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和鱼凫，开国何茫然

     
    一、巴蜀先民的原始传播
    
    我们生活的广袤的巴蜀大地，既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又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几百万年前巴蜀大地上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如1984至1997年在四川盆地东缘长江南岸的巫山大庙龙骨坡（今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就是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而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巴蜀地区的分布更为广泛。从大量出土文物的分析可知，远古时期巴蜀地区就有了不同于中原的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为巴蜀文明包括传播文化的起源和形成准备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信息传递和沟通的角度而言，传播并不是人类特有的现象，自然界中，凡是有物种和生命存在的地方都存在着传播。这一点，已经为生物学和动物学研究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人类传播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是在动物传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与动物传播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类传播是怎么从动物传播中脱胎而出，换句话说，人类传播的起源是什么？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有声语言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向人类传播转变的根本标志。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传播时代，传播史学家将之称为前语言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的祖先只能靠身体动作、面部表情和简单的发声来传递信息、协调采集和狩猎活动，或表达喜怒哀乐的感情，但这种原始的传播方式既不能表达大千世界丰富而复杂的事物，也难以满足人类在劳动、生活中的协作、交流和沟通的需要，从本质上讲，那时的人类还没有从动物的信号传播中脱离出来。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的一步。
    
    有声语言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事物，世界上并不存在着语言的“化石”，因此对语言的起源，传播学家只能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测。例如，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就列举了好几种猜测：一种是“汪汪”理论，认为语言是通过模仿自然声音（如狗叫、雷鸣、波涛声）而形成；一种是“感叹”理论，认为讲话是由偶然地表达感觉或感情所产生；还有一种“唱歌”理论，认为语言是从传播感情或欢庆事件的原始歌声中演化而来等等。〔1〕上述推测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回答语言产生的原始动力和根本原因。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揭示了人类传播产生的根本动力。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2〕“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通过劳动不仅改造了自然界，也改造了人本身，改造了人类社会的传播，使他具备了其它动物界所不具备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作为人类最基本传播手段的语言，也来自于人类最基本的创造性活动——劳动。“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到了彼此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4〕。正是劳动中的相互协作对语言的需要促进了早期人类发声器官的进化，从简单的发声发展到复杂的音节，以及发展到表达抽象概念的字、词、句。声音符号不仅作为人类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传播的补充，而且逐步从非语言传播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工具。巴蜀的先民，从距今20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的“巫山人”到距今1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阳人”正是人类有声语言从产生到成熟的时期，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么一幅图画：
    
    一群“巫山人”穴居在长江三峡两岸的山洞里，清晨，他们结队走出山洞，开始了一天的采集、狩猎活动。分工搜集信息的人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将了解的可食植物的分布情况、所猎动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地形、地貌、气候等信息及时向群体“通报”，进行“信息共享”。人们将信息汇集一起，并交流往日采集和狩猎的经验、知识，决定行动方案。在长江三峡狭窄的河谷地带，几十名猎手将野兽驱赶到适当的地方，将其团团围住，呼叫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这既是对动物的威慑，又是人群联络的信号，组成了一曲集体猎兽的传播交响曲。晚上，采集和狩猎的队伍回到山洞，他们一起分享着劳动的果实，同时一边交流着白天采集和狩猎的情况，谋划第二天的行动，一边相互表达意向和情感……
    
    二、巴蜀的原始神话与传说
    
    有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标志着人类脱离了动物的信号传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传播世界。有了语言，人类不仅能够面对面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且能够将各成员的生产、生活的经验普及到其所属集团的全体成员，从而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进程。据文献记载，“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民食谷，时则有丰年之咏；黄帝备物，使垂衣裳，时则有龙衮之诵”〔5〕，这里的“教”、“歌”、“咏”、“诵”等，都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利用口头传播传授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的情景。
    
