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农牧区
杨国军
2017年03月24日 00:00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如何落地西部农牧区
文兴吾 李后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是“一种发展状态（主要驱动力），一种发展方式”；本质上是充分依靠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求发展，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处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地位的西部农牧区，因其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包容性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要把握和处理好当代科技进步成就提供的发展机遇，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和就业增长有效地联系起来。建议中央政府把“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作为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两大基础工程。
关键词：中国西部；农牧区；包容性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G322.0；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2-0195-08
2012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2012年11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5年9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充分依靠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创新性运用求发展，是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绿色发展。因此，在新时期和新常态下，西部农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绿色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基于生态文明的知识与制度机制的发展亦即“绿色发展”。
为何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般而言，是从“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在阐述：“经济学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优势开始减弱，使得原本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外生性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1]
把上述认识与“新时期和新常态下，西部农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绿色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这种判断结合起来，也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创新驱动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那么谈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西部农牧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似乎是悖理的。2014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穆荣平指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创造的社会过程，包括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乃至文化价值的创造，涉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方法创新及其商业化应用与社会扩散活动”，并把“创新驱动发展”诠释为“一种发展状态（主要驱动力），一种发展方式”。由此，推动我们以更宽阔的视野对“创新驱动发展”作出更基本、更准确的把握，并且深入思考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中国西部农牧区的“落地”问题。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包容性创新
“包容性创新”，是伴随“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而逐渐确立起来的。2012年５月，（中国）国家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亚太地区包容性创新政策论坛”，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研究联盟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包容性创新的概念和模式、基层创新推进和传播、政策环境、创新实践等进行了探讨与交流。2012年11月，经合组织（OECD）在南非专门召开以包容性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OECD认为，包容性创新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诀窍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特定需求开展创新活动，使他们能够获得并享受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亲自参与、推动、实施具体的创新活动，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创造价值，这也被称为“草根创新”。
对于包容性创新这个近年产生的研究主题，我国学术界已有一些著述[2]—［6］。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合作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包容性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书，对包容性创新与中国包容性创新的研究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该书指出：中国有关创新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加快技术追赶、鼓励在技术前沿领域开展创新（“前沿创新”），从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创新战略较少涉及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穷人和弱势群体。然而，新兴经济体中长期存在着不平等和多样性问题，“包容性创新”战略理应成为“前沿创新”的补充，共存于一个多角度和相互支撑的包容性框架里，使创新成为社会平等和减贫的重要驱动力，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7]并且，给出了“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的比较对照表［7］，给出了包容性创新的五大基本要素：支付得起、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广覆盖。［7］。该书认为：中国已经有许多包容性创新计划和项目，但是缺少明确的包容性创新政策和战略；中国政府应大力推进包容性创新，出台统一且协调的包容性创新战略——“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方，政府可以从目标明确的包容性创新战略中受益，因为它可以成为减少财政负担的有力工具，同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7］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前沿创新”与“包容性创新”是新兴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两种形式、两个组成部分，学术界是存在共识的。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当然包括包容性创新。因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深刻含义，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全面建成，二是必须全面确保全国各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充分体现了把13亿多人全部带入全面小康的坚定决心。
二、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性
1.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
一般而言，中国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与后进地区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同一性。全国5个民族自治区全部都在西部，30个自治州中有27个在西部，120个民族自治县（旗）中有83个在西部，分别占全国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旗）三级自治地方总数的100%、90%和69%。西部地区是全国农村人口分布最高的地区，有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西部农牧区，包括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城乡，是以土地、草原及其生态、文化景观作为直接劳动对象的区域。农牧区的（县、镇）城市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农牧区发展的城市经济；其工业原料来自农村、牧区，企业产品与市场一般也是面向农牧区。
