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英国前商业时代的国际贸易焦虑

——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的经济病理学

胡小文

2017年12月06日 12:00

陶久胜
《外国文学研究》 2017年05期

   阿德里亚娜(Adriana)痛苦不堪,原因是自己貌似从商人丈夫以弗所(Ephesus)的安提福勒斯(Antipholus)身上感染了性病梅毒。她描述道,丈夫所患的传染性疾病源起于“某种驱使他常离家的爱欲”。①锡拉丘兹(Syracuse)的安提福勒斯也多次谈论梅毒对人体的影响,特别是致人脱发(II.ii.83-93III.ii.123);其仆人德罗米奥(Dromio)就梅毒被传染时的“烧灼”方式与其辩解(IV.iii.53-55)。阿德里亚娜的妹妹露西安娜(Lucianan)也询问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甚至在爱欲的春季,你的爱欲也会腐烂?(III.ii.3)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让人“离家的爱欲”,以弗所的安提福勒斯的国际贸易生意才取得成功。正如露西安娜所说,男人的“事业仍旧在家外”。(II.i.11)与此相反,阿德里亚娜坚持,此种“爱欲”是疾病的源泉,她抱怨商业对家庭健康的威胁,指责丈夫对家外女性的病理性“流氓淫欲”使他们夫妇俩感染上了梅毒,“被通奸的耻辱所缠上”(II.ii.132139)

   这是莎士比亚戏剧《错误的喜剧》(1592)涉及梅毒的情节片段。乔哈尼斯·法布里希尔指出,创作于16011604年间的一些莎剧充斥着梅毒病理学意象,暗示作者在17世纪之交已经感染上了梅毒,但当莎士比亚创作《错误的喜剧》时,他正处于20多岁非常健壮的生命岁月,故从自传视角解读该剧自然不太符合常理。②考虑到该片段强调国际贸易与梅毒之间的相关和类比性,单纯从早期现代发生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瘟疫史实解读该剧,似乎有些狭隘故而有失科学和严谨。③实际上,16世纪英国正值前商业时代,国际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国内的经济问题凸显出来,经济学家们在神学伦理框架下解读国际贸易。商业被看成伦理学子集,商人主体必须对商品交易负起道德责任,但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准科学概念,商业也被理解为一种与道德无关的、任何个人和民族必须屈从的全球化体系。这种断裂式阐释映射出当时医学话语关于疾病的争论:疾病可归因于身体内在爱欲的无节制,也可由与传染性的外部身体接触所致。④鉴于此,笔者把《错误的喜剧》对待梅毒的方式置于16世纪英国随国际贸易增长而出现的更宽大的话语与情感结构体系之中,研究剧中英国前重商主义时期的病理学和经济学话语如何融合起来,分析该剧如何演绎以爱欲为中心的个体与外在不可控的力量之间的关系。据此,本文首先在早期现代医学大背景下阐释疾病的病理学原理和剧中被身体化的国际贸易;然后,在英国16世纪的商业发展语境中探讨当时经济学理论如何融合疾病话语而表现为经济病理学理论,研究该剧如何映射英国的国际贸易场景和财政危机;最后分析剧中的梅毒话语如何呈现前商业时代的英国对无节制的个人爱欲和对国际贸易带来的潜在国内财政危机的焦虑。

   《错误的喜剧》以商人锡拉丘兹的易基恩(Egeon)和儿子安提福勒斯到以弗所寻亲为主线。因为25年前的一次船难,他的另一个同名双胞胎儿子安提福勒斯自小走散,到了以弗所,妻子也流落到了以弗所的一家修道院,后来成了该修道院院长。故事的背景是,锡拉丘兹和以弗所为近邦邻国,一直以来贸易往来非常活跃,却因贸易摩擦而中断商贸活动并禁止人员互相往来。商人易基恩年轻时忙于生意,无暇顾及失散的妻儿,尽管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却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虽然以弗所的安提福勒斯不同于父亲,他有娇妻阿德里亚娜操持家务,但也与父亲相似,他一直到锡拉丘兹做生意,非常成功并赢得社会尊重,国内的妻子却独守空房并感染上了他国外带回来的传染性疾病梅毒。该剧指向16世纪英国的前商业时代,关注易基恩和儿子两代人经商对家庭生活造成的冲击,探讨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后果。整个故事框架暗含对待国际贸易的冲突理念:它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它是处于个人的、家庭的道德经济轨道之中,还是处在与道德无关的、体制经济的河床之中?该剧的主要情节以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把国际贸易做了身体化阐释,使得个体商人、消费者的爱欲身体与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全球贸易身体显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莎士比亚重新生产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病理学模式。

