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价值：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行动范式
沈华
2020年09月22日 09:40
朱启臻 吴玉敏
《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贫困问题解决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也反映国家治理的水平。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和谐社会与公平正义的实现，或是伦理与道义的要求，我们都必须保证全体社会成员一个都不能少地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2020 年，中央既定的目标任务是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如何顺利实现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是乡村工作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特点出发，论述了如何运用脱贫攻坚形成的强大资源优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一、脱贫攻坚资源奠定乡村振兴基础
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所取得的成就世人瞩目。但是必须看到，依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区域之间还有较大的贫富差距。针对这一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动员全社会力量，采用精确识别、建档立卡、责任到人的方法，凭借国家制度体系的政治和行政优势，精准施策，对口支援，通过产业脱贫、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教育支持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等多种手段，实现了同步小康的伟大目标。特别是把贫困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动员社会力量、干部下乡、精准施策、人民主体等方面积累了中国经验，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就世界贫困治理而言，往往只被看作是社会慈善事业，鲜有纳入国家行动的范畴，因此也没有成为政府政策和政府管理的议题。中国把贫困治理看作政府的责任和国家治理的内容，也把贫困治理的成效视为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的标尺，这应该是对“发展型国家”理论的重要推进。1中国对贫困治理的认识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类反贫困的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同时，脱贫攻坚也为贫困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积累了丰富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政策资源上，贫困地区享受了大量的政策帮扶和直接财政转移支付。农林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科技扶贫等产业扶贫工程；转移就业脱贫行动；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的易地搬迁脱贫支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降低贫困家庭就学负担等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扶贫行动；从医疗卫生服务、医疗保障、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出的健康扶贫工程；从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的生态扶贫工程和生态补偿；从社会救助、基本养老保障、农村“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等方面，提出了社会保障兜底措施。一系列的倾斜政策，迅速改变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住房条件，完善了公共服务，与非贫困地区的差距缩小，甚至硬件建设水平超过了非贫困村。这些政策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公共服务状况和保障特殊困难群体脱贫的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中央强调，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留出缓冲期，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政策资源基础。
在组织资源上，贫困地区以基层党建为核心的组织建设得到了空前加强。扶贫攻坚积淀了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以党建扶贫为基础平台，形成了反映农民需求，落实惠民政策，促进村庄合作，构筑乡村治理的政治、社会、精神基础；以党建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形成了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减贫发展等珍贵的历 史经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反贫困征程中凸显出的独特精神财富。2特别是把优秀干部资源投放到脱贫攻坚主战场，选派大批年轻干部赴驻村帮扶第一线，乡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政策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有了长足进步，组织动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得到激发和调动。随着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的深入，人才下乡渐成趋势。许多学历较高、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或走向了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岗位，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的社会组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参与贫困治理，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贫困治理的不足，协助政府建构新型贫困治理机制。我国在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建立起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贫困治理的工作格局，当前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表现出合作化与制度化态势，即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贫困治理中合作解决问题，并且将这种良性合作形成常态，并逐步将其制度化3。乡村组织程度提高和社会组织的发育，正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条件。