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已在1977～1987年间实现了起飞，目前已进入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的“走向成熟阶段”，对应于图1中的“转变后期”阶段。而西部农牧区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罗斯托理论中的“传统社会阶段”或“准备起飞阶段”，对应于图1中的“转变前期”之前的阶段，即“低位均衡”阶段。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社会起飞，至今仍然是大部分西部农牧区推进科学发展的基本任务。
 |
长期以来，广大西部农牧区处在深刻的发展困境之中，一方面是发展不足的贫穷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方式不当的掠夺性的粗放型开发问题。后果表现为森林过伐，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沙化，物种减少，自然灾害加剧，人民群众贫困；不仅给其他地区带来灾难，也使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陷入致命的困境。因此，西部农牧区的发展问题，从根本讲，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
西部农牧区在地理区位上远离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的大中城市；境内现有的城镇人口少、规模小，多是以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存在，在经济上对周边经济发展的带动性甚微。另一方面，受高原、山地、荒漠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土地承载能力较为低下，人们居住的空间极为分散，从而造成其在整体上远离大中城市的同时，在其内部又远离交通干道和中心城镇，形成对外对内的双向封闭格局。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农牧民销售农牧产品和购买现代生产要素的运输费用，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其产出和投入的商品化，阻止了其农牧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
由于信息闭塞，同时受不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禁忌的影响，导致并强化了传统文化的封闭和思想观念的守旧，形成了特定的“封闭区域、封闭文化、封闭经济和封闭人口”特征；不少贫困农牧区为“贫困文化”所笼罩。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经济上合理的生活模式将遭到最严重的内在困境；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有赖于合理的技术与法律，而且取决于人们所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与倾向。
2.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系统性
在生态区位上，从宏观上看，西部地区位于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关键源头；从微观上看，西部地区大多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带”，如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它们或者是地势台阶的交汇区，或者是干湿交替带，或者地处沙漠边缘，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十分低下。这些地区高寒多风干旱、物质迁移迅速、外力侵蚀强烈，自身环境承载能力极为有限，干旱、风沙、盐碱与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从1999年至今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核心就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根本发展西部，使西部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然而，建设西部生态屏障，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及维持，主要参与者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农牧民），他们不仅需要生态环境效益，更要考虑经济收益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此，可持续的西部生态屏障，如图2所示，是一种多因素体系；它不仅包括发达的植被生态系统，而且包括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包括当地人满意的生活质量及代内、代际公平意识，包括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在这项宏大建设工程中，政府引导、科技催化、企业兴办、群众参与是基本动力。实际上，中国已经推进的很多生态工程项目，都是在优先考虑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
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实现西部农牧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其间的科学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一是认识论，如何系统地辨识区域社会、经济、环境间复杂的耦合关系；二是方法论，如何从技术、体制、行为三方面去控制区域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三是技术手段，如何将生态学原理（包括社会生态学原理）运用到区域产业、社区及景观设计、规划和建设中去，促进区域生态支持系统的协调持续发展。科学研究的使命就在于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装成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命系统，从技术创新、体制改革、行为诱导入手，调节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灵活性与稳定性，使生态学的竞争、共生、再生和自生原理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
三、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西部农牧区没有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处于对内对外双重封闭之中；其“经济环境非良性循环模式”“空间格局导致资本积累困境”“空间格局导致人才积累困境”“空间格局导致劳动分工困境”[8]已经从多个方面表明了：不可能出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驱动发展或投资驱动发展，不可能以资源、环境、土地等为代价的要素驱动模式实现经济的起步与腾飞。然而，西部农牧区又必须要发展，否则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要落空，我国的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因此，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力量走出困境。
第二，对于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一般而言，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阶段才到创新驱动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是对过去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超越，是对强调生产要素质量及利用率实现的集约型发展的升级。但是就一个国家的地区的发展而言，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是依靠系统内部促变因素的缓慢积累，达到足以打破系统的稳定时引起变革或革命；这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受到外因的激发或推动而打破系统的稳定，导致变革或革命；这是一个快速的激变过程。对于不发达地区，往往因为其经济、社会系统的内在促变因素薄弱，或者系统的稳定性太大，致使它的现代化进程、跨越式发展，外因的促进或推动十分重要，不能不变成外源性变革与内源性变革交互作用、外源起极大作用的过程。西部农牧区的发展状况就是这样。当前，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已为西部农牧区“充分利用外力推进社会发展”创造了现实的良好条件。而对于西部农牧区这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系统，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西部农牧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引进和采用高新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跨越”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跨越”和“效益跨越”，这就是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同时，高新技术作为对人类与环境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晶，它充分考虑了环保的需要，具有突出的“环保优势”。只有紧紧抓住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和“环保优势”，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统一，完成由外延型粗放增长向内涵型集约增长的转变。