   早期现代医学沿用古希腊医生伽林提出的医学理论,而伽林的体液平衡学说是其重要的医学理论之一。⑤根据伽林病理学,不受控制的爱欲导致体液紊乱、不能自制和身体疾病。⑥早期现代病理学研究专家迈克尔·萧安菲尔特也指出,伽林提倡适度节制而非压制爱欲。⑦如果《错误的喜剧》中的爱欲话语把经济概念做了身体化处理的话,那就显现在个人道德或非道德的主体上,而不是发生在与道德无关的国家身上。⑧莎士比亚大量使用医学术语叙述商人及其相关人的爱欲。例如,以弗所修道院院长把自己的商人儿子以弗所的安提福勒斯“狂暴”症状归因于“让人不安的饮食”,这“产生不良消化;/因此孕育感冒的暴烈火焰,/感冒只是一阵疯癫?(V.i.74-76)女仆露丝(Nell)这个“疯狂肉欲的山脉”(IV.iv.154),代表了该剧病理性爱欲最夸张的具体形象。因对商人安提福勒斯的仆人德罗米奥的无节制、流汗般的爱欲,她被刻画成怪异放纵的物种(III.ii.103-104)。这些描写的不只是爱欲,也是胆汁体液过剩导致的爱欲过度,更可能指向商人“某种驱使他常离家的爱欲”。

   莎士比亚运用医学词汇谈论商人的爱欲,有意让剧中“家”的意义滑动不定,使家庭病理学与国家经济之间的联系前景化。戏剧伊始,易基恩自我诊断为患了名为“道德堕落”的疾病,因为他为了追逐商品而偏离了他的锡拉丘兹的“家”(home)。而当他来到以弗所时,当地公爵反问他,“为何你抛弃你本地的家(native home)?(I.i.29)不言而喻,前一个家是指易基恩的“家庭”,后者指他的“国家”锡拉丘兹。离开家庭是为了从事国际贸易以追求利益,而此处他离开国家是为了在他国寻亲以回归家庭。第二幕中,阿德里亚娜对丈夫安提福勒斯外出经商的态度与妹妹露西安娜截然相反,当后者坚持男人的事业仍旧在“家外”(out odoor)时,前者哭泣并抱怨丈夫不回“家”(home)。此处,“家”意义越加含糊不清,可同时指向家庭和国家。安提福勒斯与易基恩的家外“生意”获得通奸联想,爱欲的商业内涵和性爱意义连接起来。所以,当露西安娜提到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说他“发誓……他在这里是个陌生人”时,姐姐阿德里亚娜以为是说自己的丈夫并回答道:“他的确发誓过,然而他发伪誓。”(V.ii.9-10)阿德里亚娜使用遁词斥责商人丈夫的不忠,她通过并置家的“家庭”和“国家”之意,强调个人主体对婚外关系和国外商品的双重爱欲,“陌生人”获得同时指向通奸者和商业旅行者之意。或者说,如果爱欲话语作用于个人与家庭空间关系的病理化,那么它也能同时揭开个人潜在的“不健康”的国际贸易。

   实际上,除伽林爱欲病理学外,《错误的喜剧》隐含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理论。它通常把疾病看作是一种原型微生物的、外因的、具有传染性特征的侵蚀性力量。⑨当时的医生都无法系统阐释它的具体内容,何况是莎士比亚。但他在剧中提供了众多表达此种病理学的例子,说明疾病可能是一种外在的、无法消除的、入侵到人体内部的力量。譬如,当医生平奇(Dr.Pinch)诊断以弗所的安提福勒斯患有“暴怒”疾病时,他为后者驱魔。平奇的治疗法相信,外来的、撒旦式的陌生身体“住进了病人的身体”(IV.iv.54)。他拒绝把安提福勒斯的病情想象为内在的爱欲或是体液不平衡所造成的。与此类似的是,剧中人物巴尔塞撒(Balthasar)把诽谤视为一种传染性疾病,从外“邪恶地入侵到体内”(III.i.103)

