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乡土文学抵抗“去域化”的叙事策略

全球化时代到来后，消费主义文化凭借传媒的强势力量日益向中国广阔的乡村社会扩张渗透，乡村由此成为地球村中绕不过去的暧昧角落，成为全球资本凝视和想象的对象。置身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文学应当怎样关注和描述乡村，文学如何在新的文化视域里来讲述中国的乡村故事，恐怕就是一个值得文学界和知识界探究的美学课题。一些年来，多少已经习惯了在学院的学科体制内自我繁殖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或许可以推门而出，摆脱理论自相循环的怪圈，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携手同行，去发现和叙述一个在历史变迁中已经发生并在继续发生重大变化的真实乡村。

在叙述中艺术地建构一个反浪漫主义的现实乡村，是中国新文学由鲁迅先生开创并承传至今的主流文学精神，我们自然不会遗忘，但更重要的是应当在文学写作中努力践行。我认为，重建乡土小说的地方性知识，是文学践行现实主义精神的美学路径之一。

全球化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

乡村与城市隔岸相望了数千年，农业文明最终是在与工业文明对峙的背景中才得以显现出来，获得了现代性的阐释。所以乡土文学作为文学类型其实是现代性的命名。乡土小说的文学规定性，也只有在文学的现代性话语和知识谱系之中才能被有效地言说。更确切地说，乡土小说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它就处在现代性的观照与审视之中。惟其如此，文学的乡土性就是作为现代性的“他者”，在现代美学知识体系中被考量和解读的。早在1894年，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在他的《破碎的偶象》一书中，就把“地方色彩”建构成乡土小说的普遍特征，强调“地方色彩”是乡土小说艺术魅力的生命源泉。赫姆林•加兰的逻辑出发点是乡土生活的地方差异性，因其地方差异性的存在，乡土小说才可能取悦读者并使人们发生兴趣。但更加深刻的文化人类学原因正如迈克•克朗所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的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1]

惟其如此，“地方色彩”几乎就在本体论意义上，成了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地方色彩使乡土小说的乡土性最终获得了美学的合法性。我们知道，类似赫姆林•加兰这样的乡土文学理论对中国的乡土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确切些说，中国的乡土文学理论与赫姆林的理论是异域同构、大体一致。1923年，周作人发表了《地方与文艺》一文，他就强调地域风格对于乡土艺术的重要意义，认为地方性与个性，便是乡土作品的艺术生命。他还准确地指明，所谓地方性，“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也就是“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中国近百年的现代文学批评在阐释自鲁迅以来的现代乡土文学史时，迄今为止，也基本上是把“地方色彩”作为乡土小说的一个审美准则和叙事法则来指导其阐释实践的。由此可见，地方色彩就是乡土小说的审美根性，离开了地方色彩，乡土小说的文学之根恐怕就丧失了的它的活水源头，乡土的面相也就变得暧昧不清了。

可是，作为文学概念的“地方色彩”，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因而我们对它的内涵与外延的认知和界定通常也应当是历史性的、与时俱进的。文学史的经典定义通常把“地方色彩”的文学内涵限定在乡土社会的“三风”之中，即所谓“风俗/风情/风物”。乡村世界中一个地域的风俗风情风物因其存在着不同于其它地域的差异性，这个地域的风俗风情风物自然就凸显出了文化人类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语境和特殊意义了，在经由人们的阅读实践之后，这些与文化人类学或文化地理学相关的乡村经验与事物不仅可能被吸呐和接受，而且还在一种理性思维中逐渐演化为源自文学的地方性知识，从而构建了人们关于乡土文学的审美趣味和知识结构。

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乡村的风俗风情风物大都处在“去域化”的逐渐解体的历史境遇中，许许多多传统的乡村事物都存在着朝不保夕或日渐衰败之势，乡村社会的趋同性也在现代化宏大工程的改造中越来越明显。贾平凹在谈到《秦腔》的写作和故乡的变迁时就说：“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 乡风民俗既已衰变，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和建构现时代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呢？我认为，在全球化消费时代的乡村叙事中，乡村的叙事语境已然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因而在考量“地方色彩”时，必须把“地方色彩”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之中，放到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才有可能审美地观照和艺术地发现“地方色彩”的历史内涵与时代风貌，使“地方色彩”成为一种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同构对应的历史性的“地方色彩”，而不是亘古不移的永远的“地方色彩”。直截了当地说，由于乡土社会的“地方色彩”（特别是乡风民俗），更多地积淀着前现代社会的农耕意识和文化习性，那么，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消费时代，当下的乡土小说对“地方色彩”的书写，其着眼点或许就不是“建构”，而是“解构”。换句话说，乡土小说更应当书写乡村社会传统的“地方色彩”，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是如何或缓慢或疾速地解体和消失的。更重要的是，还要写出在“地方色彩”解体的历史过程中乡村所经历的内心创痛和精神变化。

我们业已看到，一些乡村原初的“三风”已被全球化的飓风劫持而去、或者消失殆尽，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乡村如今已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了，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已经并正在加速地向幅员广大的乡村地区扩张渗透，而且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乡村的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惟有乡村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才能以天下大同的方式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由是论之，在关于“地方色彩”的历史变迁和文学书写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深刻相关的历史和美学的辩证法——“地方色彩”彻底解体之时，也许就是乡土文学完全终结之日。

