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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美国保守主义思潮深层原因

胡小文

2019年03月14日 01:41

王悠然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圣母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运动研究中心主任罗里·麦克维(Rory McVeigh)与美国克瑞顿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系助理教授凯文·艾斯代普(Kevin Estep)合著的新书《“失去”的政治:特朗普、三K党与怨恨主流化》(The Politics of Losing: Trump, the Klan,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Resentment)。两位学者对比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三K党及其代表的白人至上主义兴起与今日右翼势力抬头之间的相似性。彼时,外来移民成为美国重要的劳动力来源,而白人中产阶级境遇下滑,民粹思潮和排外主义趁势崛起。近些年,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大潮中,白人中等收入阶层又一次陷入困境,民粹情绪之火重燃。当年三K党力量壮大与如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也具有一定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以及为他投票的人与三K党一样极端,而是说明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会促使特定性质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反复出现。

经济条件恶化激起共鸣

据麦克维介绍,三K党在美国历史上共经历了三次发展壮大的高潮——美国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这其中的每一次高潮都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新的选民群体诞生等社会环境的变化相伴发生。这些变化撼动了一部分白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驱动他们捍卫即将失去的优势和特权,麦克维和艾斯代普将此称为“权力贬值的发生”(occurrence of power devaluation)。二人的新作聚焦于第二次高潮,因为这是三K党运动发展最迅猛、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次。作者认为,探究其爆发经过,能帮助人们理解当前保护主义和排外情绪再次升温的原因,并寻找相应的对策。

在西方文化中,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美国与西欧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蓬勃发展,汽车、电影、无线电等科技发明以及新兴基础设施的建设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看似一派大好的景象背后潜伏着危机。当时,美国经济正在转型,大规模制造业从东北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州迅速向其他地区扩展,小规模生产者的生计受到侵蚀,有技术的手工匠人也因无法媲美工厂的生产规模和速度而被淘汰。批量生产模式需要大批低技能劳动力,填补这一缺口的主要是欧洲移民和从美国南部向北迁居的非裔族群,失去机会的则是既非工商业精英也非低技能劳动者的本土白人中产阶级,如技术工人、小企业主等。在贸易领域,一战期间欧洲从美国大量进口农产品、矿物油、马匹等物资,1913—1917年美国对欧出口额从近15亿美元升至近50亿美元。但一战结束后,欧洲的进口需求急剧下降。美国政府为保护成长中的本国制造业的利益并增加财政收入而提高关税,此举进一步压缩了出口市场空间,导致美国主要农业区受到重创。这一情况在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等地格外明显。例如,印第安纳州特拉华县1920—1925年农业用地平均价值下降44%,制造业增值升高了一倍多。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1924年印第安纳州特拉华县的三K党成员人数会占到该县成年人口的25%。

艾斯代普认为,经济条件恶化是三K党主张能激起群众共鸣的关键。美国杜克大学历史与公共政策教授南希·麦克莱恩(Nancy MacLean)考察了三K党成员的财务记录后发现,1918—1927年他们中近半数的人因一战后美国经济衰退与结构调整而遭受经济损失,而且起点越高者损失越大。例如,一名叫做格雷迪·思拉舍的三K党成员,其家族资产在1910—1918年间从22415美元降至4000美元。

各群体难以团结

三K党的最高峰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白人中等收入阶层再次成为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输家”。近些年来,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迁移,二战后几十年里曾为大量本科以下学历的美国人提供了稳定收入和福利待遇的岗位随之消失;劳动自动化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工职位不复存在;资本自由流动削弱了工会的议价能力,普通劳动者更加无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大衰退”导致那些未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红利的地区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接受大学教育人口较少的社群越来越举步维艰。

两位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了新经济环境下高等教育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要求本科学位的岗位激增,而这些岗位大多集中于高科技领域或政府部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要么彻底失业,要么转向服务行业中低薪、福利微薄、工作时间不规律的岗位。与此同时,高学历人群和与其相匹配的岗位聚集于城市,使得乡村遭遇“脑力流失”。

与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类似,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特别是内陆和乡村地区的居民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较少。他们对此深感愤怒和困惑。共和党一向声称,要通过减税、放宽市场管制、削减政府支出等措施创造更多财富,并通过“涓滴效应”造福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措施似乎未能奏效,这让民众逐渐失去耐心。民主党则无意扭转全球化浪潮,也无意为高等教育普及率较低的社群创造更多高薪工作岗位。此时,特朗普站出来高举“美国优先”大旗,承诺重建“美好往昔”,打破“一切照旧的政治”,由此呈现出对连续8年“驻扎”白宫的民主党和大部分共和党人的反叛,因而迎合了“失落人群”寻求关注和改变的诉求。

20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实力显著增长,跃升为超级大国,美国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世界整体也朝向更多元、更开放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为何美国白人的民粹情绪仍屡掀波澜?对于这一问题,麦克维对本报记者说,“隔离”(segregation)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当经济结构转变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国民当中随机分布时,人们携手应对风浪的能力较强。然而,当人们因种族、宗教、性别而陷入分裂时,各个群体就难以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问题。艾斯代普表示,在美国的职场、社区、学校等各种环境中,始终存在基于种族、出生地、信仰等社会身份而形成的隔离。在失意的白人中产阶级看来,他们原有优越处境的丧失,意味着其共同身份认同受到了破坏,所以种族和文化身份被他们用作政治武器的可能性增大。

麦克维谈到,特朗普的治国纲领扰乱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未能真正满足那些最强烈支持他的选民的需求。特朗普只做出了对富裕阶层有利的改变。同时,美国人中进步的政治能量被激发。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表现良好,54%的投票者对特朗普作为总统的表现持否定态度。现在的问题是,因特朗普执政而加深的美国人内部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裂痕如何能得到修复?在艾斯代普看来,目前尚难推测保守主义思潮带来的长期后果。不过比较明确的一点是,曾经貌似坚不可摧的政治联合与结盟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脆弱。特朗普被选为总统似乎表明,共和党人过去几十年里精心培育的经济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的“稳定联合”中存在裂缝,经济和人口结构转变令共和党难以在单一党派平台上推出一套满足所有人群需求的政治议程。特朗普赢得竞选不只是因为他得到了乡村地区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的大力支持,也是因为更多的传统共和党选民在特朗普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站到了他这一边。有待观察的是,特朗普及共和党能否继续同时“讨好”被“抵制全球化”承诺拉拢的白人工薪阶层与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中获利的经济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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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14日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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