   尽管有些含糊,但疾病作为外在侵入的力量的病理学被莎士比亚用来呈现经济,最有趣的例子要数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关于世界经济的身体隐喻。德罗米奥把女仆露丝的身体比喻成地球仪,充满各国经贸活动的地球类似一个巨大身体,⑩身体与经济病理概念被表达出来。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与商品流通潜伏着威胁到民族国家的某些金融与财政安全,这种金融风险被理解为与某种来自他国的、从外入侵的传染性疾病。在讥讽女仆露丝过度的爱欲时,德罗米奥想象,在全球贸易的大身体之内,不同的病态民族经济体因为商品交易的循环系统而相互感染。可以说,德罗米奥发展了以弗所公爵索力内斯(Solinus)早前提出的身体隐喻,与索力内斯相似,他把国家关系定义在全球统一的、却是病态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德罗米奥以戏谑的方式把各国完美置于他的全球贸易身体之中。譬如,他利用露丝身体很有创意地解说西班牙与美洲大陆的关系:

   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哪儿是西班牙?

   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我的上帝,我没看见,但我感觉到在她的呼吸的热气中。

   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呢?

   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哦,在她的鼻子上,一切都装饰满了

   被红宝石、蓝宝石,下降他们丰盛的东西

   到西班牙的热气中,而西班牙派遣全部的武装商船去装载商品

   位于她鼻子上的。

   (III.ii.129-136)

   西班牙位于女仆露丝的“热气”之中,而早期现代体液学说认为“热气”乃是体内“胆汁”过剩所致,为一种身体疾病。西班牙通过国家贸易从美洲获得大量珍贵的商品,然而,这些商品名称如“红宝石”(rubiescarbuncle)可指症状为“深红色”的疾病“痈”,也可指“炎症”、“疖子”、“疔”或“疮”等,它们共同构建病理学框架来解释国际贸易。由于新世界的发现,西班牙从与美洲的商业贸易中获得巨大财富,尤其在美洲开发银矿和珍贵珠宝。然而,托马斯·斯密斯指出,当大量金银进入西班牙国库后,有悖论意义的是,金银货币大增导致实际财富减少,通货膨胀生发金融危机。(11)莎士比亚认识到16世纪后半期伴随国际贸易而发生的欧洲经济灾难。德罗米奥关于西班牙的评论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解释:经济疾病不是个人病理爱欲的产物,而是在国际贸易中与他国商品接触的结果。美洲商品把疾病传染给了西班牙。当把女仆露丝的身体比喻成全球贸易身体时,德罗米奥似乎把经济疾病看成是身体内的体液紊乱所致,但他重点强调疾病的跨国界传染这一图景。也有一种可能是,莎士比亚有意模糊德罗米奥的国际贸易身体,同时指向两种不同的病理学模式,既认为商人个体不能规范和节制对国外商品的消费欲望,又坚信国际贸易带来国外大量商品与金银涌入,导致国内金融秩序紊乱。这两种病理学模式有助于深刻理解早期现代英国前商业时代的国际贸易,以此解析《错误的戏剧》的传染性疾病梅毒,以透视国民对国际贸易这一经济现象的焦虑。

   1600年以前,商业活动被当作是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与国家或全球语境孤立开来,大多情况下与贪欲和高利贷等罪行联系起来。(12)英国都铎王朝时期,从个人道德层面解读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是主导性的认知方式,(13)但经济学理论著作流露出矛盾性立场,有时谴责商人和消费者对外来商品的欲望,有时能看到商业的自身发展规律,把它视为与道德无关的、不可控制的运行机制。亨利七世结束了长达不止一个世纪的玫瑰战争,削弱贵族权力以巩固王权,为经济发展赢得了和平稳定的环境。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富,加强了王室的经济实力,英国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变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了防范来自欧洲大陆天主教势力的入侵,英王发展经济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经济学作家极力为国王寻求增加财税和财政的方法。在海外,英国商人从德国北部的汉萨同盟商人和意大利的伦巴族人等外籍商人手中夺得海外贸易控制权。1576年后,包括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在内的一些新成立的英国联合股份公司掌控了以前被葡萄牙占领的香料和丝绸贸易。(14)1565年,伦敦商人冒险家公司合并为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许多商人撰写经济著作,提出国家经济体(国家经济的身体隐喻)这个概念,试图在国家层面而非个人或家庭层面阐释经济体制和财富增长。(15)

