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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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七家单位协会的“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10月23日至24日在四川大学举行。近100多来自全国20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提供了53篇论文，其中论述了蒙先生的学术贡献，现将其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在儒家经学研究方面           蒙先生对儒家思想极为看重。他说：“儒家思想于中国二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不明儒家思想，不足以明二千年之国史，而宋明理学则又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1964年，蒙先生听说有学者反孔时，曾愤愤地脱口而出：“反孔就要亡国！”由是见蒙先生对孔孟之道的尊崇。           蒙先生受到老师——晚清今文经学大师廖平思想的深刻影响，继承了廖平师以礼制平分今古的思想，积极阐发师说，又提出自己的见解。四川省社科院蔡方鹿研究员认为，蒙先生还继承了廖平师的尊今抑古思想，他的经学思想先后经历了四变：主张超越两汉，向先秦讲经；批评汉学流弊，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破弃今、古文经家法，而宗周秦儒学之旨。其后，蒙先生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推崇西汉今文经学。后于晚年著《孔子与今文学》，又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与评价，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四川社科院陈德述研究员认为，蒙先生对儒家学说的历史文化根源作了深入研究，提出儒家法夏、法殷的理论，他也深刻揭示出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认为今文经学思想“应当以《齐诗》、《京房》、《公羊春秋》的“革命”、“素王”学说为其中心，礼家制度为其辅翼，并分别从“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五个方面作出新的独到的解释；同时蒙先生指出，当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只是今文学的一个派别，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改变了今文学的性质，由于统治者反对本来意义上的今文学，今文学转入秘密的渠道传播，后被道教的《太平经》所吸收。           二、在史学研究方面           蒙先生的史学研究涉及面极广，既包括中国民族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佛教史、道教史、古地理、经济史，还包括先秦史、六朝史、宋史等。           关于上古史。四川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复生教授指出，蒙先生于1927年撰成的成名作《古史甄微》，研讨了“三皇五帝”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指出此三五体系乃战国晚起之说，不足为据，诸传说的帝王不过为上古的部落豪酋演化塑造而成；他提出了中国上古民族的三系之说，并认为《山海经》 并非仅仅所谓的怪诞之书，而对古史、古地理、古气候等的研究具有特殊价值。           关于周秦民族史。刘复生教授认为，蒙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的结集出版，是对民族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和特征。他说，蒙先生从民族兴替、流动之迹中，发现与先秦各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和变迁。同时，蒙先生也关注包括巴蜀在内的南方民族史。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越史丛考》，将民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宋史。作为关门弟子的朱瑞熙教授指出，蒙先生一生研究宋史自1935年至1968年辞世约有34年，前后共撰写论文、书稿等近三十篇、部。他认为，蒙先生在20世纪中国宋史学上有开创之功，他说：“蒙老在宋史研究和教学的杰出成就，蒙老对中国宋史学的突出贡献，使他无愧为中国现代的宋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胡昭曦教授认为，蒙先生由经入史，将治经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学研究，经史相融。蒙先生治史特别强调：（1）要重视学术，重视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2）中国历史有其整体性，坚持作通史研究；（3）要宏观明变；（4）要认真读书、广涉资料，不忽略细小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谈到了蒙先生研究宋史的贡献：①精研理学。蒙先生所学虽至广博，并不专攻理学，但自称“诸学中自得之深者厥惟理学”。②探究唐宋之际社会的全面变革。1957年发表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是集中体现蒙先生关于治史要通和探源明变学术主张的代表作，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社会变革和宋代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代表作。蒙先生说：“讲学术，不能根据王朝来讲。宋的学术是从唐中叶开始的，经五代到宋初，在宋仁宗时形成。”“经过元到明初，仍是宋的学术。直到正德、嘉靖才转变。”“因此，讲宋学的始末，应自大历至正德前。”蒙先生对宋史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进行的。③辨析“熙丰变法”(即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的变法)，认为王安石缺乏“变法本领”与“自信”。四川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复生教授指出，50年代，在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呈现一边倒时，蒙先生著《北宋变法论稿》（约5万字），“究其施行之措施及其实效与结果”，对变法后果持否定态度。④评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度，说“宋代根本说不上什么‘国内市场(或)民族市场的问题’”。⑤着力于宋代史学史新体系的构建。胡教授认为，蒙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是针对“言无统综”而构建史学体系，是“搜讨史料”进而研究“史学”，说是为免除“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与人异趣”、“大与世殊”的原创性研究。