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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The Chinese characters "Book " and "Dian " signifies the same on the origin, they mean the "official historian record ". Dian (the word now means classic) appeared with the official historian''''s system at about 4,500 years ago, "Che" (the word now means volume) appeared in Yu Shun period (about 4,200 years ago) which we can see from the existing documents. The Official Historian wa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out from the country''''s religion''''s chieftain''''s community, later from de lower level official historian''''s community disintegrated out the people group which later was called the "Confucianists ". The first official historian whom we can know now is Bo Yi of the Shun time. When the Shang Dynasty was overthrowing, the original official "Dian" and "Che" which hel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st. From Yu time to Zhou Dynasty, the "Dian" and "Che" were the basic laws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manage all countries, from the Xia Dynasty to Zhou Dynasty, "To study the classics to become officials" was gradually formed a social institution which controlled the later 3,000 years China.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time the existing "Dian" and "Che" was called "Books", Confucius could retell some "Books" in Ya language (The official language used in the official condition and the writing of the Dian and Che from the Xia Dynasty to Zhou Dynasty).
From the Zhanguo time the common Confucian scholars began to write the Books documents by themselves, which leads to lots of mistakes in the reading and rewriting of the ancient Dian and Che because of they didn''''t know the ancient Ya Language.
Keyword: Dian, Che, the official historian''''s system, the books of Yu and Xia, Confucianism
[摘要]
汉字“书”与“典”本源上语义相同，意思是“史官记录”。典与史官制度同时出现，册从现有文献来看出现于虞舜时期。史官系从国家宗教首领群体中逐渐分化出来，后来从史官群体的下层又分化形成了“儒”这个社会群体。可考的第一个史官为舜时的伯夷。周灭商，典册原正本亡佚。从虞至周，典册为中央政府制理国家的基本法，从夏至周形成的“学古入官”制为“学而优则仕”的本源和科学仕进制度的最初形态。春秋时典册被称为书，孔子雅语述书。战国时民间儒生始可以自己书写古典册文献，导至典册大量的误读和窜入。
关键词：典、册、史官制度、虞夏书、儒
