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的心理探析与调适研究（主要观点）

    “相对剥夺感”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于1949年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后社会学家墨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加以系统阐释。它是指个体或群体将自身状况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就会有不公平感产生，认为自己本应该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这种剥夺只是相对的，并非是绝对的，因此称为“相对剥夺感。”

    后来，“相对剥夺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不平等态度研究。在我国学界，李汉林、李路路也曾在一项研究中设立参照群体作为指标来探讨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但总的来说，我国理论界对相对剥夺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少。

事实上，相对剥夺感是任何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即改革时期）则更为突出。在这个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新旧规范和新旧分配体制同时在起作用，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自己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所以，对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研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调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相对剥夺感”的内在层次结构及对弱势群体的心理探析

      为了更清楚地探讨 “相对剥夺感”这一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完整地了解其多层次地内在结构，我们可以从认知层、情感层和行为层三个方面来研究。当然，这三个层次并非互不相关，而是协调统一的。

      1．认知层。“相对剥夺感”首先是一种认识和比较的结果，是人们在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以后的主观心理感受。而人们如何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选择的参照群体。如果比较时参照群体错乱，或者违背一定的比较规则，则就会出现认识上的偏差，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出现两种比较倾向：

      1)　参照群体混乱，导致比较的无层次性。一般而言，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中，人们的参照群体是与之地位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另一群体。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体制并存，旧的平衡机制逐渐被打破，新的平衡机制尚未建立，人们普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的各个群体不仅与自己地位较近的群体相比较，而且也把自己地位较远的群体作为参照物，正是因为这种转型时期参照群体的泛化导致参照物的混乱性，使弱势群体产生一种更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2)比较规则混乱，导致比较的无序性。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进行的比较呈现出一种盲目攀比。一个普遍的倾向是将自己目前某一方面的状况同最好最高的群体进行比较，既无规则又无方向，体现出一种无序性。这样比较的最终结论是：个人或自己群体的状况最差，从而认定自己从社会改革中获得的实惠最少，由此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２．情感层。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然而改革的浪潮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使人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甚至产生怀疑或抵触情绪，觉得自己在改革中获得最少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小生产占有很大比重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的影响与习惯势力可谓根深蒂固。改革是对利益分配格局的再调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使得其他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加大，他们从平均主义框架出发判断这一社会事实，就自然产生自己理应平分的一份被剥夺了，产生怨恨、不满甚至仇富情绪，这就构成了“相对剥夺感”的情感成分。

      ３．行为层。改革的宣传以及改革带来的诸多实质性好处使人们以实际行动积极拥护改革。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不免出现一些弊端，人们的积极行动得不到肯定，就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归根溯源，转型时期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１）贫富差距过大，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是使“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２）社会流动性差，机会不均等。一些改革措施，某些地区和单位可以实行，另一些地区和单位不允许实行；一些做法一部分人可以干，另一部分人不能干，人为地造成了竞争相会的不均等。３）一些干部以权谋私，卖官买官，官商勾结，利用人民付予的权力，谋取暴利，也容易使人们产生“相对剥夺感”。　　

      综上所述，我国转型时期人们“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有主观思维判断的原因，同时也是客观情境刺激的结果。弱势群体是社会转型时期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弱势群体的心理进行疏导和调适。

     一．引导弱势群体选择合适的参照群体。在当前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分层机制已由原来的身份制转变为财产制，财富（收入）成为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分层中轴。改革开放以前，决定人们地位高低的是级别或身份，不是一个人财产的多寡。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分层体系再次出现巨大变迁，身份的分层体系开始下滑，以财产为基础的分层体系又开始兴盛起来。应当引导弱势群体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合适的参照群体，即与之经济地位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另一群体。这样，既可以鼓励弱势群体积极进取，努力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又可以打消不切实际的想法，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

      二．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分配体制基本上是平均主义。人们收入虽然不多，但却有保证。我国弱势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平等的概念，认为差别对待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绝对平均的观念。事实上，平等并不等于公平，差别对待也是公平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味地强调平等，反而会违背公平的原则。在收入分配方面，唯一的公平就是根据个人的贡献确实报酬，贡献大，则报酬多；贡献少，则报酬少。所以，要减轻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必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让他们正视差别，承认差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地参与社会，实现自我。

      三．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有主观也有客观原因，所以对弱势群体的心理疏导也必须在客观上有所作为。这方面的措施学界有很多研究，暂不赘述。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任何改革都会带来利益分配方向的变化。“相对剥夺感”的产生甚至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大都是由于我们不能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所以，作为执政者，就要能很好地处理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可以说，只有在全社会创造一种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才能真正缓解“相对剥夺感”带给弱势群体心理上的压力，给他们以希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