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道修仙与女性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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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对善书类的宝卷《仙姑宝卷》文本认定的基础上，以民间女子朱婵媛入道修仙这一事件为线索，对文本所体现出的支持女性入道修仙的性别立场进行解读，以发掘晚清时期入道修仙对于女性（特别是民间女子）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意义。
关键词：宝卷 善书类的宝卷 自我实现
   宝卷，是寺庙在将佛经翻译为通俗语言，以便于理解和传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传播教义的工具，宝卷广为民间宗教利用。明末清初，教派宝卷较为盛行，教派宝卷是由教首编撰用来宣传教义的。到19世纪，宝卷再度兴盛，这一时期具有教派色彩的宝卷减少，其内容多是伦理解说和劝善戒恶故事，称为“善书类的宝卷”。对于宝卷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宝卷的形成与历史，宝卷与民间教派等。而对善书类的宝卷关注则相对较少，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审视的则更少，所以对文本进行性别解读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 关于《仙姑宝卷》

《仙姑宝卷》全称《南雁圣传—仙姑修行宝卷》，记录了浙江温州雁荡山仙姑洞洞主朱婵媛入道修仙的艰难历程。《仙姑宝卷》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御笔亲题诗和群臣称赞诗各一首。第二部分为民国时期（确切应为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翻印时所做的序；第三部分为光绪年间，金华居士赤霞老人醒迷子所做的序和许智恭所做的跋。第四部分为宝卷的正文。
第一部分，御笔亲题诗和群臣称赞诗表明其得到官方承认，决非邪教异端，从而赋予《仙姑宝卷》以合法的地位。这也表明了编撰者的立场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
第二部分，从浙江福寿寺道士王鼎阳所做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民国时期翻印《仙姑宝卷》的原因。道士王鼎阳的侄儿病入膏肓，因为发心印行《仙姑宝卷》而“果沐灵感竟得勿药而痊”，这就给《仙姑宝卷》蒙上了神圣的色彩。因为它神奇的治疗功能，所以有流行的必要。而其本意应该是“惟愿村屯成仁咸演道德之书”，这反映了民国时期，民众对道德伦理重建的迫切需要。
第三部分，清朝时期的序和跋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仙姑宝卷》的由来及印行目的。金华居士醒迷子在序言中交代了《仙姑宝卷》的来历：序者游历山水时，有感于仙姑圣绩，从仙姑洞寄宿住持道人普修师处抄来。印行的目的在于使“世之妇女，闻仙姑之风，听宝卷之语，立捐俗念顿起清修，步仙姑之后尘，作菩萨之伴侣。”由此可以看出序者支持妇女入道修仙的立场。在许智恭所做的跋中，也显示出对仙姑圣绩的称颂和对女性入道修仙的支持。
第四部分，为《仙姑宝卷》的正文，共有四卷。第一卷介绍民间女子朱婵媛入道修仙的缘起，及拜师学道的经过。第二卷，父与女的冲突，朱璧登一意不许，女婵媛专心欲修。第三卷为整个事件的高潮，“毁茅棚骑龙登洞，探奇岩为虎入空”。第四卷，朱婵媛为母医眼疾，感化父亲入道修仙。《仙姑宝卷》完整记录了朱婵媛从以入道修仙反抗世俗，到战胜世俗，超越世俗，超越自我，达到自我的实现和提升的过程。整个文本采用散韵结合的形式，适合于讲唱，有利于传播。
《仙姑宝卷》的叙述时代是宋朝，但并不能由此简单地认定其撰作时代为宋朝。从文本所体现的思想倾向来看，它不属于早期的以讲解经文为主的教派宝卷，而是劝善类的宝卷；从时间来看，《仙姑宝卷》是出现于清朝光绪年间，浙江温州雁荡山，这正是宝卷再度兴盛的时代，或者可成为“新宝卷时期”（泽田瑞穗语）。综合两方面的情况，可以判定《仙姑宝卷》属于典型的后期宝卷，是善书的一种。从朱仙姑的宗教立场来看，《仙姑宝卷》是道教劝善书。
善书多为民间士绅编撰，真实的反映了民间的伦理诉求和价值取向。《仙姑宝卷》中支持女性入道修仙的立场，一方面反映了道教的女性传统，另一反面也透露出民间对于女性入道修仙的态度。正如包筠雅在她的《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序言中指出的“善书作为集原始信仰、伦理价值观和社会关注于一身的文献，成为帝国晚期宗教思想史和社会史交叉研究的极好的材料。”（1）《仙姑宝卷》正是这样一种不可多得的文献，成为民间道教信仰状况和伦理道德状况研究的一个极好锲入点。因为事主为女性，关注其社会性别立场，对于了解当时民间妇女的生存状态和宗教（入道修仙）对于女性这一弱势社会性别的重大意义，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以《仙姑宝卷》为例，入道修仙对于女性的意义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朱婵媛为什么要入道修仙？这就是——
二、 朱婵媛入道修仙的动因
对于朱婵媛入道修仙的原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外在的原因，也就是社会原因。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必然生活在社会之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成的，塑造女性的就是她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所以考查朱婵媛生存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必须的，也是首要的。
在封建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甚至不能被称为完整的人的，所谓“妇人非子”。《大戴．礼记 ．本命》中有：
“妇人，伏于人也。”
并且女性要遵从“三从四德”，三从，载于《仪礼．丧服 ．传》：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见《周礼．天官 ．九嫔》：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
