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情怀与好汉气概
——《三国》《水浒》比较研究之一
雍蓉
2015年05月25日 00:00
沈伯俊先生的《国士情怀与好汉气概》发表在2015年《暨南学报》第4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对《三国演义》和《水浒》进行了比较，很有启发性。
摘 要：历来被相提并论的《三国》《水浒》两大古代长篇小说经典，其实存在一系列重大区别。最突出的区别是：《三国》展示的是志在天下的国士情怀，《水浒》凸显的则是敢作敢当的好汉气概。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奋斗目标、行为模式、聚集方式等方面。造成这种重大区别的根本原因，一是题材本身的制约，二是创作思想的歧异。
关键词：国士 好汉 题材 创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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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经典作品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堪称并峙的双峰。自明代以来，人们便常常将二者相提并论；现当代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更是习惯于并称二者。
不过，如果认真加以研究，便可发现，这两大长篇小说经典，其实存在一系列重大区别。然而，令人惊异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虽然注意到这两大长篇小说经典在题材类型上的不同，将其分别标举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开创之作；但对二者的一系列区别，却很少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
2007年12月下旬，我应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邀请，担任第十三届“文化讲坛”演讲嘉宾，与马瑞芳教授、周思源教授、钱文忠教授共论“四大名著的中华文脉”。我演讲的题目是：《〈三国演义〉：“说大事”的影响力》。我在演讲中提出：“在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独具一格。与《水浒传》相比，《水浒》凸显的是敢作敢当的好汉气概，《三国》展示的则是志在天下的国士情怀。”①
什么是“国士”？国士，指一国中才能最杰出的人物。如楚汉相争时期，萧何向刘邦力荐韩信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② 突出的是世所罕见，志在天下。
什么是“好汉”？好汉，意谓好男儿。如《旧唐书·狄仁杰传》：“初，则天尝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③强调的是无所畏惧，敢作敢当。
可以说，《三国》《水浒》这两大名著，塑造的都是封建时代下层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二者最突出的区别就是：《三国》英雄侧重突出国士情怀，《水浒》英雄则侧重张扬好汉气概。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奋斗目标：志在天下与快意人生
《三国演义》写的是天下大乱、四海鼎沸的分裂时代，志士仁人们如何重整社稷，复归统一。《水浒传》写的则是天下将乱、民不聊生的王朝末世，英雄好汉们如何反抗压迫，寻找出路。他们的奋斗目标，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三国演义》主要塑造的英雄群体是刘蜀集团。若将他们与《水浒》英雄相比，从领袖人物到谋士将领，其人生理想、奋斗目标都迥然有别。
先看领袖人物。为了便于对比，兹列表如下：
刘蜀领袖（刘备） | 梁山领袖（晁盖、宋江、卢俊义） |
刘备： 尽管自称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后裔，但经过300余年的改朝换代和世事沧桑，刘备的家境早已衰败，已经沦为下层平民，以织席贩履为生。然而，刘备却不甘沉沦，素有大志。 刘备首次出场，看见招兵榜文，不禁慨然长叹。经张飞询问，乃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① 刘关张桃园结义，誓词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第1回） 刘备到许都后，为防曹操加害，以种菜为韬晦之计，却暗中与接受献帝衣带诏的董承相结，谋诛曹操，以求“复安社稷”。（第20－21回） 三顾茅庐，初见诸葛亮，刘备便坦陈心迹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第38回） 得到庞统辅佐后，刘备喜曰：“昔司马德操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汉室可兴矣。”（第57回） 夺取汉中后，刘备称汉中王，上奏献帝，表示：“敢不尽力输诚，奖励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以宁社稷。”（第73回） 曹丕篡汉后，刘备称帝，祭告天地曰：“备畏天明命，又惧高、光之业，将坠于地，谨择吉日，登坛告祭，受皇帝玺绶，抚临四方。惟神飨祚汉家，永绥历服！”（第80回） 总之，刘备奋斗一生，历尽艰辛，始终志在天下，追求“兴复汉室”的根本目标。因此，刘备形象成为古代小说中罕见的明君形象。
| 晁盖： 作为本乡富户、保正，晁盖初次出场，便是得知梁中书要送十万贯“生辰纲”给奸臣蔡京，愤然表示：“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②而夺取生辰纲的目的，只是“得一套富贵”，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 上了梁山，成为山寨之主后，晁盖要求：“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但聚义的目标，除了“准备迎敌官军”外，主要是共享富贵安乐，尚无更高的追求。（第20回） 大闹江州，救回宋江后，梁山实力大增，晁盖仍未提出更高的政治目标。（第41回） 三打祝家庄后，梁山实力进一步壮大，众多头领，分工明确，“山寨体统，甚是齐整”，晁盖却仍未提出更高的政治目标。（第51回） 总之，晁盖作为梁山事业的开创者，虽有抵抗官军的勇气，却一直满足于与众兄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快意人生，并未提出长远的奋斗目标。