既然如此，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套牢在乡村社会既往的“三风”之上，当此全球化大潮汹涌之时，乡村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境、伦理困惑和地方性的生存经验，包括地方性乡村的风俗风情风物的历史性变迁与衰落，概而言之，全球化语境中的乡村地方性经验，应当就是现时代（消费时代）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乡土小说要倾力关注和审美描述的地方性知识。更精确地说，乡村在被全球化劫持过程中发生的地方性经验，经文学表达和阅读实践后就转化成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也就是嵌入乡村生存环境和生命体验的知识。从知识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上来说，乡村的思想和知识正是以乡村的经验为生长土壤和生存背景的。知识是经验累积后的抽象物、是走向理论的重要桥梁、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所以，在全球化的消费时代，地方性经验就是乡土小说地方色彩新的美学内涵和审美特质。乡土小说要关注和表达乡村社会被全球化劫持过程中出现的多元、丰富、复杂甚至诡异的地方经验，要用地方性的乡村声音说出自己的话，以便重建乡土小说的地方性知识。迈克•克朗在阐释托马斯•哈代的乡土小说对地方情感的体验后说：“如果地方的意义超出了那些可见的东西，超出那些明显的东西，深入心灵和情感的领域，那么，文学艺术就成了回答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人们表达这种情感意义的方式。对地方意义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不仅一个地方有其本质，而且人道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人与地方的意义关系”，他还援引雷尔夫的话说“做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许多有意义地方的世界上，做人就是拥有和了解你生活的地方。”[1]

重建乡土小说地方性知识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它是中国乡村自主现代性的审美表征，它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差异性与独特性，是全球化时代多元现代性的一种现实的发展路径。

前消费时代乡土文学中的地方性知识

在考量消费时代乡土小说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与表达前，我们还是要先行深入到前消费时代的乡土文学中，观察先前的一些经典的乡土小说是如何艺术地建构地方性知识的，也就是寻找乡土小说建构地方性知识的文学资源和历史谱系。在这本书中，为行文与论述的方便，我以20世纪90年代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把近百年的现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前消费时代和消费时代。这种历史分段的主要理据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如此重大的历史变化如今已然成为我们的日常经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经验事实，我因此就不必延揽数据铺陈冗述了。

我的考察将以四川乡土文学为美学个案，循序渐进地寻求地方性知识建构的文学谱系。

大约在1935年，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发表了著名小说《丁跛公》，小说有一个副题叫“一个地道的四川故事”。在四川近百年的新文学史上，这是四川作家发表的第一篇乡土小说。这年底，艾芜出版了著名的小说集《南行记》。一年后，李颉人发表著名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从那以后，四川乡土文学就以引人瞩目的“地方色彩”及其地方性经验崛起于中国文坛，历经了几十年薪火相传的发展历程，四川乡土文学已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流派，为中国乡土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艺术贡献，产生了以《死水微澜》、《淘金记》、《南行记》、《烟苗季》、《生人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尘埃落定》等为代表的一批经典乡土文学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提供了有特殊审美意义的艺术经验。

四川现代乡土小说对乡风民俗类“地方色彩”（不仅限于风俗风情风物）的艺术表达和文学编码，历来为人津津乐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小说中那些关于“地方色彩”或地方性经验的文学书写，诸如，吃讲茶、抽大烟、抓壮丁、生人妻、袍哥、坐茶馆、棒老二、抬滑竿、方言俚语等等，已经在人们的阅读实践中转化成经典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符号，成为解读旧社会乡土四川的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杨义先生在对浙东乡土文学与四川乡土文学的地方特色进行比较研究时说，浙江乡土小说的地方特色带有更普遍的民族性，那是因为它的地域文化在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区的时代变迁中已然淡薄了。“而四川的地域文化由于相对封闭，带有更多的历史沉积、远古遗传和民间特产。李颉人、沙汀笔下的袍哥、棒老二、保长，以及淘金的产业、抽鸦片的乡俗、抽壮丁的弊政，甚至作为交通工具的滑竿，就更有深刻的巴蜀风俗文化的印记，它们是以巴蜀乡土特征来折射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普遍性的。”[1]

阅读四川的现代乡土小说，不难发现一种相似的叙事经验和修辞策略：乡村的实际年代已然进入了现代性的20世纪，但四川现代乡土文学中的乡村意象却还是一个属于中世纪的黑暗形象，所谓中世纪的黑暗形象，也就是半人半兽的蛮性残存的世界。这也是四川现代乡土文学从总体上自觉建构的乡土四川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美学的地方性知识使四川的乡土文学独树一帜，既不同于鲁迅为代表的浙东乡土文学，更有异于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乡土流派。

四川现代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是在四川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经验之上得以美学地建构起来的。四川地处中国的内陆腹地，四周是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历史上不但远离历代王朝的中央政权，而且也远离儒家文化的中心圈。山高皇帝远，人多地又少，多次大移民，使有限的区域负载日重；近代以降，军阀割剧，有枪便是草头王，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生存环境已在历年的战火焚燃中日益恶化。这样的社会生态造成了即便到了20世纪初期，四川的乡土社会仍处在极度封闭蒙昧的封建社会中，远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秩序。在这样一种远离诗云子日的乡土社会里，其地域文化中便生长出一种膜拜实力的、类似初民时代的价值取向。在近代乡土四川，所谓实力也就是支配和掠夺他人、维护和扩大自我利益的各种权力。有实力的人物也就是乡土社会中的头面人物，正是这类形形色色的实力人物统治着乡土四川的每一个角落，从县长到保长，从乡约到联保主任，从绅粮到地主，他们勾心斗角、掠夺乡里、渔肉百姓、相互倾轧。所以，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主要人物通常便是这些实力派人物，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沙汀、李颉人、艾芜、周文和罗淑等著名作家的笔下，不惜重墨着力塑造。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单沙汀写四川题材的70篇小说中，涉及到实力派人物的小说便有51篇，占了72•8%；其他如李颉人以四川题材的26部长短篇小说中，写实力人物的20篇，占总数的76•9%。[1]当然，仅仅书写乡土社会实力人物绝非四川乡土小说的地方特色，四川乡土小说真正重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它把实力融化在蛮力之中，让权力赤裸裸地以粗暴和蛮横的方式来践行，以带有血腥气味的蛮力来艺术地表现那种令人恐怖的粗暴实力——有个地主为了两升口粮竟然一刀捅破佃户的脖子；代理县长毫无半点悲悯之心，大灾之年还要搜刮灾民钱财，大叫“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在小说《公道》中，那个实力人物乡长贪污了阵亡士兵的优待谷物，竟雄辞自辩说：不如此“还有什么人愿当乡长？”；回龙镇上的两个“体面人物”为使儿子逃避兵役，竟在茶馆里当众撕打……等等等等。

