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气蒸腾的世界——为什么说气候变化是天大的事情
牟云娟
2019年11月26日 03:11
约书亚·巴斯比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2日 14版）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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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技】
世界性的危机此起彼伏，西方国家缓慢的经济复苏并不能让大部分家庭显著提高经济收入。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度变革调整之中，时有国际局势紧张加剧未知的风险。然而，气候变化或许才是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危机之一，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夏天特别炎热，地球气候的恶化就在眼前，而这势必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威胁，需要全世界更多的关注并投入更多的资源，防止不可逆的灾难发生。
1.升温的责任
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现已超过百万分之410，达到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相应地，全球平均表面温度比工业革命前高出了1.2摄氏度。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为最大限度避免气候变化的危害，最高升温幅度必须要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科学家们此前曾乐观地认为，大约还有20年的时间，升温才能达到这个2摄氏度的阈值。不过更多更新的发现预测，该阈值在短时间内就会被突破。
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可以说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其实，没有谁能够准确预测温度变化产生的确切影响，但是科学家们还是以专业的态度负责任地说，升温2摄氏度、2摄氏度半、3摄氏度或4摄氏度之间的确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不能控制住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肯定会出现可怕的意外。随着气温升高，极端气候现象产生的方式与频率将发生变化。例如，百年一遇的洪水发生的频率会比目前高，“尾部风险”一类的黑天鹅事件也开始频发，而像特大暴雨之类的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都更为常见。
气候变化最致命的地方是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新的气候模式将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上升的海平面、垂死的农田以及更大的风暴和洪水将使一些国家和区域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这些变化将以崭新的、不可预测的方式考验整个世界。
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威胁需要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团结合作。全球领导们需要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在满足个体理性、兼顾各气候相关方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全球气候治理集体理性的合作机制，才能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同的国家必须紧密合作，国际机构、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各方也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
2.奇怪的天气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历史上有记录以来17个最温暖的年份，其中16个发生在2001年以后。2017年冬天，北极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25摄氏度，远超历史气温的平均值。气候变化不再处于全球变暖这个阶段，而是步入科学家凯瑟琳·海霍（Katharine Hayhoe）称之为“全球怪象”的气候新时期，世界各地纷纷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奇怪天气模式。科学家将其中一些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对于另外一些变化，是否存在联系尚不清楚。
季节性的降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当气象学家按照传统规律预测要下雨时，往往会发生干旱，201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火灾就是例证，雨水的匮乏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风险。然而当雨水来临的时候，往往又是暴雨肆虐，就像飓风哈维横扫休斯敦那样。近年来，迈阿密海平面上升与更强烈的风暴潮相叠加，让不起眼的浪潮都可以淹没沿海基础设施，政府不得不耗资数亿美元安装雨水泵系统。
到21世纪中叶，许多低洼岛国将可能面临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的严重问题，海水会侵蚀农田并污染饮用水，这些国家在真正被淹没之前可能早就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了。有关气候变化会增强热带气旋和飓风能量的证据没那么清晰直接，但研究表明，虽然热带气旋和飓风的发生概率在变小，但其一旦生成，风暴会来得更加猛烈。
上述气候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治。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国家拥有大量人口和昂贵的基础设施，在气候变化面前，这些都不堪一击。当灾难性气候事件发生时，大国政府也不得不动用军事资源开展救援行动，而重建受灾的城镇将使大量士兵和军事硬件远离常规布防区域。
2017年，当三大风暴接踵而至袭击美国时，政府的救灾部门已经无力应付，为防止巨大的生命损失，美国政府不得不调动军队来提供支持。成千上万的国民警卫队成员参与到人员营救、救济物资发放、基本社会服务和治安维持的行动中。飓风玛丽亚是第三场风暴，造成约1000人死亡，并使整个波多黎各（译者注：波多黎各是美国的自治区，当地居民为美国公民，位于加勒比海的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失去电力供应。政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为居住在那里的350万美国人恢复供电。时至今日，那里的一些地区仍然处于停电状态。飓风玛丽亚过后，超过10万名波多黎各岛民前往美国大陆生活。2017年，美国应对上述风暴和其他与天气有关紧急情况的总成本为3000亿美元。
