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遗产与区域文化

四川文化线路遗产非常丰富。向北有川陕金牛道，向东有川鄂三峡路，向南有川滇五尺道，向西南有邛笮道。如果细分，每个方向还有若干条文化性的线路。西南方向的线路还通向缅甸、印度，直到大夏（阿富汗），这条秦汉时期的国际线路，在上个世界80年代被李绍明、童恩正、林向等学者取名为南方（或西南）丝绸之路。这多是指巴蜀南北纵向的通道。到唐宋时期以后，巴蜀与西向的少数民族贸易发展起来，西向横贯线路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被称为茶马古道或盐茶古道。从先秦以来至今，巴蜀不少地区留下了数量不小的线路遗迹遗存，留下了线路肌理和线路分布脉络，留下了因线路交通而形成的名城古镇网络体系串串明珠，留下了不少自然人文胜迹，这就是我们今天保护和研究的线路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今天讨论“蜀道申遗”问题，需要在这众多线路遗产中，找出一条代表性很强，地标性很突出，历史根脉传承遗存遗迹丰富，巴蜀特色个性特别鲜明的古道，命名为“蜀道”。这条“蜀道”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均与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要求名实相符，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完成的研究任务。我以为这条线路应以金牛道（或称石牛道）为主，给它加个“蜀道”的名称，庶几符合“申遗”的要求。

　　一、关于“蜀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今天“蜀道”遗产一名，应是指它的狭义内涵，即川陕金牛道为主体的陇蜀道的统称。不是指它的广义外延，即四川盆地四出古道的统称。它的起点是成都，它的山川灵脉的亮点是剑门和秦岭，它的古城古镇的结晶是利州、昭化、巴中、剑南、雍邑（凤翔）、汉中、城固，直到关中长安，它包括剑门道、石牛道，翻越秦岭的褒斜道、陈仓道、傥骆道、子午道等等众多线路。它的特色是“千里栈道”或曰“栈道千里”。

　　这样命名有它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最早最突出的称谓和特色是“蜀道难”三字。早在汉代乐府古相和曲中就有《蜀道难》一曲，证明“蜀道”一名出现在汉代，最初是同剑门关地理的险峻艰难联系在一起的。从南朝梁简文帝到唐代李白，其间有十余首有《蜀道难》诗作问世，“蜀道”一名遂广为人知。

　　先秦时期，蜀王与秦惠文王相会于雍，开辟石牛道，翻秦岭，过剑门，留下了优美的秦蜀互相嘲笑、五丁力士开山、秦五妇望夫石等优美的神话故事。开辟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经过了“地崩山摧壮士死”的大地震，创造了“天梯（木栈）石栈相钩连”的栈道奇迹。这条道路在历史上起了极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秦陇与巴蜀通道的作用。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这条线路的特点是“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隙”字，按照《史记集解》引徐广的解释：“隙者，间孔也。地居陇蜀之间要路，故曰隙。”“隙”就是秦陇与巴蜀之间唯一有孔隙交通，货物交流并多商贾的要道，依赖“褒斜馆毂其口”，且是唯一“以所多易所鲜”的通道。不少陇与蜀的“富商大贾”由此而“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直到汉代，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地饶产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其市场影响范围已扩展于整个西南以及西北部分地区。向北通过褒斜道，与长安相连接，成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的一部分。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这条路伴生的有好几条通向秦陇和中原的线路，都可算在这条蜀道内，但它的主干道路是金牛道（石牛道）。具体地说，指的是三谷四栈道。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自秦入蜀有三谷、四栈道。三谷者，其西南日褒谷；南曰骆谷，从洋入；东南曰斜谷，从郿入。”“其栈道有四出：从成、和、阶、文出者为沓中阴平道……从两当出者为故道（即陈仓道）；从褒、凤出者为今连云栈道……，从城固、洋县出者为斜骆道……”。这“三谷四栈”是“蜀道”概念的狭义。杜甫诗里讲的“汉北”“巴西道路”，“汉北”指褒斜，巴西指“绵汉成都”（见《王命》一诗），也是用的这个狭义。我们今天“申遗”，应该根据前人这些中心概念，使用“蜀道”概念的狭义，即指金牛道为主干的三谷四道。这条路在唐代称为“石牛道”，又称为“剑阁道”，又称为“飞梁阁道”，这些称谓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普安县”一条中。这是线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古已有之的名称，与“南丝路”这个今人名称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化符号学的意义显然更为深厚。

　　“蜀道”概念，除了上述狭义内涵以外，还有广义外延的一面，这也是交通文化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唐代以来交通文化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杜甫诗里多次提到“蜀道”，有时指狭义，如《石柜阁》、《奉汉中王手扎》等诗；有时又指广义，包括江峡，如《黄草》、《赠虞十五司马》等诗。