四川作家罗淑的《生人妻》与浙江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写得都是封建社会的典妻制度。相同的题材，细节与经验却大异其趣。柔石笔下的实力人物典用他人妻室，却还吟哦一番《诗经》里的诗句，生了儿还要援引《书经》典故亦证起名之高妙。这里呈现出一种看上去很儒雅的乡绅派头，骨子里却是杀人不见血的残酷儒雅，也自然反映出儒家文化在沿海乡俗中经年渗透后产生的一种伪善的人性状态；罗淑笔下的典妻故事则体现出令人惊悚的赤裸裸的蛮风野习。先是夫穷卖妻，继而是弟奸其嫂，到后来又是买妻者设套陷害卖妻者。在这个惨无人道的苦难经历之中，那个被卖掉的妻子，每每总要遭到主子们即兴而起的残酷打骂和欺负，饱经摧残却又哭诉无门。罗淑的典妻故事深刻地反映出近代四川乡土社会中的粗暴人性和黑暗情境，以及那种带有初民文化意味的野蛮风俗。四川乡土社会的实力与秩序便是以这样残忍的蛮力方式来建构和体现的。它们艺术地表征着，直至近现代的四川乡村，儒家的那套巩固封建秩序的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还没有从根本上化育到四川的乡村角落。在那个时代，乡村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初民阶段的若干蛮风野习，乡土经验中还保存着不少草莽的习性。所以，从现代文明立场观照这个乡土世界的四川作家，自然就要历史地把它描述成一个半人半兽的、近乎中世纪的黑暗世界。

而当许多四川作家不约而同地讲述着类似的乡村故事，描述着形形色色的实力人物时，四川乡土小说就以一种文学共同体的叙事方式，凸现出近现代乡土四川的地方性经验，从而也就艺术地建构起了关于近现代乡土四川的地方性知识。

四川乡土小说的核心叙事空间大多是本土化的“乡镇”，如《淘金记》中的“北斗镇”，《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回龙镇”，《死水微澜》中的“天回镇”。乡镇是中国乡土社会和农业文化的地缘中心，也是农村经济结构和权力网络的核心场所，更重要的，乡镇还是城乡之间经济物资和文化交流的枢纽和集散地。所以，乡镇作为文学的叙事载体和书写空间，可以更集中更准确地反映和表现出乡土社会的历史风云和时代变迁，在乡镇饱经沧桑的历史命运中往往就隐藏着乡土社会发展或者变迁的深刻秘史。四川乡土小说通常就是经由对地方性乡镇经验的书写，从而艺术地建构了一个中世纪式的黑暗的乡土四川形象。四川乡土文学的现代性乃至国民性主题也正是在乡土四川的这种中世纪的黑暗形象中得到了提升和凸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独树一帜的乡土文学流派。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包含了乡土四川深刻尖锐的历史问题和农民根本性的生存困境，从而也就为乡土四川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美学和知识的参照系，其生动形象的认知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很有意味的是，在逐渐跨入消费时代后，新时期四川乡土小说中仍然可以发现：乡村故事和经验中蛮力践行的残渣余孽及其新的表现形态。

李一清的《山杠爷》是一篇经得起时光打磨的乡土小说，这篇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小说，其中凸现的乡村问题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堆堆坪村干部山杠爷为催交公粮以树个人权威，先自立村规，到期不交者，一斤罚交一斤五。农户王禄不服拒交。山杠爷竟自带几个精强力壮的民兵将王禄蛮横地捆梆起来关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对其余欠粮户，又以羞辱人格的粗暴方式，在他们前去粮站的路途上，在其箩筐上书写“拖欠公粮某某某”字样，令其“丑名远扬”；不久之后，为了把外出打工的乡民召回来务农，粗口连篇的山杠爷竟然大张旗鼓地私拆别人信件，查明地址后还派人将打工者“弄”了回来；当乡民腊正为修山塘不愿缴费投劳并说了哂话时，山杠爷“啪啪啪”一阵巴掌掴在他的脸上；夯娃媳妇生性泼辣不守孝道多次欺负婆婆，山杠爷在劝说无效的情形下，为维护乡村道德秩序就叫人将夯娃媳妇捆起来游村示众，造成她当夜上吊自尽，最终触犯了国家法律才受到法律制裁。耐人深省的是，山杠爷运用权力的蛮横粗暴方式全都是基于村社的集体利益，其行为的目的性是正当的也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他是以不合法的蛮力方式来践行合法的公务事业，并因此获得政绩和奖状的。放进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考量，也可以说，山杠爷基本上是用前现代的方式（也就是反现代的方式）来实现或者解决乡村的现代问题与事务的。更加耐人寻味的还是，山杠爷的所作所为及其蛮力作风，在乡村社区竟为他赢来了全村乡民的臣服与尊重，以致他被警察带走时，村民群体挡道，阻拦警察。而豪气干云的山杠爷，竟然还信誓旦旦的要求他的继任者一定要按照他的蛮力方式去践行乡村的权力。

