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昭义镇的特殊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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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昭义镇是唐代的中原型藩镇，它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具有抑制山东、防卫东都的特殊战略地位。在唐代宗至文宗朝，昭义镇曾数次参与平定地方藩镇的叛乱，对河朔三镇的势力扩张起了很好的遏制作用。

[关键词] 昭义镇   河朔三镇   遏制作用  战略地位

昭义镇位于治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北西南部地区，治所为潞州（治今山西省长治市），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作为自古以来的重地，上党“束山东之襟要，控河内之封壤” ，它处于唐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其倾向对于唐中央和地方势力对比的差异有重要影响，因而昭义镇及其军队在唐中后期中央和地方藩镇中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地位。而昭义镇作为非割据的中原型藩镇，它从建置起一直忠于唐朝廷，所辖的泽、潞、邢、洺、磁五州也是唐中央对抗、遏制地方藩镇，特别是河北三镇的主要阵地之一。尤其是在唐代宗至文宗朝，曾数次参与平定地方藩镇的叛乱，对河朔三镇的势力扩张起了很好的遏制作用。昭义镇的这种抑制山东、防卫东都的特殊战略地位是其它中原型藩镇所没有的。
作为割据型藩镇，河朔三镇同唐中央对抗，从地理位置上其进军路线主要有向西和向南两条，向西必须经过昭义镇来威胁长安；向南就直接威胁到东都洛阳，昭义镇处于成德、魏博两镇与东都洛阳之间，从成德、魏博进攻洛阳则必然会经过昭义镇。因此昭义镇在河朔三镇和唐中央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对防遏河朔三镇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从唐代宗至文宗时期，河朔三镇同唐中央之间发生过八次激烈的冲突，唐朝廷数次发动各镇对其进行讨伐，而昭义镇参与了其中的六次战争，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有两次，起次要作用的有两次，起了一定作用的有两次。
昭义镇起到主要作用的两次即德宗建中年间的唐中央和河朔三镇之间进行的讨伐田悦和平定朱滔的两次战争。德宗建中元年（780），李抱真升任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支度营田、泽潞磁邢观察使。从建中元年至德宗贞元十年（794），李抱真任昭义节度使的近二十年间，唐中央和河朔三镇间数次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昭义军始终是唐朝廷所征发的对象。昭义镇对于遏制河朔叛镇的势力，维护唐中央政权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唐德宗对抗河朔叛镇的一个重要棋子。而在和河朔三镇的关系中，昭义镇和其是处于对立的双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另一方面，昭义镇是忠于唐朝廷的中原型藩镇，河朔三镇对其的态度是抵制和对立的。
德宗初年，各地藩镇势力仍然很强大，而为了维护唐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德宗开始进行削藩，藩镇则立图保持其势力，维持其世袭特权，这样“藩镇同朝廷的矛盾围绕节帅的世袭问题迅速激化起来，达到非使用武力不可的地步” ，唐中央和藩镇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主要是在唐中央和河朔三镇之间进行，昭义镇在这一期间主要倾向于唐王朝，而且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昭义军的杰出表现，昭义镇成为德宗削藩、遏制河朔三镇的叛乱和巩固中央政权的有力工具。
德宗即位之后，就着手于进行削藩的各种准备，他任命宰相杨炎实行两税法，下令将财赋收入归于左藏统一管理，在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德宗任命黜陟使到地方上“观风俗，问疾苦” ，这对当时地方官吏优秀人才的选拔、政治的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当时经过唐朝廷的协调，唐朝和吐蕃、回纥等边疆民族的关系也有所缓和，这样从内政和外交方面在建中初年时唐王朝的实力都有所恢复，而同时唐中央和地方藩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数次出现了双方的激烈斗争。