《虞厦书》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书。书这个概念，它的原本语义与今天泛指一切文字印刷品有很大不同，在中国文字中，它最初的字形是一只捉笔的手在竹简上记录有人说出的话，它的语义是中央政府的史官在记录政府元首或官吏的言行。这一点非常重要，但研究古文献的人却往往不予注意。它给我们的提示就是，在《虞厦书》这样的远古称之为书的文献中，凡是非国家元首或官吏口头陈述的内容和行为记录，除《贡》外，都是后人窜改过的或添加的文字。
《虞夏书》被称之为书，实际上是西周时发生的现象，在此之前，它被分别称为“典”与“册”，即《周书·多士》中周公所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中的典与册。至孔子时，虞（及以前）、夏、商、周的“书”已被统称为“书”，故《论语》中有“子曰书云”之说（见《为政篇》、《宪问篇》）。在更晚一些的时候，出现了《尚书》这个概念，初见于《墨子·明鬼下》，云：“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尚书序》孔疏引马融语：“上古有虞氏之书，故称尚书，”马融的意思是尚书这个名称最初专指《虞书》。大约到战国末期，唐、虞、夏、商、周五代列残存之“书”，就被统称为《尚书》了，故汉初文献，一律统称《尚书》，陈梦家先生说商、周书并入《尚书》是汉代之事。《虞书》和《夏书》之名称，则初见于《左传》，《孟子》一书中还仅见《尧典》篇名。
作为现存最古老的政府文献，《虞夏书》记述了夏（约2070B．C．－1600B．C.）、舜（2156－2073B．C.）、尧（？－2093B．C.）三代的政治制度、历法和科技制度、经济体制、社会变迁等多方面的文化和历史现象，其中夏以前的政治制度我已在《论禅让制度》一文中予以初步讨论，南海、蜀、三苗等问题已在《古蜀别议》一文中予的考证，夏史问题将在另一长文《夏史七说》中予以探讨，这里仅就读解《虞夏书》本身的一些问题予以讨论。
一、典册的形成和流传
夏无典，这一现象一直未引起历史学者的充分注意，因此导致了对典的缺乏理解。从夏至周，皆只有册，夏之前的文献，则仅余典。典与册的形成；来自于史官制度。何时始有史官制度？史无载。中国大致从六千多年前的炎帝时代起，正式形成了民主联邦制的中央政府，是否从有中央政府起就有了史官？这是一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史官制度是在稍晚的时候，当民主联邦政治体制已相当成熟的时候才形成的，而史官的前身是中央政府的宗教首领群体。《周礼》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女史”“御史”诸条记述这个群体为执掌从中央到邦国的基本政治规则的人，可能分别有其历史依据。但一个如此庞大、复杂而分工精细的官僚体制在民主联邦制时期是没有必要出现的，进入专制王朝时期之后，夏、商两代有证据表明都没有出现如此庞大复杂的官僚体制。依王国维先生的研究，从文字上看，史、事之分也只是周初才出现的。《周礼》的记述显示出史官与早期邦国在的联系，前述诸条都紧连在卜筮祝巫之后，从其职责内容上看，例如：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法”，“掌则”，“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正岁年以序事”，“大祭祀，与执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
这些工作大多是以前国家的宗教首领的职责，“小史”的工作则主要是做大史的助理。不论从职位、权力、工作性质还是从文化发展的时间序列上来看，史官都应该是从政府的宗教首领群体中逐渐分化出来形成的，一方面是形成了一个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能和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在后来大约在夏代的时候衍生出了“儒”这样一个遍及全社会的知识阶层；另一方面是形成了特殊的政府组织和政治机能，它导致了远古文化对整个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的控制，并在后来产生了“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最后英国人又仿学这种体制建立了西方的文官制度。
史官在春秋时期以前是一个政治权位极高的群体，如内史，如王国维先生在《释史》中述：“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盖枢要之任也。”史官的权位主要来自于他们掌握着社会公认的政治和文化规则，即《典》与《册》的记述，而这些规则原来又来源于他们的书写活动。
史官的正式出现始于册典的书写和口头承传，故西周时史官的名称是作册。最初史官可能只作典，即记录万国联邦中央政府的首脑帝及其执政（庸，政府的执行首脑，帝的继任人）的重要言、行及其后果（业绩），及帝位转承（禅让）的过程。启夏废除联邦制，“家天下”实行家族传承政府首脑地位的专制制度之后，史官已无典可记，转而记录谟、誓、告、贡等等，即只作册而不作典。册的最初出现，依现存文献，当是在虞舜之时，《虞夏书》保存有帝舜时作《九共》、《汩作》和《槀饫》的记录，但册文献本身未能保存下来。