这种相当复杂、充满悖论、不无诡异的乡村经验，既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四川乡村现代性变革比较特殊和复杂的地方性经验，也是新时期四川乡土小说对地方性知识的艺术建构，其独特的艺术经验与成就，不仅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贡献，而且还值得社会科学的深度关注与学理性研究。诸如，现代的法制文明如何才能有效地在像堆堆坪这样的乡村社会中构建起来；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杂交叠的文化生态中，“去蛮力”的文明实践能否从乡村本土文化中找到资源？乡村蛮力存在或运行的文化机制与历史土壤其根基到底是什么？在一个全球资本逐渐向乡村扩张渗透的消费时代，物质主义和消费驱动难道就是救赎乡村、使乡村现代化的惟一力量？消费时代的乡村是否需要重建乡村的生活意义……等等。由此可见，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不但事关乡村的历史和现实，而且也事关乡村的心灵和精神，是乡村文化生态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果说《山杠爷》主要给我们呈现了新时期乡村社区蛮力公用的地方性美学经验，那么，贺享雍2005年创作的《土地神》又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了乡村蛮力“公私兼营”的另一种地方性经验。

《土地神》讲述了一个村官的政治兴衰史。故事的主角叫牛二，牛二是牛家湾的一个普通村民。故事开始时，他当上了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故事讲到中间部分，牛二受村长胡龙的赏识当了村民组长，也就是原来的生产队长。当故事发展到小说的下部时，牛二已经是村长了。牛二当了村长后，他对自己作为一村之长的权力，有一种源自乡土经验的认知——村长就是一村之王，在村长所辖区域内，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不论是当队长还是当村长，牛二作为一介不及芝麻大小的乡官，其权力运作的事务无非公私两类，其一是以权谋私，准确些说，是以权泄欲，拿牛二的土话来说就是“偷婆娘”；其二是以权谋事，在他以权泄欲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给村民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用近乎野蛮的方式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并因此也付出了丢掉乌纱帽的沉痛代价。

牛二为官从政的心理动机既原始又粗俗，一句话就是为了“偷婆娘”。在牛二那里，性欲是权欲的最初动力和最终目的，而权欲不过是实现性欲的有效手段和工具，权力是武器，女人才是真正的理想和目的，要想占有老婆之外的更多女人，当村官是最现实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种选择和路径。牛二做官后的艳情和性史，也从经验层面证实了他对于性欲和权欲关系的政治想象，提高来说，这种经验也建构了我们关于乡村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理念，揭示了乡村政治的弗洛伊德式的隐蔽脸孔。

很显然，牛二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理想是卑俗和渺小的，但贺享雍的叙事却又生动流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种卑俗和渺小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牛二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牛二的权力想象和知识是地地道道的乡土经验，是从乡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并与人的血肉之躯相连的经验主义知识，它不仅有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意义，还因此有一种人性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

村官虽然小如芥茉，但在乡村的政治生活中，村官有权统理着方圆数里内上千余人的大小事务。牛二的政治导师，原来的村长胡龙深谙作为村官的权力真经，他从其圆熟的从政经历中提取出一套相当经典的乡村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版本，总结了村官在政治、经济、社会身份乃至“偷婆娘”等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将这种非文本的乡土政治经济学手把手地传给了他的接班人牛二。牛二得了真传，在他后来争夺权力和经营权力的政治实践之中，不但活学活用而且立竿见影。这其中，牛二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蛮力方式”，是十分耐人寻味，最具地域特色的乡村经验。在小说中，所谓权力运作的“蛮力方式”，说到底就是使用暴力或准暴力或软暴力或类暴力的种种形式，诸如：吵架、斗殴、持械、围困、拦截乃至自戕等方法，来达到权力所欲达成的目的。牛二的一部权力实践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运用“蛮力方式”的政治兴衰史，其成亦蛮力，其败亦在蛮力。牛二玩“蛮力游戏”的权术，可分成私人性与公众性两种形式，私人性方式——比如牛二为了当上队长所做的两口子打架的政治秀。为了捞取政绩得到排危资金，牛二在县长办公室跳楼自杀迫使县长签字的蛮横方式；公众性方式——有牛二率领众村民组长以械斗相逼催收欠税的事件。也有牛二为捍卫村民在征地上的正当经济利益，率领乡民倒地拦截推土机的事例，等等。所有这些被牛二自称为“日妈理论”的“蛮力游戏”，以粗暴的方式显示了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特殊力量，虽然横蛮粗野却又实用有效，这就说明了一个既浅显也深刻的道理，在乡村生活中，权力往往同蛮力绑在一起，可以说是雌雄同体的一种事物，并因此成为乡村政治一种引入关注的地方性特点。牛二这个人物形象，相当吊诡地传达了乡村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牛二作为村官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那种“蛮力”化的权力方式，基本上是前现代或者说是乡村的传统方式，其反现代性色彩显而易见。但悖谬之处就在于，牛二像山杠爷一样也正是通过使用一些有悖现代伦理的传统手段和方式，做成了符合现代社会正义原则和公理原则的事情。比如，他面对地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社会势力在征地上对他施加的压力拒不妥协，而当象征资本势力的推土机在地方权力的支撑下碾进牛家湾的土地时，牛二挺身而出率领众村民以血肉之躯拦截巨大的推土机，最终以近乎暴力的方式有效地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勇敢地捍卫了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从而确保了大家的经济利益。