历史学院的刘复生教授说，蒙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虽尚未最终完成，但“已为大具”。此书与一般史学史著不同，它着重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与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关系。骊家驹先生指出，这是“第一部史学发展史，第一部把史学的发展置于古代学术思想这一广阔领域里进行考察的史学史，是一部没有先例的重要创举。”           对于传统经学和史学，蒙先生认为，“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汉代学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他将西汉经学与南宋史学分别推为中国传统经学和史学发展的顶峰，并作为自己治经治史的“统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粟晶孝副教授认为，蒙先生所说的南宋史学特指南宋浙东史学，他就蒙先生与南宋浙东史学的关系作了集中讨论，认为蒙先生的结论在以下几个方面颇具特色：南宋浙东史学渊源于北宋洛、蜀、新学三家；传承至明初，代际清楚；可分为义理、经制和事功三派，是一大完整的史学流派，但它没有与明末清初以来的浙东史学贯通起来(这一点，不同与何炳松的观点)。蒙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史上，南宋史学优于北宋史学，南宋史学最为“卓绝”，他欣赏的是南宋史学，而非陈寅恪推崇的北宋史学。粟品孝还分析了蒙先生由经入史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与他“交游十年”的讲友刘鉴泉及其论著的影响，另一个则来自于南宋浙东诸儒的作品，两个原因紧密相联，后者起了更为直接和关键的作用。他说：“细究蒙先生此后的治学成果可以发现，他在多方面与南宋浙东史学有关联，有些主要是来自于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有些则是与南宋浙东史学相契合。”他举例说，如：关于通观明变的史学方法，重视制度的研究，关于史料与史学的区别等。           三、在道家、道教研究方面           四川大学宗教所的卿希泰教授认为，蒙先生对道家、道家文化的研究，不论是早年提出的“三系学说”，还是晚年在此学说基础上提出的昆仑宜为上古一文化中心，巴蜀文化当系自西向东渐，楚文化也颇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山海经》就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等著名学术观点，都是和民族史与地方史的研究紧密结合的。通过对“代表巴蜀文化”的《山海经》一书的系统研究，蒙先生解了五斗米道在四川发源的原因，并断言，五斗米道是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           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所的李远国研究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蒙先生在道家道教领域的贡献：①按思想倾向、地理位置的差别，分判先秦道家为南北二宗，说“北派源出杨朱，主静因之道而不反对仁义；南派以庄周为宗，主虚无为本而反对仁义，汉世所谓黄老，概当为杨朱者流而于庄周无与。”打破当时严复、蔡元培等人所持的“庄周与杨朱为同一人”的看法；②探讨了重玄学派的历史，认为是唐代的成玄英，而五代的杜光庭，最先以重玄思想去注解老子；在考察重玄思想的沿革和演变过程中，发现并整理了大批已经失传的汉唐两宋时期的道经，为当今学界探讨重玄学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揭示了重玄派思想之精妙及其与佛学中观派、天台宗的关系：③在道教研究方面，他先就道教的源头溯之，说神仙之事，已见于晚周；继而将道教发展史分为五个阶段，尤其对唐、宋道教之演变及特征披露无遗；随后又直探陈抟学派之心法，披露唐宋金元道教思想之异同，其精微深刻，至今令学界中人叹服。李远国研究员称，他20多年所作的道教研究，写了20多篇论文，多受蒙先生著作的启发，但至今不敢写一本专著，“因为在先天易学、道学、内学、重玄学等领域，蒙先生几乎全部分析到了。”           四、在佛教研究方面           蒙先生自1923年从宜黄欧阳竟无大师学唯识后，颇得欧阳先生的赏识，以至欧阳师“以洙泗之传相许，孔门生机相期”。西南民大民族研究院的覃江先生对蒙先生先后写成的两篇作品作了介绍。他说，《中国禅学考》是蒙先生的第一篇佛学论文，发表于1924年，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禅宗传承的世系，采取先破后立的方法，证明二十八祖说乃伪说，而初祖达磨应为萨婆多部五十四世；第二部分意在证明慧能之中国禅学是与印度禅学毫无关系的“今禅”。《唯识新罗学》，是蒙先生随欧阳大师精研唯识10余年，对唯识之学脉源流，学说实义，已能曲尽其妙的1937年发表。他以两家唯识学说的分歧为纲，取先分后总的方法，对玄奘、窥基、圆测三家学说进行了考证，对三家之异同作了比较，并用学统传承将这些异同贯穿起来。           五、在沿革地理上的贡献           众所周知，蒙先生在经学、历史学、宗教学及哲学、民族学等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与成就。他在地理沿革方面，其成就“更为惊人”。四川大学的冯汉镛先生对此作了介绍。他提到了以下几点：①从沿革地理研究气候，如写成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说我国北方黄河流域气候之和，相当于现在的长江流域。对此，竺可桢在当时也深致敬意。还写成《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论文。②对《水经注》的违失及黄河、长江的历史情况都有所研究，有所创新。尤其是对桑梓地理的研究，如考证成都二江的位置，以及大城、少城等的名称，他认为，“潺亭”为“盐亭”的音转。还附带考证其地历史上的人材，如严公弼、赵蕤等。对四川历史上的“四至八到”等交通路线都有所说明。以现在的襄渝铁路一线来说，他认为所经大巴山的一段，就是胡三省《通鉴·注》提到的大竹路。③还述及南通云南的水道。           此外，与会者还谈到了蒙先生的治学方法及为人为师之道。他的茶馆式教学法，曾经给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人以启迪。他的治学方法，如：学问贵成体系，做学问基础要牢、涉猎要广，要看上下左右的书，要以虚代实、通观达识，史料是实、思维是虚，要有“疑”有“信”，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研究经学要“博”、研究理学要“精”，明注、明传、明经三者只能算作是经学中的一步，重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学问”，“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也给人诸多启发。蒙先生不仅教给学生知识，更多的是教给方法和教给做人的道理。他常说，做人心术要正，学生应该超过老师，否则，“还要你这学生作何用？”           蒙先生的书“难读”，可学术是一种积累，也许是几代人的积累，只有厚积才能博发。要看上下左右的书，要既见树木，还要看到森林甚至不忽略旁边的小草。也许借助于蒙先生的友人、同事等及其著作，如，刘鉴泉先生、汤用彤先生等，更能加深对蒙老思想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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