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成都日报社于2005年11月22日在成都联合召开了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进行了研讨。现将专家的分析整理如下：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系统化反映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升华，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与会专家认为其意义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它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化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动力以及基本要求和基本思路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其次，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始终不渝、坚持不懈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化解诸多矛盾和问题，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的、良性的、全面的、协调的、健康的轨道，最终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最后，科学发展观是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指针。“十一五”规划建议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十一五”规划建议的灵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关键。

 

有的专家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

 

 

在谈到和谐社会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不少专家认为它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上，除了有“斗争”或“斗”（即冲突、排斥）的一方，还要有“同一”或“和”（即和谐、吸引）的一方，应是“斗”与“和”的对立统一。正是这种“斗”与“和”的辩证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全面性认识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有的专家还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角度提出了“和谐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以来，经过理论界富有新意的探讨和解读，特别是经由胡锦涛总书记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的拓展。在思想渊源上，已经回溯到马克思、恩格斯乃至远古时代先哲前贤对和谐社会的梦想与追寻；在地域上，已经从“和谐中国”延伸到“和谐亚洲”、“和谐世界”；在涵义上，已经从社会层面扩大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天人关系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了概念的飞跃，即从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演进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和谐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典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创新。和谐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不同于东亚文明，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发展的格局中，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先进文明的崛起。

 

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异化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以和谐界定社会主义，抓住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和谐界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之根。

 

有的专家从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的关系的角度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完整体系。这三种文明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政治和谐有赖于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政治文明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政治文明结构中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这三个层次包含着丰富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其作用的发挥与现实的需要尚有一定差距。目前，亟需建立一整套充分有效保障人大履行职权的体制机制。

 

还有的专家从维护司法公正的视角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依法治国，维护司法公正。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要把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就必须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得以贯彻实施的最重要和最有实效的一种手段。司法不公不仅会纵容和放大社会的不公，而且必然造成对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也是化解矛盾冲突的有效方式。如果丧失司法公正，即使司法裁判可以用国家强制力来维持，也不会长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不会得到有效地解决，反而可能会越来越激烈。《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从而构建了法治社会理想的纵横网状主体结构模式。目前，关键在于狠抓落实，把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加快立法进程，把立法的伦理价值、技术价值和秩序价值有机结合，把社会标准和法律标准有机统一，使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在法制架构体系上更加和谐。

 

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特殊作用。有的专家指出，目前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衡已经制约了我国的发展速度。文化的荒漠化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性与复杂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中，历来有和谐思想的要素，都把和视为价值的标准。因此，应当振兴国学，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有的专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内在要求有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人与自然、社会发展和公平秩序三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应包括下面8项评价项目：自然区位便利度、区位优势度、资源丰度、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园林绿化综合指数、环境及风景优美度和大气污染指数。第二个大类应包括下面9项评价项目：城市化率、社会保障覆盖率、教育卫生科技文化投入占GDP的比例、基尼系数、欧希玛指数、人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及失业率。第三个大类应包括下面5项评价项目：经济稳定性指数、经济安全性指数、社会治安综合指数、重大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发生率及各类违法犯罪事件发生率。

 

 

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专家们认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它清晰地勾勒出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光是新村庄的建设，而是要把现代农业建设好，要把农村的各项改革搞好，要把对农村的服务覆盖到各个方面，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建议》首次将“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作为一项政策措施明确提了出来，这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改变农村教育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等问题，它还可以给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并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扩大农村市场，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

 

有的专家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农村要想改变面貌，除了政府加大投入以外，也需要农村提高自身自我发展的能力。政府、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农户等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因此，政府要学会倾听农户的声音和意见，尊重农民的意愿。二是重视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近十年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包括村民自治以及乡镇党政主要领导的“直选”试点，群众对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基层干部并不陌生，但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逐渐感受到仅有“政治市场”的选举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决策、管理和监督上有一个利益协调的机制，民主的治理机制要深化。三是解决好农民工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真正转移出去的关键。这需要转变思路，把其中那些有定居城市意愿的视为“城市移民”，使他们获得市民待遇，并逐步消除和弥合制度性缺陷。城市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有管理、服务“移民”的职责，设置相应的工作机构，并按照国家法律制定本地的“移民”政策法规，保障移居本地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帮助这些公民进入城市后能及时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对城市非本地户籍人口管理的真空状态。

 

 

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工业大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当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高投入和高产出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制约，遇到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继续按这种方式发展，资源、环境和社会根本不可能支撑。中央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决策。

 

谈到深化体制改革的意义时，有的专家指出，深化体制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首先必须对长期形成的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进行改革。在现有体制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追求地区和部门利益，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不是光靠观念转变可以扭转的，需要建立相应体制予以保证。“十一五”期间，是实现转变的关键时期，《建议》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就是根据未来5年的任务提出的。

 

有的专家在分析了深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后，认为当前应当重点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促使政府从直接扮演发展主体的角色，转到重点进行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二是改革现有的财政分配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使干部从关心所在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利益，关心短期的政绩，转到兼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兼顾长远发展上来。三是改革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使政府具有运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合理利用资源的功能，具有通过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功能，建立控制高消耗和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审核机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保障国家安全和应对经济全球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的专家从政府职能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时指出，政府应做到：1、坚持以人为本，认真做到“四个尊重”，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为保证技术创新价值的社会实现，应当建立一套由市场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价与激励的机制。通过加大社会和国家对原创性科技成果、杰出创新人才的奖励力度来振兴全社会的创新精神。2、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健全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制定一套完善的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的税收政策；建立健全创业基金、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通过政府采购，鼓励使用新产品、新设备，等等。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自主创新。自主创新需要多方面的客观条件，不是单凭冲动和“烧钱”就能达到的。各地必须实事求是，对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清醒的认识，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防止由于倡导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发新一轮的盲目投资。4、由政府主导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缺失，既是我国自主创新要解决的高端问题，又严重制约着国内创新活动的展开。因此，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研发，应由政府主导，集中力量，整合各方面资源，力争取得突破。

 

 

有的专家从时代背景的视角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平和发展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准则，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传统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理念已无法全面解释当今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传统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无法全面应对当今时代新环境的深刻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传统无产阶级政党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型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关键。

 

还有的专家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民主化。政党民主化要求民主执政，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决定、监督，让他们真正成为主人。同时，它也要求党内民主建设，高度的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二是科学化。党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的关键是科学界定党政关系，把党政关系放在执政党、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中重新考量，进而把党政关系放在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的视角来深入考察。在明确界定党对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党和国家公共权力的职能，真正实现党政职能分开、从体制上理顺党政关系。三是法治化。以法律的形式建立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机制，理顺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统一战线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关系，既有利于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牢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又有利于人大、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政协、工青妇等依法运行。四是人本化。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党执政理念的核心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