在人才与教育资源方面，形成了人才扶贫的良好态势。国家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中指出，组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行业人员和志愿者到贫困地区服务。脱贫攻坚中培养一个“领头羊”、精准选择一个好产业、精心组建一个科技服务团，是很多地区人才脱贫攻坚经验。通过干部下派挂职、任第一书记、包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途径，为贫困村输入了新鲜血液，许多专业人才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独到视角，发现和培育特色产业，发展融合产业，实现了农民的可持续增收。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队伍也得以发展壮大，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了解农民需求，调查乡村资源、帮扶弱势群体、照料老年人、教育留守儿童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技术扶贫等领域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扶贫运作机制4。特别是在由物质扶贫向智力扶贫转型，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过程中，志愿者可以发挥其特殊优势。为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是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之一，特别是电商人才、乡村旅游人才、农家乐经营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训与教育，不仅帮助农民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掌握了实用技术，而且更新了观念，解放了思想，提高了农民的就业率和创业成功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培育经验。
此外，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帮扶、企业帮扶、军队帮扶、社会组织帮扶、对口支援等，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为补齐贫困地区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领域短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贫困地区与对口帮扶单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资源。通过消费扶贫等途径有效解决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销售问题，创造了贫困地区稳定增收的有效模式。
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政策、组织、人才、社会资源优势，不仅保障了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为有效推进贫困地区脱贫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创造了条件。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3 月 6 日在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
“送一程”不仅需要制度的持续保障，如各地不仅要在“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上下功夫，还要把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保持下去，为乡村振兴服务。乡村振兴要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利用业已形成的政策、组织、人才等优势，趁势而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推进乡村全面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二、催生内生动力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难点
脱贫和振兴，是贫困地区乡村发展的两个阶段。脱贫攻坚瞄准的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重点解决的是“两不愁三保障”等基本生活问题。乡村振兴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乡村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的全面进步。乡村振兴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沿着乡村发展规律，在脱贫攻坚基础上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全面进步。脱贫攻坚战略和精准扶贫措施，不仅促进了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顺利摆脱贫困，而且在客观上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脱贫攻坚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乡村振兴的实现，只有推进乡村振兴，才能形成稳定脱贫机制，打牢共同奔小康的长效基础，克服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 内生动力的激发是稳定脱贫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也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内生动力是指贫困户积极主动摆脱贫困状态的心理动机。5有些贫困可以通过外部手段的干预得到有效缓解，有些贫困则必须通过激发内生动力来实现。由外部动力为主转向内生动力的激活，需要完成三个转变。
第一，从针对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转变为乡村的特色产业发展。精准扶贫过程，集中了各方力量发现和开发出针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产业扶贫项目，有些项目符合当地特点，又具有了一定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实现从精准扶贫到乡村精准产业振兴的转变。这是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内容，也是激活贫困地区居民内生动力的有效载体。特别要强调农民主体的特色产业，体现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可以很好地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摆脱依赖观念，是贫困户获得感和成就感的有效途径。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型要特别防止那些简单地让农民土地入股，把本来的农业生产主人变成“看客”的做法，让贫困户等着拿地租或“分红”，或者把农业生产者变成打工者，都无助于内生动力的激发，是产生依赖观念的温床。因此，必须重视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民心理的影响，通过产业发展优化育人环境。把产业兴旺的实现过程作为贫困户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形成过程。