典和册除内容性质上不同外，其记录保存的物质形态也不相同。“册”从字形上看是用绳线串连起来的竹简或木简。不排除重要的册用玉简的可能。若竹简，商及以前的制度不清楚，周制当为二尺四寸长的大简，用青色或白色丝绳串编，以墨（即漆）书写，短篇文字以合适简数为一册，长篇即需多册才能载完的文字，我以为当以三十六简为一册，此一册后来便称之为“卷”。非册文献的文字记载要用短一些的即一尺八寸或一尺二寸的简，后来称为短书。到后来书写由史官群体流传入民间之后，二尺四寸简就成为书写者认为最重要文件的简。例如晋荀勖整理汲冢竹书，云《穆天子传》“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宋《晁氏郡斋读书志》说《穆天子传》“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算起来正合三十六简一册（卷）。对这位战国时期的书写者来说，《穆天子传》是跟古册文献同样重要的文献。＋典，看字型是册置丌上，故《说文》云：“从册在丌上”，段玉裁注《说文》丌字云：“平而有足，可以荐物。”但考典字的来源，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最初都是有手在象几的器物之上书册的形状，只是到后来（还是在商代），它在金文中才逐渐演变成册在丌上的形状。也就是说，典字早先表现的是史官在记录这一重大行为本，换言之，典的本源字义是“史官记录”，后来才演化出《说文》所解释的典。最迟至夏代，典已经被安置于专门的玉石器物（有足如丌）之中，而册文献则不能享受这一极尊荣的待遇。典的记录，依延续至周的史官记录贯例，应当有正本和副本两份，《周礼》“大史”条曰：“以贰六官”，“内史”条曰：“执国法及国令之贰”，“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都有正本副本。典的正本，我认为系铭写于玉册之上，而副本则出于木或竹简的可能性较大，故后来约在战国时又有人造出了带竹字头的典字。正本典写于玉简有几条证据，其一《商书·典宝》残存之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 ，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汤追击夏师至三朡，获得了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必须具有的文件古《典》，序言明确指出它是“宝玉”。其二，《周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些陈列于周成王灵堂正厅上的代表王朝最高权力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国家版图的象征物全是玉器，而“大训”正是先帝王之典册。“大训”又解为“夏商周”之书，若夏商周之书能铭于玉册，则古典为玉册更是无可置疑的了。
据现有史料，炎、黄时代无典册，可能有某些形式的书契，以古彝文、古苗文（已亡）等文字书写，即后来称作“三坟”者，惜最迟至周时已亡佚。典何时起？无由考之。但夏有五典，应该是可以相信的，《皋陶谟》云：“02我五典五惇哉”。书《周官》云：“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说明五典至周成王时尚有残存。书《君牙》云：“弘敷五典”。夏有五典，后人（如汉《尚书序》的作者）据此向前推算，认为五典为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若此说成立，则史官作典始于黄帝时代之后的少昊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前。后因“五典”而衍出“五帝”之称。
五典的正本大约保存到整个商代。
典的正本应该是由中央政府保存，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副本则由史官保存，并予以传授学习。我们能够大致考证出的第一个持典的史官是虞舜时的伯夷，官职在舜时的名称是秩宗，秩宗是联邦中央政府掌管祭祀的官员，掌管祭祀就必须持典，因此也应该就是负责作典之人。今《舜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俭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周书·吕刑》亦曰：“伯夷降典”。伯夷，历来都被注《尚书》者和写史传者解为人名，但这明显是错的，伯在夏及夏以前应为官级名，南宋蔡沈传书曰：“侯伯，次州牧而总诸侯者也”。《周官·孔疏》曰：“侯伯，五国之长，各监其所部之国。”侯伯者，后之伯也，侯原本亦后。伯夷者，夷人部国之伯也，舜本东夷部族人，他将本部族联盟中的一个伯提升为中央政府的秩宗。秩宗持典，说明这时史官尚未从宗教首领的角色中分离出来，专职史官的设置，应该是在夏或商代。
