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高兴地看到，全社会对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共识。中华民族的腾飞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可靠的道德支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呼唤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要求妥善协调人际关系中的各种新问题和各种新的人际关系。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人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无从谈起。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要靠法制，也要靠道德。道德和道德教育一直被我们视为全面发展的人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的核心，不可谓不重视，但在这方面，我们又有太多的尴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

1、信仰不足。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性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更和转换，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景象，也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危机。在这各种危机中，信仰危机是一种带有总体性从而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思想文化危机。道德价值迷失在当前表现为公与私、义与利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社会转型期里，许多社会公德、传统美德被放弃甚至被彻底丢掉了，存在道德滑坡、良心泯灭、人格沦丧和社会责任感丧失的现状。在我们的调查中，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存在着水平层次上的错位，即“经济发展了而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都下降了”。当前中国社会信仰危机主要体现在其一是封建社会几千年传统信仰的危机；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危机；其三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信仰的危机。当前中国正处于信仰混乱，人心思凝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2、信任缺乏。据资料统计，我们中国每年因为信任危机导致八千亿的损失，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作为一个百姓可能处于这样的状况：当你出门时，会担心马路上的车辆撞倒你；当你吃饭时，会担心中毒，因为大米中可能有毒；当你参加一个社会团体的时候，你会担心被人坑了，因为怕是非法组织；当你被一个公司雇佣后，你又怕被老板坑；社会信任感低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中国信任问题最早的表述可能是传教士史密斯于1894年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作出的，他认为不诚实和互相不信任是中国人性格的两大特点。在考察信任问题时，我们看到一个严重的困境就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导致，善良的人们屡屡为不善良的人们所欺诈，当不善良的人们屡屡因欺诈行为而获取不正当利益而且不受任何制裁，于是社会就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谓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其结果是要么善良的人们被淘汰，要么善良的人们放弃善良。当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深的程度，扩展到一定广的范围，社会状态就必然出现信任危机。

3、道德选择和判断能力滞后。道德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知识，一种规范，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判断、选择、评价、行动和创新能力。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以其导向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和控制功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报道，2005年9月的中秋之夜，在广州市几处较大的公共绿地，便出现了人们赏月过后留下满地狼藉的情景。当晚，在珠江新城临江大道绿地上，聚集了至少六七百赏月的人。这些人坐在草地上，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从10时许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多。待赏月者走开，如茵草地便成了垃圾堆放场，月饼盒、纸杯、瓜果皮、饮料瓶、啤酒罐、废报纸、塑料袋等散落一地，绿草在遭受无情践踏后，还被强灌了各种饮料和啤酒，极少有人将垃圾带走！这反映出中国国民道德能力的严重不足，也折射出中国道德教育的滞后和收效低的现实。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促使人们的道德伦理、道德行为发生积极的变化。市场经济追求公平、法律、正义和效率的原则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1,以德治国的提出明确了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对当今国内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价值，同时它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 “德治”是一种“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要求以认同性、责任性、法治性、透明性、有效性为其原则。

2,道德建设主体不断扩大和深化。建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底线伦理和新型家庭成员关系的新规范，不仅意识着道德建设主体的多层次，同时了意识着道德建设更注重实际道德能力的构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各种矛盾，社会生活中还有需要克服的消极现象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这些都是学校德育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同时也是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解决和研究的新课题。社会上对思想道德建设有一个整体评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对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国呈现出道德责任感较强的历史。但经历了文革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对道德建设的忽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在遵循道德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主体内在需求进行教育引导。而我国传统的灌输、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因此挖掘与探索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手段成为重要的且紧迫的任务。

3,道德建设的内容从思想素质向能力转变。社会主义新社会就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哪一项都离不开道德能力的提升。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些青少年中错误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原因并不是道德主体的道德品质不好，而是由于对道德的“错知”、“假知”以及对“真知”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引起的。因此，必须把道德能力的培养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纳入青少年教育的总体规划，通过让他们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来培养他们的道德能力。重点是教育和引导他们在面对道德是非时，学会判断；在面对道德困惑时，学会取舍；在面对道德冲突时，学会化解；在碰到挫折和压力时，学会心理调试；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前不久，《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涉及道德观念的文章。作者从国内和国外两道思想品德测试题的不同答案中感悟到了当代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差异性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国内的测试题是：假若本地发洪水，你家的一台高档电脑和学校的一台旧电视机都面临被洪水淹没的危险，你先抢出什么？面对传统的道德教育，学生的答案可想而知。但出人意料的是，竟然也出现了唯一一个不同的答案——有一学生回答：先找一条船，把自家的高档电脑和学校的旧电视机都抢出来。这一答案理所当然地受到老师的批评和教育——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和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国外的测试题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某人驾车在一乡村公路上驶过时，有三个人正在等公共汽车——一个是患了重病的陌生老太太，一个是救过自己命的医生，一个是自己心仪已久的漂亮女郎，而此人的车只能搭载一人。此人第一个应该搭载谁？这样的测试题国人来答恐怕大多要选择病重的老太太。但标准答案却是：把车钥匙交给医生，让他送老太太去医院，自己陪心爱的女郎一起等公共汽车。我把这两道题拿给上三年级的女儿选择，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凭感觉和本能的善良，缺乏价值的确立和判断，中国学生的道德教育最缺乏的就是以人为本，用抽象的原则和思想裁剪生动的道德生活和价值选择，道德教育缺乏可持续发展。

