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杨秦霞
2020年02月16日 07:24
冯俏彬
光明网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对经济发展情况产生了疑问，对此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一国经济而言，短期重点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长期则是促进经济增长。短期而言，由于种种因素的扰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中，时上时下、时好时坏，有时各个指标之间协调一致，有时走向却完全背离。比如，2019年，我国GDP增速、投资、进出口等指标总体上比较一致地反映出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和影响，但CPI与PPI的走向则大幅度背离，其中更多反映的是生猪供求方面出现的剧烈变化。这些反映短期经济运行状况指标的变化，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及时采取对策，但却不能由此推断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
分析一国经济长期走势，要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基本面，即供给一侧的要素种类、数量及其组合效率。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长期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三个，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从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这三个传统要素，另外还有三个新要素，即科技创新、制度、数据。三大传统要素和三大新要素一起，从数量、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共同发力，共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奠定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稳中向好的基础。
第一，我国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但劳动力的质量却明显提升。人力、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2012年以来，我国16-59岁的劳动人口有所下降，劳动力成本也明显上升，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不少的影响。但是，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总人口突破14亿人，劳动力约为9亿，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在64%左右。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现在我国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近年来，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都高达数百万人。以2019年为例，毕业的大学生人数为874万，如果再加上478万的中职毕业生，仅一年就向劳动力市场输送了1352万高素质劳动者。所有这些，都推动着我国正在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从“劳动力红利”提升到“工程师红利”，这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第二，我国资金充裕，储蓄率远高于世界上多数国家。过去30多年，我国储蓄率始终处于高位。如2000年我国储蓄率为35.6％，此后一路飙升，到2008年达到了51.8％的峰值，其中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28.2％上升到2008年的37.3％。得益于高储蓄率的有力支持，多年来我国的投资率也一直保持高位，这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高增长的资金保障。近两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储蓄率有所下降，2018年为45.7%。但即使如此，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储蓄率仍然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如，2016年，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居民储蓄率最高的3个国家分别为瑞士、瑞典和墨西哥，其数值分别为18.79％、16.02％、15.45％（2016年），相比之下，同期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6.1％。2018年底，美国居民储蓄率仅为7.6%，我国是其的5倍。如果再考虑到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始终保持高位，则发展经济的资金更是充裕。这是支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稳中向好的基础性条件之二。
第三，我国城市土地资源趋紧，但总体上土地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裕。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018年为59.58%），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大，许多省会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近年来土地已趋于紧张，对一些产业发展形成约束条件。但是放眼全国、放眼城市和农村，总体而言我国土地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也算得上良好。未来通过土地指标计划管理方式的调整，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还能释放出很大的土地和资源潜力，能够满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是支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础性条件之三。
第四，科技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技术进步是经济繁荣的根源，创新是第一生产力。过去我国总体上处于技术的模仿和学习阶段，近年来技术明显跃升，在一些领域已不输于发达国家。特别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加快，政府和企业都更加重视科技投入，技术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快速增加。根据有关统计，2009年至2019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260.64万篇，排名居世界第2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8年世界各国专利、知识申请情况，当年我国提交专利申请的数量为53245件，较上年增长9.1%，仅次于美国（56142件）。因此，虽然我国总体的科技水平距离世界一流还有差距，但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从过去的技术“跟跑”为主，到现在一些领域已逐渐赶上进入了“并跑”阶段，甚至在个别领域已经进入了“领跑”。创新驱动正在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新动力。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风霜砥砺下，我国形成了具有强大动员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的国家制度，历史上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面临自然灾害、战争等重大威胁，但始终迄今不倒，展现出巨大的韧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现在正处在“强起来”的关键历史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十三个方面的“坚持与完善”，为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只要我们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一定能再次激发出巨大的经济内生动力与潜力，支持中国经济行稳至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根本保证。
第六，互联网相关数据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证明和希望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多次提到“数据”，如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等等。这是对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认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各类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数字经济发展一飞冲天。2008年，我国数字经济的总规模仅为4.81万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仅为15.2%。到201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1.3万亿元、34.8%，十年间增长了6.5倍。更重要的是，我国网民基数极为庞大，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8.6%。这一数字超过整个欧洲人口的总和，形成“互联网世界”中巨大的基数，催生出难以想象的规模效应和生态圈效应，这是未来新经济形态最丰美肥沃的土壤，也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希望与未来所在。
除了以上六大要素之外，支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稳中向好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我国GDP 总量为3678.70亿元，人均385元人民币（相当于48美元），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几乎处于赤贫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体系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在不仅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而且工业生产能力、产品质量等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以钢铁为例，目前在我国每年出产9.7亿吨的钢铁产品中，仅有2000万吨需要从国外进口。在这2000万吨中，其中完全不能自己生产的仅占5%，能生产但质量还需要提升的占15%。换言之，我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大国、钢铁强国。这些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利于妥善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压力，并为转向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与巨大的内需潜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效应正日渐显现。可以用以下五组数字来表述中国经济之“大”：14亿人口、9亿劳动力、4亿中等收入群体、1.7亿高素质劳动者、1.2亿市场主体。仅以其中中等收入群体一项而言，就超过美国人口总和。超大经济体具有庞大的市场空间与消费容量。在此仅试举一例，2019年“11.11”电商购物节中，在24小时内仅天猫一家的销售额高就达2684亿元，全网更是高达4104亿元。这些数字，分别是美国2019年“黑色星期五”74亿元销售额的5倍和7.9倍。庞大的市场和强劲的消费能力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还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是我国中国长期向好的重要法宝。
网络化的基础设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适度超前、统筹衔接的一体化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初步建成。截至2018年末，我国铁路、公路里程分别达到13.1万公里和48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2.9万公里、14.3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4万个，民航机场达到235个，均高居世界前列。纵横成网、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将偌大的中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人员、货物、信息快速流动，并将那些地处偏僻的腹地带入中国经济的大网中，激发出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
此外，我们还有渴求创新并对美好生活怀着强烈愿意的人们，以及能将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制度力量，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洞悉历史发展的周期律，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一定能冷静、客观、辩证、积极地看待短期经济数据的起伏，“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看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内在决定因素，共同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冯俏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