而在德宗时唐中央和河朔三镇的战争中，昭义镇在讨伐田悦、平定朱滔的战争以及劝说恒冀节度王武俊归降中起到了主要作用。第一次即讨伐田悦的战争。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要求继承节钺，德宗坚决不允许，李惟岳起兵反唐。为维护世袭节度使特权，其它河朔藩镇对成德加以支援。在当时的形势下，“河朔藩镇在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藩镇同朝廷的矛盾仍然处于主要矛盾的地位” 。而昭义镇因在代宗朝时曾屡次被河朔三镇侵犯，和三镇的矛盾较深，是唐中央所利用的对抗叛军的有力工具。昭义军成为当时河朔三镇叛乱初期，唐朝廷抵制叛军的主要军力。
魏博镇田悦派遣兵马援助李惟岳，由于在地理上邢州、洺州处于成德镇和魏博镇之间，田悦认为攻取这两州非常重要，“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 ，派遣兵马使康愔率八千人围邢州。邢、磁两州和临洺县在当时属于昭义镇所辖范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派兵援救邢、磁，而田悦也深知昭义军的军力会对魏博军的攻打造成很大的阻碍，下令将领杨朝光率五千人“营于邯郸西北卢家砦，绝昭义粮饷之路” 。德宗下令河东节度使马燧、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与昭义节度李抱真所率昭义军合军营救临洺（治今河北省永年县）。三军获胜，田悦军退走至洹水。在邢州、临洺之围解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以功加检校兵部尚书。
建中三年（782）六月，河朔藩镇的叛乱继续扩大，田悦、朱滔、王武俊、李纳、李希烈共同发动叛乱，即为“四镇之乱”。由于河朔三镇处于“富庶的河北地区，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有精良的骑兵，并占据了易守难攻的有利战略位置，又在地理上唇齿相依，互为表里，结成了相对牢固的战略联盟关系，所以三镇在各镇中最为骄悍难制” ，三镇一旦反叛，就极易联合兵力，三镇和淮西镇联盟发动的叛乱对唐中央构成了极大的危胁。
德宗建中四年（783）八月，发生“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率军屯驻于临洺，以防备田悦的军队。在当时河北藩镇连兵，卢龙节度朱泚占领长安，由于德宗的失误，削藩战争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战争局势转为对唐朝廷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山东地区成为唐朝廷得以继续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因而昭义镇在当时所处的位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处于河北叛镇和唐朝廷势力之间，它倾向于任何一方都会对当时的局势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在当时对唐朝廷极为忠诚，极尽努力为国藩翰，其昭义军“奉讨逆之命，为勤王之师” ，李抱真不仅全力出动本镇的军队，而且还积极争取其他藩镇的归附，尤其是成功地说服了成德镇恒冀观察使王武俊的归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战争局势向有利于唐朝廷的方面转化。
当时四镇连盟并不稳固，河朔藩镇之间也有各自的利益之争，在叛乱过程中，王武俊和朱滔由于进军不合、利益冲突也产生了矛盾，对于朱滔颇为不满，四镇连盟趋于破裂，李抱真正是利用了这种矛盾来争取王武俊的势力。昭义镇和成德镇相距很近，李抱真有效利用了时机，联合成德镇并促进了战争形势的转化。
在泾原兵变发生后，李抱真率军退守临洺，田悦遣使劝说王武俊攻打临洺，李抱真派参谋贾林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昭义军兵精而有准备，不可能轻易取胜，即使取胜，战果也是属于魏博，如果失败，那么恒冀军会有很大损失，不如先攻易、定、沧、赵等恒冀的故地。在当时的情况下，王武俊作多方衡量：如果和昭义军对抗，那么自己的实力损伤会很大，不能取胜甚至可能被吞并；如果和昭义联合，则打败朱滔的可能性很大，而和朱滔联合打败昭义军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如果自己归附于朝廷，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对于成德镇会很有利，因此他决定与昭义连盟来对付朱滔。
而李抱真之所以能取得王武俊的支持，还是凭昭义镇在当时的实力和重要战略地位，当时李怀光在河中反叛，李希烈攻陷大梁，李纳反于郓州（治今河南郓城），李晟屯军于渭上。德宗所能支配的军队“天下才十二三”，昭义军成为讨伐叛军的主要军力，因此昭义镇在当时唐中央和河北藩镇之间的斗争、双方的力量平衡中有极大的关系。
由于上述形势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以昭义镇为主力的平定朱滔的战争。在王武俊背离与田悦的约定后，贾林再次规劝其和反叛势力分离，归附朝廷。并对其指出，“朱滔志欲尽吞河朔而王之，大夫虽欲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战，本以忠义手诛叛臣，时宰相处置失宜，蹉跌至此。不若与昭义并力取滔，其势必获。此不世之功，转祸为福之道也” 。贾林精辟的分析正合王武俊的心意，王武俊商定“南修好抱真，西连盟马燧” ，同时对朱滔在表面上仍然尊崇，但已经开始倾向于朝廷这一方，使得四镇的势力削弱。并派使劝告田悦，对于朱滔的军队，“连昭义之兵，击而灭之” ，与田悦复任节度使，共事天子。田悦同意并接受了王武俊的劝告，决心归顺朝廷，
