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
沈华
2020年10月28日 10:27
郑有贵
《中国井岗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2015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1］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国一盘棋，统筹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发展，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发展关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农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突破了单纯从某一个体或局部资源配置效率出发而难以破解“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路径锁定，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实现历史性突破，数量庞大的乡村人口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本文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基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在把“三农”转型发展纳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进程考察的基础上，展开对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研究。这一研究更清晰地呈现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勇于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世界普遍存在的“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以及由此决定的乡村人口数量庞大条件下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历史场景、历史逻辑和实现路径。
一、促进“三农”转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进的小康建设，从一开始就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即基于中国在现代化上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小康”一词，以表达经过努力奋斗可实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目标，是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追求的小康形态。1979 年12 月 6 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2］P237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到 20 世纪末要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发展目标写入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提出分步走发展战略。［2］P417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在经济建设 总 的 目 标 中 明 确 了 小 康 水 平 的 战 略 构想。［3］P145 年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中国经济建设战略作出部署，正式明确三步走战略。［4］P478改革开放初期起至 20 世纪末，小康建设的重点是经济建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有较大差距，只有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到 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才能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从实现小康的程度看，促进“三农”转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呈现阶段性突破特征，大致经历新中国成立起至 20 世纪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1 世纪初起至党的十八大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起至 2020 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战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个大的阶段。
( 一) 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启动国家工业化战略起，到 20 世纪末，在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着力推进偏重生产力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引导个体农业经济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任务。1953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建立工业、农业、国防和交通运输四个现代化目标，1954 年 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一发展目标。“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导致 1959—1961 年农业生产大幅下滑，难以支撑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在总结发生这一困难的教训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业发展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鉴于此，1964 年 12 月 21 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农业现代化调整为四个现代化之首，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P56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在总结农业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扩展了农业现代化内涵，突破了此前将农业现代化狭义化为仅生产力层面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的认识局限。从此，中国以小康为目标推进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发展。
在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化发展的辐射带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快速提 升。 其 中，全 国 粮 食 产 量 由 1949 年 的11318. 4 万吨提高到 2000 年 46217. 52 万吨、肉类产量由 1978 年的 843 万吨提高到 2000 年的 6106万吨、水产品产量由 1949 年的 45 万吨提高到
2000 年的 3706 万吨。到 20 世纪末，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由总量不足转变为供需基本平衡，并发生结构性和区域性过剩，长期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并进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由较单一发展农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农业农村结构
的转换，拓展了“三农”发展的路径和空间。
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全国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1949—200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3. 8 元增加至 2282. 1 元，人均消费支出由 40 元增加至 1714. 3 元，恩格尔系数由68. 6% ( 1954 年) 改善为 48. 3% ，实现了由受温饱不足困扰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转变。
( 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进入 21 世纪，中国基于迈上工业化中期这一经济发展历史性新台阶，将偏重经济建设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树立起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新世纪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主题，明确提出中国在 21 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针对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与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出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其定位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推进。
21 世纪初起至党的十八大前，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社会和谐进步，促进“三农”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显著进展。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全国粮食产量扭转了自 1999 年起下降徘徊态势，2004 年至 2012 年实现“九连增”，其中 2007—2012 年连续 6 年超过 5亿吨，2012 年达 58958 万吨，比 2002 年增长 29% 。二是在国家大幅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农村道路、电力、危房改造、饮水安全、环境等基础设施快速改善。三是农村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农村教育水平提高，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仅全国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2012 年为1. 24 万 张，比 2007 年 的 0. 85 万 张 增 长 了45. 8% 。［6］四是扭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增幅由 1996 年的 9. 0% 逐年下降至 2000 年的2. 1% 态势，实现 2004 年至 2012 年的“九连快”。
2004 年出台第一个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题的中央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拓宽增收渠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快速增长，由2002 年的 2528. 9 元，增加至 2012 年 8389. 3 元，尤其是 2010 年起连续 3 年增幅超过城镇居民。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2002—2012 年，全国农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由 1917. 1 元 增 加 至6667. 1 元，恩格尔系数由 44. 9% 改善为 35. 9% 。
( 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战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 指 出，“小 康 不 小 康，关 键 看 老乡。”［7］P658尽管自 21 世纪初起，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显著成效，但“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问题及由此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三农”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鉴于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农村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
新时代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特定的历史定位。［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因为新中国的“三农”发展缓慢，更不是停滞，而是在实现历史性转