    有了语言，人类不仅可以通过口语传播交流彼此所掌握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能将自己族种和群体的要事编成神话、传说和歌谣。神话是口语传播时代的产物，它是原始人群运用原始思维方式观察世界、探索世界奥秘的结果，因此，我们把那些在原始人群中传述的种种带有神秘和宗教色彩的历史文化知识称之为“神话”，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神话主要是通过人际间的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它既可以飞越山山水水，传之千里之外；又可以超脱生生死死，留于万世之后。正如美国文化学家怀特所言：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在时间中从一个时代流向另一个时代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超生物学的，超有机体的顺序”〔6〕可以说在文字传播出现以前漫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均是由这种方式流传下来的。这些口语传播的产物是我们研究史前史、文化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巴蜀地区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无比灿烂的历史文化，神秘、神奇、神秘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特征的产生与巴蜀的先民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瑰丽多彩的历史传说和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巴蜀历史密切相关的神话传说是中国最古老的神话总集《山海经》。《山海经》被认学者们公认为是中国神话的“渊府”，虽然只有31000多字，但包罗万象、宏大丰富，除了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外，还涉及到历史、地理、天文、气象、物产、神话、巫术、宗教、民俗、民族等方面的记载，堪称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山海经》成书的时间和作者至今都未能确定，但可以推断其内容大多数来自先民口头的传说，因为其中有大量关于远古巴蜀地区的人文地理的描绘，有人甚至认为《山海经》是古蜀先民所作。无论出于何时、作者是谁，都可以说《山海经》是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了解巴蜀历史文化，也包括传播文化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通过《山海经》以及相关的神话传说，我们可以了解今天的“巴”和“蜀”的历史。古蜀国的得名，源于古“蜀山氏”，蜀山氏在黄帝时代已与黄帝部落世代互为婚姻，黄帝的元妃嫘祖、黄帝与嫘祖之子昌意妃昌濮皆为蜀山氏女。“蜀”在古汉语中为“桑中虫”即蚕，①蜀山指岷江上游一带，民居蜀山而称蜀山氏。相传由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因而被奉为蚕桑业的始祖。“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其始蚕丛”，②蚕丛为第一代蜀王，他“始居岷山石室中”。③“衣青衣，教民蚕桑”。以后又率领族人逐水而下，迁徙到成都平原，并建都于广都“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县）。自蚕丛开始，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蜀王，大概说来，蚕丛、柏灌时代反映了采集经济为主的生活；鱼凫“教民捕鱼”，反映了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杜宇“教民务农”，则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时代，经过蜀地先民几千年的开拓，蜀国已成为了沃野千里、“水旱随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巴、巴国、巴人是一个有多层含义的复合性概念。《山海经》中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司神于巴”，即在长江三峡一带主管神祗之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游一带，以后沿大巴山北缘逐步向东发展，进入长江流域和重庆地区。巴与蜀大致以今天的涪江为界，涪江以东的今川东地区和今重庆市的全部为巴的范围。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巴国“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鸟自歌，凤鸟自舞”，好一片丰衣足食的乐土。为什么巴人能不绩不经而服、不稼不穑而食呢，这是因为巴国盛产天然盐泉，可以以盐易谷易帛以及其它的生活用品。远古时期，巴与蜀是分称的，无论在地域范围、民族群体，还是在文化习俗上都有清楚的分野，但由于两地经济、文化往来的密切，巴与蜀文化与人群的不断交流融汇，巴蜀便成了四川盆地以及盆周地区的统称。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也是原始人群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的真实写照。古代巴蜀的神话传说不但让我们了解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衍、迁徙和演变，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民族文化传统并深深地溶铸于民族精神之中。如在巴蜀地区流传了的几千年的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就是在历史上对巴蜀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大的神话传说之一。
    
    大禹是是我国古史传说的华夏先祖“三皇五帝”中历史功绩最伟大的圣王，也是《山海经》和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最为神奇的人物。相传大禹是中国古代治水的英雄，《山海经》中有“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大禹出生于何地，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古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禹出于西羌，生于岷山。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诸多史籍都记载禹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即今天四川汶川县，一说是四川北川县，因北川、汶川两县都有大禹出生的纪念地“石纽”和“禹穴”。传说中大禹的母亲因吞食神珠而受孕，剖胁而产禹，故大禹的出生地又叫“刳儿坪”。大禹长大后继续父亲治水的事业。大禹因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涉山川，病足而行跛也”，①可谓历经艰辛。大禹治水是从岷江开始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大禹治水的方略。先治岷山，“随山而导之”；再疏导岷江，“循水而导之”〔7〕。大禹在岷江治水取得了成功，然后将其经验推向全国。当然，大禹治水的传说并不是巴蜀地区独有，但是四川盆地江河众多、水网密布，巴蜀先民在远古时期就深受水患之害。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巴蜀先民与水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近年的考古证明，古蜀治水工程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在与洪水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人们凭着丰富的想象能力，创造了这个征服、战胜自然灾害的神话传说，并广为传诵。大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大禹在巴蜀治水的神话传说所衍生出的丰富意义远远超过了治水本身，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及巴蜀文化中最出彩的一部份。
    