　　蜀道是难，还是易？中唐以后出现了不同意见。李白《蜀道难》一诗为盛唐时期开元年间所作。到中唐时期，韦皋镇蜀，其门人陆畅反其词而作《蜀道易》，首句为“蜀道易，易如履平地”，韦皋大喜，送他罗锦八百匹。（计有功：《唐诗纪事》“李白条”）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条剑阁道即石牛道的交通已有大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线路，不再只有一个唯一的孔道，也就不是那么难了。郭沫若曾引用此句诗，创作新的《蜀道奇》，指现代蜀道海陆空的发展，这是后话了。

　　大概因了中唐以来的社会背景，宋以后，李白的《蜀道难》是指北面石牛道陆路，还是指东面出峡的水路，就出现了争论。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明确否定李白《蜀道难》是指北面的栈道，而认为是指“归、巴陆路，正当峡江岸上，峻阪巉岩，行者手足如重累”，特别是指秭归城外的“人鲊甕”和夔州的“鬼门关（即瞿门关）”。这个争论，实际上是把“蜀道”的概念向外延部分扩大了，不仅指向北，而且指向东。到明清以降，就把“蜀道”这个概念逐步扩大了，延伸为四川盆地四出交通线路的泛称。特别是宋代茶马互市的发展，茶马道、盐茶道也成为“蜀道”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外延的扩大。

　　发展到今天，“蜀道”概念就自然出现了狭义和广义、内涵和外衍的争论。不过，从上述蜀道交通遗产发展的历史来看，“蜀道”一词应以狭义为宜。因为汉唐时期西北方向河西走廊与西南方向川滇、滇缅道这两条一南一北丝绸之路是不相交的，而金牛道（石牛道、剑阁道）正是连接这两条路的轴线，具有交通中枢的地位。再从唐宋以来西向的茶马古道的发展来看，金牛道又具有连接茶马司和盐茶司集散中心和管理中心的重要意义，因此，最好以这个狭义作为“蜀道”的内涵为宜。它的最突出的特色遗产，就是两千多年来的栈道。

　　二、“蜀道”线路遗产的主要特色

　　“蜀道”线路遗产有多种多样的文化特色，这些特色也是整个巴蜀区域文化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说来，有下列一些特点：

　　一是从交通线路本身发展的类型看，栈道和笮桥是主要特色。栈道和笮桥应是起源于巴蜀，有多种类型，在世界交通史上有重要地位。蓝勇先生对此有详尽分析，周到细密，能发前人未发之论，请参看他的著作，不赘引。我只想特别指出：巴蜀物质文化有五大特色：栈道、笮桥、巢居（干栏、吊脚楼）、林盘、梯田，包含交通、人居和农耕三大文化。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和“度索寻橦”（《西域传》），“其名为笮，人悬半空，度彼绝壑”（唐·独孤及：《招北客辞笮》）这两大巴蜀交通特色，正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的物质文明特征。这两者在世界上也具有首创的意义。西蜀的“笮人”的名称，就是因有“笮（即竹绳）桥”制作特技而来。

　　二是从线路的自然环境看，有三大神奇的特点：

　　1．剑阁道、金牛道乃“宇宙之绝观”。这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话。他于总章二年（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从金牛道一路走来，进入剑阁“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俊秀江山，天工奇构，给了他游仙似的快感，他引吭高歌这条道路的神异：“丹壑争流，青峰杂起，凌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也。”后来，杜甫由秦州走这条路进入成都府，亦感叹这是“天路看殊俗”，“殊俗状巢居”，“出入异中原”。由此可见，“宇宙之绝观”的“天路”是金牛道、剑阁道第一大神奇的特色。

　　2．剑山石角皆北向，趋于中原的自然之势，引起各族凝心聚力，心向中央的文化向心力心理。杜甫《剑门》：“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杜甫本来就是以心向中原的文化心理来观察剑山的，他发现了这座山所有石峰石角皆北向的奇特自然景象，故《九家集注杜诗》注杜认为，这是写“剑山石皆北向，如拜伏状”，“地势虽险而趋中原自然之势”，“观石角北向则有面内（即面向中原内）之义”，包括西南“异域，於石角皆北向，示朝上国而不背之也。”这就是今天广元、剑阁一带朝天岭地名的内涵和由来。朝天岭在今广元朝天镇。金牛道上以“朝天”为地名的还有不少，如利州（今广元）朝天程、朝天峡、朝天关、朝天驿、朝天水驿等等。“朝天”者，朝向中央王朝也，“向帝都者谓之朝天门也”（《三朝北盟会编》卷49）。特殊的向北倾伏的地势，人们在这条线路上神与物游，联想而生北向中原中央王朝的文化心理，在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和凝结的牢固链条上增加了新的思维结晶和历史闪光点，这是“蜀道”文化留给我们的又一珍贵遗产，不可轻忽。

　　3．蜀道多夜雨的天候，多纪夜雨霖铃的诗。杜甫诗“蜀天常夜雨”一句，据九家集注，指的就是“雨霖铃道”，“多雨，故名漏天”。《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逃蜀，越秦岭进入褒斜道，霖雨兼旬，于栈道中听铃声与雨声交织，思念贵妃，遂作“雨霖铃曲”。这正是褒斜剑阁道秋雨夜落的季节。最有名的诗是李商隐《夜雨寄北》，两度复述“巴山夜雨”，这已是泛指大巴山和秦岭了。

