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村面临的第二次革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李霓

 

主题词   城市化   进程   机遇   挑战

内容提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和农民为了利益和权利会引发种种冲突。旨在根本改变农村问题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会带来沉重的社会危机，也会给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农民带来勃勃生机。这就是中国农村面临的第二次革命。

过去20年里大范围的市场经济带来经济改革的总体快速发展。然而，自从1978年以来农村政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农民生活环境没有跟城市发展变化相一致。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民被鼓励到蓬勃发展的城市去打工，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促进工业健康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

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时也潜伏着许多社会经济危机。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期望值的提高和农村自身存在的矛盾。当前农村的危机只不过是城市更深危机的前兆。富贵阶层住宅豪华，享受权利和财富。而住在临时窝棚里的上千万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中低收入居民为了生存努力奔波。

随着大量农民在城市长期居住，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危机可能会恶化。农民为了身份的认同和同等权利可能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些城市权利包括就业、教育、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未来城市会出现市民和农民为了利益和权利而引发的种种冲突。旨在根本改变农村问题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会带来沉重的社会危机，也会给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农民带来勃勃生机。被喻为中国农村面临的第二次革命。

一 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现状

农村地区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较重，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必要服务也十分缺乏。这些问题并不是新产生的，但它发展到了新的规模和程度。农业、农民、农村这“三农”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挑战。

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相对衰落使城乡差距更加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从80年代的１.８：１上升到了2003年的3：1^①。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问题，并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太多的人口和太少的土地限制了生产规模，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障碍。大农场和农民向城市的迁移不仅能解决农村问题，还有利于农村城市化。

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进城的农民又遇到更为现实的问题：他们干着危险的工作却没有什么权利和社会安全网。他们还保留他们在家乡的农民身份，他们得不到城市服务和有效的社会保障。这种状况还危及他们的下一代。

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是二元化社会，由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构成。二元社会结构正是中国城乡差别，人为地分出两个世袭的“种群”的根源所在。二元户籍制度作为二元社会结构的核心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长期以来，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为一种特有的身份，而且具有严格的地域划分。农民世世代代只能居住在农村，其后代也只能是农民。即使进入城市后，农民必须在交纳一定费用领取相应证件后才能被称为“民工”。

二员就业制度把一切正式的就业机会即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一切“国”字号单位的就业机会都给了城市非农业户口的市民。而进城的农民只能去做那些城市市民不愿承担的脏累险重的工种。目前我国建筑业的90%，煤矿业的80%，纺织业的60%和一般服务业的50%的从业人员都是农民工^③。

二元福利制度规定住房、医疗、养老、失业等福利待遇只能由城市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或单位的正式职工享受，进城打工的农民是想都不敢想，社会福利制度与城市户口直接联系起来。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把近8亿农民纳入统一的保障体制是近乎完美的想象。

二元教育制度规定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投办的学校，农村中小学是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国家和当地财政支付外，基本上都是农民自己掏钱自己办学。《义务教育法》其实是一部国家城镇居民的义务教育法。

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表现为城市的建设和市民的发展由国家负担，即由国家包括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承担，而农村建设和农民发展则由农民承担。由于城市拥有能够带来最大利润和税收的现代化企业等国家生产资料，享有国家资源和全民财产，而农村只有集体所有制土地。在这种资源配置不均的前提下，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而农村的发展是几十年如一日。

人生在世，受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是三件大事。但就三件大事，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民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是显而易见的。

二 中国改革往往从农民开始

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延续的过程中形成了该群体的群体意识。中国封建社会是受国家土地所有权支配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较为淡薄，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加上“重农”是一贯的国策，农民是传统社会的正业，这就促使农民有较强的自强求存的意识。而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威胁，又使农民常常处于生存与毁灭的交叉点上。因此，在人口稠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农民群体逐渐形成了面对现实、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也培养了他们的勤俭、忍耐的个性。

在60、70年代中国社会呈现典型的工农、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严格的土地户口粮食制度的约束之下，社会成员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农民在建国以后一直是受损害的群体，不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使农民在收入上蒙受损失，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又将农民撇在一边。这使得农民的生活状况一直很差，一直到现在我国贫困人口的主体分布在农村。农民的改革热情来自于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流动给农民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居住在城市的农民群体，他们在城市中所吸收的新观念对原有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十五大”以后，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合法化对传统身份体系带来革命性的打击。

由于身份体系的弱化和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分离，使得个人自由和平等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也使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化价值观念竞争、进取、平等印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从80年代开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原有身份体系只是弱化而非消失，所以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属于外来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能在城市真正立足，城市只是他们找钱的地方。相对农村而言，他们又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是一种“边缘人”，是一种过渡性的群体。

农民工的这种边缘特征，一方面是制度性的原因，因为农民在城市中至今还是“暂住人口”，除了个别人之外，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另一方面是在农民本身，就目前农民进城的主要模式还是以亲戚朋友作介绍，在城市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地。聚居地的出现除了安全原因外，思想深处的小农意识是主要原因。很多农民进城以后，从事的职业都是一些简单的服装加工、饮食、小商贩，未能进入社会的主流群体。因此，农民在城市的边缘还会徘徊很长一段时间。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群体现在至少已分化成三个部分，其一是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其二是在乡镇企业小作坊工作的人，其三是进城打工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人。虽然这三者之间有重合的地方，但社会的变化已经在新一代农民身上烙上深刻的烙印。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走在改革的前列，随着大量劳动力的解放，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民城市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 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革命性的机遇和挑战

某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历史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观念革新是社会变革的前奏，因为建立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思想意识一经形成，就会融入该群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关键是要改革已经根深蒂固的旧的思想观念。思想解放的巨大功效往往最先在农村改革中得到体现。在中国这个长期以农业为主的国度里，农村几乎蕴藏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真义。在一次又一次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农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风险意识，而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与传统的安分守己的小农意识的决裂。

