怎样输出概念”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在全球概念竞争及话语斗争的传播场域争取主动权。

   ()概念创新的意义

   话语被喻为“语言的战争”。而概念,是思想的高度概括和话语的浓缩表达。作为话语的概念,解读可以多种多样;但主导性的意义却是关键。在当今全球话语斗争的场域中,可以说,谁掌握了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谁就赢得了意义的战争,就可能控制思想的流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全球广泛接受的概念具有高端影响力。

   1.自创概念的意义

   自创概念重在建构,概念化的过程更加主动。作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中国在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实践中曾经创造了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概念,如对内的“自力更生”,至今还是中国人民建设伟大祖国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不结盟国家中获得广泛认同。在新闻传播领域,“群众办报”其实也是一个代表先进理念的实践概念,只需分析其时代背景和实践的局限性,便可在更新“意义”、再造语境的基础上,对“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新媒介时代作出解读,并为当代公民的传播实践提供理想的支撑。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化,当年独特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复存在,一些宝贵的概念早已被人淡忘,例如“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对这些反映优良传统、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概念,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挖掘其有效含义和现实价值。

   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国概念,如经济领域“小康社会”的目标、“共同富裕”的理想,政治领域“举贤任能”的选拔机制、立足于“民心”的执政基础等等,如果能够一一实现,对中国、对全球都将具有莫大的价值。这些建构性极强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正在变为现实。因此,创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仅是一种话语问题,还是一个实践目标。

   为了抗衡西方话语的“入侵”,近年来,中国社会从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概念,如“中国梦”、“和主义”、“中国道路”等。这些新概念和新术语开始在全球建构“中国的声音”,乃至“全球共享”的理念。利用自创概念输出理想和价值观,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大进步。

   不过,在面对不同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如果对话者在概念的理解上莫衷一是,如果话语的创造者不能让对方接受自创概念的意义,那么,轻则传播无效;重则欲益反损。

   2.如何创造中国概念?

   自创概念需要面对许多问题的挑战。第一个问题是:由谁来创造和提出概念?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当然是提出中国概念的合适角色:因为政治领导人具有地位显要的权威性和民众关注的吸引力,能够将所提概念设置为政治议题的焦点、新闻传播的热点。其不利因素则是,由于西方社会传统上对政治领导人持质疑态度,这些中国概念有的被西方认为“中式政治口号”,⑧有些在全球被视为政治宣传,可能遭遇抵制,或被反向解读,使许多中国的流行概念在全球的传播受到限制。

   随着互联网新媒介的兴起,普通民众也成为掌握自媒体的传播者,甚至可能成为概念的倡议者。事实上,民间不乏有识之士和真知灼见。不过,大众概念缺乏“认证”机制,品质良莠不齐;许多民间概念语境很特殊(如“土豪”、“吃瓜群众”、“打酱油”、“PK”等),虽然形象生动,风趣活泼,但多以“调侃”、“自嘲”等面目出现,格调不高,并不适宜对外传播,也无补于中国形象。

   就自创概念而言,学者责无旁贷。首先,学术概念的提出,有一定的认证程序和质量标准(如同行评议、学术发表)。学者提出的概念基于严谨的研究,借助大量实证数据和理论资料,最容易得到学术界的资格认可,进而获得理论的“合法性”。其次,学者研究之前需要做文献梳理,所提出的概念因学术传统的脉络和理论话语的互动,更能行之久远。而且,学术概念通常是开放的,非定论的,具有意义探索和概念完善的巨大空间,会因争鸣而引起较大反响,因交锋而获得改良生机。如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模式”概念,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虽然遭到尖锐的批评,但在此基础上更新的“中国道路”概念,却对中国实际产生了更可行的解释力。

   不过,中国学者对自创概念的自信和定力似乎不足,常常是率尔提出,又轻易放弃,初则既不能严谨周详;继之又不能反复言说,坚持到底;更不能面对批评因势利导,扩大影响,改进含义。对自创学术概念,应该立足于深厚的研究基础,既不能墨守成规,重弹老调;也不能脑袋一拍,灵感乍现,而必须持续提供有理有力的事实证据和针锋相对的理论阐述。这样的学术努力才会被认真对待。