　　三是从区域文化的特征看，这条蜀道促进了巴蜀区域与汉中区域风俗与文化的交流，形成为巴蜀同俗区域；促进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为巴蜀文化共同体；促进了巴蜀区域与关中区域的交流，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交会；促进了巴蜀与中原的交流，既促使巴蜀较快融入中原为主体的全国商业城镇网络体系，又促使天府更加富庶，“天下府库莫盛於川中”（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一）。

　　从考古文化审视，这条线路早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巴蜀与汉中、岷江上游与汉水上游的文化互相影响、交会和融汇的区域。广元中子铺遗址，受汉水上游6000-7000年前李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影响，很可能是川北山丘区域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处。汉水上游以龙岗寺为代表的李家村文化、仰韵文化，西汉水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同岷江上游的马家窑类型营盘山、姜维城，均同为受彩陶文化影响区域。到青铜时代，汉中城固的宝山文化、宝鸡的 国墓地文化同巴蜀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又互相交汇。汉中出土的椭圆形人面具和牛头状铺首，与三星堆铜器有相似之处。所以，自古以来，汉中就是“与巴蜀同俗”（《汉书·地理志》）的区域，同属于巴蜀文化区。巴蜀文化区和巴蜀同风同俗区的形成和发展，这条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是蜀道促进了江源文明与汉水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成为汉代文化奠基的源泉。

　　汉水、汉中、汉朝、汉族、汉文化、汉学等等名称，均与源於汉水有关。汉朝文化兴于蜀（汉中），也结束於蜀（蜀汉）。但“汉”为代表的汉族和汉学则绵延发展。这一系列“汉”字为代表的不同内涵，正是以“汉”为根，这个根就是汉水和汉中。巴蜀同风同俗区域，就是这个根生长的初源沃土。

　　这条线路还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遗产，因论述甚多，不再重复。

　　三、促进“蜀道研究”思路的转型

　　一是由单纯线路的研究为重，转向以地方文化板块与蜀道历史发展的关系为重的研究。例如关中文化板块、汉中文化板块、巴中文化板块、利州与剑阁文化板块、绵汉文化板块、成都文化板块。这些板块各自的特色、相互的连接和交融以及它们与蜀道起源和发展的关系。

　　二是由线路上分布的各民族单向的研究，转向各民族凝心聚力、和谐发展与蜀道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四川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全国任何地方人到了这里都会自然溶合”，“可以融会一切部族的区域的限界，使整个中华民族溶合无间，而社会经济文化获得综合向上的发展。”（《文史杂志》1944年3月第三卷五六期合刊“社论”）蜀道上各民族从古氐羌到现今的各族不断融会凝聚的过程，也就是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积累深厚的历史底蕴的过程，要深入研究这个过程同蜀道线路的关系。

　　三是由路线名称、线路考据、地名考据为重的研究，转向蜀道线路各个连接点，特别是生长出的城镇市场网络体系的研究为重。

　　四是在加强物质遗产研究的同时，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为重。川陕不同的非物遗产的形成，与蜀道线路交通的发展，有极大关系，要深入研究。例如栈道、索桥、溜筒、碥桥等技艺，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

　　为实现上述研究转型，特提出几条建议：建议一，按世界线路遗产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原则，实施大线带分段保护和大遗址分片保护；建议二，蜀道上各市地共同整合优化文化旅游资源，共同开拓旅游线路和旅游市场，共同打造精品线路，以“神游蜀道”为宣传定位，实现川陕无障碍区域联通大旅游；建议三，加强学术研究，召开蜀道学术论坛，为蜀道“申遗”作踏实认真的资料准备。

　　巴蜀文化是神奇、神秘、神妙的文化。它的特色就是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古蜀道遗产是这三“神”特色的突出体现。

　　这是一条神奇的特色生态长廊。“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杜甫），“宇宙之绝观”（王勃），还有大熊猫在秦岭的栖息地，这是神奇的生态绿舟。

　　这是一条神秘的文化荟萃之路，是一条民族花灿、播种文明、播撒和谐文化种子，促进和谐社会生长之路。这条路上很少发生过战争，而是各族交融，互相转换，和谐共处，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是以文化区分内部各族，而不是以血缘和种族来划分民族的特色，最能体现主体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凝心聚力，多元熔为一体的特色，最能体现历史积淀的和平安宁的特色。

　　这是一条神妙的心灵家园开拓之路。仅这条线路产生的诗歌遗产，如王勃、李白、杜甫、苏轼、杨升庵写这条线路的诗歌就很多。这条线路上的佛寺道庙也很多，大禹文化与羌族文化流传也不少，是心灵开悟，领悟民族精神家园的真善美神韵充斥之路。经过汶川大地震洗礼，这条线路物质家园的仙市人居遗产和精神家园的和谐世界遗产，更加闪出耀眼的光芒。

　　这是一条神游之路，复兴与振兴之路。通过沿途佳境胜迹的上下求索，定会带来更多的心灵感应和美感享受。它对于西部振兴，建设西部交通枢纽，也应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