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相对剥夺感”理论对我国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的心理进行探析与调适

  社会学权威王思斌指出, 弱势群体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物质支持非常重要, 但精神支持同样不可或缺, 因为“物质的贫困常常导致精神的贫困。”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相对剥夺感”是弱势群体的基本心理特征, 如果不及时疏导, “正如水最容易从水桶最短的一块木板外溢一样, 社会风险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①因此, 在“相对剥夺感”理论基础上对弱势群体的心理进行探析与调适, 对于保证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对剥夺感”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于1949年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的士气和晋升的关系时,发现士兵不是依据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而是根据他们相对于周围的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他们用来与自己比较的那些人便是他们的的参照群体, 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自己处于较低地位, 他们就会有“相对剥夺感。”

  但是, 斯托弗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后来社会学家墨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加以系统阐释。它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 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 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在比较中, 选定他人或他群作为参照物, 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物进行比较, 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 就会有不公平感产生, 认为自己本应该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这种剥夺只是相对的, 并非是绝对的, 因此称为“相对剥夺感。”

  后来, “相对剥夺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不平等态度研究。英国社会学家卢西曼1966 年发表了《相对剥夺与社会正义———20 世纪英国社会不平等态度研究》, 系统地运用相对剥夺理论来研究社会不平等态度, 并把参照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在我国学界, 李汉林、李路路也曾在一项研究中用设立参照群体作为指标来探讨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但总的来说, 我国理论界对相对剥夺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少。

  事实上, 相对剥夺感是任何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在社会转型时期(即改革时期) 则更为突出。因为改革不仅是一个提高效率产出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时期, 新旧规范和新旧分配体制同时在起作用, 贫富分化愈加明显, 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自己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这种心理如得不到及时疏导, 则可能引发对社会的强烈不满, 进而发生反社会行为, 危害社会稳定,所以, 对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研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调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是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于1929 年对“态度”的定义进行了界说, 认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趋向所共同组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组织, 用以引导或影响个人对目标、情境的反应。②由此, 我们就可以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来探讨“相对剥夺感”这一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 完整地了解其多层次地内在结构, 并相应地对转型期弱势群体的心理进行深入探析。当然, 这三个层次并非互不相关, 而是协调统一的。

  1. 认知层。“相对剥夺感”首先是一种认识和比较的结果, 是人们在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以后的主观心理感受。而人们如何认识自己, 评价自己,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选择的参照群体。如果比较时参照群体错乱, 或者违背一定的比较规则, 则就会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出现两种比较倾向:

  一是参照群体混乱, 导致比较的无层次性。一般而言, 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中, 人们的参照群体是与之地位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另一群体。如在我国传统社会中, 各群体之间的界限非常分明, 因此人们的参照群体只能是与之地位接近的群体。而在社会转型时期, 新旧体制并存, 旧的平衡机制逐渐被打破, 新的平衡机制尚未建立, 人们普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的各个群不仅与自己地位较近的群体相比较, 而且也把自己地位较远的群体作为参照物, 正是因为这种转型时期参照群体的泛化导致参照物的混乱性, 使弱势群体产生一种更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③

  二是比较规则混乱, 导致比较的无序性。一般而言, 进行比较时要有一定的方向性, 比较才有意义, 才能准确地判断各自在社会角色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及变化, 而在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进行的比较恰恰没有遵循这些规则, 呈现出一种盲目攀比。如工人把自己的收入与个体户相比, 而将声望与知识分子相比; 知识分子将知名度与演员相比, 将住房与干部相比⋯⋯即将自己的这一方面与甲群体比较, 而那一方面又与乙群体比较, 而且一个普遍的倾向是将自己目前某一方面的状况同最好最高的群体进行比较, 既无规则又无方向, 体现出一种无序性。这样比较的最终结论是: 个人或自己群体的状况最差, 从而认定自己从社会改革中获得的实惠最少, 由此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2. 情感层。长期以来, 人们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 当改革的浪潮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社会上出现一些新变化新现象的时候, 人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 甚至产生怀疑或抵触情绪, 觉得自己在改革中获得最少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小生产占有很大比重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分配方式,还是建国后长期奉行的“低工资高就业”政策与“大锅饭”的平均分配制度; 无论是对单位领导,还是对普通职工, 平均主义的影响与习惯势力可谓根深蒂固。改革是对利益分配格局的再调整, 必然引起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 极大的冲击着平均主义观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使得其他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 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加大, 他们从平均主义框架出发判断这一社会事实, 就自然产生自己理应平分的一份被剥夺了, 产生怨恨、不满甚至仇富情绪, 这就构成了“相对剥夺感”的情感成分。

  3. 行为层。改革的宣传以及改革带来的诸多实质性好处使人们以实际行动积极拥护改革。但是, 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 不免出现一些弊端, 人们的积极行动得不到肯定, 日日辛勤付出, 但仍在社会底层挣扎, 成了很多弱势群体的真实写照, 于是便产生不公平感, 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归根溯源, 转型时期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贫富差距过大, 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 是使“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改革不仅是一个提高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的过程, 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如果利益分配的规则不公平, 利益分配的结果不公正、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 人们内心深处的“相对剥夺感”就会膨胀。第