第三，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对西部农牧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全国一盘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当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信息硬件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产品生产国；由于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滑，对外贸易摩擦不断。然而，广袤的西部农牧民却没有充足的电力可用，处于现代化发展的门槛以外。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加大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力度，可以扩大内需，缓解因长期投资拉动增长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压力。另一方面，加大农业与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既是中国信息化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中重要和长期的战略，也是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从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来判断，是急需弥补和发展的新产业。因此，加大西部农牧区信息化建设和新能源建设力度而开发出的新技术、新产品，不仅对西部农牧区有意义，而且有全国意义、世界意义；从而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尤其是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大量、集中采购，将促进我国把为广大农村提供先进、实用、方便、价格低廉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新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作为大力发展的“战略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四、对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的思考
中央政府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需要。那么，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哪里呢？应该明确，“人人能参与创新，人人能分享创新”这一“包容性创新”的理想，对于广大西部农牧区人民而言，只有在“人人能分享创新”的基础上，才有“人人能参与创新”的现实可能。换言之，关于包容性创新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针对边缘群体的创新产品（服务）的供给，对草根创新的支持——惟有国家首先加强加大“针对边缘群体的创新产品（服务）的供给”，西部农牧区才可能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可能。从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路讲，对于广大西部农牧区而言，只有在国家先期“以工哺农”的基础上，才可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链条中。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对于西部农牧区而言，切实“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当务之急。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突出特点，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要适应“互联网化”的时代要求。当前，数字化电信、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信息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空前的、使用低成本的传播知识和交流知识的现代手段；由此也就奠定了以知识推进发展、以知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
第一，信息高技术产业变革着西部农牧区的空间结构。
传统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实空间，虚空间是作为信息存在及流动的空间。对于信息时代的空间形式，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9]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人类所生存的空间由于互联网的介入，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已经不一定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中完成了；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中，我们已经不得不在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中同时做出选择。也就是说，时空同步与时空异步、物质活动与虚拟活动将同时进行。
作为虚空间与实空间的有机融合，灰空间的产生与出现标志着空间向知识化与智能化的转型。灰空间由物质场所、可上网的固定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移动电话或掌上电脑等）以及网络设施所构成。当然，这个空间也不能缺少人及相应的组织机制的存在。从空间范围上讲，灰空间可以是一个建筑、居住区。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空间组织以智力活动为核心，主要从事智能化、数字化的活动，知识产业、知识工人成为普遍现象，从而使得这些新的空间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空间增长的单元。
信息时代的空间变革，通讯网络在区域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极大地变革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交往及娱乐方式。比如聊天室、BBS（电子公告牌系统，网络论坛或网络社群）等的出现，人们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交谈，或就某一个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通过远程通讯网络在线互动的学习、工作方式，使社区网络组织化程度加强。远程通讯网络技术还可以向缺少医生和医疗设备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对某个偏远地区的病人，可以就其病情进行网上专家会诊；而这些专家不仅来自国内，还可能包括国际的权威专家。尤其是，伴随着远程通讯技术在生产、销售与管理中的广泛应用，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战略合作联盟等新的网络化产业组织出现了，此类组织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其无边界的特性，这个特征对于落后地区充分利用外部科技与人才资源、促进产业发展，尤为重要。
第二，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开发区域农牧业资源，实现建设西部生态屏障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统一，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而要让广大农牧民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就必须让他们有了解和学习现代技术的条件。现代信息技术，是向处于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的农牧民有效地传播科学生产、健康生活的知识，最强有力的手段。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着眼于开发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以增强当地人们对内对外交往、提升经验和洞察力为直接目标。从本质上讲，是努力将知识要素、科技要素注入西部农牧区，以新要素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由此不断推进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求发展与进步的过程。其次，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对农牧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通过改变他们生活的外部自然环境来实现，而是通过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自身能力来实现，不会直接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环境、自然村落与景观，是一个“时间移民”过程。例如，当电视机深入到农牧区的家家户户，广大农牧民将看到许多因穷山恶水而被阻隔在家乡外头的新鲜事，更神奇的，这些外头新鲜事近如咫尺，就在他们眼前。电视将开拓他们的视野，激起他们的雄心，编织他们对未来的梦想；尽管地理位置并未改变，但从思维、情感等方面看，他们已进入另一个空间，完成了他们的角色转换，在精神方面成为另一文化空间的“居民”。