启夏废除民主联邦制、建立起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独裁专制王朝制度，贵族阶层因之产生出来。贵州阶层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学习教育，夏中央政府为此设立了学校。关于古代中央政府学校，清代惠栋《明堂大道录》云：“明堂，黄帝日合宫，唐虞曰天府，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明堂之名当始于周。”从黄帝至舜，我们所知甚微，到了夏代记录就多了。古“大”“太”同，并与“世”通，世室之说，始于《公羊传》，此前，《左传》作“太室”，甲骨、金文中作“大室”，为夏政府举行重大公众事务的场所，青年的教育训练亦在此。而专门的学校则由此派生出来，《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的意思是校、序、庠为教育民众的地方学校，中央政府的学校即大学夏商周三代都叫学。但段玉裁认为“庠序校皆得称学也”。典与册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校里最重要的教材。有了学校，典与册的内容就从史官那里流传出来，从社会最高权力阶层的专有知识传播为社会受教育阶层的公共知识。那些掌握了这些知识（当然还包括其它一些知识技能）并为政府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最初应为史官群体较下层的工作人员）演化为一个专门的群体，后来称之为儒。王国维《<史籀篇证>序》及《释史》等文考证读书、作书为史官之专职，《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各种文献都表明教师群体即后来称之为儒者，原本为史官。
西元前1600年，商起兵灭夏，桀率夏军败走南巢，如前述，汤率师追击至三朡，直到获得典宝后才收兵。夏商两朝约990年，典册俱应保存良好。西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率众国兵灭商，纣登鹿台，《史记·周本记·正义》引《周书》云：“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同时焚毁的是否有古典册正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商人没有把他们认为最珍贵的文献交给他们从内心中鄙视的周人，例如商中央政府算命官员的占卜文献，即后世传说的《归藏》（归为龟之误，原文应为《龟藏》），就被他们精心埋入了地下，直至约三千年后才被重新发现。一个基本上可以断定的情况是：周灭商未能获得古典册的原件，典与册的正本因此失传。这一事件亦有佐证，例如，其一，武王灭商后，有分器的记录，无获典的记录，器为宗庙彝器，如是有《周书·分器》。分器的原因是周远远未强大到可以一统天下的程度，因此必须将灭商后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给宗族和邦国，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其二，《多士》，周公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周公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周王朝拿不出原始的古典册来，但古典册在你们先人手上，它的内容你们和我们都知道，商人的政权是从夏人那里以武力得来，所以我们（周自称夏人之后）从商那里得到政权也是合理的。
周无典册原本，但作为天下各邦国（周初有八百邦国）共同承认的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周不能没有，故周的史官必须根据自己所知，将典册重新作出来。同时，周已形成新一代中央政府，必须有自己的册书，于是始有《周书》。《左传》定公四年文所记鲁立国时，周曾分以“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其中的典册均应属于这样的文献。周初距最近的典，时间亦逾千年，周原本一文明较落后的小国，史官对古典册的语言、文字和史实，大多已似懂非懂或全然不懂，要完全原本写出肯定是不可能的。虞、夏、商书每篇正文前的序文和窜入文字，应有此时周史官所作。
古典册正本亡佚于周初，此乃典册流传史上一大转折。
典册在政治上的权威性，大致从尧舜时一直延续至整个西周，直接统治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约1500年。这一时期典册文献为中央政府制理国家的基本法。汤灭夏后，对自己用武力夺取政权感到惭愧，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自己将严格尊奉古典行事，“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仲虺之诰》），并要求所封各邦国严格尊奉典训：“凡我造邦……各守尔典。”（《汤诰》）。周奉典有加，尽力遵循古制，《康诰》载周公要求康叔“敬典”，《多方》载周公说夏桀的一大罪过就是不从帝训，“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帝之迪者，《典》中帝训也。《君牙》载周穆王论治国之法，首先就是“弘敷五典”（让典中帝训普遍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典册的这一特殊地位，可能是导致奉行唯有史官可以书写典册这一不成文规则的原因，学校教学和民间教习，皆以口头传习为主。