宋江： 作为《水浒》的中心人物，梁山的主要领袖，宋江直到第18回才正式出场。家庭大富，身为郓城县押司的他，从无造反之意，对晁盖劫取生辰纲之举也视为“迷天之罪”；只是出于兄弟义气，才冒险通风报信，使晁盖等逃过一劫。这是宋江干的第一件大事，也是他赢得梁山英雄敬重的关键行动。（第18回） 宋江杀死阎婆惜，刺配江州，被吴用、花荣等人接上梁山，却坚拒造反，硬要去做囚犯。（第36回） 浔阳楼上，宋江酒醉而题反诗，声称“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因此被判死刑。被救上梁山后，他不得不造反，坐了第二把交椅，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第41回） 晁盖死后，宋江成为山寨之主，马上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期待朝廷招安之意已露端倪。（第60回） 梁山泊大聚义后，宋江率众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提出了“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行动纲领。而在不久之后的菊花会上，宋江作《满江红》词，高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终于正式宣布了“接受招安，报效朝廷”的目标。（第71回） 此后，宋江的全部作为，都是围绕“接受招安，报效朝廷”的目标，哪怕一再遭受打压，弟兄死伤惨重，始终委曲求全；最后被奸臣毒死，仍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100回）
卢俊义： 身为大名府的大财主，他从无造反之意，还一度口出狂言，要捉拿梁山好汉，上京请赏。被捉上梁山后，宋江再三劝他入伙，情愿让位，他一口回绝：“宁死实难听从。”（第61－62回） 在蒙冤被判死刑，好不容易才被救上梁山后，卢俊义不得不参与造反，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但他从未提出任何政治主张，一直忠实追随宋江，接受招安，却仍不被奸臣放过，最后成了冤死之鬼。（第100回） |
其次，比较刘蜀集团与梁山的主要谋士。
刘备的头号谋士诸葛亮，初见刘备，便提出名震千古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制定了先跨有荆益，形成三分，待时机成熟，再两路北伐的“两步走”战略，力争实现最终目标：“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正如罗贯中评价的：“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第38回）①此后，诸葛亮一直为兴复汉室的目标而竭忠尽智，顺利实现跨有荆益、三分鼎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白帝托孤之际，刘备相信他“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他则毅然表示：“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85回）此后，他殚精竭虑，辅佐后主，治理蜀汉，平定南中（第87－91回）。北伐之前，上《出师表》，誓言：“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第91回）直至五丈原病重，他还叹息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精心布置自己死后的军事调度，向奉后主之命赶来问安的尚书仆射李福交代后事，最后一次巡视军营，在病榻上亲自书写遗表上达后主，又对杨仪授予保证蜀军安全撤退的计策；弥留之际，还推荐蒋琬、费祎为继任的执政大臣（第104回）。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他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一代贤相，国士楷模。
刘备的第二号谋士庞统，尚未出场，便已享有“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盛名（司马徽语，见第35回），不仅让刘备心向往之，也让读者充满期待。他在赤壁之战中首次露面，便以其盛名赢得曹操“亲自出帐迎入”的礼遇；又凭借精通兵法，“高谈雄辩，应答如流”的才干，使得“操深敬服，殷勤相待”；从而不露痕迹地“巧授连环计”，使曹操心甘情愿地“即时传令，唤军中铁匠，连夜打造连环大钉，锁住船只”，为火烧赤壁的成功准备了重要条件（第47回）。周瑜逝世后，他归顺刘备，任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在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之际，他力劝刘备抓住机遇，趁势夺取益州（第60回）。随后辅佐刘备入蜀，并进献上中下三策，指挥刘备军袭取白水，进据涪城，攻打雒城；可惜天不佑才，在“落凤坡”中埋伏被乱箭射死（第62－63回）。需要指出的是，庞统在“落凤坡”中伏而死乃是《三国演义》的虚构；而据《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历史上的庞统是在指挥攻打雒城时中流矢而死的，属于意外，此后不久，刘备就攻破雒城，进围成都，迫使刘璋出降。《演义》这样虚构，是有意将庞统之死提前，让诸葛亮提前入蜀，以突出诸葛亮的形象。实际上，刘备夺得益州，实现跨有荆益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庞统才是头号功臣。他也不愧为胸怀天下，精通韬略的一流国士。