第二，从重视经济收入向重视生活质量转变。扶贫的目的是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研究发现，经济收入并不是获得幸福感的唯一条件，甚至不是主要条件，幸福感是一种综合性的主观体验，由诸多要素构成。有人提出体验论主观幸福感观点，认为幸福感是由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是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可以通过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十个方面进行考察6。脱贫目标实现以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成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因为生活质量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与文化内容，影响和规定着人们努力的程度和方向，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态度，从生活质量入手激发内生动力比外在的物质刺激体验的更深刻、更持久。比如通过公共服务向贫困地区延伸，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开展乡村绿化美化、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和厕所革命，通过营造优美的乡村环境，突出贫困地区居民主体作用和主人翁责任感，继而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第三，从物质帮助到心智教育的转变。应该看到贫困人口自身参与扶贫致富的意愿、能力和行动不充分，是制约扶贫成效的重要因素。扶贫攻坚重视外力的推动和帮扶是十分必要的，如何把外力转化为内生动力，是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型的关键。其有效路径之一就是坚持深入有效开展扶志、扶智、扶技教育，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进而培育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扶志，就是启迪心智，减少依赖行为和依靠思想，树立靠自己的力量脱贫的信心和决心，解决的是“我要脱贫”的问题。中国人自古有“人穷志不穷”的文化传统，但有些贫困户也确实存在“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本来自己可以办的事情却不愿办，依赖政府和社会的救济。扶志就是要树立改变贫困的勇气，树立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艰苦创业的主动性和进取心。扶智是解决“我能脱贫”的问题。能正确认识和分析贫困原因，改变求神拜佛和信天由命的愚昧心态，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引导贫困地区的人们形成靠政策、靠科技、靠教育、靠勤俭建设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扶技则是要解决“我会脱贫”问题。人们都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有技术决定农民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产业扶贫的效果，通过职业教育、农技推广，培养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可持续脱贫的根本措施。
如果没有人素质的改变，不论外部赋予多少有效的扶贫措施或扶贫政策，都难以实现可持续的脱贫，更不可能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扶志、扶智、扶技只能靠教育，但是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更有效是一个需要深入总结的时代课题。实践证明，除了传统的培训外，依靠环境感染、示范带动、传统文化熏陶等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在河北隆化县，政府与公益组织合作的“小母牛”项目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其基本理念是通过爱心传递，以生计发展、产业扶贫为切入点，“传人以技，启人心智”为手段，激发贫困村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2018 年开始在两个乡镇 24 个村选择初始农户 1000 多户，每户发放 8000 元礼品金用于农户购买牲畜发展养殖业，一年半后初始农户赚到钱，再把这 8000 元礼品传递资金传给下一户。2019 年 3 月，初始授援农户
全部完成了礼品传递，实现了 2140 农户的全覆盖，带动贫困户“1000”余户。已完成礼品传递的农户户均年收入提高 3500 元，更重要的是，“礼品传递”扶贫模式重构了贫困群众新型人际关系，传递了爱心，培养了信誉，激发了村民自信与自立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农户“抱团取暖”意识觉醒，项目带动了七个实体经济合作社的发展，有 693 人入社，股金达到 80.72 万元，项目结束后全部礼品金留给合作社，支持合作社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还采用陪伴和抚育“农事服务中心”，推动“一约两会”（村规民约、妇女联合会、道德文化促进会）组织的发展，开展道德评议活动和孝善敬老、“幸福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政府对评选出文明家庭、好媳妇等进行表彰，“唤醒”人们的良知善行，实现了脱贫从依赖到自立、从自发到自觉追求美好生活的转变。他们把农民组织、科技培训、爱心行动、国学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令人感动的变化出现了。并不富裕的村民，在抗疫期间踊跃捐款 6.5 万元援助武汉；今年冬天十多次降雪，全乡 11 个村村民义务扫雪十多次；一些矛盾在乡村被化解，上访告状的少了，不赡养老人的少了，夫妻吵架的少了；助人为乐、热心公益的人多了，村民体验到的是快乐舒畅。 围场县小母牛项目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把以收入为目标的扶贫转型为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的乡村振兴，必须改变农民的认知，增强农民的内生动力；农民的内生动力来源于农民心智的改变；通过爱心传递、德孝文化、互助共享等理念传播和行动，实现了精准教化的目的，有效激活了农民的内生动力。
三、从脱贫到振兴要始终体现乡村价值
2020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了脱贫攻坚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一些地方产业扶贫基础不扎实，片面追求短期速效的问题；一些地方易地扶贫搬迁配套产业和促进就业跟不上，后续脱贫缺乏产业支撑问题；一些地方对贫困户帮扶缺乏持续性，还没稳定脱贫就停止帮扶政策措施问题；还有一些地方贯彻精准方略存在偏差，有的发钱发物“一发了之”，有的统一入股分红“一股了之”，有的低保兜底“一兜了之”，激发内生动力不够等问题。为什么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究其原因除了对政策的认识和把握存在偏差外，最主要的是对乡村缺乏必要的认识。有的甚至认为消灭了乡村就消灭了贫困，结果导致更深层的贫困。因此，无论是乡村扶贫还是乡村振兴，都必须清楚理解乡村的特点，把握乡村特有的价值。
我们在研究乡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乡村价值的柔性扶贫理念”和“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理论7”。其基本观点认为，乡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适合生产和适应生活等一系列乡村特有的功能，如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社会与教化等，构成了乡村有机整体，这些功能维系着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贫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构成乡村有机体的某些要素发生了变化，或者联结要素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使乡村有机整体结构遭到破坏，进而影响乡村正常运行，难以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扶贫和乡村振兴就是要在尊重乡村特点和乡村价值体系基础上，丰富乡村发展要素，创新乡村要素联结方式，优化乡村整体结构，即所谓补短板、调结构，使乡村实现在更高层次的运行，充分实现乡村应有价值。具体说，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变过程应该把握乡村价值的四个方面。
