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
赵庆秋
2023年09月11日 03:25
孙乐强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工商业文明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农耕文明和传统社会的结果，两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从地域来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属于外来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本土文化。那么，两者的结合何以可能呢？
首先，从历史发生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问题。两者的相遇，根源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问题。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土壤即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和以宗法式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中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曾经璀璨辉煌的中华文化渐渐变得暗淡。面对内忧外患，中华民族该往何处走，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传统文化不仅无力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冲击，无法解决中国的未来出路问题，反而面临着同近代中国社会一同走向没落乃至断流的危险。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无法解决中国的现代转型和出路问题，马克思主义才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挽救了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改变和发展了中国，拯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避免了中华文明的断流，而且开辟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
其次，“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全面深化。中国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结构之整体。“第一个结合”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具体情势的结合，也包括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因此，“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暗含于“第一个结合”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也存在重要差异。因此，“第一个结合”始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存在的，而“第二个结合”更多地是作为“第一个结合”的内在构成和具体表现，因而未被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若没有强大的文化支撑，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巨人。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将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根本原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和深刻把握。
最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西欧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演进遵循自己的客观逻辑。我们没有经历过西方式的中世纪阶段，也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基督教世界，自然也就无法孕育出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统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与在基督教世界和市民社会基础上孕育出来的西方文化存在本质差异。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在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批判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虽然形成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存在重要差异，但它们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制等问题上，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传统中国倡导“天下为公”，追求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则要超越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阶段，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演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为邦本”；马克思主义则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主张以天下观天下，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太平；马克思主义则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强调无产阶级要“胸怀天下”，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致力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