朱滔知道田悦不愿出兵后，就率卢龙军和回纥兵围贝州，准备进攻魏州和东都洛阳，和朱泚的军队相合。贾林再次游说王武俊率军和李抱真共同援魏，并且如果“昭义退保山西，河朔地将尽归朱滔”，就会出现非常不利于收复京师的局面。因此劝王武俊“与昭义合军破之，则声振关中，京邑可坐复，则勋业无二也” 。王武俊欣然从命，还倡导各镇“共匡时难”，请求昭义、魏博、沧景等州“即请部署，四镇齐驱，魏博出其前，沧景掩其后，易定乘其左，昭义夺其右，廓清寰宇，然后奉表紫宸，献节北阙，荣家夺国” 。
德宗兴元元年（784）五月，武俊、抱真的军队会于距贝州（治今河北省境内）三十里的巨鹿，朱滔对于两军的会合很震恐，率回纥和卢龙军与王军在桑林展开激战，由于抱真和武俊用兵颇有计谋，配合默契，大胜朱滔的军队，迫使朱滔逃往幽州（治今北京市）。《资治通鉴》卷231德宗兴元元年五月条详细记载了这次激战的经过：

武俊遗其兵马使赵琳将五骑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阵于后，武俊骑兵居于前，自当回纥。回纥纵兵卫之，武俊使其骑控马避之。回纥突出其后，将还，武俊乃纵兵击之，赵琳自林中出横击之，回纥败走。武俊急追之，滔骑兵亦走，自践其步阵，步骑皆东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营，抱真、武俊合兵追击之。时滔引三万人出战，死者万余人，逃溃者亦万余人，滔才与数千人入营坚守。会日暮，错雾，两军不能进，抱真军其营之西北，武俊军其东北。滔夜焚营，引兵出南门，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资财山积；两军以雾，不能追也。

朱滔的军队在此次战斗后受到了重创，魏博贝州之围获解，河北藩镇连兵的局面被瓦解，朱滔退回幽州后上表待罪，战争局势向有利于唐朝廷的一面大大推进，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德宗得以还到京师。在四镇之乱平定后，河北三镇中魏博和卢龙的势力受到了极大削弱，两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朝廷都较恭顺，这也促进了贞元时期唐朝廷中央政权的稳固和地方秩序相对安定。
昭义镇在防遏河朔叛乱中起次要作用的战争有两次。即代宗年间讨伐田承嗣，穆宗长庆年间讨伐成德王廷凑、卢龙朱克融的战争。第一次即代宗时讨伐田承嗣的战争。代宗朝初期平定安史之乱后，“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代宗采取赦免安史部将并授予其节钺的办法来安定各地，对安史旧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都任命为原地的节度使或防御使。这样各地藩镇割据势力兴起，“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 。当时，特别是安史旧部及残余势力，占据太行山以东，成为长期割据的河朔三镇（成德镇、魏博镇、卢龙镇），三镇势力强大，拥兵自立，大大削弱了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在当时的藩镇割据时期，各镇节度使都“力图向邻境争夺地盘，伸展势力” ，代宗大历年间诸镇发生对相卫两州很激烈的争夺。大历十年（776），昭义节度使薛嵩卒，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叛乱，带军队归附田承嗣。田承嗣趁此军乱时机以支援薛崿为名占据了相州和卫州，并派遣其将卢子期进攻洺州。代宗下令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派遣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昭义李承昭等道合兵六万讨伐魏博，
五月，田承嗣的将领霍荣国以磁州降于朝廷，但田承嗣根本不顾朝廷的诏令，仍然一再派遣田悦和卢子期进攻磁州，屯兵于东山。魏博已取得相、卫两州，如果再占有磁州，势必使其势力进一步向关内扩张，对东都造成危胁，因而唐朝廷立即发动各镇兵力对其讨伐。磁州属于昭义镇所辖范围之内，因此为防止田承嗣势力的扩张，昭义军在当时更是朝廷所依靠以对付田承嗣的主要兵力。昭义军留后李承昭率军援救磁州，并作安排和调度，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唐书•田承嗣传》详细记载了大历十年（776）十月临水之战的经过：

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东山袭子期军，自闭壁以骄贼。子期分步骑万人环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进。河东将刘文英、辛忠臣等决战，而成德、幽州兵绕出子期后，于是围解。更阵高原，诸将与承昭夹攻，大战临水，贼败，尸旁午数里，斩九千级、马千匹，执子期及将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万。诸军乘胜进，距？十里，暮而舍。承昭举燧，朝彩出锐兵鼓噪薄魏营，斩首五百，悦惊，率馀兵夜走，尽弃旗幕铠仗五千乘。