第一，体现乡村的生产价值。乡村因农业生产而产生，乡村成长过程中发展出来一系列适应乡村生产的功能，因地制宜的多样化种植业和养殖业，农户庭院经济，乡村手工业，特色与融合产业等，都是依托乡村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农户院落为基本单元的村落形态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基本条件，当村落形态和结构被破坏以后，农业生产就会遭到削弱。如一些新居民点远离耕地，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也失去了照料农业对象的可能；农民上楼使诸如编织、酿造、土法织布、民族印染等乡村手工业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致使农户庭院经济丧失。同时，村落的存在也是维系农民生产主体地位的必要条件。从脱贫攻坚向乡村产业振兴的转变，不是削弱乡村的生产功能，而是要在尊重传统乡村生产功能基础上不断完善和的提高现代乡村生产功能。
第二，体现乡村的生态价值。乡村为生态文明提供了理想模板，从民居建造到乡村生产、生活，无不体现着尊重自然和合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首先，乡村是有机循环的重要节点，乡村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有机循环，农民生活与生产之间的有机循环，都是依托乡村而存在的。正是有机循环和能量交换的实现，保证了乡村的整洁和资源的综合利用，也为可持续农业提供了智慧。其次，乡村的生态信仰和地方知识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稻鱼共作系统、梯田生态系统、旱作农业等农业制度都蕴含了丰富的生态理念。其三，以自给自足、循环利用、崇尚节俭等品质为特征的乡村生活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变过程，要始终遵从乡村所特有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乡村环境整治、垃圾分类、厕所革命，如果遵从乡村生态理念，重视废物利用和有机循环，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量新兴村整治工程之所以失败，忽视乡村生态价值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体现乡村的文化价值。文化在脱贫和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发展融合产业、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构建和谐乡村等离不开文化建设。但是，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乡村有什么文化，二是乡村文化存在于什么地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以文化建设名义导致乡村文化破坏的诸多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人们常说，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村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农业文化、手工艺文化、习俗与节日时令、地方知识与信仰、民间文艺以及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构成了复杂的乡村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不仅维系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调整着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人们还说，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尊老爱幼、上慈下孝、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根植于乡村形态、农家院落、邻里关系、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乡村文化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对启发心智，激活内生动力的有效途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是实现乡风文明的有效抓手。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撑和道德引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要明确乡村文化的内涵，努力保护好、建设好乡村文化的载体。
第四，体现乡村的教化价值。院落作为农户的微观生活与生产场域，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开放和透明特征8。因此有了熟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形成村落公共舆论。村落舆论是村民对村落某种现象的态度、信念或价值的言语表现。经过村民间的反复酝酿、讨论、矫正，可以达成相对一致的态度。或是赞扬与鼓励，或是嘲讽与鞭笞，使得村落公共舆论对人行为的约束与教化作用十分有效。乡村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的存在也是乡村教化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乡村公共空间在促进社区认同、维系社会秩序、密切融合社会关系，以及消除分歧、缓解紧张、达成共识、互惠合作、文化整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村民信息交流、参与村务、人际交往、纠纷调解、休闲娱乐的精神家园。乡村公共资源的存在是乡村自治的基础，加之乡村丰富的德治资源，为乡村治理能力提高奠定了基础。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通过优秀家风建设带动乡风文明，通过弘扬德孝文化推动社会和谐，通过村规民约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成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乡村的教化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乡村舆论、示范与模仿，乡村劳动与生活、民间信仰与习俗、家族与社区认同、邻里关系与村落共同体等，都是重要的教化载体。充分利用这些教化资源，从改变人的心智、启迪人的心灵开始，鼓励村民积极向上向善，塑造出大批新型农民，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进步。是实现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转型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关于乡村振兴的顶层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开局良好。脱贫攻坚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在经济、制度、体制、文化、教育和基层治理等方面给我们的社会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必然深刻而深远地影响中国乡村。乡村振兴就是要在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基础上，顺势而为，充分尊重和发挥乡村价值，把乡村建设成美丽幸福的家园，这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意。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功能，不断增强推进乡村振兴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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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4； 吴玉敏，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青海 西宁 8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