中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个别个大城市容易遭受水灾，整个北方地区都缺水，影响了超过5亿人。在过去的25年里，许多河流已经消失。解决缺水的问题耗资巨大，南水北调这个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北京的水安全并使5000万人受益。中国已着手实施“海绵城市”建设促进自然排水。
中国和美国都有足够的能力承担气候变化的成本，然而全球变暖对较贫穷国家产生的影响将造成全球性人道主义灾难。每年的季风都会引发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的洪水，洪水在2010年泛滥成灾，造成近2000人死亡，多达2000万人流离失所。单个的风暴尽管会造成巨大破坏，人类社区经过灾后重建还是能够恢复盎然生机，然而气候变化的长期性却导致很多永久性问题。海平面上升、风暴加剧、海水的入侵对一些岛国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威胁。2017年飓风伊尔玛袭击巴布达之后，这个加勒比岛屿的全部人口——大约1800人——不得不撤离。基里巴斯是一个太平洋岛屿的集合，其中大部分岛屿海拔只有几米，该国已经在邻国斐济购买土地作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终极手段。
东边日出西边雨。有些国家被水淹，有些国家却极度干渴缺水。近年来，非洲之角（译者注：非洲大陆最东的地区，包括了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和非洲大陆南部国家的干旱使数百万人面临饥荒的风险。索马里遭受了数十年战争的蹂躏，2011年的干旱和随后的饥荒，导致多达26万人死亡。今年早些时候，南非开普敦这个拥有近400万人口的城市，只能通过严格的用水控制措施防止水荒的出现。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升高和降雨模式不断变化，使一些地区降雨不足和不规律，引发作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以及水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用水的严重问题。
自1945年以来，全球虽然有些国家出现政权分裂或更迭，但很少有国家灭亡。到下个世纪，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水入侵和风暴潮，可能使许多岛屿国家无法居住，让国家的消亡有可能成为常态。尽管受气候变化威胁的大多数岛屿本身人口较少，但是人员迁徙安置引发的无序仍是人类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在另外一些国家，农业生产力下降和其他气候风险会迫使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甚至偷越国界，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离乡背井，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对于那些气候移民，他们会在哪里永久居留呢？他们会成为接纳他们的国家的公民吗？在其他国家获得领土的政府能否取得对该土地的主权？为此，新西兰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试点措施，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少数气候难民建立新的签证类别，但至今还没有国际规则来管理因气候变化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紧迫性在未来几年只会愈加迫切。
除了制造新的危机外，气候因素还会加剧现有危机。虽然全球在防止气候突发事件造成生命损失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和灾害应对系统已经为解决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无休止的冲突疲于奔命，再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只会更加捉襟见肘。
3.气候引发的危机
气候变化也将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虽然分析人士定期会警告水资源争夺战即将打响，但到目前为止，各国基本能够和平解决大多数争端。印度河流经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领土，两国都从印度河中汲取大量的水并曾为争夺水源打过几场仗。1960年制定的《印度河水域条约》为印巴提供了一个共同管理河流的机制，从此再未因水源问题兵戎相见。近年来，水源日益稀缺和需求增加，也加剧了两国间的政治紧张局势，印度试图在上游修建水坝的行动遭到了巴基斯坦的挑战，印度总理莫迪于2016年暂停印度参与管理印度河的联合会议。水源争端未来会让印巴两国的和平合作之路越发难走。水源争端未来会给本已不顺的印巴和平合作之路增加不确定。
其他共享流域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其实也面临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通过湄公河委员会合作管理湄公河事务，然而湄公河的发源地却不是湄公河委员会的成员国。随着湄公河地区干旱频发，各国对水源分配的竞争只会变得更加激烈。
相似的情景也出现在尼罗河沿岸的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之间。尼罗河流域水资源的分配问题取决于各方卓有成效的谈判。为争夺水资源发生暴力对抗的事件并非遥不可及，在其他资源也面临稀缺而且国际调解机制薄弱或缺失的地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水资源紧张局势将制造新的摩擦与冲突。
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件的方式可能比事件本身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2010年的干旱让俄罗斯小麦收成减产五分之一，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谷物出口。再加上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也受干旱影响，粮食产量下降，双重叠加因素使得全球粮食价格飙升。粮食价格上涨让一些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更加摇摇欲坠。埃及2011年初的食品价格通胀率达到19％，全国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最终导致穆巴拉克的下台。
各国对另外一些气候现象的反应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北极融化的海冰为航运和油气勘探开辟了新的通道，加拿大、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北极国家纷纷竞争控制新资源的权力。