刘备的另一重要谋士法正，原为刘璋部属，因见刘璋闇弱，乃归心刘备，积极辅助刘备夺取益州。他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深得刘备倚重。刘备夺取益州后，自领益州牧，以他为蜀郡太守①，其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第65回）。在张飞击败张郃、黄忠击败夏侯德之后，他建议刘备抓住有利时机，亲征汉中，“既定汉中，然后练兵积粟，观衅伺隙，进可讨贼，退可自守。”刘备欣然采纳，亲自率军出征（第70回）。汉中之役，他辅助黄忠，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取得了关键性的战果（第71回）。刘备夺得汉中后，不仅有力地巩固了益州（汉中本系益州之一郡），而且使刘蜀势力直逼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成为刘蜀北伐的前进基地。刘备因此而进位汉中王，以法正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②（第73回），其在刘蜀集团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刘备称帝仅仅三个月后，便不听群臣劝阻，亲率大军讨伐东吴，此时法正已卒，诸葛亮遗憾地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第81回）由此可见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分量，他当然堪称一流国士了。
那么，梁山的主要谋士如何呢？
梁山的头号谋士、军师吴用，一直深受晁盖、宋江敬重，言听计从，在梁山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首次出场，便积极支持晁盖劫取生辰纲的打算，亲自出面说动阮氏三兄弟入伙，并精心设计，来了个“智取”（第14－16回），不愧“智多星”的绰号。上梁山后，他察言观色，因势利导，支持林冲火并王伦，使晁盖成为山寨之主，他也成为梁山军师，执掌兵权（第19－20回）。从此，他始终忠心耿耿地辅佐晁盖、宋江，无论是招揽四方英雄，还是协调内部关系，他都从容不迫，安排妥帖；无论是调兵遣将，还是布阵厮杀，他都谋定而动，妙计迭出。为了梁山集团的发展壮大，他总揽山寨事务，分工设职，把梁山建设得井井有条，日益兴旺。他为梁山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而在众好汉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谋妙计，保卫和巩固梁山的种种努力，基本上停留在微观的、战术的层面：支持晁盖智取生辰纲，是夺取不义之财，谋求富贵；说动阮氏三雄，追求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初上梁山执掌兵权后，虽然“准备迎敌官军”，却限于自保；梁山壮大后，尽管多次出兵，却大多为了救人，或惩罚与梁山作对的地方豪强（如祝家庄、曾头市），或抵御打上门来的官军，事毕便退回梁山，从未想过攻州夺县，扩大疆域。梁山大聚义后，实力达到鼎盛，宋江提出“接受招安，报效朝廷”的目标，吴用并不反对。当朝廷第一次命太尉陈宗善来梁山招安时，宋江甚喜，吴用却提醒他：“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第75回）这不是反对招安，只是自重身价，要让招安来得风光一些。此后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都是为了显示梁山的实力，让朝廷不要小看梁山，从而体面地接受招安。总之，吴用从来没有为梁山制定完整的发展战略，他只能是梁山好汉中最足智多谋的一个，却不是志在天下的国士。
梁山的另一个军师公孙胜，从参与智取生辰纲到上梁山，成为与吴用并列的军师，“同掌兵权”，在梁山好汉中地位很高。但他除了会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在某些场合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外，却很少履行军师的施谋用计、调兵遣将的职责，更没有为梁山制定发展战略。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参与造反的高级道士，却不是眼观天下的国士。
再次，比较刘蜀集团与梁山的主要将领。
刘蜀集团的主要将领，如关羽、张飞、赵云等，长期忠实追随刘备，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起步，到力图兴复汉室，平定天下，复归统一，千难万险而不悔，粉身碎骨而不惧，都当得起“国士”的称号。
梁山好汉呢？从公认为最具有反抗精神的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李逵等人来看，他们一身本事，一腔热血，胸襟坦荡，嫉恶如仇，敢于反抗邪恶势力，勇于为弱者伸张正义，不愧为响当当的英雄好汉。然而，鲁智深从拳打仗势欺人的“镇关西”（第3回），到营救无辜被害的林冲（第8回），为的是打抱不平；从落草二龙山（第17回），到上梁山，为的则是寻求容身之处；根本想不到王霸之业。武松斗杀西门庆（第26回），是为冤死的兄长报仇；醉打蒋门神（第29回），是报答施恩对自己的关照；血溅鸳鸯楼（第31回），则是向陷害自己的官僚恶霸复仇；虽有正义色彩，却并不都是为匡扶正义。阮氏三雄反抗社会不公的意识较强，但主要向往的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第15回）。李逵多次喊出“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惊世之言，却从来没有得到其他好汉的响应，更谈不上付诸实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仇恨社会黑暗，向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自由，梦想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世界，渴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际关系。对于奸臣把持的朝廷，他们不相信；对于招安，他们有怀疑；然而，他们还是跟着宋江接受了招安。因此，他们都只能算是敢作敢当，追求快意人生的好汉。
总之，《三国》英雄是令人景仰的，《水浒》英雄也是令人敬佩的；但在价值取向、奋斗目标上，他们确有明显的不同。
二、行为模式：治国理民与仗义疏财
《三国》英雄志在天下，因而始终重视战略规划的设计，重视争取人心，网罗人才，重视扩大疆域，完善治理。刘备初任安喜县尉，时间短暂，却“与民秋毫无犯”，收到了“民皆感化”的成效（第2回）。后来依附刘表，屯驻新野，又是“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民众称颂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平定益州后，刘备领益州牧，即分派众官，各司其职，“杀牛宰马，大饷士卒；开仓赈济百姓，军民大悦。”又“使诸葛军师定拟治国条例”（第65回），很快改变了刘璋统治时期法令不彰的状况。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辅佐后主，治理巴蜀，“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第87回）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成就，使得蜀汉国力充实，足以与强大的曹魏抗衡，为进一步发展蜀汉提供了可能。