牛二是无癞也是英雄，牛二的全部复杂性和暧昧性其实也就是乡村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扩大些说，类似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也是历史实践中的一种中国经验，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或者说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无从表达,前现代的传统以及反现代性的力量都可能乘虚而入，获得其生存与表现的空间。

《土地神》不仅讲述了权力的蛮力形式，作家还企图去探寻蛮力有效和实用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基础，暗示了“以暴制暴”的前现代阴影，也涉及到历史经验相沿承传、老谱不断袭用的可能性。

不言而喻，在对四川乡村蛮力文化的审美观照中，现时代的四川乡土小说对于前述四川现代的乡土小说，既有艺术经验的承传，也有在新语境中的艺术拓展，其所描绘的地方性乡村的蛮力经验，在复杂性和人性的维度上已经超越了现代乡土小说，呈现出新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表征，蕴含着更加复杂暧昧的人性内涵和现实意义。

地方性知识：抵抗遗忘的乡土叙事

乡村的地方性经验是地方性知识的客观基础。文学的乡村是以真实的乡村经验来想象和建构的美学意象。但这样一个真实的乡村意象和地方性经验，离开文学的关心和表达已经有些年头了。在20世纪末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引言”中，作者劈头就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中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

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遗忘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势力和中国传媒势力日益壮大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颇为浮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关于时尚和资本的信息铺天盖地，过剩的信息垃圾严重地堵塞城市的视听和人们的耳目；另一方面，乡村的形象和声音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之中，惟有衣着污秽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晃动着。中国一家著名的文化评论期刊、据说是“为我国期刊事业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人称“时代前沿观察家”的杂志。在1996至2006的十年中，这本新锐的杂志策划了数百个“为时代立言”的重要话题。比如：“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上海人为什么迷恋30年代”、“中国欲望榜”、“娱乐新世纪”、“不想再去的10个旅游地”、“谁妨碍了我们中产”、“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名利场”、“吃遍天下危险榜”、“性小康：一个考量生活质量的全新视角”、“下半身批判”、“房地产和它改变的生活”、“消费欧洲”，等等。这些话题形形色色，看起来包罗万象。有些话题还指涉到城市中产人士富裕之后的烦恼——诸如，吃遍天下的危险、不想再去的旅游地等等。遗憾的是，十年来为数甚广的“重要话题”中，却没有关于乡村的半点消息。在时尚传媒看来，乡村就是土得掉渣的晦暗角落，显然不在“时代前沿”之列。[1]

近些年来，我们在大众传媒年复一年的造势之下，对城市消费精英们制造的炫耀性消费早就司空见惯以至多少有些麻木了。我们知道一些特殊的社会人群是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他们的奢侈与豪阔哪怕是放到欧美的富翁之中，也绝不稍逊风骚。我们认为，挥霍一下阔绰的自由，说到底也是人性和欲望的一种解放，既合乎社会变革的日常情理，也合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诉求。我们不太明白的只是，高等级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下只属于占人口总数10%的少数人群，但关于这“10%”的声音和消息为何每每总是铺天盖地不绝于耳。而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他们的生存境遇和贫困状态——他们为了温饱离乡背井进城打工、以坚韧的耐性承受城市的岐视和屈辱；他们中的一些儿女寒冬腊月穿不上一双毛袜，一些儿女因穷困被迫辍学，他们中的一些女人，还因为苦难和贫穷而绝望地自杀——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有关乡村的贫苦经验和人生故事，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狂欢盛典中，在跨国资本和城市中产阶级打造的消费主义神话的光晕下，被城市和传媒悄然地遗忘了，“70%”的声音和形象被遮挡在视听之外，被迫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由此可见，城市的喧嚣导致了乡村的失语。在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温情脉脉诱人不倦地操控着一切。这只手就是跨国资本和大众传媒共谋打造的、现时代日趋流行的新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文化建构的幸福生活神话。这个神话在中国已经成功地制造了低收入国家的高消费幻像。

当乡村遭遇遗忘之时，我们的文学在做些什么呢？检索相同时期的文学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文学同样也不甘人后地展开了它自己的“城市化”进程。新写实主义文学之后，城市文学和城市书写在文学的天地里繁荣壮大，流风所致，竟成一种颇为流行的文学时尚。文学当然有书写和想象城市的权利和自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亟需更多更优秀的城市文学来丰富文学的艺术想像和表达空间，现时代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也为文学提供了深远辽阔的现实空间。但是，当下的文学对于城市的想象和描写，还是软弱而浅表的，文学对城市的观察和表达仅仅满足于叙述财富的奇观和消费的传说，城市的奢华物象和纸醉金迷，竟然使文学先是诚惶诚恐接着就是顶礼膜拜。文学在伸长脖子仰望都市的摩天大厦时，忽然间就把自己变成了刘姥姥，气喘喘乐巅巅地迷失在都市灯红酒绿的繁华迷宫里，不但乐此不疲，而且流连忘返。此外，文学在讲述城市故事时，还坦率地流露出嫌贫爱富的市井意识。城市的成功人士和白领人群一夜之间成了文学的新贵，他们在文学的人物殿堂内登台亮相，赢得一片艳羡的喝彩。文学在津津乐道地描绘那些“成功人士”的故事时，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非常经典的“中产崇拜”心态，很有些五体投地的样子。但对于中国新富阶层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超经济掠夺性质，以及权力腐败的寻租活动，文学的描述显然还缺乏历史的深度和深刻的洞察力。城市文学中这种“中产崇拜”的心态，在池莉的“武汉小说”、张欣的“广州小说”、卫慧的“上海小说”、以及邱华栋早期的“北京小说”中表现得颇为典型。后者在谈到自己的城市小说时，便直截了当地说；“我表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1]作家所说的“上层阶层”其实应当是“中产阶层”。城市的一些青年人有“中产崇拜”的心态，实乃人之常情或个人偏好，无可厚非。但文学如果有“中产崇拜”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文学往轻里说，是肤浅近视的文学。倘若从根本上说，那就是一种没有品质和境界的文学，它以丧失文学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和人文理想为代价，成就了文学的渺小和奴相。所以，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膜拜中产”的文学的立足之地。相反的倒是，那种毫不妥协地批判“中产阶级意识”的文学，倒成了名垂史册的不朽经典。