    巴蜀地区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以外，还有14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丰姿多彩的神话传说，由于他们大多数没有自己民族独立的文字，因此他们民族的历史则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话来传承自己民族的历史。巴蜀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神话和英雄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族的《支格阿鲁》、《勒俄特依》、羌族的《羌戈大战》、土家族的《咿罗娘娘》、纳西族的《黑白之战》等等都是口语传播时代的产物，它们通过口口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8〕
    
    三、从“巴蜀图语”到文字发明
    
    口语传播虽然至今仍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的传播方式，但口语传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口语是靠人体的发声功能传递信息的，由于人体能量的限制，口语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递和交流；口语使用的声音符号稍纵即逝，记录性较差，口语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赖于人脑的记忆长期贮存和记忆；口语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失真和走样，无法作为可考的历史记录。因此口语传播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传播方式。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口语传播的阶段以后，为自己树立起了传播史上的另一座重大的里程碑——文字。文字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二次伟大的革命。
    
    关于文字是怎么产生的，由于考古发现使我们所知道的要比关于语言是怎么产生的要多得多。事实上，即使在以口语传播为主的时代，口语也并不是惟一的传播手段。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越来越大的环境空间，人类不断地发明和采用了一些早期的体外化媒介，如利用约定的实物来传递和交流信息，利用擂鼓或燃放烟火以及这些信号的接力传送等保持远距离的联络，利用结绳或在在木头上刻痕来记事，或者在岩石、器物上刻画象征性的符号和绘制反映事物特征的图画来指事达意。这些原始的符号和图画是文字的最早的起源。随着这些符号和图画的不断地被抽象和规范，渐渐地文字终于从原始符号和图画中独立出来，完成了由具象到抽象的飞跃，发展成为象形文字和指事性文字。文字的发明不仅克服了有声语言的稍纵即逝，使人类的知识、经验的积累和贮存不再单纯依赖人脑的有限的记忆力，而长久地保存下来；而且打破了有声语言的距离限制，大大地扩展了人类交流和社会活动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文字的发明使人类人类文化的传承有了确实可靠的资料和文献依据，而不再依赖容易变形的神话或传说。总之，文字的发明使人类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两个领域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运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9〕
    
    文字是何时何地产生的？有学者推定在公元前3000年，有学者推定在公元前5000年。其实，文字的诞生与有声语言的形成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而我们可考的文字已经是初步形成的文字符号体系。同时，文字也不是产生于一个或几个地方，地球上几乎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有在岩石、器物上绘制反映事物特征的图画和刻画象征性的符号的历史，可以断定，不同的文字是在不同的地方先后独立地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有的文字在创造的过程中逐渐消亡或被其它的文字所取代。据考古学家考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出现在古巴比伦王国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今伊拉克），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这种勒写在泥板上的文字至今仍清晰可辩。〔10〕而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殷墟甲骨文，年代距今大约3000年左右。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文字，自一个世纪前在殷墟（今河南安阳市）第一次被我国学者发现以来，已先后出土约15万片以上，通过这些数量繁多、内容丰富的有字甲骨，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殷商时期我国奴隶社会的宗教、战争、农牧业、天文、气象、田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而且也可以了解到我国文字发展演变的完整的历史。甲骨文也肯定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因为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汉代学者总结的汉字构造原则的“六书”（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和假借）均已具备。这说明汉字的起源的时间还应该大大提前。
    
    古代巴蜀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文字，这一直是巴蜀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能破解的谜。与殷墟大体处于相同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向世人证明了此时的古蜀已进入了一个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这里有由高大的城墙和深广的城壕所围绕的古城，古城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城内外已出土数万件青铜、玉石、象牙、陶器、漆器等珍贵文物。在现已发掘的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了古蜀时期的青铜人立像、面像、头像、神树、龙、蛇、鸟兽；金面罩、金杖；玉石礼器璋、瑗、圭、璧以及戈、矛、凿和来自南海及印度洋的海贝等稀世珍宝上千件。三星堆遗址是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罕见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不仅为蜀文化的研究，也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宝库大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三星堆众多的出土的文物中，除了在陶器、牙璋上有一些刻划符号，可能具有表意文字的功能外，再没有任何关于文字的发现。
    
    以今天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古蜀王国，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它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交通的限制，“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载难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巴蜀文明的发端和文化的发展显然与中原地区不尽相同。但巴蜀地区有没有自己的文字，早在汉、晋历史文献中就已存在重大争论。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首倡蜀无文字之说，他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而东晋史学家常璩对此说却提出质疑，他在所著《华阳国志·叙志》中说：“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仙自上世，见称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为郡县，虽滨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纪》曰：‘大人之乡，方大之国’也。至于汉兴，反当荒服，而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常璩之意，是蜀有文字。是后，历代学者多据《蜀王本纪》，遂使蜀无文字之说几成定论。
    