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被认为是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革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积淀很深的农业型国家，面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挑战，会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态势。农民们在这种挑战和机遇面前又有哪些改变呢？

（一）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变化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差序结构“，即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向外扩展亲属关系网，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所及就发生联系。中国农村社会整个就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地域关系和血缘关系是构成农村传统社会的两大基础。

在农村虽然有党的关系，有村民同村、乡的关系，但还有家庭关系和家庭向外延伸的亲属关系。农村的民间传统以一种不显眼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并且有很强的外来承受力，使它可以在大量资源和产品流向城市的环境下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自由度增加后，无论是亲缘关系还是地域关系，它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空间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并且在这种扩展中与经济资本相互转化而得到强化。农村群体会慢慢向城市群体过渡，农民的生活方式如劳动、闲暇、消费、交往、家庭生活活动会慢慢发生变化。

在温饱未解决之前，人们更关注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状况及人际关系等外延要素的发展。而在向小康迈进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集聚点便开始转向发展的内涵质量。农村居民不再停留在要求少生病、吃饱饭的水平上，而是注重健康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要求有大容量的智力开发和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内涵。

（二）农村经济快速腾飞

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只有经济积累达到一定基础以后，才会出现所谓的经济起飞。农村城市化过程是农村经济起飞的催化剂。作为社会资本表现形式之一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它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渠道，它可以使农民为某种公共集体利益不计回报地做出贡献，它可以奇迹般地集聚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把各种分散的、不起眼的资源集中起来。社会资本还使农民在企业开办之初免费使用各种资源，从而节约了生产成本。这种种作用聚合起来，使农村的经济发展可以在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形下，形成一种突变的局面。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在2005年发展和改革工作会上表示北京将在年内建立城市反脯农村的机制，郊区城市化进程将全面展开。北京市2003年城区、郊区投资比例为80：20，2004年为60：40，2005年将达到50：50^④。政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的投资，必将带动当地硬件设施升级，产业扶持力度加大，规模扩大，解决农民增收和就业问题。

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变会使农村剩余廉价劳动力创造出可观的利润。农民不必向大中城市流动，在本村或本镇的作坊或企业工作，他也可以得到合理报酬。

（三）带动小城镇的兴旺发达

建国后我国片面重点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实行以工补农的倾斜政策，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由于缺乏小城市的积聚力，我国城乡人口呈现出“中间细，两头粗”的葫芦状分布，人口分布不均。人口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人口都往大城市跑，给大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费孝通认为“要下活人口这盘棋，必须做活两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一是缩减地域间的差距，加强人口流动，化密为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两种人口流动，一部分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另一部分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打工。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小城镇的恢复和繁荣。小城镇的繁荣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地处城乡交接地带，既与农村有紧密联系，又与城市有方便的交通，是城乡联系的纽带。一方面，小城镇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另一方面，小城镇也是工业品下乡的必经之地。随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使城乡畅通起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四）倡导新的共生模式

在我国长期户籍制度的屏障下，城市人预先给进城农民工一个基于偏见认知的社会标签：农民工进城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农民工素质低、愚昧无知，破坏社会秩序；农民工是一个犯罪率较高的群体。等等。事实上，农民工在城市发展有其自然的继续社会化道路：滞留——城市适应——城市融入——融合。

在对待外来滞留型青年农民工，应倡导一种新的共生模式，对其身份认同，实现其身份的转变。从户籍上的农民过渡到区位上的市民，这也是从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管制社会走向自由社会的标志。

个体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生命都是自己的主宰，都是为自由行动承担责任的自由主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声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多样的，城市本就属于而且应该属于为它辛劳、为它忙碌、为它增色的所有人。

四 农民城市化进程会带来最大限度的社会流动

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民的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异的导因。巨大而复杂的城市使都市的上层文化得到高水平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筑在农村过密化贫困之上的。

在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形势下，如果户籍仍把个人与一定的身份地位和地域固定在一起，那么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将会得到强化。因为户口迁移的控制将使人口城市化受到限制。这样，城市的发展只意味着城市人的发展，而不代表农村人的发展；发达地区的发达，只代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发达，而其他地区的人则很难从中分享到好处。这样只能导致富裕的地区越来越富，贫穷的地区越来越穷。只有在人人都被看成是社会公民的情况下，按照户口进行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原则才会得到抑制。

不平等的分配体制常常也是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犯罪记录远远高于常住人口，一方面说明多数犯罪分子总在流动，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部分流动人口在社会地位方面要大大低于常住人口，不平等和歧视性待遇不仅使他们失去尊严感，而且使阶层之间抵触加剧，再加上他们对市民待遇的绝望，产生短期行为也在所难免。

一种能激励创新和进取的制度安排，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享有获取某种目标的机会，只要自己愿意去奋斗和进取。绝不能让社会的某些阶层先天注定就不能获得实现某种目标的同等机会。一个农村户口的青年或一个农民，他应该和城镇户口的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在城市获得稳定职业和收入的机会：同在城市居住、生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为自己的美好未来奔波。

由此看来，依靠户口控制来限制或疏导大城市的迁移量、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可能并不是有效的方法。同样，认为放松城市户口控制必然会导致城市人口膨胀，或大量的人拥入城市，造成城市拥挤不堪，这也是没有充足的理由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城市中人口合理性流动，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如果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格局是公平合理的，那么人口流动的态势也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达到均衡，同时最大程度满足城乡流动的可能性。

 

①                        参见《参考消息》2004年10月21日《警惕中国染上“拉美病”》

②                        参见郭书田《失衡的中国》 河北出版社 1990年版

③                        参见新华社上海2002年10月17日

④                        参见《北京青年报》2005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