   然而,15401560年间,英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导致英国货币贬值。这更容易让早期都铎王朝的学者使用疾病和身体话语阐释国家经济。最有影响力的是亨利八世的政治顾问托马斯·斯塔基撰写的政治册子《波尔与卢布赛的对话》。一方面,他严厉责难英国国民的贪欲,把国家经济体的灾难指向“过度饮食……许多懒惰的吃货使得食物昂贵”,他把英国的问题归于“懒散和懒惰”。(16)另一方面,他不把国家疾病归因于散漫的道德,而认为是体制问题使国际贸易痛苦不堪。在他看来,过度的外贸导致政治“痛风”:“如果我们从国外少买进、少卖出,我们应该会有更多的商品和享受更多的快乐,这是确定无疑的。”(17)与重商主义者不同,他并不把出口推崇为获取金银财富的手段,相反,他的经济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共和国。这让他最终回到道德式地怒斥渴望外来商品的爱欲上。例如,他的作品人物波尔把政治身体的“中风”归因于“所有商人,他们把英国人生活必需品运出去,运进无用、奇怪和无价值的东西,仅仅为了消遣和作乐。”(18)

   斯塔基的经济病理学模型规定了16世纪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视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经济学作品重新复制了他使用的起源于中世纪的非道德爱欲话语,哀叹英国以空前规模进口海外商品,包括衣服、食品、香料和药品等。例如,菲利普·斯塔布斯的《滥用的剖析》(1583)把英国经济体的疾病归于国民对海外商品的无节制爱欲。他尖锐地使用医学语言为英国政治身体的疾病做诊断,特别指向“美味食物、华丽建筑和奢华服饰等三个病因,在时间流逝中,如果不进行任何改革的话,它们会耗光共和国财富”。(19)这种诊断为《滥用的剖析》整本书奠定了基调。他把个人堕落的、对异族风情奢侈品的钟爱视为英国经济与道德疾病的原因。与斯塔基把国外商品做病理化处理一样,斯塔布斯还坚定不移地把英国疾病的病因和药方定位在英国国内,限定在英国人的爱欲上。他把国家的道德话语与强调节制和平衡的体液话语结合起来。

   斯塔基暗示在制度层面理解国家经济疾病,但托马斯·斯密斯爵士在《英国王国话语》(1581)中更详尽地对此做了论述,该书被称为“带有丰富的重商主义理念”著作。(20)作为政治家和剑桥的法学教授,斯密斯给予经济思想特权地位,称之为“道德哲学”的分支。有时,他让英国人警惕过度消费的贪欲罪行,“古罗马人享受过多[衣服和食物]导致帝国衰退。贤士们认为现在是衰败的时候……因此我向上帝祈祷,这个王国以此为戒,特别是伦敦,帝国的头脑。”(21)然而,从国家经济体的命运看钱币的作用,斯密斯频频暗示从与道德无关的视角阐释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经济问题,体制的“溃疡和伤痛”攫取了他的注意力。例如,《英国王国话语》中的医生辩论道:英国货币的贬值造成严重的通胀。当然,此种诊断把道德指责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当医生把通胀归于“贬值,或者钱币和财宝的堕落”时,他把“溃疡”视作是个人贪欲的结果。(22)更重要的是,斯密斯把英国货币的贬值看成是全球商务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宣称“我们已经设计出一种方案,让他国人不仅购买我们的金、银和铜,消耗我国的财富,而且以这种方式购买我国的对我们没用的主要商品。”(23)斯密斯几乎表达了进出口平衡的重商主义理念,他拒绝了斯塔基的建设自给自足国家的观点:“只有在乌托邦国度,才可能与外面世界没有来往。”(24)可是,无论是斯密斯还是斯塔基,在对英国经济的病因问题上,他们是相似的,时而归结于国民的堕落爱欲,时而归因于制度性的经济问题。然而,通过呼吁国家制定和执行司法财政法案,(25)两位学者预言了有关国家经济体的重商主义话语和限制了它的病理学语域。