第三，西部农牧区推进城镇化进程，可以实现全新的理念：依据“实空间”与“虚空间”相统一的“灰空间”建设。一方面，西部农牧区传统的分散居住与活动的农牧业，是低成本循环式，没有任何资源在传统农牧业中被浪费或成为垃圾，而传统的城镇化将人口聚集，则将破坏这种低成本循环式，产生需要特殊处理的大量垃圾，并造成使土地的肥力减退；长此以往，既是人畜类便的垃圾围城，又是土地生产力的消退。另一方面，西部农牧区分散居住特色，本身是巨大的民族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传统的城镇化将人口聚集，这些旅游资源将消失，农牧民也就失去了发展“民居旅游服业”分享这些财富的机会。在运用“灰空间”推进西部农牧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牧民在“实空间”中分散居住特色不变，但是农牧民间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产业成就进行着频繁不断的相互交往、互相帮助，共同商议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如果需要在“实空间”汇聚，则发出邀约信息。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以“信息流”引导“人流”、“物流”的基本方式。
第四，当代信息技术在西部农牧区的广泛运用，不仅在扩展眼界、转变观念，消除贫困文化有重大意义，而且能共享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教育和保健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才成长，激活、放大区域的科技能力与水平、教育能力与水平、卫生能力与水平、文化能力与水平，为经济起飞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能有效地解决本土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使教育资源有效地服务西部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第五，在中央主导下推进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可以在新信息技术条件下重构西部农村反贫困发展宏观模式。例如，对于林毅夫“农村贫困问题解决必须以减少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战略目标”[10]的论断，我们指出：推进西部贫困农村社会信息化发展，将奠定以知识推进发展、以知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技术基础。随着农村人口不断知识化和技能化，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逐渐分化，形成新的社会分工，直接从事农村生产活动的人口数量将不断变小；而流动到城镇的农村人口，也可以稳定地分布到城镇的不同阶层之中，不会变为城市的无业贫民。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广大农牧民的就地现代化。可以预见，在西部广袤农牧区推进社会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客观上会推动一些要素的聚集，推动人流、物流、技术流的集中，从而使信息服务业成为城镇的基础产业，由此不断深化城镇的信息化进程。当然，不断拓深内涵的城镇信息化发展，又为广袤农牧区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诸如，信息社区设计、人才培训、设备购置、维护修理等等。尤其是不断丰富、不断更新、富于本土特色的内容提供，例如科普及本土知识电视片制作、文娱节目制作等，更是需要各种专门人才支撑。这就进一步形成城镇与人才的互动发展，使本土青少年有更多运用知识、智慧参工就业的机会。
另一方面，时下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为西部农牧区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生活和生态建设中电力短缺问题提供了契机。
在现代社会中，电力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文明和小康生活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没有发电量就没有现代化，有了发电量才有现代化。无电户等于在现代社会被边缘化了。通过发电量就可以知道一个地区、一个家庭、一个乡村是不是具有现代化因素。然而，作为近现代社会能源主体（主要消费的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大型水电站等，因其能量密度高、分布不均衡，适合大规模开发和集中使用。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能源的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镇和农村使用成本越大。在传统的能源体系中，像西部农牧区这样的边远、人口居住分散的地区要享受现代社会的电力福祉，需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强大的集中式供配电网，需要巨额的投资和很长的时间周期，而且大电网对偏远地区供电输电损耗很大。于是，西部农牧区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无电乡村和无电人口，经济社会也就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况。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对电力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强调，西部农牧区的无电乡村和无电人口在不断减少，但是电力对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生产的影响还主要是在家庭生活、学习和娱乐方面，并没有普遍地、大量地服务于农牧业生产与生态建设，以至于西部农牧区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一些地区甚至还陷入绝对贫困之中。
进入21世纪，世界对可再生能源的运用热潮不断高涨，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等，具有能量密度低、分布相对均衡的特点，是与人类社会始终相随的可再生能源。当前，自主购买太阳能光板，在自家的房顶自主发电，采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方式运行，中国各地已不鲜见；并且，在相同资金和技术的条件下，农村的优势大于城市。西部农牧区因其广袤的土地，拥有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巨大优势。
2014年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北京发布，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预示着中国将加大推广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利用的力度。如果伴随我国对太阳能大力开发利用的进程，在国家的扶持下使分布式光伏发电在西部农牧区得以普遍运用，由此而来的宽裕的电力将引发电动农业机械在农牧区生产与生态建设中广泛运用，从而有效地提高农牧民生产和生态建设的能力，不断消除开展现代经济文化活动的自然环境限制因素，例如通过电力空气调节装置营造宜人、宜畜的居家与养殖环境等。另一方面，如果将宽裕的电能上网出售，一当达到适度规模，农牧民也就走上了亦工亦农（牧）的兼业发展道路，增加了全新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为此，我们提出把“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作为中央政府深入实施包容性创新战略推进西部农牧区绿色发展的两大基础工程。这里存在着如此逻辑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西部农牧区的现代化发展，是由传统的农业化社会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中央政府只要实施“西部农牧区数字化传播网络建设工程”和“西部农牧区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普及工程”这两大工程，也就为西部农牧区的经济社会起飞奠定起现实的物质基础，使之拥有在现代社会中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参与竞争的基本能力；其余的事项，都将在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创业中不断兴起与完善。
受教育程度低
[1]辜胜阻.有创新驱动，才能击水中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之二［N］.人民日报，2013-3-28.
[2] 邵希，邢小强，仝允桓．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6)：24－30．
［3］吴晓波，姜雁斌．包容性创新理论框架的构建［J］．系统管理学报，2012，( 6) : 736 － 747．
［4］邢小强，周江华，仝允桓．包容性创新: 概念、特征与关键成功因素［J］．科学学研究，2013，( 6 ) : 923－931．
［5］赵武，孙永康，朱明宣，等.包容性创新：演进、机理及路径选择［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6）：6—10.
［6］高太山，柳卸林，周江华. 中国区域包容性创新绩效测度［J］.科学学研究，2014（4）：614—621.
[7]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包容性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21—22、22、94、59。
[8]文兴吾、何翼扬.西部农牧区社会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3（3）：71—75.
[9]甄峰.信息时代的空间结构［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upload/images/2017/03/24/4d3c84c4-32f7-4cd8-a249-263dcf637e90-00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