自有学校之后，政府从学校中选拔绩优生入官，这可能从夏代就有了，到西周明确记录为一种社会制度，即学古入官制。《周官》云：“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作师，无以利口乱厥官。”绩优的主要标志是掌握古典册文献的能力。这是后来孔子等儒家所述的“学而优则仕”的本源，也是中国科学仕进制度的最初形态。
至春秋，社会动乱，“礼坏乐崩”，中央政府渐渐名存实亡，儒们开始广泛创立私立学校，以传教谋生并寻求做官的机会。从春秋至战国，典册随着中央政府的衰亡而亡佚，除一些邦国的史官持留着部分典册外，主要靠儒生们口头传习而流传，典册俱被通称为书。书与典的本源语义相同，即史官记录，可能是对同一事物不同民族语言产生的不同称谓。办私立学校的儒生中，孔丘以先后收了三千名弟子而成为最有名的大儒。从现有文献看，孔子很少与弟子讨论书，因为书当时已成为很难懂的古文献，孔子本人也大部分是不懂的，所以他严格遵循古儒“述而不作”的传统，只传述他从师长史官们那里听到的东西。《论语·述而篇》载：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何为雅言？雅言者，夏语也。这一点陈梦家先生在《尚书通论》中跟其它学者一样是没有弄清楚的。雅即夏，我在《有限的智慧》一书中比较讨论汉英语言流变史时已就雅言作过讨论。简言之，在夏王朝四百多年中，以夏人语言和黄河流域各大邦族语言为基础，形成了一种供各大邦、族、国流通的公共语言，是为中国第一种“普通话”，即雅言。雅言作为官方的标准语言也就是史官作典册时使用的语言，它作为官方标准语言从夏代一直延续至周代。甲骨文就不是雅言，而只是东夷部族语言中的一种特殊语言。从夏至周的一千多年里，雅言不可避免地在发生变化，至孔子时，古典册变成搞不懂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孔子坚持古儒以雅言述书的传统，而不以自己的知否或理解能力去妄作改变，应该说是一种很严谨诚实的学风。
降至战国孟子（约385－304B．C．）时，儒们不仅自由地论说和批评典册，而且自己动手书写典册，如《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儒写书，意味着以当时的文字（小篆）去重新记录或曰译写用古语言和古文字载传的古典册文献，而儒生们对这些文献所知、所闻和所懂的又各自十分有限，于是这种书写，于《周书》可能变化极小，于《虞夏书》可能就变化很大了。这是古典册流传史上的第二个大转折。
降至秦，这个最短命又最黑暗的王朝致力于消灭数千个邦（族）国几千年形成的不同的历史和文明，焚书坑儒，官方和民间的古典册文献全部毁灭。这是典册流传史的第三个大转折。至汉，伏生根据自己的记忆写出29篇《尚书》，他将自己记得的典文献汇合作一篇《尧典》。汉武末年，又发现孔壁尚书45篇。西晋永嘉之乱（311A．D．），伏生和孔壁本《尚书》失传。东晋初年，史官梅赜向朝庭献《孔传古文尚书》58篇，分《尧典》为尧舜二典，分《皋陶谟》出《益稷》。梅本传至今天，其中尧、舜、夏部分即为今日之《虞夏书》。
二、典册的窜入和误读
汉代《纬书》说《尚书》原有3240篇，孔子删为120篇。孔子删书，可以肯定为不懂典册流传的历史状况的无稽之谈。梅本《尚书》58篇，自唐初孔颖达、南宋初吴棫、朱熹以来，一千多年里不断地置疑、考证，已澄清了许多读解上的问题，但还有很多有待澄清。下面例举讨论一些。
1．如前所述，典册文献里除帝、王及中央政府高层官员的言论叙述（包括史官陈述）之外，一律为后人窜入和误解的结果。虞夏商周之书，每篇前的序应为西周史官添作。唯一的例外是《禹贡》，《虞书》残留有舜时作《九共》九篇的记录，可以推断有可能每个帝要作一部《共》即《贡》，为本届帝任职期间联邦中央政府对全联邦国的政治、行政划分和管理、经济规划和税赋政策、收入、重大工程活动等等的总结报告。唯《贡》不是言论记录，为史官代作的总结性文献。禹依仿古帝先例，作《禹贡》。顾颉刚说，禹贡“其时代必在战国越灭吴和秦灭蜀之后”，其它学者也多说作于战国时期。但我认为《禹贡》原册必作于夏代，例如总结禹的治水工程之二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周人全然不知古南海所在，如何杜撰此事？很有可能今之《禹贡》中，有一些是舜《九共》的内容。至于该册文献在流传过程可能有窜入或误读误解导致的改写，那恐怕也在所难免。
2．今《尧典》《舜典》中，“曰若稽古”后那一段表彰两位帝的话，从“帝尧曰”至“黎民于变时雍”前和“帝舜曰”至“雷雨弗迷”，全是后人读解，定形于战国时。“曰若稽古”四字本为单独一段，为复制复述典的史官誓言，意思是“我严格按照古代传下来的而说，”而不是现在人们通行注解的“考查往事”。