   与学者们预言的重商主义语境相映照,莎士比亚把《错误的喜剧》设置在国际商业大环境中,以弗所和锡拉丘兹都有着较为成熟的商贸市场,贸易进入国家主权的轨道中,特别是以弗所市场让人想起当时英国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国际商贸市场。以弗所的交易市场是当地的市场,被提及11次,以弗所的安提福勒斯就在该市场为妓女购买项链。它还是国际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来自全球的各种异国情调的商品,正如以弗所的安提福勒斯把土耳其的毛毯卖给本国人(IV.i.104),或如把东方的丝绸卖给为之着迷的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IV.iii.8)。以弗所商业活动严格按照全球语域开展。比如,一位商人“要去/波斯,路途中需要钱币”(IV.i.3-4),请求警方拘留铁匠安琪罗(Angelo),因为后者拖欠债务。以弗所市场尤其与16世纪后期的伦敦全球商贸市场有可比性。当以弗所的德罗米奥召唤主人“从集市/回家,从凤凰市场回屋”(I.ii.74-75)时,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一定会联想起伦敦伦巴第街上的同名商铺。伦巴第街是当时英国的金融中心所在地,外汇交易在此进行。(26)当贸易摩擦发生时,锡拉丘兹“商场和市场”向以弗所关闭(I.i.17),以弗所公爵要求锡拉丘兹商人易基恩“需要盾来赎命”(I.i.8)。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际商贸市场也是如此:外来商品在特别划定的“商场和市场”交易;国家间的经济活动不以物物交易和交易账单形式进行,而使用荷兰“盾”等现金手段交易;商品交易使用早期现代欧洲的标准重量单位马克。(27)

   16世纪的英国和欧洲间的国际贸易多次带来国内财政危机,前商业时代的学者们因此从商人、消费者爱欲和经济制度自身加以剖析。与此对应,《错误的喜剧》中的以弗所和锡拉丘兹之间报复性的贸易冲突暗示,国家经济体还没在真正意义上出现,因为成熟的经济体是与道德无关的财富生产系统,政府介入的目的是确保外贸平衡和保持金银储备。以弗所公爵这样说明两国间的贸易冲突:

   锡拉丘兹的商人,不要再恳求。

   我公正执行我国的法律。

   最近敌对和不和

   起于贵公爵的恶意暴怒

   对我商人,我诚意做生意的国民,

   他们,需要盾来赎命,

   用他们的血液使他的严格法律生效,

   排除来自我威胁性面孔的同情。

   (I.i.3-10)

   锡拉丘兹公爵因为某种不明原因,认为与以弗所的贸易损害了国家身体,因而把愤怒投向以弗所的商人,断绝与后者的商贸来往。以弗所公爵索力内斯通过严厉法律禁止任何来自锡拉丘兹的人,否则必须缴纳一千马克赎金才能免死。易基恩来到以弗所时,就面临此种法律处罚。剧中的以弗所政府介入和干预国际贸易,并非为了解决贸易问题以继续保持商贸关系,也不是增加国家财政,而是为了报复或惩罚对方。锡拉丘兹公爵更是对国际贸易保持一种怀疑和敌对立场,他在病理学层面看待它,相信它对国家健康有潜在的伤害和危险。在17世纪上半期的商人著作中,国际贸易才被专从经济学维度进行论述,而不再隶属于道德哲学。(28)

   让锡拉丘兹商人易基恩感到痛苦和内疚的是,外贸生意已威胁到他的家庭幸福。外贸带来的伤害在个人而非国家层面表达出来:

   我出生在锡拉丘兹,与

   一个女人结婚,婚姻生活快乐,

   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和她在一起,我享受极了;我们的财富增加

   通过有繁荣兴旺的旅行,我经常去

   伊皮达米安,直到我的代理商去世,

   照顾好被他弃下的商品的爱欲

   驱使我离开妻子温柔的怀抱。

   (I.i.36-43)

   外国商人必须依赖当地的代理商为他代理商品交易,这是早期的现代商务惯例。(29)易基恩从国际商贸中获得大量财富,似乎认可了国际商贸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他更多的是批评国际贸易,与16世纪的经济学作品如出一辙。他把财富增加归因于“繁荣兴旺的旅行”而非国际贸易,他认为自己的国际商务是错误的,因为它伤害了自己的妻子和损害了自己的婚姻,而不能在财政经济学范畴内谈论国际商务。他用道德哲学和早期现代医学来看待自己的商务行为,“照顾好……商品的爱欲”“驱使”他“离开妻子”,责怪自己不能规范好过剩体液引起的爱欲,也让读者想起阿德里亚娜丈夫的“驱使他常离家的爱欲”。他使用“kind”一词表达“妻子温柔的怀抱”中的“温柔”之意,但kind也可意为“种类”,暗含“温柔乃是自然行为”之意、违背自然意味着冒犯上帝,伦理意义非常鲜明。(30)