    关于巴蜀是否有文字的争论一直持续到近代。卫聚贤于1942年发表的《巴蜀文化》中称巴蜀青铜器上的各种符号为“巴蜀文字”。1960年，四川省博物馆在《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指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有的“与铜兵器上的铸文相同”，另一类是“似汉字而又非汉字者”。童恩正先生于其1979年出版的《古代的巴蜀》中，认为后者无疑是巴蜀文字。李学勤先生进一步将巴蜀文字分作甲、乙两种，并指出巴蜀文字甲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义符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先生，在分析大量的考古资料后得出结论：从古蜀文明具有独立始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来看，古蜀地区应该有同中原的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不同体系的另一种表意符号或文字。
    
    关于巴蜀是否有文字的争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巴蜀地区在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发明文字的历程。历来学术界流行的观点都认为书画同源，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图画是文字的起源，于是岩画成了考察文字最初产生的源头。〔11〕岩画，是人类童年时期留存在岩石上的历史文化遗产，它记载和描绘了开天辟地的洪荒时代人类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地点、信仰和实践。在文字媒介产生之前，岩画几乎成为史前人类表现他们自己、传播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最重要的媒介和证据。正如传播学家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体》中所指出：“最早试图可靠地保存知识并克服口头传播限制的努力，也许始于史前洞穴岩画时期。”〔12〕
    
    中国是世界上岩画遗存最丰富的国家，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西南地区的岩画，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藏。巴蜀地区已发现多处岩画遗存，如聚居在四川境内金沙江流域的藏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曾发现负载史前人类生产、生活、性与生殖、宗教仪式等信息的岩画，这些岩画不仅具有形象化、可视化等明显的媒介特征，成为史前人类用以交流的重要沟通形式，而且还为进一步的媒介形态演变作了准备。在岩画中，除了图象传播之外，那些数以百计的符号中的一部分已经可以视为象形文字的雏形。正如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所说：“文字毫无疑问时从较老的画图经验中演变出来的。”〔13〕如分布在金沙江流域的纳西族聚居地区的岩画中，就曾发现过与后来的东巴文字中几乎完全相同的某些符号。
    
    文字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它的产生也大大地加速了人类利用体外化媒介系统的进程。以我国汉字的载体而言，从早期的岩石、石器发展到陶器、青铜器、甲骨等，它们都具有承载原始形态的文字并发挥其记录事件、表达思想的功能。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就发现有刻划符号，作X、A、D……等形。〔14〕它们显然不是偶然的刻划，由于同一种符号见诸于不同的器物上，说明这些符号及其含义已初步固定化，代表着早期的文字。〔15〕另外，在巴蜀各地已出土的铜戈上，我们已能见到刻有类似图符的铭文。这种巴蜀古文字与中原古文字有不同的特点，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属于表意文字的范畴，字体也已达到简化、省略的水平。〔16〕以上在陶器和铜戈上刻写的文字，虽然目前发现数量很少，但比起在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以及在山东莒县出土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已有明显的进步。
    
    古巴蜀除已有了表意文字外，也有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按其形态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直观形象、笔画繁复的符号；一种是经过高度简化，已看不出象形的抽象符号。两类符号各包括一系列独体单符和由独体单符组成的复合符号，铭刻在巴蜀青铜器、漆器和其它器物上。〔17〕据统计，已发现的巴蜀单体符号已有150余种，成组的有一定意义排列组合的约有200余种。〔18〕以上图符和文字也具备形、音、义三要素，但大多数因没有比较和对照而无法认识与音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不同于汉字系统的另一种古图符或古文字系统。这种徽识文字一般被史学界称为“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徽识”，它们便是巴蜀最早的文字。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说：“巴蜀文字与汉字在文字构成条例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但它们的分枝，则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19〕
    
    巴蜀文字的产生，丰富了巴蜀文明的内容，证明古代巴蜀文明与华北商周文明和世界大多数文明一样，是拥有文字的灿烂的古文明。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巴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又一个起源地。而巴蜀文字与汉语古文字的关系，则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结构框架”的极好证明。〔20〕为什么巴蜀文字在上千年的演变，在象形文字的阶段便停止不前，而没有向表音方向发展呢？这是因为殷商时期甲骨文在中原地区崛起，汉字有了更为成熟和完备的体系并对巴蜀产生了影响。秦灭巴蜀后，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巴蜀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字体系才逐渐消失，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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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赵志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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