3．“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为误读，起于孟子。孟子误解古典，《万章上》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 误将放勋二字解为尧的名字，而典的原文是“帝乃徂落”。孟子乱解古典处很多，如同一《万章上》云“杀三苗于三危”、“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等等均是。孟子误解“放勋”，被后人一直延袭到今天。其实，“曰”就是“说”；这个字从一开始出现就不曾有过别的语义，根本不可能是“名”的意思。且古人皆只有一名，几个名字（名、字、号等等）是周时才出现的现象。这里典文原本应为：“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该句之后的话为另外一段并不连接之语。放勋二字无解，疑当为二人名，放疑为方回之方，勋疑为许由，方回，尧时哲人，《后汉书·周盘传》、《例仙传》、《淮南子·淑真训》等有载，或当为方族人首领。许由，尧时著名贤哲，皇甫谧《高士传》有载，《史记·伯夷列传》云：“尧让天下于於许由，许由不受”。上面那句话应为原本《尧典》中尧称赞两位贤哲的话。
4．《舜典》中“帝舜曰重华，协于帝”为误读。原文应该是：“帝舜曰：重华协于帝。”这是舜在讲述自己族人先辈协助尧或其他古帝治理天下之事。重为一古部族，见《国语·楚语》、《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史记·索引》。舜为东夷部族之重部族后人，《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重为少皋氏四叔之一，为舜的爷爷一辈之部族首领。记录最古的重即句芒，亦称句望，为少皋之曾祖，后尊为春神、木神、青神、东方之帝者。但高诱注《吕氏春秋·孟春记》曰：“句芒，少皋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华，疑为舜的爷爷辈的桥牛，《吕梁碑》、《大戴礼记》、《路史》有载。桥牛即牵牛，古称荷，牵牛星在鼓星之下故又称何鼓，荷者担也，华为荷之误。此解一。解二，华指古华夷部族首领，《庄子·天地篇》曰：“尧观乎华，华封人视尧多福多寿多男子。”华人历来有国，华国随夏而灭。至周尚有华夷，说明其族犹存。简言之，这是舜帝在陈述和肯定自己的族人先辈协助先帝的事迹，至“玄德升闻”（或之前）为止。此后的话为从不相干的地方窜入，至重新“帝曰”止。
5．司马迁误读《大禹谟》，将“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写成《夏本记》的第一句：“夏禹，名曰文命”。此一错误源自孟子不懂古典册雅语的读法。孔安国注《尚书》时实际上纠正了这一错误。但这一误读至今仍有一些学者延习，例如周秉钧先生注书时即如此。多数人依孔解，但孔解亦有误，他将“文命”解为“文德教命”。文命者，中央政府的指令也，文指文祖，即尧的祖庙，当时的中央政府都设在祖庙所在地，按制度当同设前两任帝的祖庙。这里的“文”即舜登执政位时“受终于文祖”和登帝位时“格于文祖”之“文”，代指中央政府。“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这是禹讲的话，意思是中央政府现在有效地管理着四海之域，这都是舜帝领导的结果。
6．《尧典》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至“允釐百工，庶绩咸熙”一段，乃现存《尧典》的主要内容之一。竺可桢先生《论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这年代》一文推算“鸟、火、虚三星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星昴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判断《尧典》作于西周初年。但竺先生假设的是古人采用的是“中星观测”法，而早期古人更多地是采用偕日没、偕日出和对日望观测法，据此，王红旗以《试论尧典四星》和《尧典四星何时有》两文提出典文所记更可能采用的是偕日没观测法，则其星象的观测年代应在七千年前。我认为单就典文来说说，这段话入《尧典》应为伏生记忆失误而窜入，它原本应出现在两个地方：一，它本为远在尧之前的更早的《典》文献的内容；二，它为《舜典》中舜曰“重华协于帝”全句之后的一段话，为舜谈到自己族人先祖的功迹。因羲与和，依现有文献看，正是重人与黎人的后裔。详情本文作者将另文叙述。盖大约从少昊至夏代，中央政府均依天时管理国家事益的进程，一切政治、宗教、工业、农业和社会活动均依时序而进行，故时序历法之设定，为中央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原《典》文献中为一显赫内容。我在《有限的智慧》一书中比较东西历法时曾提出，直至今天，对中国人来说，夏历（中国阴历）仍然是最先进、最优越的历法，远非西历即所谓公历可比。
限于篇幅，本文中未予详细讨论的诸多方面和《虞夏书》的窜入和误读，作者将另署文予以探讨。
朱小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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