   莎士比亚在《错误的喜剧》中表达了一种对待国际商务的极其含混的态度。一方面,他借用以弗所公爵索力内斯的话,指出跨国贸易是“我诚意做生意的国民”的惯例;另一方面,他借用锡拉丘兹公爵观点,认为它是国家健康的威胁,并借用易基恩的话,相信它是家庭健康的威胁。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既把国际商务视为由商人的过剩爱欲引起的危害个人和家庭道德健康的事情,又把它看成是一种与由他国接触的外在力量生发的对国家福祉有潜在病理学影响的事情。很显然,《错误的喜剧》的经济病理学与英国前商业时代的经济学文献共鸣呼应。

   16世纪疾病话语对梅毒起源和形式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自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第一次爆发以来,梅毒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有罪的、过剩爱欲相关的疾病。(31)1519年,伦敦教会改革人士约翰·科雷劝诫教区的年轻人,“过度使用肉欲”引起“恶心的大痘疹”(32)一个世纪后,约翰·阿布拉希也使用早期现代体液学说把梅毒进行宗教恶魔化,指出:“燃烧的性欲耗尽了生命精气和香膏,正如火焰浪费了蜡烛,因此出现体液腐败、骨髓腐烂、关节疼痛、神经崩溃、头疼、时而中风等症状。这种痛苦的妓女鞭打就是法国的痘疹。”(33)阿布拉希很大程度上响应了16世纪的伽林主义者,把梅毒归因于体液紊乱,认为“这种病源于腐败的、灼热的、感染的血液,”或因为妓女体液的过度燃烧。(34)类似的解释无非印证了疾病乃是体内的体液不平衡所致的理论,而对于梅毒的传染性特征却无所适从。甚至非常坚定的伽林医学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伽林医学权威不能阐明梅毒,“不知道这种疾病是什么,也不能给它命名,因为它最近从西班牙、法国再感染到我们。”(35)

   除伽林医学遭受信任危机外,对梅毒传染方式的解释与希波克拉底医学派的瘴气理论有关。(36)梅毒的巨大传染性使人们感到惊恐不安。1519年,威廉·霍尔曼写道:“法国的痘疹非常危险和异常恐怖,因为它一经接触就被染上。”(37)许多人担心,梅毒可能会通过其他非性交的方式传染到无辜的、甚至是纯洁的受害者身上。因此,人们提出,梅毒是一种侵略性的、与道德无关的疾病,并非由体液过剩引发的非道德的身体状态。在亨利八世的宫中甚至有谣言称,大主教沃尔西试图通过向国王呼吸的方式把梅毒传给国王。正如医生彼特·劳1596年记载,痘疹被感染的方式是“通过接收感染者的呼吸,通过挨着他们坐,有时通过赤脚踩在感染者的脚上”。(38)当时不同国家给予梅毒不同命名。英国把梅毒称为西班牙疾病、法国痘疹或那不勒斯疾病。同样在欧洲大陆,以压倒之势,在命名上梅毒被理解为起源于他处且由渗入到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外在身体所传染。(39)最终,16世纪后期的医生们给予梅毒新的本体论解释,把梅毒看成是远距离的从一个身体传染到另一个身体的“种子”。1596年,医生威廉·克劳斯就从原型微生物视角解释梅毒传播:“以外在方式传染……任何外在部位一旦感染,梅毒便侵入血液,像毒瘤从一个部位爬到另一个部位。”然而,克劳斯不时回到对梅毒宗教的爱欲式理解,祈祷上帝“把我们从产生它、孕育它、抚育它和传播它的肮脏罪恶中解救出来。”(40)