梁山好汉中，虽然有人说出过“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豪言壮语（第39回），作者在大聚义的赞语中也有“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的言词（第71回），好汉们确实也曾多次对抗官军；但其整体思维，还是占山为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无建立政权，甚至夺取天下的雄心。即使在梁山的鼎盛时期，好汉们仍然习惯于拦截上任路过的官员，打劫害民的大户；即使打下过若干州县，也从不占据，只是收拾金银财帛粮米，尽数运回梁山（第69回）；有时也“一分给散居民”（第70回）。他们喜爱和崇敬的行为模式是“仗义疏财”。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面黑身矮”，武艺平平，谋略也不出众的宋江，在江湖上会有那么大的名气，以至号称“及时雨”，无数桀骜不训的好汉，一闻其名便肃然起敬，一见其面便倒身下拜，就是因为他仗义疏财，“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加之曾经冒险为晁盖通风报信，有恩于众，因此，他一上梁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领袖，得到大家心悦诚服的拥戴。
三、聚集方式：以道相从与逼上梁山
在聚集方式上，《三国》英雄与梁山好汉也有明显区别。对于前者，我称之为“以道相从”；对于后者，则是大家熟知的“逼上梁山”。
刘备、关羽、张飞，尽管家世不同，却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目标聚到一起，桃园结义之后，便同甘共苦，生死相依。而在眼界开阔、实力增强之后，又将目标升华为兴复汉室，平定天下。他们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便是报国安民之“道”。诸葛亮在刘备“三顾”之后，慨然应允出山辅佐，是因为刘备“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刘备、诸葛亮心灵的遇合，理想的选择①。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②。赵云初见刘备，“玄德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第7回）是“从仁政所在”的理念使二者心灵相通。后来赵云离开公孙瓒，四处寻觅，终于投到刘备麾下。正如赵云自己所说：“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称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矣。”（第28回）
梁山好汉，流品混杂，上梁山的原因、目的多种多样。其中一部分是主动投奔梁山，相当多的却是“逼上梁山”。“逼”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非常典型的是林冲被逼，人所共知，更典型的则是梁山几个领袖的逼上梁山。例如：晁盖被逼，宋江被逼，卢俊义被逼，上文已经述及，这里不再重复。而像秦明、李应、徐宁等人的被逼，简直有些匪夷所思，当代读者颇难理解。
综上所述，《三国》英雄与《水浒》好汉，粗看似乎颇多类似，细辨则大不相同。造成这种重大区别的根本原因，一是题材本身的制约，二是创作思想的歧异。限于篇幅，这里仅初步提出观点，深入的阐释，则有待于另一篇论文了。
① 沈伯俊：《〈三国演义〉：“说大事”的影响力》，载《激荡：文化讲坛实录4》，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② 司马迁：《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册，第2611页。
③ 刘昫：《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缩印本，第5册，第3824页。
① 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第1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页。下引《三国》，均据此本，只括注回次。
② 李灵年、陈敏杰：《水浒传》（新校注本）第14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下引《水浒》，均据此本，只括注回次。
① 参见沈伯俊：《诸葛亮形象三辩》第一部分“《隆中对》究竟对不对”，《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
① 《演义》此处表述不够完整。据《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
②东汉无丞相，三公为百官之首，日常政务则由尚书台处理，其长官为尚书令。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才罢三公，自任丞相。黄初元年（220），曹魏建立，又不设丞相，恢复东汉制度。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总揽国政；刘巴为尚书令（法正已于220年卒），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诸葛亮卒后，不再置丞相。
① 参见沈伯俊：《为诸葛亮析疑辩诬》，《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参见沈伯俊：《诸葛亮形象三辩》第二部分“诸葛亮是‘愚忠’吗？”，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三），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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