     重建信仰虽然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立场、方法和态度，但毕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面貌，需要我们有新的道德建设思维和途径。

第一、志愿者精神成为道德建设共识。青年志愿者行动，既是锻炼和培养学生能力的方式，也是进行有效思想正是教育的重要途径。志愿者行动是适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使人生价值升华体现的较好的形式，它把服务社会与教育青年有机结合起来，符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青年志愿者活动，把它作为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合作精神和服务他人丰富自己的主要方式，并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和考核标准。比如韩国规定中学生每年必须参加志愿服务40小时，并作为升学考核、选拔的一个重要因素；墨西哥政府则规定，每个大学生在校期间至少从事6个月的社会服务活动，并把它作为获得毕业文凭的先决条件之一。国内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志愿服务还较稚嫩。海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詹长智认为，我国注册志愿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而挪威是35％，美国是40％。志愿者仍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志愿服务以提供低端的劳务服务为主，高端的智力服务较少。因此，志愿者精神需要全社会营造，政府更应该通过政策促进志愿者精神的发展。

 第二、社会与教育系统积极构建公民道德机制。所谓公民道德的社会运行机制，就是确保公民道德建设有效开展的带有制度性的社会制约措施。它是依据公民道德运行的内在规律性由社会管理部门建立起来的系统。它在客观上使奉行公民道德的行为得到鼓励，使违反公民道德的行为受到扼制。比如，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每个人都应当遵守。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大量不诚信的人和事，某些人就是依靠浮夸欺骗而升官，依靠制造假冒伪劣而发财的。如果我们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起一套可供查询的公民个人诚信记录，让单位或个人在打交道时都能比较方便地了解彼此的道德和信誉水准，那么，坑蒙拐骗者将无所用其伎俩。其他方面的道德规范也是如此，都有其内在的运行机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当前就是要加强政府对志愿服务的法律政策支持，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邓文奎认为，志愿服务面临的困难，与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有直接关系。他建议把志愿服务列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出更有力的政策，例如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做大，让大学毕业生都有机会到西部做志愿者。在一些国家，志愿者已经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甚至制定了专门的法律。现在的志愿服务已使社会形成了新型的互助关系，如果通过立法确立青年志愿者组织和青年志愿者的法律地位，保障志愿服务活动有序开展，必能推动志愿者行动的深入。实践也证明了青年志愿者行动是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有效形式和载体。通过对青年志愿服务立法，有利于传播和推崇社会互助的价值观念，弘扬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新风正气，促进以德治国。

第三、参与式道德实践教育。努力形成教育过程中的群体互动。道德教育需要以社会为背景，把变迁中的社会环境作为公民学习尤其是青少年学习的课堂，针对社会各阶层面对社会多元化资讯的所思所想。同时还要敢于面对社会道德领域中新的挑战，社会的发展不断给道德提出新的问题。参与式教育，也已成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教育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模式。道德能力建设重在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的提高。有人说，在农业时代，教育模式叫做“灌输式”教育，工业时代叫做“园丁式”教育，现代教育模式发展为“对话式”或“融合式”教育。在道德实践上，新加坡很重视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学校要求学生必须人人动手打扫卫生，中学生要负责清洗学校的厕所，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开展的“忠诚周”、“礼貌周”、“孝顺周”、“国民意识周”等特别周活动，旨在从小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习惯。对广大公民来说，重点强调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评价。

第四、德育应当而且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德育工作同样应当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打破以往的封闭状态，积极、主动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地学习、借鉴、吸收和利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包括西方有价值的道德教育理论，特别是那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从而丰富我们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新加坡纳入教学计划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根据中小学生心理发展的不同特征进行总体设计，并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采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教育方法和教材。在教材上，小学的《好公民》、中学的《儒家伦理》、大学的《东亚哲学》，构成了介绍东方道德教育序列，并规定华人必修《儒家伦理》课。在教学方法，小学1～3年级以连环画为主；4—6年级以生活实例为主；在中学，四年级则开设《儒家伦理》这门选修课程，完善和深化从小学到中学的道德教育。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方面：一是知识水平，一是伦理道德水平。西方很多学者将韩国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除中国外惟一现在还有人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中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我国一些地方开始在家庭中征集好的家规、家训，并提倡这种形式。从家庭入手，通过树立良好的、符合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的家规、家训、家风，作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良好途径，这种形式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具有可操作性。据记载，我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有120多种，《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从2005年的第一期开始，开办了“家规、家训、家风”栏目，每期用万字篇幅推出了从古至今许多家庭利用家规、家训、家风进行道德培养的经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李羚）