从这段记载可见，昭义军留后李承昭有很好的军事指挥能力，他采取适当的策略，自己先不出兵，使魏博军放松警惕，安排成德、幽州军队从东山一面的后方袭击魏博军，两边军队夹攻，最终魏博军大败。唐朝廷收复了磁州，同时魏博军的实力也受到很大削弱，唐朝廷加强了对磁洺等州的控制。在这次斗争之后，“河朔为三镇割据的格局基本定型” 。
第二次即穆宗长庆年间讨伐成德王廷凑、卢龙朱克融的战争。穆宗长庆元年（821），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教啜兵士叛乱，杀害当时成德军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逼迫监军宋惟澄向朝廷求节钺，并遣其将王立进攻深州（治今河北省深县），穆宗下诏令魏博、横海、昭义诸军分别出兵至成德镇境内，如果王廷凑仍然不悟，就立即进讨。同时，卢龙节度使朱克融叛乱，王廷凑联合幽州军进攻深州。穆宗任命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至泽潞、河东、魏博、横海等道宣慰。由于军费开支过大，朝廷财力近竭，再加上各道军队没有统一制令，王师讨伐并不顺利。穆宗不得不赦免了王廷凑，授其为成德军节度使。
昭义镇在防遏河朔叛乱中起了一定作用的是宪宗年间讨伐成德王承宗的战争及文宗时讨伐魏博亓志沼的战争。第一次即宪宗年间讨伐成德王承宗的战争。宪宗时立志削藩，朝廷加强了对地方藩镇的平定，而昭义镇本应是朝廷用以讨伐成德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反复谋私利，昭义军并没有成为讨伐成德的积极力量。
宪宗元和四年（809），成德镇王承宗在其父王士真卒后，愿意献德、棣二州以求节钺，宪宗许其请求，任命其为成德军节度使，但王承宗立即将朝廷任命的德州刺史薛昌朝囚禁，企图收回德州（治今河北省陵县）。宪宗决定削夺王承宗官爵，对其进行讨伐，命神策军将领吐突承璀率军队讨伐成德。
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也向宪宗上书要求请兵赴成德镇。太常卿权德舆看出并分析当时王师可能会失败，其原因在于神策军无能，而且卢从史“倚寇为援，訹承璀邀宠利” ，应当将昭义的统帅权授予昭义军内另外的能将，迁徙卢从史到其他藩镇，宪宗没有听从权德舆的建议。后来果然在发兵后，卢从史反复万端，和王承宗相通谋，始终逗留不进，至元和五年（811）正月，战争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不仅如此，卢从史还使昭义兵士打着成德军的名号；抬高泽潞地区的粮食的价格，出售给朝廷的度支部，从中谋取暴利；诬奏其他军队和成德军通谋而不能进军，以此要求朝廷授其平章事官衔，使得王师当时对王承宗的讨伐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宪宗令神策军将领吐突承璀和昭义军都知兵马使乌重胤合谋擒拿卢从史于昭义军营，卢从史被贬为欢州司马。而“昭义军忠节夙彰，义声昭著，凡百多士，宜谅朕怀” ，宪宗下令乌重胤对昭义军的兵士加以安抚。
在卢从史被执后，宪宗为奖赏乌重胤的功劳，想任命其为昭义军节度使，宰相李绛认为这样做不适当，他向宪宗分析：“泽潞据山东要害，磁、邢、洺跨两河间，可制其合从。今孽竖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将莅本军，纲纪大紊矣。河南、北诸镇，谓陛下啖以官爵，使逐其帅，其肯默然哉？” ，因此建议宪宗应该以河阳三城使孟元阳为泽潞元帅，而以乌重胤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宪宗最终听从李绛的建议。而其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有利于朝廷加强对泽潞地区的控制。
宪宗元和十年（816），王承宗仍然经常派兵掠夺周围的邻近的沧、景、易、定州之间，各镇都上书请讨伐成德，十一年（817）正月，宪宗下诏削夺王承宗官爵，派遣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六镇对其进行讨伐，兵力有数十万，用兵达数千里，由于兵力较分散，河北诸军多有所观望而不进，只有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压贼境，欲乘畔而取之，军威甚盛，承宗不敢犯” 。二月，昭义军击败成德军，斩首千余级。
第二次即文宗时讨伐魏博亓志沼的战争。文宗太和二年（828）十二月，魏博大将亓志沼在镇州王庭凑的鼓动下以行营兵叛，率军攻魏州，文宗派义武、河阳军平定其乱后，以义成帅李听兼魏博节度，在李听还没到任时，魏博军再次发生军乱，推举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李听的军队至魏州后被何进滔击败，“溃走，至浅口，失亡过半，辎重兵械尽弃之” ，刘从谏率昭义兵救之，李听仅能逃脱，归于滑州。
昭义镇在唐中后期对防遏河朔三镇的叛乱，维护唐中央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从唐代宗至文宗时的八次唐中央和河朔三镇的战争中，倾向于唐中央政权，成为唐中央政权对付河朔三镇的重要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