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填补理学研究空白的创新之作——读《宋代四川理学研究》

近读蔡方鹿教授新著《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8月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宋代四川区域文化——理学为研究主体的专著。在作者看来，作为宋代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四川理学不仅是广义的宋代蜀学发展的高峰，亦是整个巴蜀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宋代理学乃至整个宋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参见《宋代四川理学研究》第283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以往人们看待理学，多将目力集中在濂、洛、关、闽之学，即或扩而大之，也只至于陆氏心学、湖湘学、浙东婺学而已。至于宋代四川之学术，人们则一言蔽之曰“蜀学”，未有将其系统纳入理学思潮的范围来予以探讨，更莫说系统研究了。通过阅读蔡先生《宋代四川理学研究》一书，方知世人之陈见多么局限，大有加以修改之必要。从完整地研究宋代理学史而言，本书实有纠正世人陈见，填补学术空白之作用。
   
    众所周知，宋代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新儒学，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而宋代四川理学是宋代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全国各地的理学流派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该书从“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入手，阐述了宋代理学及四川地域理学产生的必然性：首先是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变革的需要，隋唐以来盛极一时的重来世、重解脱的佛教对重入世、重现实的旧儒学观念的巨大冲击，需要一种既能吸收佛教思辨哲学，又能吸收道家道教的以道为宇宙本体的新的思想来维持儒学的正统地位的学说，以抗衡佛、道二教的冲击，理学便应运而生。
   
    该书接着以8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周敦颐、程氏父子、范祖禹、程颐及在蜀后学(谯定、谢湜、尹焯、张浚、李石)、张拭、度正、魏了翁等的理学思想及学术活动，理学与三苏蜀学的相互关系等。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曾在四川任合州判官四年，传道授业。其在蜀的活动，传播了他的理学思想，这对促进宋代四川理学的兴起及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 29页)。程垧曾知汉州(今四川广汉)，其子程颐随侍。后来程颐又于绍圣四年被贬往涪州编管，二次入蜀。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在涪州撰成了理学代表著作《伊川易传》，这本身就是四川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程颐返洛，临去世前将此书传授给其晚年重要弟子尹焯。北宋末尹焯遭金兵入侵，全家遇难，自己也身负重伤，其保存的《伊川易传》在战乱中已散失。后尹焯逃难入蜀，流寓四川，在蜀中各地查访《伊川易传》，好不容易才找到《伊川易传》的全本，将其作序推出，否则，恐此书已失传(见第122页)。由此可见蜀地理学对于整个理学流传、发展的重要性。
   
    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蜀学，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学风特征是三教合一，重视人情。它与四川理学相互交往，相互影响，最终产生了集四川理学之大成，同时也集广义的宋代蜀学之大成的代表性人物——魏了翁。作者在本书中阐述了三苏蜀学的特征及与理学的相异、相同处，结论令人信服。
   
    与苏轼、苏辙、程颐同朝为官的范祖禹，作为川籍著名学者，他对道学的认同，对二程理学的赞赏，客观上起到了扩大二程学说在四川的影响，并会合蜀、洛之学的作用(第95 页)。而程颐的弟子后学如谯定、谢湜、尹焯、张浚、李石等则通过在四川的讲学等学术活动，为南宋四川理学的大发展起到了铺垫和过渡的作用(第115页)。特别是张浚，不仅是一位精于易理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官至枢密使的政治家、抗金名将。他利用在朝野的影响，提高了四川理学在全国的知名度，其著作《紫岩易传》甚至影响了一代宗师朱熹的易学思想。
   
    张浚的儿子张栻，其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丰富并发展了宋代理学，最终确立了由胡宏开创，而由张拭集大成的湖湘学派，成为与朱熹齐名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湖湘学与四川理学的相互沟通、影响，“促进了宋代四川理学的持续发展”(第189页)。
   