   伊丽莎白人同时把梅毒看成是体液过剩导致的爱欲和有“种子”般侵略特征的外在力量。这两种模糊的病因学在《错误的喜剧》对梅毒的指涉中都表现出来。围绕梅毒,莎士比亚力图协调历史残存的伽林医学解释和新出现的外部传染特性的本体论解读。德罗米奥就妓女的梅毒解释道:“它这样形成:她们对男人就如光的天使;/光是火的结果,火会燃烧;/轻浮的妓女会燃烧。”(IV.iii.53-55)口语词“燃烧”在伊丽莎白时代广泛使用,暗示梅毒感染的伽林医学的体液过剩之意。但是,英语单词“burn”可以是不及物动词,体现妓女的自我燃烧;也可是及物动词,意为妓女燃烧他人,表示梅毒由体外的感染源所致。“burn”的词意不确定性也由“腐烂”英文单词“rot”体现出来。露西安娜也询问姐夫安提福勒斯,“甚至在爱欲的春季,你的爱欲也会腐烂?”“rot”作为不及物动词时,意指姐夫梅毒的过剩爱欲;充当及物动词时,说明他身上的梅毒可能感染到别人。所以,他的妻子阿德里亚娜抱怨道,“被通奸的耻辱所缠上;/我的血液混有色欲之罪;/因为如果我们做爱,你作弄我,/我吸纳你肉体中的毒汁,/你的传染让我变为妓女。”(II.ii.139-143)阿德里安那把梅毒解释为过剩体液的“色欲之罪”和外在生物病原体的“传染”。

   莎士比亚使用梅毒协调性爱活动的双层堕落之意,而且用它调节国际贸易的双重堕落意义,侧重商贸活动对国家政治身体的伤害,流露出对前商业时代国际贸易的焦虑。因为梅毒从法国传入,16世纪后期的英国戏谑地把它称为外来货币“法国克朗”,因为外来梅毒消耗了国人身体,也因为正如德罗米奥所描述的西班牙与美洲的国际商务后果一样,在国际贸易中引进法郎让英国货币贬值。梅毒损害了个人身体和国家财政。罗伯特·格林把逛妓院的后果与梅毒消耗国人身体联系起来,也把它与财富丧失关联起来。格林写道:“妓女的男嫖寻找疾病、不可治疗的疼痛和关节处爆发的溃疡……通过恶毒的体液,从那不勒斯散播到法国,从法国进入英国”,“嫖客失去商品,玷污好名声。”(41)格林对梅毒后果的叙述符合道德和体液病理学,谴责嫖客和妓女不受约束的爱欲,指出梅毒对个人身体和商品财富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他对梅毒传播的国际轨迹之观察,让他在更广泛的语境下描写国际商业病理学。在隐喻意义上,痘疹起源国外的理论使梅毒的个人身体病理学后果更轻松地转变为国际商贸引发的国家政治身体灾难,而政治身体灾难不仅归因于病态的爱欲,而且源于与外国的接触。

   梅毒的国际商贸隐喻还表现在《错误的喜剧》使用“秃头症”,强调性爱活动与商业活动之间的类比和关联。该剧几次提及“秃头症”。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和安提福勒斯在第二幕中开玩笑地谈论秃头:

   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没有时间让人恢复自然秃顶的头发。

   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为什么时间如此吝啬头发,他自己却如此茂盛和增长?

   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因为作为福音,他把头发赋予了动物,他让人类头发少,但给予他们智慧。

   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哎,但是许多人智慧少,头发多。

   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除了他,有智慧的人不可能会掉头发。

   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越是平庸的商贩,头发掉得越快。然而他是在酒宴享乐中掉头发。

   (II.ii.71-88)

   追求感官快乐的性爱损害个人身体、减少头发,而渴求国外商品的外贸则带来商人智力下降、秃头和国家金融危机。把性爱和商业活动病态化,德罗米奥用梅毒再现金融健康和个人健康的丧失。两种健康都被隐喻成头发。后来德罗米奥把女仆露丝的身体比喻成国际贸易,经济疾病与女仆梅毒之间的隐喻自然显现。仆人德罗米奥被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问及法国的位置,说:“在她额头上,武装好了,准备反抗,/与她的继承人(头发)开战。”(III.ii.123-124)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里“heir”是指1580年至1590年间天主教联盟向新教合法王位继承人亨利·德·纳瓦尔(Henri de Navarre)开战。尽管它可能蕴含时政性,但在早期现代时期与“hair(头发)同音的“heir”隐喻地表达出了德罗米奥的全球经济视野。“heir/hair”的双关用法说明秃头的女仆露丝对德罗米奥的爱欲是梅毒式的,更暗示参与国际贸易相关国家面临的潜在经济与政治危机。在德罗米奥的类比中,梅毒同时在个人爱欲的不节制和制度性的跨国贸易疾病层面运行。