文学的“城市化”运动，使文学在消费时代亲近了城市而疏远了乡村，城市文学在进入城市的肌体和欲望、拓宽文学表现空间的同时，把另一个宏大的乡村空间逐渐遗忘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具美学力量和人文精神的优良传统——由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精神也差不多被人遗忘。即便在“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书写中，可以看到有关乡村的叙述，但那类乡村故事大多数是关于乡村的历史故事和传奇故事，而现实经验中的乡村，那个生存维艰、命运困苦的乡村，在不经意之中确乎已被文学遗忘了。

城市文学的繁荣和壮大，如果是以遗忘广大的乡村生活为代价，那么，文学的叙事伦理和写作良知恐怕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城乡一体的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的经验常识告诉我们，尽管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已率先跨入了消费时代，但由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伟业，至今仍是未竟之业。我们在讨论城市文学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化时，是不应当忽略这个重要的历史境况的。

中国的乡村是一片丰饶而又芜杂的辽阔大地，文学对乡村的观照和叙事历来就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伟大传统。毫无疑问，这一母题和传统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事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由于乡村正处在重大的历史变革关头，乡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命运正在发生无可规避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的文学就没有理由疏远和遗忘血肉交融的乡村经验。在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叙事中，王维诗歌和沈从文小说中的古典乡村，那种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已经不复存在。古典乡村的历史性衰落，是为了出现一个现代化的新型乡村。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乡村命运的历史大转折，而现代化的最终承诺对于广大农民也将是一个伟大的福音。但是，在这个全球化语境下的历史实践中，乡村社会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必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过程。有时候，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对于个体的乡村和农民来说，可能意味着沉重的苦难、艰辛的挣扎、悲壮的呼唤和含泪的仰望，这正是现代化进程残酷的一面。而它的另一面又意味着憧憬、希望、奋斗和世俗幸福的可能。所有这些现代性语境下的乡村经验和乡村命运，乡村的人事和物象，乡村的传统和变革，乡村的甘甜和困苦，乡村的笑语和哭泣，统统都是中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是文学生存和壮大的土地和天空，是中国文学照亮世界文学的希望之光。惟其如此，关注和书写现代性的乡村经验，自然也就是当代文学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的乡土叙事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乡村文学叙事中，这个伟大的传统是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亟待我们开掘整理和弘扬光大。以这个传统作为参照和承传的文学系谱，我认为可以重申“新乡土小说”的概念，并在推进其历史实践的过程中，从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上，承诺和实践三个关联互动的文学命题：即，民间立场、地方性经验叙事和人文忧患意识。民间立场不是单纯的乡村立场或者乡村视角，也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植根于乡村命运之中的写作者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内涵是主体关于乡村经验及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地方性经验叙事最根本的涵义是强调乡村叙事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强调建构乡村叙事的地方性知识，反对任何虚假的、做秀的、泡沫和浪漫的乡村叙事；忧患意识应当是文学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融铸而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它植根于乡村沉重的土地，与乡村经验及其现代性命运同甘苦共患难，同时，又以深刻犀利的历史眼光观照和反思乡村的现实故事，把乡村故事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考量和透视，洞幽烛微地发现并且揭示乡村的生存境况和历史命运，在这种艺术的发现和揭示中，真诚地表达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审美理想、表达文学对于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以文学的理想之光照亮混沌的乡村事象。

在现阶段，由于消费主义文化确立了它在社会结构中的文化霸权，其文化影响力已经渗透和笼罩着变革进程中乡村世界，因而在“新乡土小说”的三个相关的文学命题中，地方性经验叙事及其建构地方性知识的审美实践就有着不同以往的深刻含义和艺术价值。