    朱熹的蜀中弟子度正，在理学经乾道、淳熙年间的大发展之后，遭到统治者排斥打击之际，挺身而出，为恢复理学的正学地位而努力。并通过撰写《周敦颐年谱》，扩大了理学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影响。
   
    魏了翁的出现，预示着理学及整个学术发展的方向。理学逐步由民间传授成为了官方哲学。魏了翁超越朱学，折衷朱陆，影响到理学在宋末和元明时期的发展。特别是他两次上奏，表彰周程，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定谥号，宁宗准其奏，标志着理学成为南宋后期官方哲学的开始。后魏了翁又为宋理宗讲理学，得到理宗对理学的称赏，将其定为科考的内容。由 “伪学”、受压制状态到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这是理学史上的重大转折。当然，这与理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成熟，前期理学人物的大力推广，并基本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分不开。与张拭在湖南确立湖湘学派相比较，魏了翁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四川及朝廷，他创办了具有四川地域文化特色的鹤山书院，宣传并发展了理学思想，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鹤山学派，使宋代四川理学在全国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由蜀地理学家及流寓来蜀的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促进了四川理学和整个理学的大繁荣、大发展，以及巴蜀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也形成了宋代四川理学的基本特征，这是蔡教授在第十章阐述的内容。而其影响绵延至今，成为巴蜀文化发展特点的重要体现。
   
    综观全书，作者在指导思想上能将宋代四川理学放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并对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论析，所据资料丰富，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广泛搜集、系统研读、悉心考订，并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该书是对宋代四川理学首次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全面研究，通过分析四川理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对一些主要学者的学术师承、哲学思想的梳理，揭示出四川理学兴起发展的社会因素和基本线索；比较深入地分析论述了一些学者的主要学术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并对宋代四川理学的历史地位、学术特征和影响作了论述。概括来讲，该书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注意史实梳理，客观再现宋代四川理学的传授史。如周敦颐宦蜀、程颐前后两次入蜀，在现行有关宋明理学的研究论著中，叙述都极为简略。该书则详尽予以考述，以揭示理学家在四川的讲学授徒活动为四川播下的更深种子。并论述了从北宋到南宋，四川理学的传授及内容，这就比较全面地展现了理学在各个层面的影响和成就，有利于从纵深和地域来探讨宋代理学史。
   
    二、注意理论分析，揭示宋代四川理学之个性。从前即或有人谈川籍的理学人物，也只以宋代理学在四川视之，也就是说，宋代四川理学不过是理学在四川的分布和传播而己。通过对该书的阅读，方知宋代四川理学实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三教合一”、“勇于创新” 、 “重在实践”、“博采众长”等，作为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一方人文，实有以体现蜀地风格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本书关于此类特征的揭示，实可丰富理学史研究的内容。
   
    三、该书有点有面，突出重点，照顾一般，做到了个别与整体、重点与一般的有机结合。如对川籍理学大家张拭、魏了翁，作者既结合自己先期的个案研究，在本书又将其置于地域文化及整个理学的范畴之中，设专章予以探讨。对“三苏”、范祖禹等人也从比较的角度予以专项研究。同时还以大量篇幅，清理和再现了程颐在蜀后学、师从朱子的度正以及张拭后学在蜀的学术活动，进一步展现了四川理学的整体面貌，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宋代四川理学之内涵及其发展的脉络。
   
    四、该书作者发挥自己熟悉的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优势，既注意对所列主要学者进行学案式研究，更注重剖析其哲学思想，论析其在中国哲学史、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并将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指出：对宋代四川地区的儒学传统和本地区学术思想的状况，还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对蜀学、蜀学与理学的论析宜更展开些；希望在谈四川理学特征时，能够加入一些当时蜀中社会、学术等背景资料，以见社会与学术的互动关系；似乎应更明确突出理学在四川传授的特点，特别是受地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固有特征。
   
    尽管该书有尚须进一步完善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部优秀的成果，填补理学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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