   自创概念的第二个问题是: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概念?“中国经验,全球价值”值得提倡。就对外传播而言,中国经验是中国最有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概念来源,传统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实践提供了创造中国概念的丰富资源。

   任何概念都是从特殊经验抽象得出的。西方理论及其产生的概念,来自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西方国家,更难以通用于全球世界。西方经验及其理论概念绝不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过,“全球价值”是一种理论概念,指获得世界认同、能够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中获得广泛认可的经验升华。全球价值虽然得自特殊经验,但经过恰当的理论概括,能够抽象出更为普遍的意义,为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应该力争从中国经验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如传统的“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术;当代的“生存”、“发展”人权观、“民心”基础执政论,包括近期讨论的“中国道路”、“和主义”等等,以发挥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纠偏除弊的作用。

   当然,有价值的自创概念需要艰苦的理论探索。任何概念都不是白手起家,平地起高楼的。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相关概念的学术脉络,需要对整个概念谱系进行针对性的比较分析,需要在新的时代语境和中国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概念更新——学者的艰辛自不待言。

   总之,创造中国概念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群策群力的共同事业,分兵合力,多管齐下,学者尤其应该发挥学术话语权的优势。

   ()如何传播自创概念?

   概念话语的实现,需要在动态的传播中完成。为了让自创的概念变为流通的概念,传播中的解释变得分外重要。

   概念的话语作用,来自意义的解读。可以说,谁掌握了概念意义的解释权,即话语权,谁就赢得了一半的话语战争。自创概念的优势在于话语解释的主动权、主导权;然而并不意味着对概念意义的垄断权——正如我们可以对别人的概念进行意义争夺一样,自创概念也面临着多元解读和来自他人的意义竞争。

   那么,如何赢得或者维持对概念的话语权、解释权呢?首先,是始终参与概念的意义竞争。有生命力的学术概念,具有含义的丰富性、解释的竞争性和对现实的建构性等特点。创造概念、传播概念、发展概念的必由之路是意义的辩论和思想的竞争。生动自由的讨论才能确认概念的合法性和话语的有效性。因此,概念提出者必须面对争议,随时准备接受挑战,以雄辩的事实、严谨的逻辑展开论辩,而不能寄希望于对自创概念的独家解释权和对概念意义的话语垄断权。也就是说,学者不仅需要主动地创造概念,而且需要积极地投入全球概念话语的论争。

   就中国概念的对外传播而言,翻译是一个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解读的问题。中国的各种概念,包括口号,如果需要面向国外,都应以意义解释的明白晓畅为标准。例如,“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可以翻译为在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四个方面(领域)的整体规划,而不宜直接翻译为“Four comprehensives”。

   提出并解释中国的概念,还需要了解西方学术的相关语境,尤其是东西方思维的巨大差异。例如,提出“中国崛起”的概念时,就应该考虑近代以来西方大国争夺霸权的历史过程,了解“修昔底德陷阱”等相关概念,甚至在提出“中国崛起”的概念之前就进行后果研判,并预作“答辩”。如果不能确保概念的有效性,不妨暂缓提出,退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者由内而外,开展充分的学术论证。

   概念的提出也需要有针对性、挑战性,才能凸显特点。例如,“举贤任能”的选拔机制是针对西方的大众选举制度的;“民心”的执政合法性是针对“民意”的。此外,中国社会强调和谐;西方社会重视竞争。虽然“竞争”与“和谐”都非绝对的意义;但在全球市场经济日益陷入恶性竞争的当代,“和主义”的提倡无疑具有优越性。当然,概念话语的优越性是建立在发展与实践的基础上的,概念与现实是相互“建构”的。如果概念与现实差距过大,构成强烈反差,便可能在网络话语中产生“反讽”的效果。总之,概念本身需要有竞争性,需要有相对于其他选择的优胜性,也要有实践的可行性。学者需要做的,是将概念建立于有力的学术上,让中国的概念传播得更广、更远、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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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29日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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