资本的全球化是以消费主义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扩张性实践，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构建了跨国资本对于全球化利润的文化想象和修辞策略。中国幅员广大的乡村世界，自然也是全球资本和消费主义意图进军获利的庞大消费市场。中国本土20年来的全球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去域化”和“去传统化”、并使不同地方的文化逐渐趋同化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去域化”还是“去传统化”，都意味着地方性知识传统或本土文化可能遭遇消解和颠覆的威胁与危机。在消费主义渗透和笼罩的地方，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变得极其简单，无非就是物化的关系、一种纯粹的交换关系。人们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与社会关系，大都可以抽空其本质特征与历史深度，并以金钱为尺度去判断和考量。人在现实生活中只能作为消费主体来实现所谓人的自我价值。在如此简单的“去传统化”的文化语境中，乡村的深刻困境就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消费主义刺激和催生了乡村的物质欲望，使乡村的消费欲望真的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可是，乡村的实际消费能力和现金收入，由于劳动力庞大和就业机会的结构性空间狭窄（更不必说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萎缩），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有大幅增长和显著提升，地处内陆腹地的广大乡村更是如此。更进一步说，乡村的消费和内需在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能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膨胀的消费欲望与过低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现实的匮乏与幸福的想象之间的冲突，也许就成了当下乡村的历史处境和生存症候；与这一历史处境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去域化”和“去传统化”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乡村的伦理困境。“去域化”就是文化与地理的区域之间的自然关系的丧失。而“去传统化”更意味着人与乡村的历史和传统失去了价值归依和情感归属上的意义联系，传统文化因此不再具有维系人伦关系的现实力量，地域情感乃至地方认同也分崩离析了，乡村的精神世界无形中变成了混沌的荒原。如果物质主义成了乡村惟一的生活意义，而实现消费欲望的能力又被历史地限制，乡村的精神创伤和内心痛苦也就将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被历史性地放大，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也将凸显出巨大的裂痕。这就是说，在消费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中，乡村的地方性经验获得了的新的历史内涵和生命体验，产生了新的文化涵义，从而也产生了新的地方性知识。“去域化”既是对乡村地方性知识传统的解构，反过来又建构了乡村新的地方性经验——也就是乡村的地方性逐渐被全球性侵蚀、以及地方性起而抵抗全球资本的现实经验。这与全球化在使文化同质化和趋同化之中，反过来又可能提升本土文化的自觉性和增强抵抗同质化的历史实践一样，二者是同质异构的一对事物。也正是在这种相当特殊复杂的语境中，已有近百年的中国乡土文学能够从中获得纵深发展的土壤和空间。所以，建构地方性知识，不仅只是乡土文学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是乡土文学获得生机的一片绿地；不仅可以抵抗乡村被消费主义神话遮蔽和遗忘的命运，提高来说，它还是文学反抗“去域化”、建构本土文化的一种新的历史实践。对于重建乡村的生活意义和精神家园，也提供了一种植根本土经验的文化依据。

四川作家罗伟章自2004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乡土小说，为我们阐释“全球化的地方性经验叙事”，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审美经验。

罗伟章的乡土小说，从中篇《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大嫂谣》、《变脸》到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其叙事范式无非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传统的苦难叙事。但他的苦难叙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那是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叙事，也就是回到苦难本身的经验叙事。在罗伟章看来，苦难就是一种极限的生存困境，就是赤裸裸的饥饿和贫困。乡村的苦难直接伤害人的肉身和心灵，贬损人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当乡村为饥馑与贫穷所困之时，人的自我价值乃至自由与尊严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他的苦难叙事中，苦难本真的面相得以赤裸裸地、残忍地凸显出来，丑陋的饥饿与肮脏的贫困使乡村变成了人性阴晦的荒凉之地，使生命时常挣扎在本能的生物底线之上。而文学史上那些与苦难叙事攸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宗教式的神圣意义、革命英雄历经苦难洗礼的崇高意义、红色经典中的阶级斗争意义，统统不是罗伟章讲述苦难的叙事策略。他想表达的就是，在川东北一个叫老君山的村落，那个地方的人们饥饿了百多年，以及那些在饥饿和贫困的历史境遇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沉重悲痛的人生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伟章的苦难叙事，是一种“去魅化”的、将苦难真实的残酷本相彻底裸露出来的“后革命的苦难叙事”。值得一提的是，“去魅化”的苦难叙事，正是消费社会最为主流的苦难叙事。换句话说，苦难被“去魅”，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诉求。惟有彻底解构“苦难”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将苦难的贫困本质和丑陋面相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物质消费的幸福神话才得以趁虚而入来替代人们对苦难的恐惧心理，使物质主义成为史华兹所说的一种末世的救赎。

罗伟章的苦难叙事以老君山为中心地域，从近现代一路讲到全球化时代，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步伐极大地加快了，饥馑封闭的老君山终于发现了深山以外的大千世界。为了改变乡村贫困的历史命运，老君山的乡亲们诚惶诚恐地踩着全球化的陌生步伐，前赴后继地进城打工去了。进了城后，他们才得以切肤之痛的生存代价，真正意识到他们是腿上沾泥的“乡下人”，城市不属于他们。不仅如此，城市在利用和改造他们的同时又在歧视和掠夺他们。他们被饥馑和贫困压抑了千年的物质欲望，现在被城市消费主义的传媒和广告一夜之间激发起来。但冷酷的现实往往是，辛勤劳作换来的微薄工钱不是被拖欠就是被克扣，而家乡的妻儿老小还在眼巴巴地等待着他们把钱寄回去，无论买米买化肥、吃药还是上学都要用许多钱。满足欲望的消费，像城市人那样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神话。