   事实上,《错误的喜剧》标题本身含蓄表述了本剧主旨——梅毒的国际商务比喻,暗示体内爱欲与外来身体竞争成为身体和商业疾病的病因,标题隐含的经济病理学投射出莎士比亚前重商主义时期对国际商业发展的深度忧虑与不安。对早期现代的伦敦人来说,“Errors”与“hours”,“whores”,“heirs”和“hairs”等构成同音异义单词链。“Errors”的“hours”双关意义是,莎士比亚在他生命早期创作的这部戏剧中严格遵守“三一律”的时间律,让它成为一部“时间的喜剧”,一部有关早期现代前商业时代的戏剧。其他同音异义的三个单词指向本剧的梅毒隐喻。“whores”明示剧中人物政妓和会“燃烧”的“轻浮妓女”,让本剧成为“妓女的喜剧”。“heirs”指涉两位同名双胞胎安提福勒斯,他们像父亲易基恩一样,“事业仍旧在家外”,其中一个与父亲一起到以弗所寻亲,因此摊上了父亲准遗传的致命官司,本剧演变为“继承人的喜剧”。“hairs”暗指自然身体和商业资源被爱欲无限地耗光,“驱使他常离家的爱欲”使两种身体变成秃头,本剧转变为一部“头发的喜剧”。然而,正如当代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乔纳森·吉尔·哈里斯所指出的,本剧标题中可能隐含的同音异义单词链服务于轻松的、以取悦读者的喜剧性,由标题联想的梅毒构建的潜文本也揭开了16世纪英国随国际贸易增长而出现的对国际贸易深感焦虑的话语与情感结构。(42)或许,莎士比亚正是想借助本剧的喜剧性试图缓解此种根深蒂固的时代焦虑,鼓励前商业时代英国人乐观面对他们用经济病理学图解的却日渐兴盛的国际商务。

   无论是阿德里亚娜怨恨丈夫的疾病还是锡拉丘兹的德罗米奥斥怒女仆露丝的梅毒爱欲,两者都表达了对病毒的恐惧:出国经商将永远改变他们抛弃的家,部分因为体内病态的商业欲望,部分归因于危险的可能感染到自己和家庭的外在力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父亲易基恩最终免于死罪并与家人团聚,锡拉丘兹的安提福勒斯与他自小失去联系的同胞兄弟重聚,两位同名仆人德罗米奥手挽手离开舞台。外出经商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对立面,相反,它像是确保奇迹般大团结的神奇力量。如果地球最初被德罗米奥比喻为妓女的病态身体的话,它在剧终却被重新塑造为一个幸福、健康的易基恩的跨国家庭。这个重新构造的地球使得病理学转变成为必然。

   莎士比亚在剧末让女修道院院长巧妙实现从经济病理学向普通经济学转型。在易基恩妻子真实身份被揭露之前,她作为女修道院院长诊断儿子以弗所的安提福勒斯的疾病为体内体液不和谐,认为这不是对商品的爱欲引起,也与爱欲本身无关,而是其妻阿德里亚娜过分的争吵与责骂等引发丈夫忧郁体液过剩并生发疾病。她的疗法是安提福勒斯需要“户外运动和保养生命的休息”(V.i.83)。女修道院院长的疗法与伽林医学和基督教的节制理念相一致,但她更倾向于允许有节制的对外来商品的爱欲和至少适度的户外运动,准许商人的“事业仍旧在家外”。她鼓励阿德里亚娜给予丈夫从事“家外”商业活动的自由,从而把他“家外”的性爱和商业病理学转变为预防疾病的措施,让国际贸易转变成捍卫个人、家庭、国家和全球健康的必要手段,而不再是危害个人身体和带来国家财政危机的病毒。但不管怎样,在本剧中,梅毒仍是一个噩梦,一个可以从中苏醒过来而商人身体和国家政治身体不受损害的噩梦。(43)因此,本剧在把历史残存的爱欲经济的道德话语与新出现的全球贸易的制度话语协调起来时,预示17世纪商业时代一种更为复杂而全新的重商主义经济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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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06日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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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