三从为女子立身之本，四德则为妇之标准。女性从出生到老死惟有一个“从”字：从父、从夫、从子，并没有独立的身份、人格和决定权。
女性在封建社会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因为“妇人非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这是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由此，女性也只能生活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为之圈定的地域内。这一地域就是妇道和孝道。狭小的生存空间，极大的限制了女性身心自由的发展。没有自我成长、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舞台。
在朱婵媛生活的时代——清代，是一个对女性极为苛刻的时代。宋明以降的封建礼教在清代对女性的迫害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封建礼教不仅要求妇女遵从“三从四德”，还倡导妇女守节、裹脚。妇女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约束和伤害。封建礼教像无处不在的网，把凡俗世界的女性严格的限定在妇道和孝道之中。朱婵媛及笄拒嫁，就是要摆脱凡俗社会封建礼教对于女性苛刻的伦理限制。因而，残酷的封建礼教，可以说是促使朱婵媛入道修仙的社会原因。
其次，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朱婵媛对其生活状态的判断是：“人生是苦”人在胎儿期间，就要遭受“八狱之苦”（2）。而作为女性，她的人生苦难更加深重。已婚妇女，在怀孕期间要承受“十月之难”（3），此后的生产又是女性人生一大劫，在医疗条件很差时代，能否平安度过，并不能完全由人控制。抚育孩子是妇女终生的事业 ，等到孩子长大，如果儿女不肖，则又是母亲的一大悲哀。从生理性别这一角度来看，妇女（特别是民间妇女）的生存状态也是很悲惨的。并且 “人生无常”，在现世，如果一味贪恋红尘，最终，将是一场空；如果不积善立德，还会堕入六道轮回。因此她主张放弃红尘生活，潜心修道参禅，得成正果，以此来摆脱生死轮回。
综合这两方面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婵媛要逃避做一个凡俗世界女性了。同时，朱婵媛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希望得成正果，修道成仙，以摆脱生死轮回，永脱苦海。要求在人的平台上实现自我。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人类有成长、发展、利用潜力的心理需要，这种需要马斯洛称为自我实现。在封建社会，凡俗世界的女性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是受到重重限制的，更不能提利用潜力了。朱婵媛想要超脱凡俗的需要应该是其入道修仙的根本动因。
三、 入道修仙对女性自我实现的意义

     在传统社会中，在世俗伦理的规范下，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自我意识被湮没在父权的强制之中，而女性的人生被限定在妇道和孝道之中，超出这一范围，女性将没有容身之地。《仙姑宝卷》中，朱婵媛因为一心向道，被代表世俗伦理的父亲认定有违孝道和妇道，最后被赶上了绝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出手相救，才幸免遇难。朱婵媛被救这一事件，不仅仅对她的修行意义重大，而且其象征意义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民间女子，她既不能容忍传统伦理的压迫，也不能被传统伦理所接纳，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出路在哪里？在传统社会中，所有世俗的门都关闭（父亲放火烧茅棚）之后，神圣的宗教的大门向她敞开了（观世音出手相救），并且给了她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可能和机会。 相比之下，道教给予女性的自由度远远大于世俗社会。
《仙姑宝卷》以朱婵媛入道修仙这一事件为中心，在横向维度上展开了三重极具对比性关系，即父女关系、母女关系和师徒关系。下面将通过这三重关系的对比来考察在神圣与凡俗世界中女性的生活状况。
在这三重关系中，父女关系是具决定性作用的一重关系。在对待朱婵媛入道修仙这一事件上，父亲站在儒家伦理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而父亲的态度决定了这一事件的发展方向。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在未出嫁以前，是依附于父亲和家庭的。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女儿是被父亲的权威和儒家伦理牢牢看管起来的，既不能违背父亲的权威，也不能违背孝道和妇道，事实上这两者是统一的。在父权制的世俗伦理价值观中，女儿就是父亲的私有财产，是“客体”，是“他者”，如果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他可以毁了她。一旦踏出父亲的权威和妇道、孝道的视线之外，等待她的将是灭顶之灾。朱婵媛以女儿的身份来对抗父亲，以凡俗的身份来对抗世俗的伦理，她是失败的，作为儒家伦理化身的父亲毅然决然地烧掉了女儿修行的茅棚。
在母女关系中，母亲并不具有和父亲同等的决定权，而是依附于作为父亲的丈夫。在父权制家庭中，母亲和女儿同样处于依附地位，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独立的身份，也没有决定权。母亲父亲一样，对女儿入道修仙持反对态度。但她是站在一个女性自我意识没有觉醒的母亲的立场上，本意是保护女儿。如文中提到“又恐父亲打伤你，又惊光棍来抢亲。又烦虎豹难躲避，又怕饥寒在山林。世间多是谣言语……”（4）由此也透露出当时女性学道修仙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母亲虽然为女儿担惊受怕，但在无法劝阻女儿的情况下，父亲烧茅棚，作为母亲却无计可施，既不能劝阻丈夫，也没能力救女儿。由此也可窥见已婚妇女在家庭中生存状态的一斑。
师徒关系，是三重关系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重关系。在对待朱婵媛入道修仙这一事件上，观世音菩萨是极力的赞成，并且收她为徒，这极大地坚定了朱婵媛的道心，也促进了她的修行。在父亲放火烧决意修行的女儿时，观世音菩萨轻松地搭救了朱婵媛。这一时刻，真正进行对抗的是代表儒家伦理的父亲和代表宗教力量的观世音，当然，是宗教的神圣的力量战胜了凡俗的力量。