城市既不属于“乡下人”，那就返乡回家吧。“远方的世界不愿意公平地待你，回到世代祖居的村落还不行吗？”（《我们的路》）可是，在城市中经历了“漂白”的乡下人，乡村的那个故乡就不再是过去那个故乡了，故乡已经回不去了。《我们的路》中，农民工大宝春节回乡的复杂体验就尖锐地反映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家里房子那么逼仄，人跟畜牲差不多挤住一块儿，地气潮湿，”“猪食桶、饭碗、筲箕和筷子，都堆积在土灶上面；灶沿黑乎乎的，是长年烟熏火燎的结果，黑暗中偶尔露出一条白，是米汤，也可能是鸡屎。”回到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大宝感受到发自心身的厌恶。更令他厌恶的还有那因贫困造成的乡土社会人性的自私与偏狭，那种在别人伤口处撒盐、愿人穷不愿人富的传统恶习和文化心理。对于在外闯荡了五年的大宝来说：“城市挂着一把刀子，乡村同样挂着一把刀子，”区别只在于：一个硬，一个软。城市的偏见歧视排拆着乡下人，城市中的乡下人也从意识上拒绝乡村。大宝们沉痛无奈地意识到，在城市里找不到的尊严和自由，在故乡贫瘠的土地上同样没有，故乡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被消费主义文化浸染了的乡村再也不能给予他们与之认同的生活意义，生命的归属感也随之丧失殆尽。他们“左顾右盼，前思后想，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再次离开这片亲切而又贫瘠的土地。”他们也因此成为无根的天下游子。失根的命运伴与他们形影相吊，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浪潮里沉浮跌荡。罗伟章的小说把乡村的苦难深度发掘到生命存在的失根状态，他就把乡村苦难的精神危机与时代症候艺术地反映出来了。与此同时，他也把一种地方性的乡村经验投放到了全球化的语境中，使地方性经验演变成全球化的地方性经验，成为超越地域的、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验。赵本夫的《即将消失的村庄》、贾平凹的《秦腔》也以不同的地域经验和乡村故事表达了“乡关何处”的无根情怀和中国经验。罗伟章的小说赓续和弘扬了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以乡村小人物的命运变迁书写社会大转型和乡村大变革，将新文学史上现代乡土小说的苦难叙事和四川乡土小说传统的地方色彩融为一体，不但夯实了苦难叙事的地方性经验，还使苦难叙事与人物的精神变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超越地域的审美呈现。

从地方性经验出发，最终抵达一种普遍的人类主题和人性关怀，使地域元素和地方性知识成为乡土文学重要的建构力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学现代性叙事不可或缺的美学追求。

阿来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自觉建构地方性经验、最终又超越地方性抵达普遍性的叙事典范。阿来历时四年完成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山》是一部既厚重又地道的“村庄地方志”。他在对藏地“机村”半个世纪的历史书写中，相当自觉地寻求和把握乡村叙事中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平衡艺术。为了精确地描述“机村”作为一个藏地村庄的地方色彩，阿来潜心研究了自己家乡——嘉绒地区的地方史，特别是民间口传的史料和资源，从而发现并在小说中描述了“机村”历史进程中相当独特的地方性经验。这种“独特性经验”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只属于“机村”，是惟一的“机村经验”。机村以外，便不复有此经验。其中，最典型的叙事个案，当属机村村民对于“国家”的情感体验。小说中位于边藏地区的机村，是一个非常封闭停滞且被高山密林所环绕的藏族小村庄。由于“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历史产物，而在村民漫长的传统和经验中，他们完全没有关于“国家”的意识和体验。所以，当“国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和陌生的宏大事物从外面强行进入机村后，村民对“国家”的陌生、困惑与质疑就成为渗透机村的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国家”的概念完全超出了机村人的认知范围和理解能力。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村庄、土地和森林的空间概念，他们很难理解“国家”是什么事物、更难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祖祖辈辈劳作的土地全都属于国家所有。无法理解，却又必须接受。一种荒诞的历史感觉便在机村中滋长和流传。《空山》第二卷《天火》之中，当象征国家力量和形象的数千抗灾救火人群，轰轰烈烈地进驻机村后，面对看得见却仍然陌生的“国家”，机村人只能用“领导”、“公安”、或者“蓝工装”等符号性称谓，笼统地给“国家”命名。饶有意味的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和“国家”概念混沌迷糊的机村人，在看到指挥部把国家食物分发给救火人员后，他们也不客气地区将食物及其它物品，塞进袍子里拿回自已家里。

机村独特的“地方性经验”，彰显出现代性事物对机村的历史性冲击。阿来准确地发现这样的历史冲击对于机村来说，是一种“去域化”和“去传统化”的改造和重塑过程。在这样的“双去”过程中，机村原来的伦理和生产秩序遭到了难以为继的重创，宗教文化与民间民俗文化已然衰落了，但国家主义所需要的那种伦理秩序却又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健全起来。千年封闭的机村世界被现代性撞开了大门，“国家”、“公路”、“汽车”、“水电站”还有“批斗会”和“反革命份子”，等等现代性事物前呼后拥不可阻挡地进入了机村，机村在茫然与迷惑中来不及做出积极的理性反应，便陷落在传统崩溃之后的伦理困境之中，并为此付出了痛苦的历史代价。很显然，阿来在《空山》中对于地方性经验的独特描述，是为了凸显他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一方面，现代性对藏地世界的进入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一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们也应该很认真地检讨一下，在我们抛弃旧东西的时候，不考虑一下其中是否还包含了一些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情感上”。 这样一来，阿来关于地方性经验的描述与思考就获得了一种超越性，把一种地方经验提升成了中国经验，由此抵达了对现代性语境中人类命运的总体性反思。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乡土小说的写作推进到了世界文学的前沿地带。在一次关于文学的演讲之中，阿来直截了当地阐述了《空山》的写作意图和美学理想，他说：“我所要写的这个机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独特性的，那就是它描述了一种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衰落，同时，我也希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个村庄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农耕的村庄，然后才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庄”。

阿来的乡土叙事以“乡村地方志”的方式，书写了独特的地方性经验，透过他的写作，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眺望汉语乡土小说发展变化的新的可能性。

向荣：男，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从事中国当代小说批评与影视文化研究。著有《边缘化与多维空间》。主编《新世纪成都文学》（六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导论》、《外国散文名著导读》等。另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艺评论》、《天涯》、《上海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论文入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等多种选本。曾两次获得“四川省文学奖”和“四川省文艺评论一等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后的中国小说》。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消费文化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后的中国小说》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发在《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名家视域”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