型发展的更高起点上，致力于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世界普遍存在的“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而陷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促进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朝着质的飞跃的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并基于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致力于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 年 12 月 28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对“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进行了深刻论述和部署。［9］P156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措施。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逐步建立，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加快培育，乡村振兴阶段性重点工作全面展开。针对“三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中国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促进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2012 年至 2019 年，中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全国粮食产量由 61222. 62 万吨提高到 66384 万吨;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8389. 3 元增加到 16021 元，人均消费支出由 6667. 1 元增加至13328 元，家 庭 恩 格 尔 系 数 由 35. 9% 改 善 为30. 0%［10］，进入富足水平之列。中国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动员全国多方面力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着力破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贫困人口这一突出短板，到 2019 年贫困发生率仅0. 6% ，比 2012 年下降了 9. 6 个百分点，创造人类减贫奇迹，增添了全面小康社会成色，这一伟业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破解乡村人口数量庞大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路径
2017 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深思乡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习近平指出: “从城乡关系层面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乡村。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只要城镇化搞好了，大量农民进城了，‘三农’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有的人认为，‘三农’对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贡献少，不如工业项目来得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还是向城市倾斜，‘三农’往往排不上号。有的人看到农业连年丰收，便放松了‘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的地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大问题。”［11］P9 － 10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11］P11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以及由此导致世界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破解的难题。不仅如此，乡村人口数量庞大的国情决定了补齐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的任务极为艰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乡村人口数量庞大的实际出发，探索形
成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之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出发，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助力“三农”发展，以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三农”发展空间，以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协调发展，以共享发展的组织化增强“三农”内生发展能力和促进共同畗裕。
( 一) 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助力“三农”发展
在工业化进程中，对于“三农”政策的选择，一开始就不是就“三农”论“三农”，而是与工业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农业与工业的剩余在两个产业部门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一些国家工业化发展历程显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选择农业支持工业和为工业提供积累，到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则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两个趋向”［12］P24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基于全局发展与局部发展、长远发展与当期发展，从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选择、调整政策，能够做到主动施策，所制定政策能够充分惠及利益诉求表达能力弱的农民。这种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政策选择，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切实体现。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旺盛的市场需求，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9］P158这既是新时代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经略，也是新中国 71 年间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和基本经验。工业化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中国共产党从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统筹长远发展与当期发展、全局发展与局部发展，处理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取”与“予”的关系，形成长时段视角下的相互支持的政策体系。改革开放前，中国选择了所处工业化初期国家一般都实行的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为追赶工业化进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选择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工具，即通过国家对工农产品定价及计划生产和销售，以一定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非显现地将农业部门的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1949 年以来中国“三农”发展的实践，对毛泽东提出的从长远考虑先从农业剩余中取一点支持工业和工业发展起来带动农业发展的“大仁政”，与只顾农民眼前利益的“小仁政”论断进行了充分验证。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逐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中国以强大经济实力助力破解“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难题，致力于遏制“三农”的弱质化和边缘化，避免了就“三农”论“三农”问题对发展路径探讨的限制，逐步探索构建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机制，“三农”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三农”发展空间拓展。以国家强大经济实力助力“三农”转型发展，是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破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三农”短板难题的重要经验。
( 二) 以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三农”发展空间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是历史性的结构性演进。与之相伴的是，由于生产率和投入回报率的工业高于农业，导致在发展能力上的工业强与农业弱的差异。这种发展能力上的农业相对工业的弱质性，不仅困扰着农业的发展，也困扰着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如此，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二元结构下的“三农”问题成为世界普遍存在而又难以破解的问题。
在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基础的是要从产业发展入手，不仅要促进农业的发展，还要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从产业链、价值链、产权的联结及其机制上进行创新，突破“三农”发展空间被弱质性锁定，探索形成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并能够拓展“三农”发展空间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进
行了艰辛探索。
改革开放前，实行城乡分割的产业政策，把工业限于城市和工矿区，农村则限于发展初级农产品生产，以及“五小工业”。这种工农业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分割，使农村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不能向二三产业延伸，发展空间被限定。尽管如此，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结合”［13］，允许在农村发展“五小工业”，农民为获得发展工业的高收益，发扬踏遍千山万水闯市场、吃尽千辛万苦办企业、说尽千言万语拉客户、历经千难万险谋发展的“四千四万”精神发展社队企业，并将社队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发展“三农”事业，进而在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下，开启农村内部的工业养育农业( 当时称“以工补农”)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整个国民经济层面农业养育工业政策条下“三农”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一时期，在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辐射带动、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快速推进。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进程中，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探索试行“农工商综合经营”［14］，并尊重农民的实践创新，逐步走出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之路。农村不仅可以发展工业而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还逐步探索形成与市场调节相适应的将产供销、贸工农等产业链联结起来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由此，“三农”发展能力增强，也拓展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空间。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农业的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关联度提升，向融合发展演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提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理念和实践上探索出破解农业发展受弱质性困扰之路，“三农”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不仅如此，还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探索农民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合作社和公司，致力于形成产业融合发展与各利益主体联结的耦合，在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拓展“三农”发展空间，使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了强有力的产业兴旺的支撑，进而朝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迈进。