在这三重关系中，母亲和女儿代表凡俗世界女性，观世音代表神圣世界的女性。在凡俗世界，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是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作决定的自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观世音菩萨，她的独立地位和身份，她的决定能力，这些都是世俗女性所不具有的。同样的意愿要保护朱婵媛，母亲只能看着女儿被烧，而观世音则能搭救徒儿；同是反抗代表儒家伦理的父权，面对危机，朱婵媛只能坐以待毙，而观世音却轻易地化解。这向凡俗社会的女性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理想生活状态的基础在于成仙。因此，成仙成为传统社会中凡俗女性摆脱世俗伦理的束缚、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在纵向维度上，朱婵媛在成仙前和成仙后的表现，则为我们证实了成仙对凡俗世界的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重大意义。在成仙前，朱婵媛只是依附于家庭，以女儿的角色而存在，并不具有独立的身份和人格，更不可能在“人”这一平台上实现自我。父亲对她的生死具有决定权，因为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而被父亲放火焚烧。在父女关系上，朱婵媛只是被动的“他者”，被安排的客体，没有主动权和决定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仙后：
首先，朱婵媛获得了独立的身份和地位，文中有“待其三千功圆八百果满，那时名登天阕位证瑶京，身安南雁宝座……众圣都称女菩萨，诸神齐贺朱仙姑……”（5）朱婵媛不再是以女儿的身份，或妻子，母亲的身份而存在，而是作为自身——朱仙姑而存在。并且有了自己的居所——仙姑洞和独立的经济基础。
其次，她不再是必须从父、从夫、从子的“伏于人”的妇人了，而是获得了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最初反对她入道修仙的父兄，也被感化而入道修仙。父兄的入道，是对朱婵媛独立人格的承认和赞赏。
最后，朱婵媛凭借自己的神通为母亲医好了眼疾，即是尽孝道；为社会除瘟疫，有利于社稷江山的稳定，即是尽忠。这是在世俗伦理的层面上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并非凡俗世界的女性所能作到的。正是在成仙以后，朱婵媛的独立的身份、地位和人格才得以确立，才得以实现对凡俗自我的超越和提升。
此外，《仙姑宝卷》中提到，朱婵媛入道修仙的一个重大原因是，为了逃避生育之苦。如朱婵媛提到妇女在怀孕期间要承受十种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见注释3），接下来的分娩又是女性人生的一难。在顺利生产之后，又要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儿童的责任，这也是德.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中指出造成妇女从属地位的四种结构（6）中的两种，即生育和儿童的社会化。她认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而儿童的社会化则阻止了妇女的外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妇女的一生几乎是全部奉献给了家庭，生产和抚育儿童是她们一生的事业，这也阻碍了她们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朱丽叶.米切尔在她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指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四大结构（见注释6），妇女才能真正解放。（7）这也同  Rita.M.Gross在Feminism and Religion中所指出的范型转移（paradigm shift）相似。而《仙姑宝卷》中对女性从凡俗世界的解放的理想是不够完整的，还没能作到真正的范型转移，还透露出入道修仙的女性与传统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仙姑宝卷》所体现的同情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支持女性入道修仙的性别立场，与清代同情妇女的思潮的涌起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关于这一思潮的论述刘世圣的《中国古代妇女史》）。《仙姑宝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思潮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诉求。

注释：
（1）《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 包筠雅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二页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ynthia J.Brokaw   199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八狱苦”，在《仙姑宝卷》中指胎儿在母腹中所受的八种苦：
娘吃热烫着胎油锅狱重，娘吃冷冻着胎寒水难当。
娘饥饿孕空虚饿鬼地狱，娘过饱碍着胎石压甚凶。
娘曲躬胎可比倒悬地狱，娘行动胎犹如捣椎难容。
娘侧卧不转身夹板地狱，娘仰身儿好似铁闸刑床。
（3）“十月之难”在《仙姑宝卷》中指妇女怀孕期间所受的种种苦楚。
（4）《仙姑宝卷》
（5）《仙姑宝卷》
（6）《第二性》 德.波伏瓦 造成妇女从属地位的四种结构为：生产、生育、性生活及社会化。
（7））《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朱丽叶.米切尔 Juliet Mitchell, “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Nov./Dec.,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