此外，减少碳排放的努力尽管受到全世界的欢迎，但也会加剧国际竞争。随着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长，每个国家都试图巩固其在绿色新经济中的地位，各国将争先恐后为自己国家的产品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由此引发的争端将变得更加尖锐和外显。制造电动汽车所使用的电池需要稀有的矿物质，如钴、锂和镍，因此电动汽车的兴起可能会导致新的资源争夺战。虽然制造商通过创新，努力减少对这类矿物的依赖，但随着清洁能源转型的深入，需求压力将越来越大，而那些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国家和公司将抵制这类矿物的开采，希望将它们永久地留在地下。
政府未来会针对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制定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例如，获取海外土地，强制使用生物燃料，制定保护森林的新规则。随着对气候变化失控的担忧加剧，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极端的单边主义措施，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国际与地区性的不稳定。
4.最棘手的问题
上述可怕的场景也不是不可避免，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是否愿意以及如何共同来遏制碳排放并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2017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时，包括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对巴黎气候协议的支持加倍。2017年12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主持召开气候变化国际会议，设立了一个基金来专门吸引优秀的气候科学家，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气候科学家到法国开展研究工作。
气候变化仍将是大多数国家政治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其实仍然停留在巴黎协议框架内，退出协议要到2020年下一届总统大选后的第二天生效。如果特朗普不能再次当选，下一任总统届时可能会让美国重新加入。
就算是美国联邦政府已退出国际气候领导层并开始推翻奥巴马时代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的州长、市长和首席执行官们仍然致力于气候行动。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2017年成立了“我们都还在”联盟（We Are Still In），美国全国约2700名领导人加入联盟，他们已承诺采取实际减排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可以称之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联盟成员就包括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布朗2017年9月在旧金山举办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为2018年冬季的波兰气候谈判造势，加州的贡献还不局限于此，谷歌之类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先技术公司，也是该联盟的一部分。这些公司制定了涵盖整个运营流程的减排以及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宏大目标，鉴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全球供应链，这些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国家以及国际机构的领导人们为国家之间协议的制定殚精竭虑，这些低调务实、并行处理的程序协议极大地促进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由于气候变化涉及交通、能源、建筑、农业和其他部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同时在不同的方面解决不同的问题——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影响评估，20国集团讨论化石燃料补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短命气体氢氟碳化合物的规定，以及通过诸如《纽约森林宣言》等协议减少森林砍伐。上述内容似乎比通过一项集中所有内容的一揽子全球协议散乱，但避免了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让不同的团体和协议来解决其最擅长解决的问题，才能产生更持久的效果。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气候变化在城市、粮食生产和供水上的集中影响对人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挑战。巴黎谈判前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与中国达成双边谅解。特朗普政府在气候行动方面出现倒退，中美两国间如若开展全方位的竞争，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两国需要继续为达成共识不懈努力，在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之类与人类命运共同相关的议题上紧密合作。
在气候变化和其他许多全球性问题上，政府还要与国际机构、私营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富豪级别的个人进行协调，这些机构与个人有可能更能够在微观层面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为气候变化这个21世纪最大的危机之一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实在是太困难了，但正因为有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机构和个人，以及此前签订的各种国际协议，才能为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提供最佳时机。
（本文作者约书亚·巴斯比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副教授。原文刊登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编译者杜珩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震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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