  二, 社会流动性差, 机会不均等。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单位与单位竞争的起点不一致不会直接导致“相对剥夺感”。但一些改革措施, 某些地区和单位可以实行, 另一些地区和单位不允许实行; 一些做法一部分人可以干, 另一部分人不能干, 人为地造成了竞争相会的不均等, 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让什么人先富什么人才能先富, 政策让哪个地区发展哪个地区就能发展这样一种客观效果, 这种机会的不均等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 这使人们感到自己同他人付出相同的劳动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报酬, 而把一切差别都视为不公平, 产生极大的“相对剥夺感。”第三, 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也极易使人们产生“相对剥夺感。”在转型期, 一些干部卖官买官, 官商勾结, 利用人民付予的权力, 谋取暴利。此外, 一些社会不正之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人们要办事, 无论是公务还是个人理所应当得到的权利,完全通过正常的、正式的途径往往很难实现。群众目睹善于通过不正常渠道、拉关系走后门的人得到巨大的实惠, 自然产生自己的利益被他人剥夺了的心理。

  综上所述, 我国转型时期人们“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有主观思维判断的原因, 同时也是客观情境刺激的结果。弱势群体是社会转型时期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 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弱势群体的心理进行疏导和调适, 弥补心理缺失, 平衡心理态势, 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实现社会和谐。

  1 、引导弱势群体选择合适的参照群体。在当前社会转型期, 我国社会分层机制已由原来的身份制转变为财产制, 财富(收入) 成为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分层中轴。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社会的主要身份群体包括: 由户籍制度严格限定性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分; 由政府的级别制度所严格限定的干部的身份分层; 由档案制度严格限定的工人身份与干部身份的区分; 由条块分割的制度所严格限定性的单位身份。总之, 这一时期, 决定人们地位高低的是级别或身份, 而不是一个人财产的多寡。

  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层体系再次出现巨大变迁, 身份的分层体系开始下滑, 以财产为基础的分层体系又开始兴盛起来。杨继绳在《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一文中, 以财富(收入) 为基础, 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 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五个阶层。上等阶层包括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他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和大中型私有业主, 年收入从2. 5 万到300 万不等, 从业人员百分比1 %左右。上中阶层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和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 年收入从5 万到100 万元不等, 从业人员百分比为4. 2 %左右。中等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和个体工商业者,年收入2 万到10 万元不等, 从业人员百分比为11. 8 %左右。中下阶层包括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和农民阶层, 年收入从3000 元到8000 元不等, 从业人员百分比为69 %。下等阶层(即弱势群体) 包括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困难户, 年收入在1000 元到4000 元之间, 占13 %。

  从身份制向财产制的转变并不是说除财富以外, 其他的分层标准就不重要了, 而是说财富的多少对确定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具有突出作用。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生活上的贫困性, 尽管目前弱势群体在权利和声望方面的排序还不是最低, 但由于财富逐渐取代身份成为分层中轴, 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声望将很快跌落到与财富相近的地位。由此, 应当引导弱势群体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合适的参照群体, 即与之经济地位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的另一群体。这样, 既可以鼓励弱势群体积极进取, 努力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又可以打消不切实际的想法, 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

  2 、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分配体制基本上是平均主义。人们收入虽然不多, 但却有保证。我国弱势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平等的概念, 即不承认人与人的差别; 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时, 要求无差别对待, 认为差别对待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绝对平均的观念, 不仅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需求, 也不利于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不能有效地提高效率。事实上, 平等并不等于公平, 公平是指在调整人与人关系的时候要以人的条件为基础, 不同条件给予不同对待, 因而, 差别对待也是公平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一味地强调平等, 反而会违背公平的原则。在收入分配方面, 唯一的公平就是根据个人的贡献确实报酬, 贡献大, 则报酬多; 贡献少,则报酬少。所以, 要减轻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必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 即基于公平概念上的公平概念, 而不是基于平等概念之上的公平概念。让他们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 不能沉湎于过去温情默默的平均主义里, 而应该正视差别, 承认差别,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积极地参与社会, 实现自我。

  3 、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上两个方面都是针对弱势群体主观认识方面而言的, 但因为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有主观也有客观原因, 所以对弱势群体的心理疏导也必须在客观上有所作为。这方面的措施学界有很多研究, 暂不赘述。但笔者认为,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任何改革都会带来利益分配方向的变化。“相对剥夺感”的产生甚至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大都是由于我们不能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所以, 作为执政者, 就要能很好地处理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 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这种利益流向的不平衡, 会客观上诱发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 产生“相对剥夺感。”在利益调整的过程中, 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一方面应朝着能使那些在未来社会结构中作为中坚力量的群体少损失一些, 以保持社会平衡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 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由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承受力低, 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可以说, 只有在全社会创造一种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才能真正缓解“相对剥夺感”带给弱势群体心理上的压力, 给他们以希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