( 三) 以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协调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是因为由于在工业化进程中世界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与工业化并进的城镇化这一历史性结构性演进，往往伴随农村的凋零，因为农村在发展能力上弱于城镇而困扰其发展。发展经济学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增加农业剩余、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小城镇、保障工业化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性等思路。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在追赶工业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孤立地就“三农”论“三农”，而是着眼于促进国家现代化，根据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统筹促进“三农”发展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中国在落后的农业大国启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之际，尽管为保障城市工业快速发展而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分割城乡发展，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考虑，提出在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工业和小城市，让农民就地发展工业而避免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15］P197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探索走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并进之路。世纪之交，中国提出逐步解决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16］P407新世纪初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针对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结构性问题，开启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进入新时代，中国致力于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而发生农村边缘化的现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7］P16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 全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体 制 机 制 和 政 策 体系”［9］P22 － 23，这就在城乡一体化实践基础上，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使用城乡融合发展概念，明确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2017 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 面 融 合、共 同 繁 荣 的 新 型 工 农 城 乡 关系。［9］P142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列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9］P16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促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重塑城乡关系，探索形成了乡村人口数量庞大条件下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新路径。
( 四) 以共享发展的组织化增强“三农”内生发展能力和促进共同畗裕
组织化是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路径。中国探索完善共享发展成果的农业农村组织化实现形式，促进“三农”内生发展能力日益增强，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成为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组织保障。中国在农业农村组织化上，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所区别。
相同之处在于，面对农户或家庭农场分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都是通过组织化以节约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效益、提升竞争力等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中国顺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要求，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组织化。中国在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组织化所解决的问题有所差别。在使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阶段，农民一家一户生产中存在耕畜、农具、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足的问题，有的也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经营中的这些困难，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凑份立公田、打会及其孕育的凑份抱团互助文化［17］，也有开展换工、相互调剂耕畜和农具使用等互助合作。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而实行农民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后，由于仍处于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发展生产中仍存在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开展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即是解决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生产要素不足的问题。同时，中国为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也需要通过农业生产组织起来促进农业发展，以保障能够顺利实现农业向工业化发展提供所需农产品原料和资金支持。为解决大规模跨社开展农田水利特别是水库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始探索规模更大一些的农业农村组织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普遍运用，农业生产力水平远高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家庭承包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发生较大变化，基本不存在农具、耕畜短缺问题，而是在从事商品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主要包括分散经营且规模极小的农户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以及竞争力弱，在交易中处于弱势，需要通过组织起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了不经济的新技术引进、生产资料采购、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贮藏加工运销等问题。这些成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再组织化的动力和互助合作的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多种形式农业农村再组织化快速推进。
区别之处在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从实际出发探索完善能够实现现代化和共享发展成果有机统一的农业农村组织化形式。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是由走共同富裕道路决定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政治上解放农民，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还领导农民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这贯穿于 1949年以来的整个历程，其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成为“三农”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的构建，不仅为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撑，还形成了共建美好家园的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新中国成立起至 20世纪 70 年代末，依靠农村社区集体的力量，在农业基础设施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上开展了乡村道路建设，在农村社会事业上发展教育和合作医疗事业。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就有较好基础的华西村、刘庄村等，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涌现出的众多发达村，都是因为有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构建起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才抓住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机遇，不断发展壮大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引领农民发展致富，有的还发展成为繁荣的小城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中国逐步形成农村社区集体“一事一议”及财政奖补制度，以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2018 年起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71 年来，在国家支持、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农民参与下，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序推进，农田水利、农村道路、农村电网、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实现快速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实践表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能够更充分地在组织化规模化进程中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
把走共同富裕道路与组织化规模化有机统一起来，探索走出中国特色的共享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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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有贵( 1963—) ，男，四川广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主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